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和扩大。该报告称，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据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超出0.4的警戒线，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
看到这些数据，很震惊! 越来越富有的中国，为什么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了?有人会说，这个报告样本太小或者数据不权威，但很多人的感受却是如此真实。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报告的数据已经很保守。尤其是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73。基尼系数超过0.4则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警戒线，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14年GDP为635910亿元、2015年经济增速为6.9%左右估算，2015年GDP或将达到68万亿元。而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5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富有了，并一直倡导“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但为什么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呢?
首先是财富的获得机会不均等。很多人很好奇，报告中占1/3全国财富的1%家庭和人群到底是什么人。不管是官、商、明星或者什么二代，毫无疑问，都算是有特殊优势或者机会获得财富的人。这些人只要动用手中的权力或者关系、甚至公共影响力就可以兑现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人都只能依靠劳作挣得一份能够生活的收入。最悲惨的是，有25%的人仅拥有了社会财富的1%。这些人是社会的底层，他们生活在广大农村或者城市的最底层，从事着最辛苦或者卑微的工作，他们即便再努力也不能有体面地收入。在他们的世界里，勤劳致富的原则有点失灵。
其次是中国的阶层固化，社会人口的层级流动渠道狭窄，甚至渠道越来越少，社会结构不合理。出生在大城市里的人很明显比在边远山区、贫困农村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从农村出来的人，不管是通过高考、参军走出农村的，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人才过剩，在大城市立足越来越难。比如说，大学毕业生的毕业收入在不少地方基本上是2000元左右，这个水平根本就不够在城市的支出，生存都非常艰难。
而官员或商人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都能靠着父母积累的财富，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差一点的都能在国内上个大学，子承父业或者成为官二代富二代。富二代们生下来就过着衣食无忧、甚至是奢靡的生活。要么就是担任家族企业的管理层、搞所谓的投资，乃至直接登上各种富豪榜。而农民的孩子很多只能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晒太阳，尽管有一小部分能走出农村，也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打。
再者，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被扭曲，极不合理，财富高度集中。在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事实是，效率是有了，但公平却没有兼顾起来。至少从结果来看，收入和财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剧了。按劳分配为主，但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往往是最低的，或者说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的是最少的。在国企央企中领导或者员工收入是比较高的，不少高管动辄收入百万，有的甚至近千万。尽管出台了限薪规定，但是在社会中仍是高收入阶层。
再比如，一些公司一上市立马“鸡犬升天”，领导和员工收入都大涨。更不用说某些领导干部或者公务员，看似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可观。掌握公权力和资源的某些要职人员，权钱交易，动辄捞取千万上亿元的好处费。看看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你就会知道，中国大量的财富去了哪里。一个处级干部一贪就是上亿元，家里现金或金银珠宝成堆。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收入分配机制，但是效果似乎并没有预期那么好。
最后是收入再次分配上更是不尽合理，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不完善。在某些领域甚至是穷人补贴富人。存款负利率，大量存款人，很多都是普通家庭存款时相当于倒贴钱，而贷款人借着低息的钱去投资，获取的是高额利润回报。而真正能够贷款的都是有门路的企业、投资者或者生意人。对于穷人补贴富人，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都有过论述。在他们看来，很多低价政策导致的是逆向移支付，就是穷人补贴富人或者老百姓补贴当官的。这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贪腐问题。
在税收方面，近几年个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GDP增长速度或者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在加重，而工资却没有增加或者增长缓慢。
在财产税和遗产税方面中国立法不完善，中国的财富在代际传承成本小，不用交税，而社会传承的比例还很小。不像发达国家，通过征收高额的财产或遗产税，使社会财富更多在社会传承，用于提升公共福利或者提供平等的机会。中国尽管出了很多亿万富豪，但是真正愿意将财富捐献给社会的微乎其微。不像巴菲特、比尔盖茨或者扎克伯格等这些西方富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会乐于将90%以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回报给社会。
尽管社会保障越来越覆盖到农村，但保障的程度和水平还比较有限。而最新政策是工薪阶层的医保缴费比例将有所增加。在救济上也还很缺乏。比如说，一个家庭在经历大的变故或者大病之后，几乎就是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乃至欠下一屁股债的结局。在医疗福利上，高收入人群享有更多的医疗补贴，医疗补贴不成比例的补贴给了富裕人群而不是穷人。
社会不平等从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古人的教训。当然也有人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但这不是不面对问题的理由。我们看到，政府在做着各种努力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消灭贫困。但我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和加剧的现实，越来越富有的中国已经愈发不堪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重负。
目前来看，要实现2020年居民收入翻番、消灭贫困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任务非常艰巨，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必须下大力气调整收入分配机制，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否则，将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乃至引发社会动荡的危机。
凡事往简单处想，往认真处行。
查理认为未雨绸缪、富有耐心、律己严厉和不偏不倚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不管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波动，他永不背离这些原则，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做人要懂得随机应变”。这些原则若是得到坚定不移的遵守，便能产生最著名的芒格特征之一：不要非常频繁地进行买卖。和巴菲特相同，芒格认为，只要几次决定便能造就成功的投资生涯。所以当查理喜欢一家企业的时候，他会下非常大的赌注，而且通常会长时间地持有该企业的股票。查理称之为“坐等投资法”，并点明这种方法的好处：“你付给交易员的费用更少，听到的废话也更少，如果这种方法生效，税务系统每年会给你1%—3%的额外回报。”在他看来，只要购买三家公司的股票就足够了。所以呢，查理愿意将大比例的资金投给个别“受关注”的机会。
有性格的人才能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
查理一般会先注意应该避免什么，也就是说，先弄清楚应该别做什么事情，然后才会考虑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去那里啦。”这是查理很喜欢的一句妙语。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生意场上，查理避开了“棋盘”上那些无益的部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有利可图的区域，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如果你把自己训练得更加客观，拥有更多学科的知识，那么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就能够超越那些比你聪明得多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再说了，那样还能赚到很多钱，我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
对待那些财务报告和它们的会计工作，查理总是持中西部特有的怀疑态度。它们至多是正确地计算企业真实价值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查理认为，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是该企业的“护城河”，是保护企业免遭入侵的无形沟壕。优秀的公司拥有很深的护城河，这些护城河不断加宽，为公司提供长久的保护。持有这种独特观点的查理谨慎地权衡那些长期围困大多数公司的“竞争性毁灭”力量。芒格和巴菲特极其关注这个问题：在漫长的经商生涯中，他们了解到，有时是很痛苦地了解到，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的企业非常少。因此，他们努力识别而且只购买那些有很大机会击败这些围攻力量的企业。
巴菲特：“那么，让我们来把护城河、保持它的宽度和保持它不被跨越作为一个伟大企业的首要标准。我们告诉我们的经理，我们想要护城河每年变宽。那并不意味着今年的利润将会比去年的多，因为有时候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护城河每年都变宽，企业的经营将会非常好。当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很狭窄的护城河——那就太危险了。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估那种情况，因此，我们就不考虑它了。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生意——或者大部分生意——都有挖得很深的护城河。
（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好。
《枪炮、病菌与钢铁》《自私的基因》《冰河世纪》和《达尔文的盲点》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关注前面提到的“竞争性毁灭”问题，研究为什么有些事物能够适应环境，存活下来，甚至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占据统治地位。当这个主题被应用于投资选择时，芒格偏爱的企业就出现了：有些是通过消灭竞争对手而达到繁荣的企业（就像《自私的基因》里面描绘的），有些是通过合作而兴旺的企业（《达尔文的盲点》）。
不断地挑战和主动地修正你“最爱的观念”
正视现实，即使你并不喜欢它——尤其当你不喜欢它的时候
芒格投资哲学的文章极其关注“买什么”而极少关注“何时卖”的原因。芒格亲自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下面这段话很好地概述了高度集中专注的“芒格学派”的投资哲学：“我们偏向于把大量的钱投放在我们不用再另外作决策的地方。如果你因为一样东西的价值被低估而购买了它，那么当它的价格上涨到你预期的水平时，你就必须考虑把它卖掉。那很难。但是，如果你能购买几个伟大的公司，那么你就可以安坐下来啦。那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赚钱，靠的是记住浅显的，而不是掌握深奥的。我们从来不去试图成为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持续地试图别变成蠢货，久而久之，我们这种人便能获得非常大的优势。
巴菲特：你千万要学会如何校准他的答案。如果你问查理某个项目，他说“不”，那么我们会用所有的钱来投资它。如果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适当地做一点投资。如果你能够校准他的答案，你就能获得很多智慧。
我想说说怎样才能培养那种毫不焦躁地持有股票的性情。光靠性格是不行的。你需要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拥有大量的求知欲望。你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去弄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如果你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心态，你关注现实的能力将会逐渐得到提高。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那么即使你有很高的智商，也注定会失败。
我们的投资风格有一个名称——集中投资，这意味着我们投资的公司有10 家，而不是100 家或者400家。
我们的游戏是，当好项目出现时，我们必须能够认出来，因为好项目并不会经常出现。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好的投资项目很难得，所以要把钱集中投在少数几个项目上，这在我看来是很好的主意。投资界有98%的人并不这么想。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做的，这给我们——也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我们的投资规矩是等待好球的出现。
Beta系数、现代组合投资理论等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没什么道理。我们想要做到的是，用低廉的价格，甚至是合理的价格，来购买那些拥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
如果你把我们15个最好的决策剔除，我们的业绩将会非常平庸。你需要的不是大量的行动，而是极大的耐心。你必须坚持原则，等到机会来临，你就用力去抓住它们。
如果你因为一样东西的价值被低估而购买了它，那么当它的价格上涨到你预期的水平时，你就必须考虑把它卖掉。那很难。但是，如果你能购买几个伟大的公司，那么你就可以安坐下来啦。那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偏向于把大量的钱投在我们不用再另作决策的地方。
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买些很小的股票，寻找一些罕见的错误定价的机会，但这类机会的确是很少。
如果你没有不停地学习，其他人将会超过你。
如果你确有能力，你就会非常清楚你能力圈的边界在哪里。没有边界的能力根本不能称之为能力。（如果你问自己是否过了能力圈的范围，）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巴菲特：查理和我不知道我们的资本成本。商学院有教，但我们持怀疑态度。我们只是用我们拥有的资本尽量去做最聪明的事情而已。我们会拿一切跟其他选择作比较。我从来没觉得那个资本成本的计算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查理，你呢？我也不觉得。如果你拿起最好的经济学教材，那是曼昆写的，他说人们作出决定的依据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否有其他选择。我们决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股本成本的说法。这些人真是脑子坏掉了。
(未来的市场回报率)如果股市未来的回报率能够达到15%，那肯定是因为一种强大的“伦勃朗效应”。这不是什么好事。看看日本以前的情况就知道了。当年日本股市的市盈率高达50 到60 倍。这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不过我认为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猜测是，美国不会出现极端的“伦勃朗化”现象，今后的回报率将会是6%。
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投资者应该调低他们的预期。人们不是有点蠢，而是非常蠢。没有人愿意说出这一点。
如果共同基金的监事是独立的，那么我就是俄罗斯波尔修芭蕾舞团的首席男明星。
我认为，你每次看到EBITDA（即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这个词汇，你都应该用“狗屁利润”来代替它。
也许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但我们对金融风险特别敏感。当金融机构想努力表现时，我们就会感到紧张。
我们尤其害怕那些大量举债的金融机构。如果他们开始说起风险管理有多么好，我们就会很紧张。
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大多数人都只养成一个学科——比如说经济学——的思维模型，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你知道谚语是怎么说的：“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笨方法。遇到不同的公司，你需要检查不同的因素，应用不同的思维模型。
电脑带来的危险非常多。人们计算得太多，思考得太少。
如果你在生活中惟一的成功就是通过买股票发财，那么这是一种失败的生活。生活不仅仅是精明地积累财富。
生活和生意上的大多数成功来自于你知道应该避免哪些事情：过早死亡、糟糕的婚姻等等。避免染上艾滋病、在路口和火车抢道以及吸毒。培养良好的心理习惯。避免邪恶之人，尤其是那些性感诱人的异性。如果因为你的特立独行而在周围人中不受欢迎……那你就随他们去吧。
满足于你已经拥有的: 这里是一句你的投资顾问可能会反对的真话：如果你已经相当富裕，而别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比你更快，比如说，在投资高风险的股票上赚了钱，那又怎样呢？！总是会有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比你快。这并不可悲。
索罗斯无法忍受其他人从科技产业赚钱而自己没有赚到，他亏得一塌糊涂。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别人在科技产业赚了钱）。
关注别人赚钱（比你）更快的想法是一种致命的罪行。妒忌真的是一种愚蠢的罪行，因为它是仅有的一种你不可能得到任何乐趣的罪行。它只会让你痛苦不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乐趣。你为什么要妒忌呢？
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从前更聪明一点。认真地、出色地完成你的任务。慢慢地，你会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不一定很快。但你这样能够为快速进步打好基础……每天慢慢向前挪一点。到最后——如果你足够长寿的话——大多数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
当然，自我表扬起到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别人的表扬要大。实际上，今天在这里为你们演讲的人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把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大便。（这是他在将互联网与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和这些行业的股票投机的恶果进行对比时所说的话。）
“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雅各比说。他知道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许多难题只有在逆向思考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达尔文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有悖于所有我列出的痛苦法则，而且还特别强调逆向思考：他总是致力于寻求证据来否定他已有的理论，无论他对这种理论有多么珍惜，无论这种理论是多么得之不易。与之相反，大多数人早年取得成就，然后就越来越拒绝新的、证伪性的信息，目的是让他们最初的结论能够保持完整。他们变成了菲利普·威利所评论的那类人：“他们固步自封，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永远不会去了解新的事物。”
如果你们认为客观态度无足轻重，那么你们不但忽略了来自达尔文的训诲，也忽略了来自爱因斯坦的教导。爱因斯坦说他那些成功的理论来自“好奇、专注、毅力和自省”。他所说的自省，就是不停地试验与推翻他自己深爱的想法。
基本的、普世的智慧是什么？嗯，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你们只是记得一些孤立的事物，试图把它们硬凑起来，那么你们无法真正地理解任何东西。如果这些事物不在一个理论框架中相互联系，你们就无法把它们派上用场。你们必须在头脑中拥有一些思维模型。你们必须依靠这些模型组成的框架来安排你的经验，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
如果你告诉人们事情的时候，总是告诉他们原因，他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你说的话，就会更加重视你说的话，也会更倾向于听从你说的话。就算他们不理解你的理由，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听你的话。
让我们来简单地看看哪些模型和技巧构成了每个人必须拥有的基础知识，有了这样的基础知识之后，他们才能够精通某项专门的艺术，比如说选股票。
首先要掌握的是数学。很明显，你必须能够处理数字和数量问题，也就是基本的数学问题。
第二种可靠的思维模型来自生物学/生理学，因为我们大家毕竟在基因构造方面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当然就是心理学啦，它更加复杂。但如果你想拥有任何普世的智慧，心理学是太过重要了。原因在于，人类的感知器官有时候会短路。大脑的神经线路并非总是畅通无阻的，也不拥有无穷多的线路。所以那些懂得如何利用这种缺点、让大脑以某种错误方式运转的人能够使你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另外一种不那么可靠的人类智慧——微观经济学。我发现把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者部分自由的市场经济——当做某种生态系统是很有用的思维方式。跟生态系统的情况一样，有狭窄专长的人能够在某些狭窄领域中做得特别好。动物在合适生长的地方能够繁衍，同样地，那些在商业世界中专注于某个领域——并且由于专注而变得非常优秀——的人，往往能够得到他们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良好经济回报。微观经济学的伟大意义在于让人能够辨别什么时候技术将会帮助你，什么时候它将会摧毁你。
人类的头脑既是宇宙的光荣，也是宇宙的耻辱。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已经养成了使用一种双轨分析的习惯。首先，理性地看，哪些因素真正控制了涉及的利益？其次，当大脑处于潜意识状态时，会自动形成哪些潜意识因素——这些潜意识因素总的来讲有用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又常常失灵？
规模优势理论的本质是，你生产的商品越多，你就能更好地生产这种商品。那是个巨大的优势。它跟商业的成败有很大的关系。
大公司并非总是赢家……企业变大之后，就会出现官僚机构的作风。
所以连锁店在采购上有巨大的优势。此外还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些什么。所以连锁店可以成为很棒的企业。
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圈。要扩大那个能力圈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不得不靠当音乐家来谋生……假设音乐是衡量文明的标准，那么我不知道必须把标准降到多低，我才能够有演出的机会。所以你们必须弄清楚你们有什么本领。如果你们要玩那些别人玩得很好而你们一窍不通的游戏，那么你们注定会一败涂地。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会有机会在新兴的高科技领域——英特尔、微软等公司——“冲浪”。虽然我们自认为对该行业并不精通，完全不去碰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去做的话是不理智的行为。
如何挑选股票
第一个问题是：“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把你们引到我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很久才流行起来——甚至是肆虐横行——的有效市场理论。
股市真的如此有效，乃至没有人能打败它吗？很明显，有效市场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市场确实十分有效，很难有哪个选股人能够光靠聪明和勤奋而获得比市场的平均回报率高出很多的收益。确实，平均的结果必定是中等的结果。从定义上来说，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正如我常常说的，生活的铁律就是，只有20%的人能够取得比其他80%的人优秀的成绩。所以答案是：市场既是部分有效的，也是部分低效的。
聪明人在发现这样的机会之后会狠狠地下注。他们碰到好机会就下重注，其他时间则按兵不动。就是这么简单。
成为赢家的方法是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并期待能够看准几次机会。
然而在投资管理界，几乎没有人这么做。我们是这么做的——我说的我们是巴菲特和芒格。其他人也有这么做的。但大多数人头脑里面有许多疯狂的想法。他们不是等待可以全力出击的良机，而是认为只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或者聘请更多商学院的学生，就能够在商场上战无不胜。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完全是神经病。
所以如果能够像彩池投注的赢家那样思考，你们将能够得到非常出色的投资结果。股市就像一场充满胡话和疯狂的赌博，偶尔会有定错价格的良机。你们可能没有聪明到一辈子能找出1000 次机会的程度。当你们遇到好机会，就全力出击。就是这么简单。
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赢家下注时必定是非常有选择的。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到现在还不懂。
决定行为的是决策者的激励机制，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股票市场上，有些铁路公司饱受更优秀的竞争对手和强硬的工会折磨，它们的股价可能是账面价值的三分之一。与之相反，IBM 在市场火爆时的股价可能是账面价值的六倍。所以这就像彩池投注系统。任何白痴都明白IBM 这个企业的前景比铁路公司要好得多。但如果你把价格考虑在内，那么谁都很难讲清楚买哪只股票才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说股市非常像彩池投注系统，它是很难被打败的。
我们起初是格拉汉姆的信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慢慢地，我们培养起了更好的眼光。我们发现，有的股票虽然价格是其账面价值的两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为该公司的市场地位隐含着成长惯性，它的某个管理人员可能非常优秀，或者整个管理体系非常出色等等。
顺便说一声，伯克希尔·哈撒韦数千亿美元资产的大部分来自这些更为优质的企业。最早的两三亿美元的资产是我们用盖格探测器四处搜索赚来的，但绝大多数钱来自那些伟大的企业。
大多数投资经理的情况是，客户都要求他们懂得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任何客户能够解雇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讨好客户。我们认为，如果发现了一次定错价格的赌注，而且非常有把握会赢，那么就应该狠狠地下注，所以我们的投资没那么分散。我认为我们的方法比一般投资经理好得多得多。
道理就这么简单，即便非常聪明的人，在如此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在与其他聪明而勤奋的人竞争时，也只能得到少数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好好把握少数几个看准的机会比永远假装什么都懂好得多。如果从一开始就做一些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你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长远来看，股票的回报率很难比发行该股票的企业的年均利润高很多。如果某家企业40年来的资本回报率是6%，你在这40年间持有它的股票，那么你得到的回报率不会跟6%有太大的差别——即使你最早购买时该股票的价格比其账面价值低很多。相反地，如果一家企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资本回报率是18%，那么即使你当时花了很大的价钱去买它的股票，你最终得到的回报也将会非常可观。
所以窍门就在于买进那些优质企业。这也就买进了你可以设想其惯性成长效应的规模优势。
你们要怎样买入这些伟大公司的股票呢？有一种方法是及早发现它们——在它们规模很小的时候就买进它们的股票。例如，在山姆·沃尔顿第一次公开募股的时候买进沃尔玛。许多人都努力想要这么做。这种方法非常有诱惑性。如果我是年轻人，我也会这么做的。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人来说，要是配以自律，投资有发展潜力的小公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只不过我没那么做过而已。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你买入的伟大企业正好有一位伟大的管理者，因为管理人员很重要。然而一般来说，把赌注押在企业的质量上比押在管理人员的素质上更为妥当。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必须作选择的话，要把赌注押在企业的发展前景上，而不是押在管理者的智慧上。
过度地追求僐少纳税额是企业犯下大错的常见原因之一。
我活了这么久，见识过许多企业所犯的错误，我认为过度地追求僐少纳税额是企业犯下大错的常见原因之一。我见过许多人因为太想避税而犯下可怕的错误。
对于个人而言，做到长期持有几家伟大公司的股票而什么都不用做的地步有许多巨大的优势：你付给交易员的费用更少，听到的废话也更少，如果这种方法生效，税务系统每年会给你1%到3%的额外回报。
这种投资哲学危险吗？是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有风险。由于投资伟大的公司能够赚钱的道理太过明显，所以它有时被做过头了。所以风险是存在的。没有什么顺理成章和轻而易举的事。但如果你们能够找到某个价格公道的伟大公司的股票，买进它，然后坐下来，这种方法将会非常非常有效——尤其是对个人投资者而言。
在成长股票模式中，有这样一个子模式：在你们的一生当中，你们能够找到少数几家企业，它们的管理者仅通过提高价格就能极大地提升利润——然而他们还没有这么做。所以他们拥有尚未利用的提价能力。人们不用动脑筋也知道这是好股票。
你会发现一些定价过低的赚钱机会。确有人不会把商品价格定到市场能够轻易接受的高位。你们要是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就像在马路上看到钱一样——前提是你们有勇气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少数人——为数极少的投资经理——能够创造附加值。但我认为光靠聪明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认为你们还必须接受一点训练，一旦瞄准机会就倾囊出击——如果你们想要尽力为客户提供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率的长期收益的话。
让人们抛弃最近大获成功的做法是有悖人类本能的。但这往往是个好主意。僐少欲望，而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增加风险也同样是个好主意。
长久以来，我相信有某种方法——它是几乎所有聪明人都能掌握的——比绝大多数人所用的方法都有效。正如我在南加大商学院说过的，你们需要的是在头脑里形成一个由各种思维模型构成的框架。然后将你们的实际经验和间接经验（通过阅读等手段得来的经验）悬挂在这个强大的思维模型架上。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你们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加深对现实的认知。
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好的思想家，就必须养成跳出法定界限的思维习惯。
人类发明了一种东西，以便弥补我们天生不擅长处理数字的缺陷，这种东西叫做图表。
如果你们年轻时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然后开始传播这种意识形态，那么你们无异于将你们的大脑禁锢在一种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因此，除了要利用来自不同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之外，我还想补充的是，你们应该警惕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实际上，只要看看心理否认就够了。大约在基督出生之前三个世纪，德摩斯梯尼（注：古希腊伟大的演说家）就说过：“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嗯，德摩斯梯尼是对的。
那些厚厚的心理学教材居然没有谈到妒忌？！居然没有谈到简单的心理否认？居然没有谈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心理学教材也没有给予多因素组合效应足够的重视。以前我提醒过你们，当两三种因素产生合力时，会造成lollapalooza 效应。
聪明人怎么会犯错呢？答案是他们没有做我正要让你们去做的事情——掌握所有主要的心理学模型，把它们当做检查清单，用来审视各种复杂系统的结果。但这些心理学教授认为他们聪明到不需要检查清单。可他们其实没那么聪明。几乎没有人那么聪明。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没有人那么聪明。
投资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人们很容易看出来有些公司的业务比其他公司要好。但它们股票的价格升得太高了，所以突然之间，到底应该购买哪只股票这个问题变得很难回答。
我们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在98%的时间里，我们对待股市的态度是……保持不可知状态。我们不知道。通用汽车的股价跟福特比会怎样？我们不知道。
我们总是寻找某些我们看准了的、觉得有利可图的东西。我们看准的依据有时候来自心理学，更多时候来自其他学科。并且我们看准的次数很少——每年可能只有一两次。我们并没有一套万试万灵、可以用来判断所有投资决策的方法。我们使用的是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方法。
我们只是寻找那些不用动脑筋也知道能赚钱的机会。正如巴菲特和我经常说的，我们跨不过七英尺高的栏。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一英尺高的、对面有丰厚回报的栏。所以我们成功的诀窍是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而不是去解决难题。
你们的投资决策靠的是统计分析和眼光吗？
当我们作出一项决策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我们的眼光不错。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因为统计分析才看好某个投资项目。不过，再说一遍，我们只发现了几个这样的机会。
光有好机会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处在我们能看明白的领域，所以得在我们能看明白的领域出现定错价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会经常出现。
但它不需要经常出现，如果你们等待好机会，并有勇气和力量在它出现的时候好好把握，你们需要多少个呢？以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10个投资项目为例。我们就算不投资其他项目，也会非常富裕——那些钱两辈子都花不完。
所以，再说一次，我们并没有一套万试万灵、可以用来判断所有投资决策的方法。如果有，那就荒唐了。我只是给你们一种用来审视现实、以便获取少数可以作出理性反应的机会的方法而已。
如果你们用这种方法去从事竞争很激烈的活动，比如说挑选股票，那么你们将会遇到许多出色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即使拥有这种方法，得到的机会也很少。幸运的是，那么少的机会也足够了。
我非常幸运，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生活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处理错误。那些破产的人的通病是无法正确地处理心理否认。你们对某样东西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它倾注了心血和金钱。你们投入的越多，一贯性原理就越会促使你们想：“现在它必须成功。如果我再投入一点，它就会成功。”
这时候，“剥夺性超级反映综合症”也会出现：如果不再投入一点，你们就要前功尽弃啦。人们就是这样破产的——因为他们不懂停下来反思，然后说：“我可以放弃这个，从头再来。我不会执迷不悟下去——那样的话我会破产的。”
我比较喜欢独立自主，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赌博。我常常想，反正我了解的比客户还要多，我干嘛要替他办事呢？所以部分原因是我比较自大，部分原因是我想要能够让我独立自主的资源。还有就是，我的客户大多数都很好，但有一两个我不是很喜欢。此外我还喜欢资本家的独立性。我的性格向来有好赌的一面。我喜欢算清楚事情，喜欢下赌注。所以我就顺其自然了。
格拉汉姆虽然很了不起，但是他特别喜欢预测整体市场的走势。与之相反，沃伦和我总是认为市场是不可知的。
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如果你动脑筋才懂得某个道理，你就会更好地记住它。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说服一个人，从这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最有效的。
我想你必须接受这个世界——它就是这么复杂。爱因斯坦曾经很好地总结过这一点：“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我向来认为做人要低调谦虚，所以我要追求的是：（1）向比我优秀的人学习几种有用的思维方法，帮助我自己避免犯一些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容易犯的大错；（2）将这些思维方法传授给少数几个由于已经差不多了解了我说的内容而能够轻松地向我学习的人。这两个小小的目标我算是完成得很好了，所以看到世人如此不智，倒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把用来对付失望的最佳方法称为犹太人的方法：那就是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2017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简称“9号文”），进一步放松跨境融资政策。
此前，2016年4月，央行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简称“132号文”）。
相较“132号文”，央行“9号文”对全口径跨境融资有数项新政。
一是，进一步扩大了境内机构全口径跨境融资的额度，由原境内机构净资产1倍扩大到2倍，这将使得境内企业可以从境外融入更多资金。
央行表示，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的计算为：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或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其中，企业的跨境融资杠杆率由原来的1调整为2，非银行法人金融机构为1，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为0.8。
“目前来看，从境外融资成本大约比境内发债低1个百分点。”广东自贸区一位离岸金融人士表示。预计今年境内机构的融资重心会向境外转移，这对境外直贷业务是重大利好。
二是，内保外贷按照20%纳入银行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此前该业务需全额占用。
央行还改变了纳入本外币跨境融资的各类型融资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中的计算方法。表外融资（或有负债）方面：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的内保外贷按2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金融机构因客户基于真实跨境交易和资产负债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服务需要的衍生产品而形成的对外或有负债，及因自身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需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按公允价值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算。金融机构在报送数据时需同时报送本机构或有负债的名义本金及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之前的口径，一些风格谨慎的银行是不会做内保外贷，去年监管严查时，很多银行直接暂停了这个业务。”一位外资银行投行部门人士表示。“如果是真实贸易背景或资本项下经过备案且监管同意下的内保外贷是可以做的。如果企业借内保外贷向境外出资金，一旦这笔钱不回来，这将使得银行的履约率爆表。”
内保外贷近期需求旺盛。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在其1月11日的评级报告中表示，由于资本管制收紧，中国境内企业通过境内银行为离岸企业的离岸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在中国逐渐升温。
“这对内保外贷、国际信用证、代理同业开证、海外代付、跨境同业代付等业务来说是利好。”前述离岸金融人士表示。
三是，企业和银行的本外币贸易融资、境外主体存放在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境内银行向境外同业拆借资金等六种业务类型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具体来看，被动负债中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的类型包括：企业和金融机构因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产生的本外币被动负债；境外主体存放在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存放在金融机构的QFII、RQFII托管资金；境外机构存放在金融机构托管账户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对于贸易信贷、贸易融资，企业涉及真实跨境贸易产生的贸易信贷（包括应付和预收）和从境外金融机构获取的贸易融资；金融机构因办理基于真实跨境贸易结算产生的各类贸易融资等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对于自用熊猫债，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并以放款形式用于境内子公司的，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此外，金融机构因境外同业存放、拆借、联行及附属机构往来产生的对外负债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银行可以通过向境外银行拆借资金，从而降低自身资金成本。”上述离岸金融人士表示。 （编辑：闫沁波）
本文所描绘的，是外资从中国撤离的全景图。你们将看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与外资有关的全行业数据。在这些数据中，你们或许能够感受到一股切肤的悲凉，然后尝试改变。而改变，才能带来希望。
首先，是各位小清新市民最关注的房地产投资领域的数据。2014年是外资投资房地产开发的峰值年，总额为639亿人民币。然而从2015年开始，外资就从地产开发领域迅速撤离，当年度地产开发领域利用外资总额仅297亿。这不算完，2016年1-11月累计，外资进入地产开发领域的金额仅仅只剩下132亿，预计2016年全年的数据也只不过是140亿上下。仅仅两年时间，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使用规模，就从639亿，剧烈下降到140亿，降幅高达78%！这意味着2016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地王潮，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在自嗨，外资避之唯恐不及。而地价泡沫爆灭的结果，也将由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承受。
而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使用外资的峰值年份发生在2011年，当年度的数据为5087亿人民币，此后就迅速下降。2013年降到4304亿，2015年下降到2854亿，2016年11月的数据为2078亿，预计2016全年外资投入固定资产领域的资金规模也就是2270亿左右，较2011年的峰值年份，足足下降了55%。无恒产者无恒心。外资在数据上已经失去了在国内购置固定资产的兴趣，甚至连商品房地产的泡沫盛宴都不愿意参与了，当然更加不愿意投入资源在厂房改造、机器设备升级之上。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外资工业企业的经营数据。考虑到2016年的数据仅公布到11月份，为方便对比，其余各年的数据同样取11月份数据，这种数据对比结果与全年数据对比也没什么差别。2013年11月，中国的外资（含港澳台）工业企业总数为5.72万个（这是外资企业家数最多的年份），销售收入21.80万亿人民币，其中6.47万亿的收入来自于出口。
到2016年11月，外资企业家数只剩下5.18万家，较2013年减少9.4%；销售收入22.76万亿，看起来与2013年基本持平，然而出口规模下降到了5.44万亿，较2013年足足下降了15.9%。最麻烦的是，外资企业的“应收账款”（也就是货卖出去了，钱没收回来）一直在持续上升。2013年11月外资企业的应收账款3.33万亿，与总销售收入的比值为15.3%，到了2016年11月，应收账款额增加到4.05万亿，与总销售收入的比值上升到了17.8%，这算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最高值。这些应收账款有多少会最终变成坏账，这是谁都说不清楚的事。
然后，再让我们回归到中国使用外资的数据上。如上图所示，从2011年到2016年，国内实际使用外资的规模一直维持在11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上，这意味着外资从2011年开始，已经不再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规模，此后各年也就是勉强维持而已。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打着对外直接投资旗号的资金规模正在迅速放大。这部分的资金的背后，也就是外资在出逃，实业在撤离罢了。2011年只不过600亿美元，到2016年11月已经放大到了1617亿美元，较国内实际使用外资的规模高出了足足479亿美元。这也是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第一次出现负值！投入到国外的资金规模，首次超出国内的用资规模！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种还有上亿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亟待从贫瘠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生产流水线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简直是匪夷所思！
中国，贫穷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凭什么向外投资？凭什么向外转移工作岗位？我们哪来的底气？我们到底打算怎么应对穷人的饥寒，怎么缓解失业贫民的痛苦？
宏观数据说完了，再来说重大个案。
首先是金融领域。到现在这一刻，外资已经基本上算是撤离了中国各大上市银行。2009年瑞银和苏格兰皇家银行退出中行，2013年高盛退出工行，美银退出建行，都曾引起舆论大哗。然而到2015年德意志银行退出华夏银行，2016年花旗银行撤出广发银行，淡马锡减持建行，已经是无声无息，甚至都不太有人知道。渣打和花旗这两个深度介入了中国金融改革全过程的外资银行，则在全面收缩在华业务。曾经我们试图依靠引入外资来打造一个金融帝国，然而到现在这一刻，我们固然还做着金融强国之梦，然而外资早已弃我们而去。
工业生产领域，几乎所有的知名外资服装品牌和运动品牌均已关停国内的直属工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迪达斯、耐克和优衣库。然而不仅是直属工厂，代工企业同样在加速撤离中国。譬如在香港上市的裕元集团，年销售收入超过550亿人民币，其代工的品牌包括阿里达斯、耐克等主要运动品牌。2009年裕元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线占全球生产线的接近一半，但到2015年，中国大陆生产量占比仅剩25%，而在越南的生产量占比则高达42%，在印尼的生产线占比为32%，均超过中国。本土代工企业同样在加速迁移，东莞规模最大的本土鞋业代工企业，绿洲鞋业，最高峰时期工人约3万人，现在压缩到不足1万人，并已将主要生产线搬到了越南。深圳最大的鞋业代工企业赐昌鞋业，原先有4万名工人，现在不足5千人，而目前赐昌鞋业在越南工厂的员工已超过5万人。
越南手机厂
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领域，中国2016年还是世界第一大国，然而三星和富士康均已宣布了工厂迁徙计划，三星肯定是要搬往东南亚，而富士康甚至是要搬到美国去的。如果这俩也撤离的话，那中国也剩不下什么了。就在今年的1月10日，2004年就进入中国的全球硬盘生产巨头希捷科技宣布关闭苏州工厂，并将产能整体迁移到了泰国。目前希捷在国内也还有个无锡工厂，从现在各方的强硬表态来看，估计离关停也不远了。此外，关于希捷这事必须要说的是，希捷将新的硬盘生产线基本上都放在了泰国工厂，国内的苏州和无锡工厂的生产线就没改造升级过，所以现在就算全面关停，希捷也没啥可心痛的，算是企业运营中的一次正常换血，淘汰落后产能而已。然而，对于这两个工厂的5千员工来说，就意味着失业，或许已经根本没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
消费领域，乐购这类外资零售商退出中国都算不上新闻，离奇的是，肯德基和麦当劳均已全面退出中国业务。目前国内的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店，都只不过是特许经营，说白了就是内资企业向麦肯付一笔品牌使用费罢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肯德基1987年进入中国市场，麦当劳1990年进入中国市场，都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现在它们的退出，同样也应该算是标志性事件，只是这标志背后的含义，比较耐人寻味罢了。
我用这样一组数据来结束这篇文字：
2013年，在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峰值的2963万人。然而到2015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2790万，降幅5.8%。这意味着有173万原本还算得上体面的职业人在2015年已经失业。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业持续萎缩的今天，这些人很难再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
2016年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公布，我相信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或许，又多了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正在街巷中饥寒而又绝望的游荡。他们抬头看着你们映在窗上的身影，眼睛里闪烁着的，只能是仇恨的光。然而，无论你们是爱国小粉红，还是民主小清新，你们只会异口同声的告诉我：“我问过我亲戚我朋友我同事了，他们都要买房买车呢，日子都过得很好呢，绝对没有人失业呢！”
蒂姆•布拉德肖 阿尔法工场
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预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准备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这位美国当选总统正迫使欧洲与亚洲结成更紧密的关系。
周四晚间，索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次访谈中还表示，英国人可能最终会寻求与欧洲“重归于好”。
据报道，索罗斯在特朗普当选后金融市场走高的几周内损失了近10亿美元，他称后者为“冒牌货、骗子、独裁胚子”。
这名匈牙利金融家表示“无法预测”这位美国新总统在周五就职后会如何行事，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想清楚”。
不过索罗斯表示特朗普“肯定在准备要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他说：“你不可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还维持国际体系良好运作。”
索罗斯表示，特朗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leading member)，他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早些时候首次造访达沃斯。
他还说虽然欧盟“机能失调”、“日益分裂”，但随着美国“在捍卫开放社会方面对世界的有利影响”减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得到改善。
索罗斯认为随着通货膨胀削弱生活水平，英国人民终将意识到脱欧公投是一场“灾难”。
他还在一本描述这一过程可能如何发展的小说中，设想了一种情景，英国“可能在一个周五晚上离开欧盟，周末又加入，然后周一早上又有了新的安排”。
索罗斯说：“如果欧洲分裂，后果将非常可怕。欧洲目前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但我认为它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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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达沃斯论坛进入下半场。随着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及其他欧洲政要陆续登场，国际媒体们的关注焦点开始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和中美关系转向英国脱欧进程。
但是，对于中国观察者来说，中美贸易战的威胁仍旧如同厚重的阴云，笼罩在这歌舞升平的全球精英狂欢节之上。
在习近平达沃斯演讲后的一天之内，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两位高级阁员陆续发声，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强硬态度依旧，令贸易战的风险进一步升高。
先是其公众联络办公室主任、前对冲基金经理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在达沃斯论坛上宣称，在特朗普政府提高对中国货物的关税后，如果中国反击，中方遭受的损失将“远多于”美国的损失，美国会成为贸易战的赢家。
1月18日，被特朗普提名为商业部长的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也在自己的确认听证会上再次严辞抨击中国贸易政策，称中国是全球“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大型经济体。
这几天，我在会场内外的采访与讨论也自然离不开这个话题。我所接触的多数专家学者都对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表示高度担忧。
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关系智库“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说，特朗普性情冲动易变，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常有自相矛盾的表态。
但是，特朗普及其智囊团队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态度相对保持了一致：对中国强硬批评，对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则放软态度、甚至赞誉有加，希望改善关系。
尤其是斯卡拉穆奇和罗斯的最新发言，显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很有可能在贸易问题上挑战中国。
“现在是非常坏的时机，”布雷默说。特朗普为树立权威，在1月20日上任后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弦易辙。
而中共19大将在下半年召开，中国在此关键时刻更是不会对美国服软。
这样一来，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甚至因台湾、南海等问题发生外交军事冲突的风险就大幅上升。
布雷默同样认为，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初期中国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但他也指出，特朗普严重高估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除了日本之外，美国的多数盟友都不愿看到中美冲突，并且开始疏远美国相关政策，以对冲风险。
另外，“特朗普及其团队也丝毫没有认识到，作为威权国家，中国承受贸易战损失的能力远远超过美国。”
1月19日晚，知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在他每年一度的达沃斯媒体晚宴上，对中美贸易战问题发表了更加悲观的看法。
“必然的。”当记者问到中美在2017年是否会发生贸易战时，他这么回答。“特朗普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他同样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当前形势下不可能向美国示弱，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定义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激烈措施，中国别无选择，必然采取报复措施。
随后，索罗斯对于这场贸易冲突的结果的大胆预言，又让在场的几十位记者惊讶不已：他说，对华贸易战将减缓美国经济增长，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最终将“对中国有巨大帮助。”
“我认为特朗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他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
来达沃斯参会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丁远教授，也对我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一旦贸易摩擦开始，会互相发出强烈的不信任的信号，未来的地缘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方面的不合作。
中美两个大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类面临重大冲突的风险将大大上升。”
但是，丁远教授也注意到，很多外向型中国企业早已未雨绸缪，针对未来的贸易摩擦提前布局，对冲风险。
在一个有关发展中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论坛外，我见到了中国光伏企业天合光能的董事长兼CEO高纪凡。
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天合光能目前正在私有化过程中，它2014、2015两年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
高纪凡说，2011年以前，天合光能主要市场是欧洲和北美，但在近年来的全球布局过程中主动侧重新兴市场。
目前北美只占其全球销售的20%，欧洲占10%，而在中国国内、印度、澳大利亚等市场则发展迅速。
“我们对特朗普的应对方式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只要美国不完全关起门来，我们作为企业愿意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尽量做些沟通，帮助双方的合理诉求尽量得到满足。”
即使2017年中美爆发贸易战，全球化的布局也令他有信心可以最小的损失度过难关。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24日彭博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退出筹划已久的一项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议，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其渴望填补的政治、经济真空，在给身陷困境的美国制造业带来提振的同时，也挫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威望。
此举无疑是沉重打击了前总统奥巴马将美国外交政策中心从中东转移到亚洲的各种努力。
就在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际，中国领导人正在不断加大力度推进全球化进程，并大力宣扬自由贸易的各种优点。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贸易保护主义比作“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并表示中国会寻求协商签署地区贸易协议。
中国眼下正在竭力倡导一项名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16国贸易协定。该协定不包括美国，其中也没有奥巴马力主写入TPP的环境和劳动力保护条例。中国领导人还希望就此填补美国留下的领袖真空，趁特朗普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之机发展增强其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传统美国盟友的关系。
“现在美国的情况基本上就好比是我们有马，中国也有马，可是我们的马已经不再参加比赛，”华盛顿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副总裁、前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贸易代表副助理Eric Altbach说。“这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因为他们如今可以借机以贸易自由化领头人自居大力推销自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2017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简称“9号文”），进一步放松跨境融资政策。
此前，2016年4月，央行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简称“132号文”）。
相较“132号文”，央行“9号文”对全口径跨境融资有数项新政。
一是，进一步扩大了境内机构全口径跨境融资的额度，由原境内机构净资产1倍扩大到2倍，这将使得境内企业可以从境外融入更多资金。
央行表示，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的计算为：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或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其中，企业的跨境融资杠杆率由原来的1调整为2，非银行法人金融机构为1，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为0.8。
“目前来看，从境外融资成本大约比境内发债低1个百分点。”广东自贸区一位离岸金融人士表示。预计今年境内机构的融资重心会向境外转移，这对境外直贷业务是重大利好。
二是，内保外贷按照20%纳入银行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此前该业务需全额占用。
央行还改变了纳入本外币跨境融资的各类型融资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中的计算方法。表外融资（或有负债）方面：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的内保外贷按20%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金融机构因客户基于真实跨境交易和资产负债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服务需要的衍生产品而形成的对外或有负债，及因自身币种及期限风险对冲管理需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按公允价值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算。金融机构在报送数据时需同时报送本机构或有负债的名义本金及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之前的口径，一些风格谨慎的银行是不会做内保外贷，去年监管严查时，很多银行直接暂停了这个业务。”一位外资银行投行部门人士表示。“如果是真实贸易背景或资本项下经过备案且监管同意下的内保外贷是可以做的。如果企业借内保外贷向境外出资金，一旦这笔钱不回来，这将使得银行的履约率爆表。”
内保外贷近期需求旺盛。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在其1月11日的评级报告中表示，由于资本管制收紧，中国境内企业通过境内银行为离岸企业的离岸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在中国逐渐升温。
“这对内保外贷、国际信用证、代理同业开证、海外代付、跨境同业代付等业务来说是利好。”前述离岸金融人士表示。
三是，企业和银行的本外币贸易融资、境外主体存放在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境内银行向境外同业拆借资金等六种业务类型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具体来看，被动负债中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的类型包括：企业和金融机构因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产生的本外币被动负债；境外主体存放在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存放在金融机构的QFII、RQFII托管资金；境外机构存放在金融机构托管账户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所募集的资金。
对于贸易信贷、贸易融资，企业涉及真实跨境贸易产生的贸易信贷（包括应付和预收）和从境外金融机构获取的贸易融资；金融机构因办理基于真实跨境贸易结算产生的各类贸易融资等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对于自用熊猫债，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并以放款形式用于境内子公司的，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此外，金融机构因境外同业存放、拆借、联行及附属机构往来产生的对外负债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
“银行可以通过向境外银行拆借资金，从而降低自身资金成本。”上述离岸金融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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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再次签署重磅行政令，其中包括启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的工程。他在美东时间1月24日晚间发出的推特中说， “明天是关于国家安全计划的大日子”，“我们将要建墙了”。
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线有2000多英里，特朗普计划在关键的区段修建700多英里各种样式的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步行或乘车进入美国境内。
从竞选开始，特朗普一直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墙，“我们需要一道墙，一道坚不可摧的、功能强大的、有形的、高耸的、美丽的南部边境墙”，他甚至要求墨西哥为修建工程买单。不过墨西哥政府则多次表示，不会为任何边境墙掏腰包。
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修墙的计划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靠近墨西哥的一些州。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此前报道，民主党籍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威乐(Filemon Vela)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墨西哥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是盟友而非敌人。在关系紧密的两国之间建立隔离墙完全是无意义的行为。”
也有墨西哥人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进行了抗议活动，示威者甚至打造了由纸箱子做的“边境墙”，以抗议特朗普建墙的主张。
除了建墙之外，特朗普这次要签署的行政命令还包括，要求环保署修改网页，收紧对叙利亚等国的移民政策。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指示美国环保署(EPA)删除其网站上关于气候变化的页面。这也是这位新总统全面推翻奥巴马在气候变化领域成果的最新举动。
两名环保署职员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周二收到上级通知，称政府指示环保署沟通团队撤下其网站上气候变化页面、有关全球变暖科研成果的链接，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详细数据。
包括叙利亚在内绝大多数国家的难民进入美国的通道将会暂时受限。其中一项命令将限制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发放护照。另外，特朗普可能还会下发一个为期数月的禁令，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能够加强审查过程之前，对所有国家暂停接收移民。
美国当地时间 2017 年 1 月 23 日，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令 (executive action)，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谈判进程。有媒体评论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味着他正在逐步将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变为实际行动。在获得总统大选之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退出 TPP 协议谈判，他认为该协议会损害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的利益。
TPP 协议的谈判始于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该协议也被认为是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所留下的最大“遗产”之一，尽管 TPP 协议始终未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通过。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让奥巴马的这项重要政治遗产顷刻“化为乌有”。
我们暂且不谈 TPP 是否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也不讨论 TPP 是否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有何影响。从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利角度来看，特朗普总统将美国从 TPP 撤出的举动，实际上是帮了生活在 TPP 合约国的用户们一个大忙——尽管特朗普这次可能是误打误撞，但结果是好的。
据报道，TPP 协议从谈判开始，到协议内容通过正式渠道披露，历经五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里，TPP 的谈判过程始终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公众的知情权被无视，美国贸易代表 (USTR) 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和监督，使得他们能够在谈判中随意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做交易。
有媒体报道指出，在美国只有约 600 名左右事先申请并获批准的“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可以获悉协议谈判的概况，并参与部分的反馈。许多学者、团体以及国会议员都对整个程序的不透明度提出了批评，质疑该协议是否最终会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
在 2015 年 11 月 5 日新西兰在其政府网站公布 TPP 全文之前，外界对 TPP 条款的了解仅限于维基解密 (WikiLeaks) 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全文，2015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高级投资章节，以及 2015 年 10 月 5 日披露的知识产权章节。
这种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贸易协议谈判，竟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高度保密的方式进行，在二十一世纪信息公开、民主议事已成为普适原则的今天，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TPP 协议关于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涉及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硅谷科技公司) 的协议条款，更是遭到一些公民数字权力保护组织的抨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TPP 协议条款中采取的 ISDS，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单来说，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协约国中的某个政府损害了其权益，则可以跳过该国的司法体系，直接向仲裁机构提交争议，要求所谓的投资地主国赔偿损失。
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平起平坐的机制。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TPP 当中的某些条款的话，不难发现，用户权益——尤其是公民在网络时代的“数字权力”——在 TPP 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当然，这其中理所当然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诉求。比如第 14 章第 8 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部分，实际上给了公司很大权力去制定自己所谓的用户信息保护制度，而作为协约方的国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给予配合。另外，第 14 章的第 11 条和第 13 条的规定简直就是互联网科技公司梦寐以求的“通行证”，即便是在我国对待企业相对宽松的互联网监管制度下，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奥巴马在任期间一意孤行要实现 TPP，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对于科技行业的监管问题和公民“数字权利”的忽视。调侃一点地说，或许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懂科技的总统，他仅仅是一个喜欢科技产品的政客而已。
针对个别保险机构去年出现的大肆举牌上市公司等激进股市投资行为，保监会年前放大招，昨日在其官方微信号“保监微新闻”上发布了《关于加强保险机构与一致行动人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收紧了险资投资股票的“紧箍咒”。
《通知》重新规范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称切实落实“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导向，防范个别公司的激进投资行为和集中度风险，维护保险资产安全和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中证报采访了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权威人士，对此次出台的政策内容进行了解读，以下为文章内容：
一、分类监管不会影响险资正常投资行为
《通知》将股票投资分为一般股票投资、重大股票投资和上市公司收购三种情形，根据持股份额变化，实施层层递进的差别监管。
具体而言，一般股票投资，是指保险机构或保险机构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投资上市公司股票比例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20%，且未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票投资行为。
重大股票投资，是指保险机构或保险机构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比例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20%，且未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票投资行为。
上市公司收购，包括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同时采取上述方式和途径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相应地，对占绝大部分不涉及举牌的一般股票投资行为，不增加限制性措施；开展一般股票投资涉及举牌的，应当在信息披露要求基础上进行事后报告；达到重大股票投资标准的，应向监管部门事后备案；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的，实行事前核准。
解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权威人士表示，《通知》中提到的差别监管，正是分类监管思路的充分体现。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在保险资金运用领域推行分类监管，是适应保险资金内在属性及稳健、多元创新发展，防范风险失控阻隔风险蔓延，充分利用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率，推动保险资金全球化配置的现实需要及有效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其中对正常的一般股票投资不增加限制性措施，这一分类监管的设置不会影响保险资金的正常投资行为，更不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投资比例调整扰动影响低
《通知》明确，保险机构应当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限额管理，防范股票投资集中度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险机构投资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0%。
除上市公司收购及投资上市商业银行股票另有规定情形外，保险机构投资单一股票的账面余额，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对于已经运用相关政策增持蓝筹股票的保险机构，应在2年内或相关监管机构规定的期限内调整投资比例，直至满足监管规定的比例要求。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权威人士表示，此次《通知》中比例的调整实际上是2015年救市政策的退出。2015年针对资本市场的特殊情况，监管部门出台了提高保险机构的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的救市政策，保险机构为市场稳定做出重要而积极贡献。现在资本市场已基本稳定了，并且大家普遍看好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性的救市措施可以也应当及时撤出。
从整个保险资管行业看，权益类的投资比例一直在20%左右。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中的比例仍有上升空间。保险资金运用规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将会保持快速增长，即使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可能会下降，但投资的绝对金额不会下降反倒会增加。从多元化配置角度看，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在资本市场的投入也不会降低。从单一保险机构角度看，《通知》在政策上给予了将比例调整至监管比例之内的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宽限期，实际上，随着资产规模的不断增长，增长的效应会抵消比例调整的效应。
该权威人士表示，投资比例调整并不意味目前超出投资比例的6家保险机构将要卖出一定金额的股票，何况目前超出比例的涉及资金仅占整个行业的1%，一些大型的保险机构月度规模增长带来的投资股票额度就可能可以覆盖这一影响。这个宽限期的设置将大幅降低对资本市场的扰动，甚至是实现“零影响”。
三、保险机构要做“友好投资人”
为进一步防范保险机构与一致行动人共同投资风险，《通知》重点强化了保险机构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的举牌或收购行为监管，明确禁止保险机构与非保险机构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上市公司，并提出，保险机构应当做友好投资人，要切实与上市公司股东和经营层沟通。
解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权威人士表示，近期，有保险机构与一致行动人共同投资现象出现，且有扩散苗头。如果保险公司被大股东控制，作为一致行动人参与到上市公司收购中，那么保险公司将不再具有独立性，反而成为了大股东的“提款机”和融资平台的资金平台。受制于一致行动人的卖出限制以及大股东保持控制地位的考量，保险公司难以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性。这仅仅有利于大股东，对保险资管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通知》对此明文规定不允许此类现象出现，正是进一步防范保险机构与一致行动人共同投资风险。
保险资金在近年来接连举牌上市公司，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实际上，保险资金正在成为稳健的价值投资者。对险资的举牌行为，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负责人表示，最近，资本市场一直稳定在3000-3300点（上证指数）相对低位的区间，虽然权益类投资波动较大，但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投资群体，保险资金是长期投资者，更加注重价值投资，不会追涨杀跌，市场的短期波动不会影响保险资金对资本市场看好的趋势，“越跌越买”。保险资金是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未来，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中将会愈发活跃。
导读：
李克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
李克强署名文章：开放经济 放宽更多行业准入
李克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
本文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原标题《彭博商业周刊发李克强署名文章：开放经济，造福世界》。
英文版《彭博商业周刊》（2017年1月30日-2月5日）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英文署名文章。杂志于2017年1月27日出版。
以下为中文译文。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这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后，世界经济仍未能完全摆脱其负面影响，中国也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选择迎难而上。
我们坚信，开放的经济符合各方利益，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亦然。世界各国是命运共同体，相互间开展贸易与投资合作，远比相互攻讦、高筑壁垒好。出现分歧，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商谈解决之道，最符合各方利益。
中国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和一切旨在推动包容发展的自贸安排。经济全球化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推动了财富的创造和分享，但这一进程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在分享方面。只要各国齐心协力，确保所有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在国内，中国政府在处理同市场关系时采取介入更少、更加平衡的方式。为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我们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着力防范各种风险隐患，并将不断完善营改增改革，确保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我们将开放更多行业，并放宽更多行业准入。我们正在对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外资准入制度进行推广前的试点，未来还将出台更多措施，让所有在华注册的企业都能一视同仁享受政策。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或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的企业，还可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政府将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内需求。更多资源将投向乡村公路、供排水系统和信息网络建设等以往并不显眼的短板领域。在改善硬件的同时，努力加强民生保障，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
结构性改革正在收到成效。2016年，中国压减落后过剩钢铁产能6500万吨以上、煤炭产能2.9亿吨以上。我们计划在三至五年内钢铁、煤炭产能分别压减1.4亿吨和8亿吨，使相关行业恢复更加健康的基本面。与此同时，政府还联手企业，为转岗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再培训。仅2016年，转岗安置人数就达到70万。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蓬勃兴起。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领军地位更加巩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六成以上。新动能不仅创造新价值，也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推动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领跑整个工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纵深发展。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此前许多意想不到的服务正日益成为生活中随处可享的便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的共享经济。除了订餐、约车等基本服务，家政、健康咨询等很多新服务也都只需轻点手机就可获得。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去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7%的健康增长。更重要的是，尽管产业进一步优化整合、工业机器人应用日益广泛，中国就业市场的弹性不降反增。2013年以来，我们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300多万人，失业率当前处于多年来最低水平。
在一个不确定性层出不穷的世界上，中国是稳定之锚、增长之源，并始终如一传递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进自由贸易的积极信息。时局不易，但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忽视这些中国和世界从中受益良多的原则。
（李克强自2013年3月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本帖最后由 govyvy 于 2017-1-26 15:32 编辑
中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较
2016年国内初步核算的经济数据公布了，GDP增速为6.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8.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96501亿元，接近60万亿，按6.83：1折合美元计算，为8.7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和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为3.48万亿和3.6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美国1.3倍左右。
此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90年代初的20%，提高至2016年的80%。从下图可见，GDP增速在不断回落，而固定资产投资/GDP却在不断上升，说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投入产出比在不断下降。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反观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图，发现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只有20%左右，与中国形成鲜明反差。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部门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维持在20%左右，故80%是非政府投资。2016年中国政府及国企的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大约39%，约为美国政府投资占比的两倍，说明一个是大政府小市场，另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 前者对经济话语权远大于后者。
联邦政府投资能力不足GDP一个百分点
如前所述，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只有20%，政府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又只有20%，即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只有4%，这4%中不仅包括联邦政府无法干预的州政府投资占比，还包括防务性投资支出，剩下的才是联邦政府非防务性支出部分。
美国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研究局（全部数据均取五年均值）
那么，非防务性投资支出究竟有多少呢？从美国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联邦政府的占比大约是45%，在联邦政府的投资中，非防务投资的占比大致也是45%，由此，非防务投资占政府总投资的比例大约为20%。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真正可以用于大兴土木的投资资金占GDP比重只有0.8%（三个20%相乘），大约为1500亿美元，相当于1万亿人民币的水平，这才是特朗普可以操控的投资规模。反观201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及国企的投资规模就达到23万亿，真是不在一个数量级，说明联邦政府可以支配的财力相当不足。
特朗普能否争取到足够的民间投资？
既然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即便要缩减军费开支，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中，联邦政府的防务性投资占比也只有GDP的1.2%，唯有鼓励民间投资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因此，他打算降低企业税率来吸引海外投资的企业回流美国，最近，已经有日本的软银、台湾的富士康等准备投资美国，这表明特朗普新政对海外资金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过，经济是一个整体，减税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实行贸易保护会导致通胀，即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更何况棋不是一个人下的，中国也会有对策。如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显是为应对美国鼓励投资回流政策的。但相比经济发展趋势，政策的力量非常有限。
2015年美国第一和第二产业合计增加值占比GDP已不足20%，尽管这两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不断支持“再工业化”，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这实质上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美国已经过了城市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要吸引民间投资，首先要让企业家有利可图，但美国的一般制造业的优势早已消失，故无论是降税还是其他手段来推进再工业化，都很难实现制造业重新崛起的目标。
美国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不足20%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上图表明，美国金融、房地产在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是9%、16%，均呈现上升势头，这或许正是全球资金涌向美国的体现， 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三产业竞争力强的体现，如中国民间资本流向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投资房地产而非制造业，是流向美国的资本市场而非实体经济。
记得八年前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提出任期奋斗目标：Change！但这八年来，美国改变了吗？社会结构更为扭曲，贫富差距更大，想改变的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恶化。世界经济格局就是此消彼长过程:日本衰落不仅因为人口老龄化，还有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因素，如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美国依旧能成为全球的龙头，不是因为它的制造业如何领先，而是因为它的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行业依然全球领先。
又如，印度要想真正崛起，制造业必须要与中国有一拼，如今看来还相距甚远。中国呢？在制造业繁荣的表象后面尚有许多问题，如债务增长过快，资产泡沫非常明显：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而美国只有7.2%，故GDP增长的背后是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要解决却很难，有着这么强大政府力量的中国尚且如此，更何况三权分立的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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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盟而言，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消息同时也宣告着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搁浅。
“特朗普的胜选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欧贸易谈判将被打入冷宫了。”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当地时间24日表示，无论有没有特朗普，有的是希望同欧盟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欧盟目前正在谈的贸易协定就超过20多项，“足够欧盟忙活了。”
查阅美国白宫网站发现，此前长期挂在网站上的TTIP专题已经完全被删除。
作为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马尔姆斯特伦斥责道，那些在21世纪还认为通过重建边界和贸易壁垒，限制人们行动自由就能再次变得伟大的人，“命中注定要失败”。
这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欧盟对其反自由贸易主张的最严厉的回应。
TPP和TTIP双双搁浅
特朗普上任首日便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TPP，意味着奥巴马任期内一份重要政治遗产彻底走到了尽头。对于欧盟而言，也无疑是一则“噩耗”。
其实，特朗普对贸易的立场有过自己的解释：“(退出TPP)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进行贸易，但我们想在美国生产产品。”
马尔姆斯特伦承认，TTIP将步TPP后尘而正式搁浅。她同时反驳特朗普“将工作带回美国”的逆全球化看法，称如果没有自由贸易，这个世界就离崩溃不远了。
和很多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一样，马尔姆斯特伦认为，全球化并未造成用工量下降，真正的原因在于自动化生产，若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贸易就是各国政客手中便于操纵的替罪羊。”
从2013年开始，美欧启动了TTIP谈判，但由于谈判双方均面临选举以及缺乏民意支持等因素而进度缓慢，原定于2016年之前结束的TTIP并没有如期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结束。
美欧曾估计，TTIP的达成将造就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涉及全球40%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每年将分别给欧盟和美国经济增加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产值。
2015年，欧盟对美顺差创下1550亿美元的新纪录，这一数字可能在2016年轻微下降。到去年11月为止，欧盟对美顺差为1340亿美元。
此前，美欧方面的官员都仍谨慎乐观地认为，要在法国、德国于2017年结束大选后，才有机会再次推动TTIP谈判。原因在于，除了需要得到欧洲议会有关TTIP谈判的法律授权裁决之外，欧盟成员国也无法在大选之年触碰农产品关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等敏感议题，但这些却恰恰是TTIP谈判的核心内容。
马尔姆斯特伦表示，无论有没有特朗普，欧盟坚持贸易全球化的决心都没有变。“从去年11月开始，欧盟的贸易伙伴开始在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支持。”
多边贸易时代结束
此前，由于美国也在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1个国家商谈TPP，为防止贸易利益受损，欧盟也针对该11国家分别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在美国退出TPP后，欧盟表示将继续推进或完成同这11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其中，欧盟已经与秘鲁和加拿大结束谈判;与新加坡和越南的自贸协定即将生效;和日本的谈判正在收尾;正在与墨西哥进行自贸谈判;计划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智利展开谈判。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其首次亮相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与世界各地的盟国寻求双边贸易机会”。可见，相较于多边贸易，特朗普更青睐双边贸易协定。
英国保守智库Bow Group主席哈里斯-奎因(Ben Harris-Quinney)在发给第一财经的简报中表示，当特朗普表示将远离多边贸易体系后，TTIP就彻底被埋葬了。“2016年标志着对多边贸易体系的远离和双边贸易协定的回归。民族国家再次成为谈判中心。”
特朗普曾表示，他有意同英国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各界预期，英国首相梅将在27日与特朗普的首次会晤中游说美国迅速达成英美双边贸易协定。不过，双方律师此前均发出警示：英国首先要明确其与欧盟的关系才能启动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徐翔只判了五年半？黄光裕14年哭晕在厕所！！
编辑: 骆, 华森 最后更新于: 2017/01/25
昨天，证券界传出重磅消息，一代股神，宁波敢死队掌门人，泽熙投资的总经理徐翔，在青岛中级人民法院被一审宣判，被告人徐翔、王巍、竺勇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同时并处罚金120.5亿元。其中徐翔110亿，王巍10亿， 竺勇5000万，法院说2010年到2015年，这三人先后与13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合谋控制上市公司择机发布高送转方案，引入热点题材等利好消息，徐翔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在二级市场连续买卖拉抬股价，还帮助这些公司的股东在大宗交易平台减持，然后高位套现后约定分成。还有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然后拉抬股价，抛售获利，一共发生了13起证券交易的操纵行为。所以是操纵市场罪。
但是，这确实让大家深感意外，竟然在徐翔身上没有判出内幕交易，那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有什么区别呢？从法律条文看，操纵证券市场罪的是“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仓优势、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等。”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证券市场价格是其中的一种，称之为“信息型市场操纵”重点在合谋、资金优势以及信息优势，而内幕交易重点就是主观意图了，主观上要利用未公开的内幕消息获利，重点是主观、非公开的重大消息，以及提前买入。而在判罚上，咱们就只说特别严重的情形，操纵市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并处罚金，而内幕交易也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违法所得罚金1倍以上5倍以下。
所以黄光裕哭晕在厕所，当年黄光裕被判了内幕交易，就是用中关村（000931）重组的内幕消息，然后在消息之前买入，在消息公布后卖出，但还不止内幕交易，还有非法经营和单位行贿，数罪并罚最后判了14年，罚款6个亿，没收财产2个亿。而徐翔则是用已经要发布的信息，他只是跟别人合谋选择要发布的时点，已达到控制股价的目的，所以单一罪名这就只被判了5年半，如果要是再有内幕交易，数罪并罚至少10年起，不过这次徐翔罚金高达惊人的110亿。可见两次案子的重点完全不同，当时黄光裕似乎罚钱并不重要，把他关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的徐翔，关几年不重要，罚款才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徐翔的信息哪来的呢？是他分析出来的？既然操纵证券市场有合谋，合谋又是谁？那些徐翔概念们，他们的管理层可还好？他们又获利多少？这些商界大佬们，为什么会选择徐翔，一个普通家庭出身，18岁放弃高考，3万资金入市，成立宁波敢死队，一步一步成为资本市场传奇徐翔背后又有什么光环？这些问题都没有获得解答。
还有个问题，罚徐翔110亿，他有110亿吗，有数据显示，徐翔的大恒科技（600288）、文峰股份（601010）、宁波中百（600857），东方金钰（600086）按照现在的价格估算，一共市值也就是60几亿，至于他公司还有多少钱那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有说法他调动400亿资金来操纵市场，不知道是真是假，目前还只是个江湖传言，如果是真那么这个钱恐怕大多也是借的，或者是私募投资者的钱，而徐翔获利是否能超过100亿，估计够呛，否则他就已经福布斯了。所以这笔钱怎么出，没个定论。至于投资者，和私募基金，都交给了信托公司，他们会自己开会解决，估计十有八九就终止清算了，信托公司说我给你换个基金经理，估计投资者打死也不能干。
;TOUXIAO
现在的中国很像1900年的美国，而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12月9日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做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1、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说，凭物理学家的直觉，不是金融经济学家的教条，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2、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曾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修条轻轨谁不高兴？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只有在中国，金融危机时投了四万亿，一下子变成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一处组装苹果手机的工厂车间内景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原来想的是美国一定赢，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美国是输家。
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国际著名企业策略家及经济评论家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这个周期要多长？我说起码要十年以上。他说确实，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写的《United States of 中华》，即《中华联邦》很畅销，中华联邦是指把东北亚东南亚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时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他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说，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3、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讲“三权分立”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亚洲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也和欧洲一样呢？
马克思只提了一个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出答案。给出答案的是列宁和毛泽东，毛泽东理解很创新：因为工业革命，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把农民当牺牲品的；美国的城市化，黑奴也是牺牲品。只有中国农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全世界谁听说过乡镇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竞争，还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所以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是不同的。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说中国人的道理来自于老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做混沌理论，有三，就有多样性了。而西方老讲一，为什么？因为一神教，归于一，所以趋同的思维，一刀切。拉美、东亚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国情非常不同，他不管，来个休克疗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国就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片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深圳特区当时争议很大，其他地方就看着。所以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不是像俄国那样，闭门造车，制定个百年计划，计划还没有造好国家就先垮了。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远远高于西方的一刀切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讲，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国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就是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4、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
中国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中国是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认为中国就像1900年的美国，下一步高速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领科学、金融、军事的制高点。
此话怎讲？因为1900年的美国，和中国现在一样，工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没有占科学的制高点，当时在德国手里；也没占领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当时在英国。严格来说到1960年代，美国登月成功以后才全面掌握了科学金融和制造业等全面的制高点。以美为鉴，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因为亚当·斯密讲过，分工受市场限制，市场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科学教育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军事和工业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金融的定价权。我们要不把这个定价权拿下了，中国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有无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制高点？我认为很有可能。美国不卖给中国雷达预警飞机，中国就造出来了；不卖给中国航空母舰，中国就造出来了，所以中国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科技现在还在追赶美国。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哪？剑桥，旁边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顿的苹果树，奶牛在那哞哞叫。当年德国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在哪？哥廷根大学，那个小城大概只有几十万人口，在中国相当于一个小的县。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就要像当年大革命时期，沿海有为青年到延安去创建革命根据地一样，把沿海大城市的研究型大学，有计划地迁到内地去，建立十几个全世界最好的综合性的研究中心，而且跟产业、金融营销整合，我们不要搞国企集团，我们学美国，叫做大学基金会。你给我10年、20年时间，中国一定是全面占领世界制高点，我有这个信心。
用三句话做总结。
第一句，由分到合，从分析科学走向复杂科学，中国整体思维有优势。西方分析科学从希腊到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到终点了。现在世界走向复杂科学，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整体论的时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有优势。
第二句，世界发展的规律，时间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空间角度看，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所以中国现在是边缘崛起挑战核心。
第三句，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产业技术的新陈代谢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所以中国将会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
来源：东方卫视，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
作者：陈平，北大国发院退休教授
白宫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特朗普就马不停蹄地约见了通用、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FCA）的三位 CEO，形式是「吃早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在这方面异常积极。
这次三巨头老板被约谈，让我想起了年初特朗普和硅谷大佬们的那次见面。当时的特朗普刚赢得大选，想先把硅谷这帮人招安，会谈气氛严肃、尴尬，各个大佬一脸「摊上大事」了的样子。（因为之前很多大佬反对特朗普…）
这次特朗普约谈车企老板的初衷，还是为了美帝人民的工作问题。见面之前 ，特朗普不忘发个推特：
众所周知，特朗普主张在美国本土创造工作机会。白宫发言人 Sean Spicer 说：「特朗普是为了倾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如何一起把更多工作带回汽车行业。」其实，潜台词就是：总统都亲自出马了，你们配不配合看着办。
不配合的话，后果很严重，就是直接加税。在此之前，特朗普曾说从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进口的车，会强加 35%的关税（逼着大家在本土造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嘴炮选手，他上台的第一天，就签署了第一份总统令宣布美国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看到这里，想必通用、福特和 FCA 老板可能就有点服气了……
上一次通用、福特、FCA 和美国总统坐在一起，还是在 2011 年 7 月。当时奥巴马和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减少排放，目标是在 2025 年前油耗值达到 54.5mpg，几乎是当时的一半。
对比两次约谈你就会发现，只要总统把大家叫到一块开会，基本没什么好事。总统们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比如奥巴马喜欢主张搞环保，特朗普是个主张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本土的总统。
车企能做的，就是在互相博弈的基础上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在看到奥巴马表态后，各大车企也纷纷表示赞同。除了口头赞扬之外，美国车企还做出了实际行动，但他们却说这和特朗普政治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商业决策，并且已经执行很长时间了。（不能在舆论上向总统低头）
下面看看福特、通用和 FCA 实际上都在忙什么：
在 2016 年 9 月，福特 CEO Mark Fields 说对墨西哥的投资不会造成美国本土工作机会的流失，他当时的措辞是：「Absolutely not. Zero.」。当 CNN 的记者问起如果特朗普当选，真的要加 35%的关税时，Mark Fields 则拒绝回答这种有关「假设」的问题。
在今年 1 月，福特撤销了在墨西哥的 16 亿建厂计划，宣布将在密歇根投资 7 亿建厂。但福特的小型车（福克斯）将继续在墨西哥现有的工厂生产。在会见完特朗普之后，福特 CEO Mark Fields 说，即使是特朗普没有当选，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上周，通用确认将会在今年增加 10 亿美金的投资，并把部分在墨西哥生产的零部件转移至美国本土生产。在此之前，通用 CEO Mary Barra 会见特朗普的时候，说这笔投资会为美国本土增加 1500 个工作岗位。
同样是在这个月，FCA 宣布要花 10 亿改建在美国中西部的两座工厂，此举带来 2000 个工作岗位。另外，还可能把道奇 Ram 皮卡的生产从墨西哥转移至密歇根。
对了，FCA 最近还摊上了一件大事，就是柴油车涉嫌排放作弊，可能要步大众的后尘，面临美国 EPA 和司法部的调查。FCA 只是信誓旦旦的说：「会和特朗普政府说明此事，并公平、公正地解决。」新任总统特朗普如何解决此事，值得围观。
车企搞海外工厂是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主要还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想想墨西哥和美国工人的工资差距）。在特朗普上台前后，车企密集表态并作出战略调整，说不受政治影响我们也不信。
在和特朗普吃完早餐后，三家车企中只有福特 CEO Fields 接受了采访，他是这么评价这次会面的：「新任总统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让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强大，并且通过政策、税收、贸易和法规来促成这件事，我对此充满信心。这将会鼓励所有 CEO 决定不断向前。」
无论车企的官方口径如何，特朗普的上台都给美国汽车工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美国本土车企的全球化进程。大家也已经纷纷把投资撤回国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谁让人家是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