我说错了吗，还是我说了点儿真话

止于中庸

rongjingji 发表于 2013-6-12 08:36
对一个白痴版主该删就删吧，白痴第一标准：口中碎碎念冥猪吱油
当人没有逻辑概念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废物就是 ...

你是智者行了吧，都没你清楚行了吧。我就是白痴也是在想白痴的傻瓜问题，劳烦您个聪明人提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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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历史问题。福山去了中国后，我看是被中国迷倒了，说了中国不少好话。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还是讲到了实处，他说中国和西方的分野来自于秦，从秦以来，中国注定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在研究中国封建主义问题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秦建立的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其制度安排是从上到下垂直型权力结构，而在秦之前，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和西方中世纪制度相似，是横向的权力结构。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安排直到现在还决定着中国和欧洲的制度差异及其发展的不同模式。从历史上看问题，好像问题很简单，中国一以贯之，现在还是“秦制”，所谓“汉承秦制”没有改变。要向西方式横向的权力结构演化，有可能吗？不知教授对此有何看法。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是否只能在历史规定的轨道中运行？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只能在历史的轨道中运行，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不能指望了，如果可以越出传统的轨道，按西方的轨道发展，有这个可能吗？说实话，我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太强大了，包括制度、文化、习俗，能够被轻易改变吗？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比如左派，是令人鼓舞的，他们会说，中国只能沿袭秦以来的道路发展，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比如右派，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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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问题。改革是中国目前讲的最多的一个词，但大家好像都有共识：改革停滞不前。近二十年，中国在迅速发展，但改革是停滞的，这不是悖论吗？发展既然不需要改革，那就把改革当招牌吧。中国执政集团之所以不积极改革，是因为不改革，发展得好像更快些。改革是利益调整，是限制权力，是扩大社会的自主权，这就会限制目前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权力，改革是要打掉这两大势力，改革动力怎么能形成呢？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发展谁呢？显然不再可能发展国家主义和利益集团。因此，中国没有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改革主体分散于民间，还不能形成和这两大势力抗衡的力量，不改革，意味着目前这样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现在只能说改革，而不能干改革。改革如何突破这种格局，教授不知有何看法？没有改革和改良，会有革命。现在商人和政治家都在担心革命，因为这两类人是属于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的，他们当然害怕革命破坏秩序，改革还有其他替代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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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猜，新一任领导人期望是可能会把专制慢慢地变化为大家能够认可的一种民主的制度，还是一党制，一党制下的民主，这是一种新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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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对，主要就是这个框架。张木生提过，**统治不动，其他都给你，包括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我觉得先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也很好了，第一步走到这里，就很不错了，就是搞政治协商，大家都能坐下来谈，有几个派别在那里博弈。这不妨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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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但是，这会威胁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独立媒体、独立法治、公共社会的存在，会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荣：那是肯定的。
　　黎：他们能不能让步？这是个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和美国，在民主制度下，既得利益者没有受到伤害，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钱来影响选民（王君：在任何体制下，强势集团还是强势集团，是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当然，他们影响的方式是通过获得选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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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你悲观？为什么？
　　荣：时间没有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场面上，能表达自己看法的，或者说有些话语权的人，有一些能把自己的主张看法转化为行动的这一批人（荣伟：包括王君），都只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了，我说的是“政治时间”。为什么这一次薄熙来表现得这么急，包括刘源在这个时候重提新民主主义，可能都是没有多少时间了。薄熙来说过，已经62了，没有时间了。所以说，时间的紧迫性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王君：红卫兵一代的时间是很紧迫了）。
　　黎：红卫兵一代多少岁？
　　荣：50多岁了，60多岁，加上10年就是60、70岁了，我是55岁嘛，十年后那肯定是退休了。
　　王君：这一代人都有很强的紧迫感，他们这一代人都想改变中国，都有一种使命感。不光改变中国，还要改变世界，现在只有1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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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对话进行到这时，对话的实质性部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未来的展望不过就是理想或空想，是精神的安慰剂，或者是逃避现实的遁词。而我则力图将未来拉回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来，我和黎安友关于中国未来的话题被转入到对一个更具体的课题的探讨，这其实也是来源于我行前的一个初步想法：能否聚集起左中右的不同人士，在一个共同的场合，对中国未来10年的制度改革与转型作建设性的理论探索。这样的课题已经大大突破了一个小范围的对话，也出乎黎安友教授的预料，但显然激发出他的浓厚兴趣。我的设想是，利用各方资源，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召集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著名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一个高端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未来10年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展开更大范围的对话。关于对话的主题，我戏言道，就用：“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在大家会心的笑声中，我和黎安友的对话愉快结束。

cchheennxj

Only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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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分封诸侯林立，各自为政，国王形同虚设。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形成了与封建城堡对立的城市，许多农奴逃亡到城市成为自由人。但贵族的分封割据、关卡重重，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壮大的市民阶级终于和国王联合起来，以强调“绝对王权”而扫平“各路诸侯”，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这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但中国历史完全不同，自秦汉以来，就结束了分封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皇权至上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与西欧相反，中国的城市一直是皇权统治的中心，市民阶级始终壮大不起来。高度集权专制的一元化社会，使资本主义很难产生、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某种发展，恰恰是在传统专制集权受到削弱、在与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蹒跚前进的。作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为论证中国专制政治的必要性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与其说是学术的疏漏谬误，毋宁说是政治观点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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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曾积极宣扬民主政治的钱端升，此时一反常态地力主独裁统治：“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对内可以消除各职业及各阶级间无谓的纷扰及自相抵制，如罢工，停业及竞卖等等，而对外则可以举全国的力量以应付国际间的经济斗争”，所以“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连续撰文，强调如果独裁政治不能统一中国，那么民主政治就更不可能统一中国。因为民主制度需要较长的民主教育和制度建设，而“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他们都认为，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此时的大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应该说，民主程度与效率程度是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但困难在于，二者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民主的目标是参与最广，效率的目标是决策、执行最快，二者虽不是完全背道而驰，但却互有矛盾，其中一个得到张扬时，另一个极易受到损害。因此，许多国家都制定有“紧急状态”一类的法律，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度过“紧急状态”。此时的专制论者，即明确主张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不意味着必然会有高效。一个高效的集权政府，是需要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辅助条件的——如利益的一致，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执行机构的合理化，灵敏的反馈机制，对个人擅权、舞弊等非组织行为的监督控制，等等。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很容易产生一种既专制独裁又腐败无能的旧式政权。其实，蒋廷黻等人也意识到此点，因而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不同的“新式独裁”。丁文江认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的新式独裁。”还有人较为具体地说道：“这所谓专制绝非野蛮专制，非法专制，无限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不似旧日以个人为目标的专制。”胡道维则力图把“专制”与“独裁”区别开来，认为“独裁是法治，专制是人治”；“独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专制则本身便是目的”；“独裁者只独揽政治权，专制者则并独揽财产权；独裁者只独揽主权，专制者则并独揽经济权”。因此，他主张“独裁”，而反对“专制”。当然，对“独裁”与“专制”的这种区分未必正确，但把经济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作为“新式独裁”的标准，是颇有见地的。应该看到，他们对“新式独裁”的种种描绘界定，恰恰反映出那种既希望有一使国家强盛的强力政府、又惧怕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矛盾心态和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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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日本人来了就做良民，苏俄人来统治就做顺民，美国人来统治就做公民。现在嘛，就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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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自由民主；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是民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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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冲突一望便知：秩序就是对自由的限制；至于自由和秩序之间能够相反相成，结合成一种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9]，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下的自由”，却是常人（更别说古人）难以想象的；专制秩序才适合古人的想象力和知识水平。如果不是由于种种幸运的偶然因素先是在古代希腊催生出一种特异的城市商业文明，传入罗马成为罗马共和，后来又融入基督教和日耳曼蛮族两种成分，到近代又加入一系列其他成分，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终于在英国促成了议会宪政体制，然后输入美国发扬光大，才有了两个“自由秩序”的现实范例的话，很可能没有哪一个聪明人能构想出这种秩序。自然界、生命和社会的演化之奇妙，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人类理性能够构思、设计和预测的。但是，一旦一个制度和文化范本演化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学习、仿效、嫁接和移植，而不必消极无为地接受自身文明的任何自然演化结果。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创造的，但历史也决不是什么受历史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是如哈耶克所言，无数世代的无数个人“有意创造的非有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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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西方近代文明中除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大政治思潮——社会主义开始迅猛兴起，以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民主化时代随之揭幕。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封建贵族催生、资产阶级和贵族联手加以巩固的“自由秩序”，演变成了“自由平等秩序”；“有自由没民主”的自由宪政，成为“既有自由又有民主”的自由民主。我们务必要非常清晰地了解，普选权并不是自由宪政的要件；没有普选照样可以有自由宪政。自由宪政当然要有选举，否则议会下院从何而来？但曾经只是少数人选举极少数人。按照一种通俗的、不严格的说法，自由宪政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比如现在有不少人所主张的**的“党内民主”（严格说来，精英民主不能算是民主，因为普选权是民主、包括自由民主的要件，近代的民主几乎可以和普选权等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受“选举神话”和“多数决神话”两大神话误导，把自由和民主、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混为一谈，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是一团糟的民粹民主。优质的自由民主首先需要订立一整套游戏规则，宪政法治等，公民们还得自我约束不越界、乐于妥协退让，养成严格按规则比赛的信念和习惯，仅有普选和言论自由显然是不够的。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一种极度简化的肤浅民主化观念，以为民主化就是开放党禁和报禁！这种无规则约束的游戏，怎么能不乱象丛生？这和体育竞赛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足球。足球原本是英国一帮野孩子在胡同里乱踢乱抢，踢伤人、打架斗殴、断胳膊断腿是常事，以致英国政府一度把它给禁了。经过一两百年的演化、不断改进，足球才成为现在的样子——有严格的规则，有公正执法的裁判，球员能够按照游戏规则和体育道德竞争，“踢球不踢人”，观众文明观赛，从旁公平监督规则的实施，等等。什么条件都不具备，只是一个“全民开放”，让所有的人全都进场疯狂抢球，再加上一小撮野心家从中煽动冲突、斗争，那会是一幅何等光景？

a142857

止于中庸 发表于 2013-6-12 10:36
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 ...

俺不太懂哟，
如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歧视、压迫和剥 .
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

a142857

止于中庸 发表于 2013-6-12 06:00
给你一千亿，又能延长你一日时光？

这句话好像有些悟性。

止于中庸

　　        “徒法无以自行”，有了正义的良法，还得有人去执行和维护。如果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全都掌握在同一人或同一些人手中，正义良法得到执行和维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只有“用权力限制和约束权力”，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权力必须分开，互相监督制衡；同时还得相互合作，有效地履行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职责；而这就是自由宪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原则。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制、议会的两院制等——联邦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制衡，两院制是议会内部的分权制衡。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但如果违背了自由宪政分权制衡的根本原则，那就没有了什么正义良法可言，也就没有了最基础的社会公平正义。
　　        总之，法治是用法律给政府（狭义政府仅指行政部门，广义政府指一切政治性权力，包括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明确划出权力的界限——人权是每个国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范围，政府不得进入；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只能在界限内行使，越界则政府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宪政则把政治权力分散，每个政府部门只能掌握部分的有限权力。合起来，这就叫“有限政府”。它的反面，就是集权专制政府或全权极权政府。

止于中庸

没想到自由宪政这么麻烦，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具备。这么复杂的游戏，中国人玩不了

止于中庸

对于全民民主，可以考虑在每次选举之前，对选民先进行自由民主知识、能力的资格**，成绩合格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就像文官、公务员的资格**一样。没有理由认为，公务员需要具备一定资质，而选民却可以蒙昧无知。美国的移民入籍都需要**，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必须顶住压力，在各个方面和民粹民主坚决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