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资源税增收范围....启动环境税改革措施

苏北人

生产性务服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务服的务服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务服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务服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务服效用。它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

苏北人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

　　主持人：要纠正经济结构失衡，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能否实现转变？

　　“十二五”规划方案出台以后，各界反应两级化。一种反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好，把现有的一些问题都点出来了，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增长。另一种反应则认为，文件方案不错，但是对实施效果不敢期待。2003年、2004年时，大家就讨论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已经提到过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收入分配不公、能耗过高等很多问题，并被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方案，但从结果来看，“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几个指导性指标实现得都不理想。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舫先生曾经有过交流，他认为，唯一实现指标是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了20%。但大家对此有争议，有人指出，如果不是地方政府拉闸限电，这项指标也很难完成。这就说明，“十一五”期间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成功。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的结果会有不同吗？

　　过去三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成绩非常好；另一方面，结构失衡问题愈发突出。原因是什么？解释各异。我的看法是，这与政府行为有关。我的同事姚洋教授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政府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务服，但我们的政府是生产型政府，热衷于支持GDP增长，市长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

　　这样的政府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两个层次的激励扭曲。第一个层次的激励扭曲是对政府激励的扭曲。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就是保增长、控通胀、调结构，当然也有其他表述。当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时，政府就要有所权衡，这时首先是要保住GDP指标，调结构的目标就相对次要，甚至被牺牲掉。第二个层次的激励扭曲是对企业激励的扭曲。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市场化，放开了产品市场，但要素市场扭曲一直很严重。有人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政府新引进的，比如对能源价格的设定。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要素市场被严重扭曲，相当于我们一直在为企业——尤其是从事生产、出口和投资的企业——提供变相补贴，这种补贴使得这些领域越来越活跃，但其他一些领域——比如消费——则变得越来越弱。白重恩教授的一个研究很有说服力：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是导致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不改变，经济结构就很难改变。对此我非常认同。政府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企业激励机制的扭曲，可能是导致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试图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但成绩不甚理想。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偏向于使用行政手段。发改委每年都会控制新的投资项目，包括取消或者是关掉一些他们认为不合规的项目。行政手段在短期内的确能取得一些效果，但长期来看成效甚微。正因如此，我们年年控制过度投资，但过度投资问题仍然年年有，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

　　“十二五”规划中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果不能纠正这些扭曲，不要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困难，就是维持目前的增长都会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两个层次的激励机制能否调整过来。如果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没有根本性转变，转型仍将非常困难。

　　当然，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比如资源价格在调整，劳动力市场已出现变化，央行也明确表示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增加汇率灵活性。这些变化可能会使中国经济迎来新的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苏北人

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苏北人

　白重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

　　从需求方面看，益平谈到关键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过快，影响了消费增长。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者报酬。有关劳动者报酬，最近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主要是价格干预，比如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是有问题的，增加劳动者报酬不应是干预价格，而是应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人质疑，现在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为什么还要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只会否导致工资增加更快。其实，工资增长快是好事。过去是就业量增长快，而工资水平增长慢；现在就业量增加相对慢一点，工资水平就会增加快一些。只有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劳动者报酬才会增加。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可以通过推动务服业发展实现。务服业发展与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关系。现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成为真正城市人口，未能拉动对务服的需求。如果农民工进城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对务服的需求也会增加。

　　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低抑制了消费。对于这个理论，我并不认同。我们研究发现，社保对消费并未起到太多正面作用，反而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参加了社保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消费反而更少了。尽管现在社保缴费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名义上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个人缴费率不是很高，养老金只要缴8%；但企业缴费率很高，仅养老这一项企业就要缴20%，两项合并高达28%，是世界最高水平。企业缴费看似不影响个人收入，但实际上，它挤占了劳动者报酬。这对劳动力需求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存款利率低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原因之一。存款利率低导致资金成本较低，这在供给方面导致投资过多，而在收入方面则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少。因此，应该使资本要素价格顺应市场规律。

　　从供给方面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了供给的有效性。

　　而且，现在务服业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准入限制、融资困难等，其中，税费负担重是重要原因。现在务服业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存在很多重复征税现象。我们比较了一下世界各国务服业的税收负担，在可获得数据的国家里，OECD国家的务服业税收负担全都低于中国。城市规划也妨碍了务服业的发展。由什么人来提供务服？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城市规划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现在，提供低端务服的人要么住在很差的地方，要么住在很远的地方，使得他们提供务服的成本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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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报酬和企业利润成反比

苏北人

　　张斌：失衡问题有很多分类，例如，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太少；从供给方面看，务服业太少。消费在GDP中比重下降和务服业在GDP中比重下降，这两个结构变化都是在2003、2004年以后表现得比较突出。

　　为什么2003、2004年出现结构性指标恶化呢？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原因。2002年我们加入WTO，此后制造业部门有了新一轮发展，出口表现更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2003年初中国面临新一轮的工业化，钢铁、重化工都是从那时开始的，2001、2002年在建，2003、2004年开始出口替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2003年以后人民币开始贬值，因为人民币盯住美元，美元开始走贬，人民币跟着美元走贬。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都有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更多资源流入到工业部门、贸易品部门、制造业部门，而相对应的务服业部门资源就少了。如果资源更多地从非贸易品部门、务服业部门转向贸易品部门和工业部门，就会表现为需求方消费弱化，供给方务服业比重下降。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上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变化同时解释清楚。

　　加入WTO对于我们意义重大，2003年新一轮工业化着力于产业升级，如果是这两个事件推动了结构指标的恶化，那么它不算是坏事。但是，在外汇市场已经严重供求失衡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还要跟美元一起贬值，这就是很明显的价格扭曲，如果是这一因素支撑了指标的恶化，肯定是不合理的。

苏北人

转型的动力与措施

　　主持人：结构失衡由来已久，那么，结构转型的动力由何而来？应当如何推进转型？

　　魏加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要依靠改革。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我们对差距的认识。现在我们一些人走出国门，光看硬件的话，就会觉得我们和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所以很多人自满起来，觉得不需要改革了。但其实，我们在社会管理等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此外，正如厉以宁先生所说的，改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就我们这些年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来说，我们认为，如果搞不好恐怕就将是危机导向；但如果搞好了，就可以是利益导向。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地市场化地自主发债，谁的财政做的规范，谁的信息披露透明，谁做好了资产负债表，谁的地方人大监督有力，那么，谁的债也就有可能发得多，于是就会形成利益导向。因此，我们认为，地方发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筹资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借此可以推动地方行政改革、加强地方人大作用、改善地方治理等。因此，我们认为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地市场化自主发债应当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或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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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

苏北人

王信：我谈一下经济金融改革整体设计问题。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内各种各样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推进，国内、国际的政策同样也需要协调进行。从我国改革历史来看，我们有过改革的整体设计和配套推进，取得较好效果，当然当时的争论也很多，经过几起几落。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关键阶段的今天，重提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非常有意义，其中可能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考虑。

　　一是组织机构。我们已经有了方向性的发展蓝图，但是缺乏剧本和导演，如何具体推进并不很明确。1980年代初以后有体改委、有改革方案办、体改办，现在没有这样一个综合推动改革的研究协调机构。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牵涉很多部门，，加强协调非常重要。早在十年前，钱颖一、黄海洲就提出建立金融发展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现在是否有必要设立类似的机构，综合评估、设计金融方面的重大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二是改革动力。顶层设计、整体推进说起来容易，但是压力和动力在哪？有一种说法就是通过开放促改革，但是要推进经济金融开放也绝非易事。一方面我们想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获得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又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不放心，尤其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很多责任和义务，我们就更加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阴谋论”影响甚广，极端民族主义有一定市场。这会制约我们理性、客观地看待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不敢或者不愿深入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通过开放促改革也不是很容易走通的一条路。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案例，对推动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起了重大作用，应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来研究。

苏北人

沈建光：“十二五”规划出台之后反响各异。有些人觉得进展很快，振奋人心，有些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感觉比较悲观。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时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市场化的力量就会自然出现，去推动经济转型、结构转型，这样比单纯依靠政策推动的效果要好得多。从这个扩展开来可以引申出很多内容。

　　比如，刘易斯拐点这种现象的出现，促使劳动力工资大幅提升。试想五年前如果各个地方政府都提高最低工资的话，效果肯定不会太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现在到了这个拐点之后，自然而然劳动力供需的平衡，已经偏向于劳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推动，工资也会大幅上涨。这种最低层收入的增加对于提振消费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对于从外需转内需也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可以推动务服业的发展。虽然我们看到目前农村劳动力或者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但是大学生的工资基本上停滞不前。每年600万大学生，面临的不是工作太多、工资上涨的问题，而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现在官方数据是15%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实际情况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严重的失业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制定决策有很大影响。过去是依靠发展制造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面临的是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就工种技能来看，大学毕业生不可能到制造业去做低端劳动力，所以就要考虑发展务服业。目前，既有经济力量推动，又有充足的人力资本，而且人均收入水平也上升到了一定程度，这些给务服业的潜在需求创造了很大空间。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是市场力量在推进。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于是市场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推动很多制造业企业往中西部转。这些企业转移出去之后，原来这些地方就有了金融发展需求。但是金融发展又受制于资本管制，因此资本管制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就又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课题。

　　以上这些并不是政府凭空推出来的，而是由很多市场化力量在自然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是在顺应形势，及时地转变其政策重点。

苏北人

主持人：我比较同意沈建光的看法，对于“十二五”我也相对比较乐观。刚才说的很多市场因素，包括在“十二五”规划里提到的很多激励机制的改变，利率、能源价格的调整，可能都很重要。但是过去我们追求投资、追求经济增长和政府行为有关，生产型政府追求的是什么？也就是省长、省委书记任期满了以后，什么决定其升迁的可能性？其中一项就是GDP指标。虽然一直说结构调整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GDP指标更重要。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因素都已经开始随着改变，但是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政府行为？政府的激励机制要怎么改变？前一段时间政府考虑计算绿色GDP，但是好像无疾而终，只算了一次就不算了。最近也有很多专家讨论用一套比较复杂的指标来评价官员的成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是，我不知道执行起来会怎么样。GDP为什么这么有效？就是因为它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字，谁都明白，都很容易看，也很容易做。

苏北人

白重恩：转型涉及到政府职能问题，刚才黄益平提到这对投资冲动有很大影响。地方政府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地方财政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转移支付，但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所占比例较少，“戴帽子”的专项转移支付较多，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自主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要让地方政府更好地提供政府职能，需要地方财政更加透明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部分当然比较透明，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那部分，比如土地出让金的透明化程度就比较差。目前大家讨论的很多的一个措施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如果现在有地方债的话，这个债就需要经过评级，建立起一个市场机制来促进地方政府加大财政透明度，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外界压力来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变得更加透明。

苏北人

　张斌：我认为，解决失衡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

　　第一，汇率问题。不应该让汇率继续支持更多资源流入到贸易品部门，因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务服业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做相对根本性调整的话，资源配置失衡以及一系列的供需失衡都很难调整。

　　第二，打破务服业的垄断。即使调整之后相对价格对务服业发展比较有利了，但是如果政府垄断没有打破，比如医疗、电信、交通等这些现代高端务服业基本上是政府管住的，那么务服业的门仍然是关着的，资源还是进不去。

　　第三，税费问题。我们不是鼓励务服业少缴税，但是起码务服业和制造业应该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不管是税收还是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平等竞争。但是，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把政策优惠给了一个部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在歧视其他部门，现在务
服业就正在遭受税收和土地政策方面的歧视。

苏北人

　张斌：我认为，解决失衡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

　　第一，汇率问题。不应该让汇率继续支持更多资源流入到贸易品部门，因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务服业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做相对根本性调整的话，资源配置失衡以及一系列的供需失衡都很难调整。

　　第二，打破务服业的垄断。即使调整之后相对价格对务服业发展比较有利了，但是如果政府垄断没有打破，比如医疗、电信、交通等这些现代高端务服业基本上是政府管住的，那么务服业的门仍然是关着的，资源还是进不去。

　　第三，税费问题。我们不是鼓励务服业少缴税，但是起码务服业和制造业应该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不管是税收还是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平等竞争。但是，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把政策优惠给了一个部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在歧视其他部门，现在务
服业就正在遭受税收和土地政策方面的歧视。

苏北人

　张斌：我认为，解决失衡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

　　第一，汇率问题。不应该让汇率继续支持更多资源流入到贸易品部门，因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务服业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不做相对根本性调整的话，资源配置失衡以及一系列的供需失衡都很难调整。

　　第二，打破务服业的垄断。即使调整之后相对价格对务服业发展比较有利了，但是如果政府垄断没有打破，比如医疗、电信、交通等这些现代高端务服业基本上是政府管住的，那么务服业的门仍然是关着的，资源还是进不去。

　　第三，税费问题。我们不是鼓励务服业少缴税，但是起码务服业和制造业应该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不管是税收还是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平等竞争。但是，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把政策优惠给了一个部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在歧视其他部门，现在务
服业就正在遭受税收和土地政策方面的歧视。

苏北人

赵锡军：“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模式方向是很清楚的，发展务服业、制造业升级换代、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新兴产业等，这些都没有太大异议。但在促进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十二五”期间，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价格上升压力。因为无论做哪一项调整，都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也会上升。这些成本的上升，加之资源价格改革、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使得整个成本上涨到较高程度。这对于结构调整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需要审慎考虑。

　　第二，尽管我们希望在产业转化过程中，将制造业的一些过度资本导向务服业，但是如果投资回报率还是某些制造业更高的话，就很难引导过来。特别是如果配套的资源价格改革，或者是利率、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的话，就会加大资源领域里的价格波动，利率、汇率波动也会加大。如果是这样，这些产业资本从制造业出来了，但是很可能不会进入到那些需要推动的务服业里去，反而流入到资源领域、金融领域，把这些领域的价格炒起来，类似于现在聚集在房地产市场里一样，这就可能会给我们的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资源价格改革以及利率、汇率改革的推进，就需要把握一个节奏问题，不能都赶在“十二五”期间一步到位。

苏北人

结构转型与通货膨胀

　　主持人：要素价格市场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步骤，而这又会拉高通货膨胀。如何看待结构转型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瞿强：我想谈谈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决策机制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家认为比较大的麻烦就是通胀起来了。有言论说最近的通货膨胀都是输入性的，与我们无关，都是别人搞的。对此我不太同意。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关于三角债的历史回顾分析，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那段历史的总结，发现当时几次大的通货膨胀，有一个共性，都是事先有一轮政府投资热潮，比如开发区等，然后就是大的通胀。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回潮有关，正是由于体制回潮，所以通胀重来，这才是这轮通胀最根本的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大家的分析都是在美国货币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人生病了，全球都吃药了，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句，就是中国吃错药了。因为现在看来危机期间，国内金融并未出什么大问题，我们夸大了并非实际存在的金融危机（我称之为“虚拟的金融危机”），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包括“四万亿”的扩张都是在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体制下运转的，在这一体系下，资金从国有银行系统流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这些资金流向与原本出台政策要解决的出口下降、失业问题关系不大。政策“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但是“出拳不准”，导致后遗症很大，短期内产生了大量的信贷扩张。

　　其实，这些政策现在看来明显值得商榷，当时怎么能很顺利的一下子就出来？需要我们反思决策机制。我们的体制就是上面一动，下面跟着就动，犯起错误来就非常快。目前就是扩张性政策的后遗症出来了，需要反通胀。反通胀不能再出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可能带来一些体制性再一次回潮。我们反对虚拟的金融危机已经出错了一次拳，现在为了收拾残局，还有可能搭上原来改革的成功果实，比如在各方面搞价格管制等。麻烦还在于在管制措施出台的过程中，实施这些管制的机构权威会增加，利益也会强化。

　　我们现在凡事都号召要具有国际视野，很容易地就把国内的问题推到外面去，但本质上这次通胀还是投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回潮了，这是最根本的需要反思的地方。将来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决策机制还有更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苏北人

通货膨胀和危机通缩期你不改变..剩下什么期给你改了?

中国要素价格改革会拉高通货膨胀,也会传导给世界各国.大家在通货膨胀期比的就是承受能力.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交给发改委窗口指导...时间交给国务院召开省部级会议.


热钱交给外汇管理局,查清热钱来源.


世界资源枯竭对世界未来经济影响巨大...通货膨胀期扩建储备库..危机通缩期全世界收购能源.

苏北人

丁志杰：有人说中国输入性通胀问题并不严重，但这是确实存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供给不足导致通胀，但是现在我们在过剩情况下依然有通胀，这个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研究目前输入性通胀时更多是关注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是，我觉得出口因素被大家忽略了，也就是说出口已经占了中国GDP30%以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内外价格的差异会不会形成国内通胀的根源？举个例子，同样一堆产品，企业将其中一部分以低于成本价——考虑到汇率、补贴等因素——廉价地卖给一部分人。企业不想赔钱的话，就必须将另一部分产品以高价卖给其他消费者。我认为，国内外价格差异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汇率改革，包括贸易政策的优化，更多的是从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转向福利提高。一季度中国贸易出现一个10亿的逆差，在未来我觉得如果外汇储备出现净下降，反而是更好的事情。

苏北人

中国企业产品高价地卖给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