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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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亚洲货币新趋势

即使日本央行搞了那么多刺激，然而在负利率后，日元反而疯狂升值了。究其原因，是市场预期全球风险资产可能面临动荡，在强烈的避险情绪下日元升值，安倍经济学面临破产。而同时，新加坡金管局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从亚洲内部看，人民币今年至今对美元保持平稳，但对一篮子货币却保持贬值态势，新加坡昨日“突然放松”，或将成为亚洲货币的转折点。上一轮趋势已经结束，惯性反弹之后新趋势还有待观察。

“尽管本周美元兑日元汇率徘徊在109附近，但不少对冲基金经理都在相互打赌，日本央行将在美元兑日元汇率跌至100还是105时干预汇市，重启货币竞争性贬值大战。”4月14日，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调侃说。

4天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直言，目前日本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外汇市场，在必要时将采取合适措施。

他的这番言论，似乎在为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做好铺垫。

毕竟，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涨幅超过11%，成为全球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令日本当局再也“坐不住了”——此前，日本当局一直在不断加码宽松货币政策引导日元贬值，以刺激通胀上升与经济增长。

“令金融市场相当迷惑的是，近期日元快速上涨，与日本经济基本面显得格格不入。”富拓外汇(FXTM)首席市场分析师 Jameel Ahmad指出。尤其受负利率冲击，日本3月份贷款增速降至最近三年以来的最低值，预示日本经济活跃度有所下降。

在他看来，导致日元离奇大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元的角色正发生巨大变化——长期以来，日元一直扮演融资货币与避险货币两种角色;若全球经济增长良好，日元扮演融资货币，即各类金融机构通过低息借入日元资金放大投资杠杆，追求更高的利差收益;反之当全球经济出现风险时，这些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令资金回流日本，激发日元的避险货币属性，引发日元汇率持续上升。

“目前，日元已经从融资货币变身为避险货币。”他指出。

多位外汇交易员则指出，驱使日元大幅升值的另一个幕后推手，是越来越多全球金融机构开始押注安倍经济学逐渐“失效”，即日本所采取的一系列加码宽松货币政策，不但没能令日本经济明显复苏，反而迫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日本央行面对的，是一股敢于挑战央行权威的国际投机力量。”一家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直言。


日元为何诡异升值

Jameel Ahmad告诉记者，从去年美联储重启加息起，全球开始流行卖日元、买美债的套利交易。具体而言，全球金融机构通过低息拆入日元并兑换成美元，转而购买美国国债，既能换取美联储加息的利差收益，又能从美元/日元升值获利。

“不过，随着美元加息放缓预期骤增，这种套利交易规模正在缩水。”他表示。

据他观察，去年底这种套利交易的规模约在2000-3000亿美元，但4个月后，规模至少减少了约40%。尤其是4月初美元兑日元跌破110时，套利交易的回流已经呈现加速迹象。

究其原因，当时美国一个月短期国债中标利率大幅下滑至0.185%，比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还低了6.5个基点，无法满足套利交易的回报要求，势必导致更多套利交易资金回流日本，助推日元不断升值。

“这令日元从融资货币转变为避险货币。”Jameel Ahmad直言。但套利交易回流之所以如此活跃，还在于全球金融机构担心全球经济增长风险，纷纷选择去杠杆化，无形间进一步压缩套利交易规模。

在上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看来，日元持续大幅升值，还得益于日本负利率的“反作用力”。在1月份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后，日元与美元之间的货币互换报价出现大幅折价，其中日元与美元的五年期货币互换协议折价率一度达到创纪录的102.5个基点，这意味着国际投资机构若将美元兑换成日元，再投资日本国债，在扣除负利率国债利息损失后，还能赚取约1%收益。

“相比美国国债不到0.3%的年化收益率，上述收益显得更具吸引力，这也导致日本国债投资魅力反而高过美国国债，吸引大量国际资金开展反向套利交易，即卖美元买日债。”他指出，这也令日元进一步向避险货币角色倾斜，随着美联储将暂缓加息归咎于全球经济增长风险，令市场避险情绪不断高涨，日元大幅升值变得不可避免。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前日本财务省副大臣榊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认为，若这种趋势持续，今年底美元兑日元很可能跌破100。

“事实上，不少投资机构敢于趁着套利交易回流不断买涨日元，还在于他们相信日本央行不敢贸然单边干预汇市压低日元汇率。毕竟，此前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强调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无形间给日本央行干预汇市行动套上了一个紧箍咒。”这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认为。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此辩解说，G20会议没有说“不能干预汇率”。

渣打银行外汇研究主管Eric Robertsen认为，这表明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已经“近在眼前”，若日元兑美元汇率接近105，日本央行就可能采取干预汇市措施。

然而，这番警告似乎没有吓退押注日元持续升值的投资热情。

Jameel Ahmad告诉记者，最近一周有不少欧洲投资机构开始加大押注日元持续升值的头寸，因为他们相信安倍经济学正陷入巨大的麻烦。


安倍经济学失效

在Jameel Ahmad看来，安倍经济学遇到的“麻烦”，主要是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不但没能有效提振日本经济，反而令自身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困境。

相关数据显示，在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不断扩大QE政策后，日本GDP增速依然徘徊在1%左右，低于市场预期;且物价涨幅也维持在零附近，处于通胀与通缩的临界点摇摆。

彭博数据显示，正是对日本经济的失望，今年以来约有460亿美元境外资金撤离日本股市。

但更糟的是，安倍经济学令日本货币政策变得难以抉择——若日本央行执意持续扩大负利率政策，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对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担忧，进一步加重日元的避险货币属性，令日元持续升值，这与日本央行引导日元贬值刺激通胀的初衷南辕北辙;反之，则可能令市场判断日元利率已经见底，又可能引发日元进一步反弹。

“目前日本央行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无论它是否加码宽松货币政策，日元都有较大几率出现升值，令日本进一步陷入通缩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艰难处境。”他分析说。这也吸引不少国际投资机构纷纷押注日元升值。

不过，日本央行似乎决意在宽松货币政策征途上越走越远。

多位投行人士向记者透露，日本央行可能会在4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出台远超市场预期的新宽松货币政策。

前述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指出，日本央行此举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借助远超市场预期的QE规模吓退日元多头，引导日本竞争性贬值;二是通过一系列QE政策组合拳拉动日股上涨，加重日元贬值压力。

“鉴于日股与日元汇率走势长期保持较高的负相关性，若日股持续上涨，将迫使境外投资机构拆入日元放大投资杠杆追涨日股，令日元角色迅速从避险货币回归到融资货币，助推日元贬值。”他分析说。

然而，日本央行的算盘能否改变当前日元大幅升值的格局，仍是未知数。

Jameel Ahmad认为，日本央行干预汇市与加码QE政策，更多会对日元短期汇率波动产生影响，就中长期而言，影响日元汇率的最大幕后推手，仍是美联储加息进程。

前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多数对冲基金经理对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动作不会感到意外，他们最关心的是日本干预汇市的力度，这某种程度预示了G20国家对个别国家单边干预汇市，引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容忍度。

“在美元加息格局未变的情况下，这些对冲基金能以此为鉴，筹划下一步的沽空全球货币行动。”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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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无论是对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是对地方投融资体制而言，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债务万亿债券置换，都堪称一项宏伟工程。

通过债券置换，地方的短债变长债，高息债变低息债，周期延长，成本降低，化解了市场上的债务风险。这些由省级政府发行的透明度更高的债券，会对债权人形成更好的保障。在置换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之间、政府和融资平台之间正在进行新的博弈，本专题试图呈现这种博弈的复杂性。随着置换的推进，未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也将会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在央行的帮助下，目前来看，化解了前期的难题，此轮发行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根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如何对这些债券进行风险定价?如何对这些债券进行评级?这涉及到对这些债券发行主体——地方政府进行全面的资产负债及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一连串的问题随之而产生，如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产权制度的完善等等。改革刚刚开始，路途仍漫长。

地方政府置换债券的发行已陆续拉开帷幕。截至5月22日，已有江苏、新疆、湖北、广西、山东五省区先后公布了债券发行文件，其中江苏、新疆两省区已完成募集计划。市场乐观预计地方政府能完成第一批一万亿置换债券的发行。

毫无疑问，万亿置换债券将深度改变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将重塑相关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置换债券并不改变债务余额，但是债务的主体、期限和成本会发生改变。

鉴于地方政府在建项目融资紧张，在置换债券发行同时，中央政府在“后门”仍留了一丝缝隙，可能给地方政府债务带来新的风险。


置换债券额度省以下如何分配?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各省分配的置换额度按照2015年到期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下称一类债务)的53.8%的比例统一匡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这一比例计算，江苏、湖北、四川三省份的置换额度分列前三位，置换额度分别是809亿、599亿、585亿(详见本版图形)。

因为各省份2015年到期债务占一类债务的比重不同，置换后各省份的债务压力缓解的程度也不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2015年各省份到期一类债务占一类债务的总额在13%-21%之间(详见本版图形)，湖北、福建、广西三省2015年到期债务占比在20%以上，置换后三省的债务压力缓释将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但是，省以下分配时并没有按照统一的比例匡算，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间不同举借主体的博弈也在呈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地方财政部门了解到，置换债券由省级财政向市县财政分配，再由市县财政向同级各类举债主体分配置换额度。

从公布置换债券发行计划的五个省份来看，江苏和山东两省份明确表示因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15年已落实资金来源，置换债券不安排省级额度，全部转贷市县使用。新疆、湖北、广西三省份目前仍未作出明确表态。

相较于省级政府而言，市县政府的融资渠道更窄，债务风险也相对较大，置换债券全部转贷市县能有效减缓市县政府的债务压力。但是各地对置换债券的选择方法并不完全一样。

华北地区一位省级财政厅债务办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优先考虑的，“首先是今年没有资金偿还的债务，其次是利率比较高的债务。” 西北省份一位区县财政局人士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省级分配额度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2015年到期债务的金额，第二是各市县的争取和和谐和谐力度。”

因为置换债券相当于省级政府信用背书，信用级别相对市县级别较高，债券利率将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大多积极争取置换额度。


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博弈

根据审计署的债务审计报告，构成一类债务的负债主体有融资平台、政府机构、国资企业等多类机构。审计署的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融资平台和政府部门举借的债务占比分别为37.45%和28.39%，两者是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的举借主体。此外，国资企业举借一类债务也较多，国资企业举借一类债务的占比已达到10%。

前述西部省份的财政局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一类基本是各部门拖欠的工程款，如果置换，相当于财政帮其他政府部门还债，债务人会改变。”

在置换之前，债权债务关系表现为各类举债主体欠金融机构的钱，但是置换后债权债务关系则将产生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采访显示，由于文件并未做出明确规范，地方政府对置换后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呈现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场景是原举债主体的债务核销。“(置换后)契约关系要调整，债务人明确为政府，成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契约，而不再是各个单位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契约。”前述华北地区财政厅债务办主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类债务相当于各举债主体代替政府举债，这类债债务本该由财政来偿还，置换后就不存在融资平台欠财政的钱的情况。”依照这种逻辑，作为企业法人主体的国资企业和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将出现明显降低，财务负担也就得以减轻。

在这种场景下，原来国资企业和融资平台这类企业法人主体通过自身收益及借新还旧偿还的债务将由财政来承担。只是偿债时由当前转移到未来集中的几个年度，置换债券的到期呈现集中到期的趋势，将对财政的偿付形成压力。

对此，民生证券债券研究员李奇霖认为并不会对财政形成压力。“以前城投也是凭地方政府信用融资，置换后债券期限比较长，利息成本更低，而且可以通过发债展期。“李奇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前是地方政府债务通过贷款、企业债、非标的形式滚动，以后则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滚动。"

从目前四省区已披露的发债信息来看，5年期以上置换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大多在80%以上，置换债券的偿付压力实际转移到下一任主政者身上。

按照5年期置换债券占30%的比重计算，2020年地方政府需要偿还的万亿置换债券的额度将是3000亿元，将占地方年度财政收入的4%，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五年期以上的债券先置换了再说，把我现在的偿债压力解决了即可，至于五年后，让下一任想办法吧。” 西部地区一位财政系统人士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第二种场景则是债务保留，债权人发生变化。“债务关系不可能核销，财政将来不可能替平台去偿还债务。置换债券帮融资平台偿债后，因为融资平台是一个经济实体并且有的项目有收益，这部分债券还是需要由融资平台去偿还。”江浙地区的一位区县财政局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按此操作，则置换前后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和资产负债率维持不变，只是债权人由金融机构转变为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种场景则是资产划转。“理论上是有机会趁着债券置换改善融资结构，但实际是很困难的，因为财政要求资产随债务一并划转。”华北地区一位市级融资平台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这一理解的出发点是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处置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提出对剥离给其他主体承担的存量债务，对应的资产及收入也应相应划转，但至今尚无正式文件印发。

按照这种逻辑，置换债券相当于本级财政替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偿还了债务，那么置换债券所对应的资产就应当划转给财政部门。考虑到置换债券只能偿还一类债务，一类债务所对应的项目基本上是公益性的项目，划转的资产很可能是道路、公园等公益性的资产。由此产生新的课题则是由谁来管理这一类资产，余下的非经营性资产又将如何处理?

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财政帮平台还了债，财政肯定不会要无收益的资产，财政需要融资平台将有收益的资产作为对价划拨。”前述华北地区市级融资平台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据他介绍，当地省级财政部门也在一直摸底平台资产，置换债务后财政部门有可能要求融资平台划拨经营性的资产，由财政部门成立新的国资运营平台统一运作，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政府债务未来压力测试

对于整个省级债务总量而言，由于其置换债券严格按照53.8%的比例分配，整个省份的债务余额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债务结构的调整。

由高成本的信托、非标、贷款变为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前者的平均成本在7-8%之间，置换后地方那些政府债券利率在3%-4%之间，据财政部匡算，每年减轻的利息负担在400-500亿之间。

对金融机构等债权人而言，将高利率债务置换成低利率债务，表面上承受有一定损失，但置换降低了债务人违约甚至破产的可能性，长期来看对金融机构是有利的，实际上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

但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最近国务院发布的40号文《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意见的通知》(下称40号文)又放松对融资平台的融资管制。

“融资平台降杠杆只是短暂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地方政府杠杆可能再度提升。”中信建投宏观债券分析师杨晓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资讯整理的数据显示，省级、市级平台2014年第四季度的有息债务的增幅分别为3.49%和10.44%，增幅分别比上一季度提高0.8、5.2个百分点(详见本版图形)。这意味着诸多融资平台在去年第四季度突击融资。

“我们的项目基本是43号文之前已经开工的项目，一些项目因为融资困难已经暂停，因此40号文的下发相当于把43号文变成了一纸空文。”西南地区一位县级融资平台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我们有上百亿的债务，但是只有不到10亿的置换额度，置换债券杯水车薪，不到万不得已财政是不会给平台用的。”

值此行情，财政更愿意用置换债券去偿还政府部门等非融资平台主体的欠款，而让平台通过其他方式融资。“我们融资平台还是通过借新还旧去滚动，融资压力还是很大，现在在想各种办法去融资，信托方法也在使用。”前述西南地区融资平台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是操作之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余额保持不变，但增量债务却可能迅猛增加，政府债务可能再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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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冶秦皇岛城乡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冶城乡)保持联系一周后，一位该公司的项目委托人表示中冶城乡负责人可前往北京与自称买家的记者见面谈交易细节。

2014年9月，中冶城乡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称“上联所”)公开转让秦皇岛云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5.16亿债权和秦皇岛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5.92亿债权。

中冶城乡的主营业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央企和地方政府合资成立的政府融资平台。虽然秦皇岛与北京相隔不远，但中冶城乡转让股权项目的急迫心情已跃然纸上。这个于去年挂牌的项目，至今并未找到合适的买家。

这样的案例并不止发生在中冶城乡这一家公司上发生。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止到5月22日，上海联合交易产权所网站上有关产权、股权交易项目**有117项，其中涉及融资平台转让股权的案例有17例，占比15%。同时国资企业转让的达98户，占比为84%。

融资平台通过转让下属股权和债务，可以有效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从而降低负债水平。国资企业的转让如果由本级政府统筹使用，亦能有效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实际上，高企的地方债务压力也将减持国有股权化解债务这一课题推向前台。

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经清理甄别之后，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规模达到16万亿。而2014年年底，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为17.94万亿，依此计算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18%，接近100%的警戒线。而在2010年，这一比率仅为52.25%。经过多年的扩张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不断提升。

“43号文规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不救助的原则，如果发生偿债困难，需要通过处置部分资产来偿还债务。”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根据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过高，降低杠杆率的一个办法则是通过国资转让化解，进而优化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自发调整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关于地方债的分论坛上，主持人问到财政部长楼继伟，为何中央不会为地方债兜底。楼回答说，“中国地方政府手里资产太多不会破产，当地方政府还不上债时，可出售资产还债。”

本报记者整理发现，在上联所公示的项目中，国有企业股权转让项目有98项，占比高达85%。其中2014年10月地方债改革推行之后转让的项目有84项，占比高达73%，转让时间较为集中。但是这些转让行为是否直接与化解债务有关，尚难下结论。

除了直接的股权转让，另一种转让土地的行为也在平台公司中发生。这种转让方式表面上是转让股权，但是实际是在转让土地。

今年4月29日，南京临江老城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上联所挂牌转让，转让包括南京证大宽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丽笙置业有限公在内的6个公司100%的股权。

该项目的一个委托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转让的6个公司加一起净资产一共只有20个亿，负债应该是25个亿。“(转让方)拿了这块地，但并没有想要开发这个地，他已不止一次出让这块土地。转让标的没有任何经营业务，纯粹就是为了出让这块地而设立，就是一个壳公司。”

“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财政部科研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直接交易土地、不进行招拍挂流程的行为是不允许的。经营土地就需要成立公司来经营，可以通过股权，让出一部分收益权，以这款土地做资产。如果今后换主也必须经过招拍挂流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上海联合交易产权所网站上有关产股权交易项目**有117项，其中涉及融资平台转让股权的案例有17例，占比15%。虽然转让资产形式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出售股权还是土地，都可以为融资平台直接带来收益，为融资平台化解负债提供资金支持，从而间接降低本级政府的有息债务。


国资股权转让收入化解债务的可能性

这些转让主要发生在省市一级的融资平台，因为省市一级的融资平台有可能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和土地，而诸多融资平台实际上担负着政府公益性债务的建设，其债务的化解还需要本级政府的支持。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四本预算中财政收入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态势，土地出让收入亦大幅滑坡，用财政收入甚至政府性基金收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并不可能，社保资金更不能挪用偿债。

其中，只有国有资本预算收入保持较高增速。预算报告显示。2015年地方国资预算的增速高达16%，由612.53亿增加至713.12亿。这部分收入可以通过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或者调入公共预算收入偿还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但是地方国有资本预算收入的额度尚小。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曾表示未来增加国有资本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加大国有资产出售、国有股权减持的力度。“规模做大仅仅是靠红利增收是做不大的，所以规模做大很大的一块靠的是国有股的减持和国有股的出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要做到2000亿到3000亿的盘子。”他说。

根据预算报告，2014年地方政府国有股权转让收入纳入预算的金额仅为51.68亿。“对于企业资本运营范畴内产生的收入，财政不予干预，而对于公益性资产转让可以纳入预算。”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一位多年从事此类项目委托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有资产的股权转让项目近年来一直较多，其中一些子公司的小规模股权转让只需在集团公司备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这其中大多数国有企业股权转让都是在国资委要求下做出的业务调整。国有企业转让业务不相关联的公司股权时，自然会带来相关的现金流入。前述从事项目委托转让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这类项目转让的资金，一般都将流入转让方。

如果作为股东的地方政府将这部分收益用于偿还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将得以优化。这种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和支出游离于预算之外，但这种操作手法更为地方政府青睐。

一位西北地区财政局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我们融资平台债务是靠一个景区收入偿还的，景区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我们宁愿在预算外倒腾，因为这样约束更小。”


国有股权估值

通过国有股权转让化解政府债务的前提是地方政府持有足够有价值的国资股权并且制度环境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中国公共预算面临的最大挑战：财政可持续》一文中提到，由于每年收支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各级政府可分批逐步出售国有企业股份。这既可筹集资金化解债务，例如地方政府债务和养老金的债务，也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他曾对媒体表示，截止到2011年末，地方政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市值约3万亿元，此外，地方政府还持有大量的非上市国有企业股权。这些资产，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后盾。

实际上通过转让国资股权化解债务的先例在国际上亦有发生。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对国有资产进行出售。这场被称为私有化浪潮的变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售市场经济模式商业化运作的公司;然后出售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部门，最后出售依赖政府补贴的公司。

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表示：“假设财政遇到透支问题或财政预算不足的时候，政府可以转让或变现一部分国有股权，筹集的资金用于解决财政危机。”

赵全厚则表示，英国化解债务的变革是自由主义思潮下做出的战略性调整。国内则应该做的是转让一部分公益性资产，化解债务压力。两者虽形式相同，但目的和出发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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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4月14日，天津港集团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今年3月底，天津港集团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上已经宣布了董事长一职换人，4月8日天津市政府网站披露了这起人事任命，由原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张锐钢取代张丽丽出任天津港集团董事长。

记者注意到，天津港2015年的业绩表现相当不理想，营业收入只有154亿元，较计划骤减39.67%，以至于天津港对2016年的经营计划做了较大幅度的削减，较2015年的计划减少约40%，仅为126亿元。

在这种状况下，摆在这位政府官员出身的新董事长面前的，恐怕是个烫手的山芋。交通运输部水运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张锐钢“首要是解决安全问题，其次才是经营压力”。而在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看来，天津港政企不分、粗放式管理的积习折射了中国港口的集体困境，区域恶性竞争的加剧也给这个北方大港的未来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诸多挑战恐非张锐钢所能扭转，“只能祝他好运”。


非常规换帅

4月12日，天津港在中国货币网上首次主动对外披露了上述人事变化。据上述天津港内部人士透露，自3月份以来就不曾见到张丽丽在集团出现，亦未知其新的去向。而张锐钢很快于3月31日以天津港董事长身份出席对外工作场合。

港口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由于早年与交通部、各省市交委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经企业化运作的港口公司，所任命的掌舵人却大多出自各地交通系统的人士。与前任张丽丽相比，张锐钢在交通系统的履历上并不丰富，但在遭遇去年8月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特大爆炸事故之后，天津港集团的一二把手纷纷由外部人空降出任。

公开资料显示，张锐钢曾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并于2009年12月任滨海新区区委常委。2013年6月，张锐钢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党组成员。

而早在1月11日，天津市政府已经将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卢伟派去接替郑庆跃，出任天津港集团总裁一职。后者因天津爆炸案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与张锐钢一样，卢伟的履历里亦从未有交通系统任职经历，而完全是从基层单位的科员起步，始终在政府工作，天津港总裁系其首个企业管理层角色。

在上述交通运输部水运司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看来，鉴于大爆炸案后的安全评估考量，天津港首要问题是要对安全体系重新梳理，行政出身的两位掌舵人恰好都很擅长。另一位港口界专家则认为董事长一职本来就不涉及具体经营事务，懂不懂港口业务关系不大，反倒是需要有把握大政方针的能力，毕竟中国港口的决策往往在政府高层而非经营层。

但这点恰恰让徐剑华颇为不解。徐剑华表示，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港口业政企分开，事实上在全国绝大部分港口，政企不分的状态只是换了一件“马甲”，依然存在。以天津港为例，天津港务集团承担了包括编制港口发展规划、审批驻港企业(如瑞海危化品储运公司)资质、设立港口公安局和消防队等本该由政府机构才能承担的行政性功能。政府与企业身份不分，运动员与裁判员集于一身，到处可见，也造成诸多问题。爆炸案将天津港的问题曝光出来，其实亦折射了全国大多数港口的共同问题。显然这起人事任命延续了政企不分的态势。


运营危机待解

更严峻的挑战很可能还在后面。

2015年天津港的经营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据其上市公司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所披露数据显示，2015年，天津港实现营业总收入 154.02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01.26亿元，减少39.67%。按照天津港管理层的解释，营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货类金属矿石、原煤、钢铁及集装箱装卸收入均同比及所属子公司贸易量的减少、油品价格下降致使销售收入下降共同作用所致。

除了利润保持了逐年上涨的态势，天津港过去这一年的营业收入比过去两年的成绩都要差。令天津港管理层颇为难堪的是，事实上在发布2014年财报时，该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是要在2015年实现入 211.4 亿元营收，但实际完成情况不甚理想。为此，天津港在制定2016 年经营计划时，只是计划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93 亿元，该营收计划甚至比2011年的实际营业收入都要低。

天津港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让其对本年度的营收能力如此不乐观?港口界资深专家茅伯科认为，天津面临比较严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一方面天津港的运营成本较周围河北和辽宁等地诸多港口都要高，且天津产业结构在调整，分流与外移了诸如石油天然气炼化等产业，并限制煤炭铁矿石等大宗散货商品的运输路径，对天津港的货源调整已然敲响警钟。

天津港急需调整发展思路，提高货物价值而非盲目追求货物吞吐量的排名。

另一个紧迫问题在于区域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亦令天津港发展前景蒙上不确定因素。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各地加大对港口的投资。包括天津港、大连港、秦皇岛港、营口港、曹妃甸港在内，在国家北部贸易中心的环渤海地区的五个大港在该地区激烈争港口座次。

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港口岸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计划，口岸开放水域从470平方公里扩大到1590平方公里，码头岸线总长从78.9公里扩大到148公里，批准新建的码头泊位从75个增至146个。仅从数字上看，开放幅度达2到3倍。

但是天津周边的曹妃甸港、黄骅港、营口港等都有野心庞大的扩张计划，对天津港及其南港形成夹击之势。目前，河北省已经开工建设一条从邯郸到黄骅港的邯黄铁路，曹妃甸也在尝试打通向西的交通通道。

茅伯科认为，包括天津港在内的环渤海区域港口同质化竞争严重，在以前粗放经济情况下各大港口尚有发展空间，而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各港口的发展空间问题将会凸显，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与路径，比如寻求合作做错位经营。天津港或应逐渐降低对散货与油品的装卸业务而集中于集装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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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或会成为中国快递行业的一个分水岭。

申通、圆通、顺丰、中通、全峰、德邦……行业里最主要几家快递公司都打算在这一年上市，其中两个业务量最大的公司很快会借壳成功。

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些快递公司原本没打算这么快上市，却被诸多因素推动着加速这一进程，而且在申通率先捅破这层纸后，各家的上市步伐都变得争先恐后起来，就连三年前宣称不设上市时间表的顺丰也绷不住高冷姿态加入角逐。

未能赶上今年上市的百世汇通、韵达快递、天天快递等则忙不迭宣布或曲径放出融资消息，似乎亦不甘落后。

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快递公司争抢上市融资?这场资本市场的角逐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


申通借壳引爆上市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可靠消息人士处获悉，3月底圆通速递借壳上市的方案将会公开，届时圆通登陆资本市场的时间便会正式进入相关程序，不出意外的话，几个月后圆通就将亮相资本市场。

今年1月16日大连大杨创世公布与圆通速运已就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初步达成一致，将现有业务、资产、负债、人员等全部置出，转而置入圆通速递资产，从而完成圆通换壳上市的目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虽然三年前圆通就已在筹备上市，但其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在主板IPO，而非借壳上市。之所以仓促改变，不能不说是受了劲敌申通快递的刺激。

2015年12月2日，主营“阀门”与“管件”的艾迪西发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时，披露了正在与申通洽谈借壳事宜。

十余天后，更多细节披露出来，艾迪西12月13日晚间发布公告，拟置出全部资产、负债，同时置入申通快递100%股权，作价169亿元、溢价率为755.45%，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8亿元。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德殷控股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申通快递借壳上市，有望成为快递第一股”的消息瞬间燃爆了整个快递圈。一时间对众快递公司都是一场巨大的心理冲击。

有快递公司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虽然各家都在准备上市，且已经准备好几年，但是其实都还没准备好这么快上市。不少公司的计划里，上市时间表主要集中于2016年中到2018年之间。

就连申通快递内部不少人也没料到上市时间会进展得如此之快。接近申通快递的消息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实际上申通快递董事长陈德军重返申通总部掌舵，并进行股权架构改革不过一年时间，有几个重要区域的分公司股权收购并不顺利。考虑到上市公司内部严禁同业竞争，这些“刺头”区域若未能归于申通总部控制下，则会在未来形成同业竞争，这些问题在IPO过程中就会被提出来要求解决，否则很难通过会审。

正是出于如此考虑，在2015年12月前，几乎很少人能料到申通会这么快启动上市准备，而且是以放弃IPO的方式借壳完成上市目标。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向记者分析道，申通之所以选择借壳上市，有几种考量，其内部整合推动不顺的情况下，上市后的品牌效应可以加强申通现有股东和加盟商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而且上市所要求的规范性可以倒逼这个家族式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另外，对重要区域的持续收购也可以增厚未来上市公司的盈利，上市公司对资产的收购亦有规范……诸多好处让陈德军选择先上市后整合的路径。

陈德军与申通此举却让众多快递公司老板急了。除了圆通立即宣布借壳上市外，2月18日，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上市辅导公告，拟在国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目前正在接受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的上市辅导。按照顺丰的行业地位、资产规模与盈利状况，以及雄厚的央企股东资源，料上市计划会推进得异常迅速，不排除2016年年内上市的可能。

此外中通快递打算在美股上市。全峰快递早就准备好今年上半年登陆新三板。排在今年上市队伍中的，还有去年就提交了IPO计划，迟迟未能过审的德邦快递。若市场回暖的话，德邦IPO很可能会在今年成功进行。

就算未能在今年排队上市的快递公司，也明里暗里披露了各自的融资进展，向外界传递“不缺钱”和“快上市”的印象。

2月25日，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在杭州宣布完成A轮融资，金额不少于6亿元人民币，主投方为中金前海发展(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天快递董事长张鸿涛表示计划在今明两年内上市，并视发展需要决定是否在上市前进行B轮融资。

2月28日，上海韵达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宣布，与复星集团、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东方富海、云晖投资等金融与投资机构达成战略合作。

与此同时，业内盛传百世汇通近期完成了第六轮融资，融资规模高达7亿美元，据称这也是百世汇通上市前最后一次融资，据此推断其上市计划或不久之后或将公开。

可以说，申通的上市计划，提前引爆了中国快递市场排名前八的快递公司资本狂欢。


为何是2016年?

或许多年之后，回顾中国快递发展史时，人们会忍不住好奇：“为何八强都集中在2016年上市?”2016年，怎么会成为这么一个特殊时期?

这不得不回顾一下2015年底快递行业所迎来的发展契机。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出台的第一部全面指导快递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明确快递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定位和功能作用，将快递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该《意见》描绘了快递业到2020年的发展蓝图：快递年业务量、业务收入分别达到500亿件、8000亿元，快递市场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快递企业自主航空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约20万个，全年支撑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10万亿元，日均服务用户2.7亿人次以上，有效降低商品流通成本等等。

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意见》无疑会为快递行业带来极大的发展机会，各大快递公司也是希望趁着政策的高度关注，抢先上市，获取更多的资源好做后续布局。

徐勇认为，这项国家政策勾勒了8000亿元的快递市场，同时有政策扶持快递公司走向国际化以及下沉村镇网点，这些消息对于拟上市的快递公司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而2016年正是这一《意见》政策的实施年，赶在这一年上市可以获得资本市场更高的认可，溢价也可能会比较理想。

徐勇同时指出，快递行业经历二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出现微利化、无利化、亏损化的“三化”现象，若后续发展还要走向国际化，购置飞机和布置乡镇下沉网点还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且在这种格局下，像四通一达一样的加盟为主的快递公司未来急需加大总部控制力，拥有控股权，“控股就需要大量资金，这也是原因之一。”

而在菜鸟网络CEO童文红看来，几家大的快递公司都到了服务升级转型的时候，转型过程需要花很多钱，需要资本。这是各大快递公司积极上市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上市也是为了“去家族化”，徐勇表示民营快递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发展成为一个个家族企业，鲜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走向国际市场必须要规范，国外认同上市公司的规范性，让国内快递公司不得不选择上市，以期减少未来在国际市场拓展中的麻烦，这也是种市场倒逼。

事实上还有一个客观现实原因，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指出，中国快递市场的增速料会放缓，2015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增幅只有48%，结束了2011年起连续4年超过50%的强劲增幅，而整个快递市场2016年快递业务量增速还会降至34%。

因而在杨达卿看来，国内民营快递市场的竞争目前不是纵向比自己，而是横向比对手。快递市场已经从过去满地是金的平地狂奔，走上微利经营的缓步走钢丝绳。通达系企业过去都拿自家小平衡杆小碎步向前走，但是随着中通引资红杉，圆通在2015引资阿里系资本，申通和圆通先后借壳上市之后，当竞争对手的平衡杆越来越长，没拿到的或拿得少的企业心理失衡，这种失衡在增速放缓的预期下似乎演变成整个民营快递军团普遍的资本恐慌。

这也就解释了申通宣布借壳上市之事为何会引爆整个行业频发资本动作。徐勇亦认为，很多上市和融资计划是为了安抚加盟商或投资人。


背后的暗战

在旁观者看来，这种仓促的引资举动有可能给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童文红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便坦言担心众大佬拘泥于面子上的问题对上市争先恐后，对规模第一的执念反倒失去对企业内部数据化和运营效率的追求初衷。

“他们都在争着上市，如果今天几家民营公司快递老板能放下面子，放下份额第一的追求，而专注于怎么把内部数据化，效率运营做起来，那才有未来和希望。”童文红表示。

童文红所指出的这一点，其实正是各大快递公司的痛点。过去几年，各大快递公司为了争抢市场份额持续开打价格战，尽管业务量迅速上去了，但是营业收入却是远远跟不上业务量的增幅，众多快递公司被拖进亏损和微利的泥潭。这当中，尤其以申通、圆通和中通快递三家最为典型，三家公司为了争夺业务量第一和市场规模第一在去年拼杀得极为厉害，快递业曾多次希望共同涨价，因为三家公司不愿放松市场份额的争夺而一再作罢。

快递大佬们要争第一，有一部分原因恐怕是出于同是桐庐人的意气之争。可以说整个中国快递版图，半壁江山是桐庐人打下的。

1993年，桐庐夏塘村的聂腾飞在杭州一家印染厂工作时发现一条商机，当时进出口贸易火爆，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通常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送到上海，可那时候的邮政最少需要三天时间。聂腾飞遂萌生了帮贸易公司跑腿的想法。他与工友詹际盛一商量，两人遂从工厂辞工成立申通快递。聂腾飞任总经理，和詹际盛分驻杭州、上海。

一年后，两位创始伙伴因故分手，詹际盛离开申通创办了天天快递，聂腾飞则安排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接替詹际盛的上海业务。陈小英和陈德军是桐庐夏塘村不远处的子胥村人。

随着快递业务日渐红火，人手严重不足，聂腾飞把越来越多桐庐老乡拉进来一起做这个事业，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弟弟聂腾云，后者进入申通后负责慈溪分公司。1998年，聂腾飞意外出车祸去世。申通被陈小英兄妹接手，聂腾云离开了申通，于1999年成立韵达快递。

被申通带动进入快递行业的桐庐人还有很多，比如桐庐老乡张小娟曾担任申通的财务，而她另一个知名的身份是圆通快递董事长喻渭蛟的老婆。正是有过这段快递行业的财务从业经历，清楚里面的利润空间，张小娟后来劝喻渭蛟转行做快递，并于2000年成立了圆通速递。

两年后的2002年，同是桐庐老乡的赖梅松成立了中通快递，跟其合作的秦学兵此前曾是申通快递分公司经理。

2005年，桐庐县印渚老坞村的徐建荣受同乡之托接手汇通快运，注资打造该快递网络，2010年11月，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汇通快运”，随后更名为“百世汇通”，如今百世汇通也成了行业排名前八位的快递公司。

如上所述，桐庐人创建了中国快递行业前八大快递公司中的六家，这些同是桐庐人的快递老板之间却因为种种缘故并不太亲近，反倒互相攀比着争战。如圆通速递去年便一再宣称自己的业务量已经超过申通快递，在申通宣布借壳上市之后不到一个月，圆通亦迅速找到自己的借壳对象，似乎并不想将“快递第一股”拱手相让。

不过杨达卿认为，各家公司抢着上市应该不是面子因素，或存在心理战和生态战两大因素。一方面快递企业在普遍微利经营和高度同质化经营下，稍有危机感的民营快递掌印人都绷紧了神经，担心落伍后难以突围。另外，快递竞争背后的产业生态战愈加凸显，菜鸟+通达系等营造的商业生态圈和顺丰+央企财团等营造的商业生态圈，形成资本弹药的持续竞赛，需要各自使出浑身解数。

徐勇也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快递公司来说，在转型难的情况下有利有弊，而对于快递大企业来说甚至利大于弊。一方面快递企业需要规范化，另一个方面需要资金，资本是各项要素中的核心，他认为未来快递行业将进入“五机一柜二车时代”(自动化分拣机、装卸伸缩机、安检机、全货机、电子运单打印机、快递智能自助柜、电动汽车和电动三轮车)，所以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快递业深层次的竞争实际上就是资本实力的竞争，有钱可以吸引人才、买装备，创新。上市无疑是融资成本最低的一个途径，亦可迅速拉开非上市公司的差距。

杨达卿提醒道，部分民营快递企业借壳背后，有些是带伤上市，带着内部治理的硬伤。或许这些企业寻求通过资本外力刮骨疗毒，走向现代企业治理等，但如果尺度把握不好，自身调整不力，上市带给快递创始人的，不是一次甩包袱套利的机会，就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蜕变。“大数据环境下，产业生态战愈加凸显，不具备数据支持和订单难以为继，目前民营快递竞争格局下，要么从股市等渠道圈更多的钱，持续打资本战;要么寻求加入财团体系，不必上市，但借助财团生态系统，难以维系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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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与股市上升的秘密


一季度经济数据不错，但这些经济数据遮盖了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转型远远没有结束。
       一季度GDP上升，由融资与投资拉动，这可能引发产能在短暂的停滞后进一步爆发。这也是近期股市反弹的根本原因，流动性增加。
       第一，流动性增加拉动了经济，稳定了证券市场，为未来债务风险埋下隐患。
       李迅雷先生分析，2016年全年融资量或超去年全年。一季度银行放贷4.67万亿，同比多增9301亿元，新增贷款额创下历史新高。2015年银行新增贷款达到11万亿，已经很高了，这一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可能超过2015年超过15.41万亿元的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大宗商品反弹，流动性增加，股市在3月份进入反弹窗口期。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例扩大，增量6.5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1.93万亿元。融资规模创历史最高水平，使得金融业的GDP增速提高至8.1%，对GDP的拉升作用明显。
       资金投向主要是基建与房地产等，以及对外投资。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达到19.6%，中西部地区投资比重继续加大，投资增速快于东部；东北的投资大滑坡。
       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下降。4月15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披露，今年一季度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0.2%，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32971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1-2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1178亿元，下降18.1%，降幅收窄11.4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27716亿元，增长6.4%，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
       政府投资迅速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干快上，再过几年，恐怕化解债务又是个大难题。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3464亿元，同比增长2.8%，1-2月份为下降4.4%；地方项目投资82379亿元，增长11.1%，增速比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最快的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4076亿元，增长19.4%，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15384亿元，同比增长19.6%，增速比1-2月份加快4.6个百分点。笔者打听地方政府动向，都在为未来投资什么而伤神。
       第二，过剩产能反弹可能性较大。
       钢铁产能下降却还是达到了可能引发贸易战的程度。4月13日，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3月中国钢材出口998万吨，同比大增29.6%；一季度累计出口2783万吨，同比增长8%。3月出口量创下年内月度新高，远超预期。
       3月份588种产品中有412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钢材9923万吨，同比增长3.3%；水泥20139万吨，增长24.0%；十种有色金属431万吨，增长4.4%；乙烯162万吨，增长10.0%。大宗商品反弹后，产能也会迅速反弹，消弱了好不容易去产能努力。
       房地产业投资随固定资金投资增加而上升，去库存在加速。3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4397亿，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房贷，看起来房地产去库存形势喜人，3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3516万平方米，比2月末减少415万平方米。
       可惜，库存也在增加。前三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767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1%），增速比1-2月份提高3.2个百分点。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351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1%。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1992亿元，同比增长14.7%。未来，三四线城市尤其是西部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形势依然严峻。
       第三，资金恐怕还在外流。
       3月出口数据非常美妙，远超市场预期，让人不消化的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13日公布的最新外贸数据显示，今年前三月，内地与香港贸易方面进出口贸易额为643.2亿美元。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605.3亿美元，同比下降6.5%；内地自香港进口37.8亿美元，同比上升90.8%。这并不是个全面的数据，而可以从侧面印证资金的进出。从香港地区进口快速增加可能意味着资金流出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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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索罗斯




当1949年一个年轻的名叫乔治·索罗斯的匈牙利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是一团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复原，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共产主义的流亡者以及支离破碎的英国年轻领导人都将伦敦作为了避难所。大家想找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要毁掉自己，它又该如何重建。工党ZF以新的福利国家的形式重塑英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快了欧洲大陆的重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大厅，慷慨激昂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一起，凯恩斯主义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互相辩论。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校的历史学家写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神话诞生了。”




索罗斯在跨进校园之前已经饱受磨难。他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纳粹占领时期，他离开家人，假称自己是基督徒躲在他父亲的几个熟人那里从而幸存下来。他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看到过各种各样遭虐待的尸体？双手被绑的，脑袋粉碎的。他曾经为了帮助家人谋生而把首饰卖给黑市上的商贩。1947年，他还不到17岁，索罗斯挥手告别了他可能再也看不到的父母，离开匈牙利到伦敦去寻找美好的未来。在伦敦，他干过洗碗工、房屋油漆工、餐馆工。曾有一领班告诉他，只要他努力，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助手。在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之前的那个夏季，索罗斯终于找到了中意的工作，在一个没多少人游泳的游泳池做救生员。他读亚当·斯密、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著作。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索罗斯启发最多的一个权威人物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是一个奥地利哲学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背井离乡来到英国——就是这个人，将他的想法完全无意识地灌输给了这位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的年轻人。波普尔的中心论点是，人类是无法知道真理的，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和错误来摸索、接近真理。这一观点对一个有索罗斯这样背景的人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政治教条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波普尔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让索罗斯建立了自己的毕生梦想，那就是献身于哲学。它给索罗斯指引了一条看待金融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也使他获得灵感，将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命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索罗斯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绩平平，做了一段没有任何前途的工作，在威尔士北部卖过女士手提包，他靠写信给伦敦的所有投资银行谋求个初级职位而摆脱了这种命运。因为缺乏社会关系，他总是遭到这些单位的拒绝，最后终于在一家匈牙利移民开的经纪公司得到一份工作。学习了金融的基本知识后，1956年，他设法来到纽约，盘算着只要在华尔街熬上5年，就足以存够支持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生活的存款。①（索罗斯估计他需要50万美元——作者注）但他很快发现他很擅长投资，觉得退出这个领域太可惜。到1967年，他已经成为专攻欧洲股市的有名的华尔街经纪公司——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Arnold and S. Bleichroeder）的研究组组长。在因为卖想法给他们而认识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后，1969年，他推出了自己400万美元的多空选股基金，他把它叫做双鹰基金，并在布莱施洛德（Bleichroeder）的庇护下管理这只基金。




到那时，索罗斯将波普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金融知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称之为“反射”的综合体。就像波普尔在著作中提出的，上市公司的详细情况太复杂，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资者更依赖于那些接近现实的猜测和捷径。但是，索罗斯意识到，这些捷径也能改变现实，因为看涨的猜测将推动股票价格上升，从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筹集资金，提高绩效。由于这种循环，确定性更加不可能：人们无法明确地感知现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实本身也受这些不明确的看法的影响，而这些看法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索罗斯得出了和有效市场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




金融学术界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可以得出一个客观的股票估值，而当所有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中时，市场就达到了有效均衡点。但对于波普尔的信徒来说，这个前提忽略了对认知的最基本的局限。

即使他的金融生涯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起步，索罗斯还是继续躲在他度假屋的书房里，绞尽脑汁地将他的哲学思想写在纸上。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投资方式，尽管后来表明索罗斯用反射理论来解释投资的成功属于事后诸葛亮。在一个写于1970年的投资笔记中，索罗斯用明确地反射术语来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作。



“证券分析的传统方法是设法预测未来的收入。”但就这些投资信托基金来说，未来的收入取决于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看好，他们将支付溢价给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给它注入低成本资金。低成本资金会增加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从而说服其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溢价投资这个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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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坚持认为，诀窍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预期，也不注重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心理，而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测其中一个带动另一个向前，直到这个信托基金被彻底高估，崩溃将不可避免。果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罗斯预期的从繁荣到萧条衰败的过程。他的基金在它们上升时赚了大钱，而另一只则在其崩溃时赚了钱。




1973年，索罗斯离开安贺布莱，成立自己的公司。他租的办公室离他在中央公园西部的合作公司只有一个街区，他的合伙人也是从安贺布莱公司过来的，他就是那个急躁的工作狂分析师，名叫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多年后在他曼哈顿的家中采访他时，罗杰斯进行讨论的同时还气喘吁吁地在自行车上锻炼，并在车上装了笔记本电脑和电话以尽可能多地同时处理多件事。和罗杰斯一起，索罗斯继续寻找可能逆转的不稳定的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将股市的一个沉闷部门变得有活力，他从银行类股票赚了一大笔。他发现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改变了国防业，因为埃及使用的前苏联武器装备表现良好，这表明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索罗斯预测，五角大楼将很快说服国会追加投资，于是他大量投资国防类股票。




当索罗斯意识到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他会大胆地买入。在他判定军事开支将上升之后，他成为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最大的外部股东。他愿意在确定他的观点正确之前就孤注一掷。如果他发现一个有吸引力的粗略的投资想法，他会想到别人也会这么想。因为他相信完美的认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追究细节。一次在瑞士滑雪度假时，他买了放在空中缆椅底部的《金融时报》，在上升过程中他看到英国政府援助劳斯莱斯的计划，就在山顶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要求买入英国政府债券。这让专家在细节上纠缠不清。索罗斯的座右铭是：“先投资，后调查。”

截至1981年初，索罗斯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他的对冲基金于1973年更名为索罗斯基金，又在1978年更名为量子基金，并已积累了38 100万美元的资产，尽管20世纪70年代股票市场并不好，但这几乎是其初始资本的100倍。这个曾经在伦敦勉强维持生计，有时还要靠慈善事业支持的少年，积累了价值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慈善家。

1981年6月，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的简介中恭敬地称索罗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金经理”。他的对手用网球运动员伊利·纳斯塔斯（Ilie Nastase）赞扬比约·博格（Bjorn Borg）的话来表达对他的钦佩：“我们玩的是网球，他玩的是别的。”




索罗斯没有超越自我欣赏的境界。他这样写道：“我后退一步看自己，心中充满了敬畏：我看到了一个完美打磨的机器。”没有丝毫自嘲的意思。他也在另一场合承认：“我想象自己是某个上帝或像凯恩斯一样的经济改革者（他们都著有通论）或者，甚至更好，是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家（“反射理论”的英文发音听起来像“相对论”）。”但悲剧是他并不快乐。一个投资者如果要成功，他需要用本能，也需要用心地关注市场，这种关注可能很强烈，以至于投资者能感觉到。如果他的投资组合有麻烦，索罗斯意识到这一点的第一感觉就是背部发凉。如果索罗斯认为市场随时可能对他不利，他会顺应他的身体给出的生理信号，卖出他所持有的股票。投资活动消耗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一切个人生活的在训的拳击手，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体内寄生着无情地膨胀的基金的病人。



在他取得一个接一个成功的时候，索罗斯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重心。1980年，他解聘了脾气暴躁的吉姆·罗杰斯，吉姆曾多次赶走公司里的年轻员工，而且并没有帮索罗斯分担一些工作，这让索罗斯感到失望，索罗斯开始寻找新的可以委以重任的合作伙伴。由于分心寻找，他的投资业绩猛地下滑。




1980年量子基金的回报率超过100%，次年却亏损了23%，这是这个基金的首次亏损。由此索罗斯遭遇了挤兑潮，他管理的资本由4亿美元减为2亿美元。到1981年9月，觉得受到羞辱的索罗斯把剩下的钱委托给其他投资者，他自己像3年前的迈克尔·斯坦哈特一样，从投资市场上退出休假。

当索罗斯于1984年重新回来做全职投资时，他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此之前，他一直偏执，如果他不再偏执，他的业绩就将受到影响。但在他遭遇中年危机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心理学家帮他摆脱了一些心魔。他承认他的成功，并允许自己放松，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杀鸡取卵，更知道不这样做即使成功了也毫无意义。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凭借本能来鉴定基金的运作方式，就像身体的某种东西已经从他的身上切除了一样。他将这种改变比作一次痛苦的手术，在该手术中，他忍受了从唾液腺中取出结石的痛苦。这些结石一旦摘除并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化为粉末。索罗斯回忆说：“那些纠缠我的心魔也是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见光就烟消云散了。”

索罗斯用更智能的东西取代了后背痛的信号。从1985年8月起，他一直坚持记下他的投资想法，希望这种记录想法的做法会使他提高判断力，由此而产生的“实时实验”密集、重复，而且充满了对始终未实现情况的深刻反思，这也是一个对在工作的投机者的真实写照。此外，索罗斯的日记记下了他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对美元的赌注，他称之为“生命中的巨大成功”。

索罗斯已经不再推崇华尔街流行的选股，但是，他对反射循环的专注使他广泛地思考机会的问题。就像商品公司放弃棉花交易所内的位置而成为多面手的迈克尔·马库斯一样，索罗斯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了解几只股票的所有，只希望预测到一些小的变动，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些皮毛，这样你就可以在大变动发生时抓住机会。到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给了他用武之地.当时存在美元的价值基于交易者的看法，而索罗斯相信这些看法是有缺陷的，此外，由于这些看法可能随时逆转，美元价值将急剧变动。




这不是货币市场运作方式的传统观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样，会趋于有效率的均衡。如果美元被高估，美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而进口将会增加，由此产生的贸易赤字将意味着外国人需要用来购买美国商品所需的货币少于美国人所需要用来购买外国商品的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需求减少会降低美元的价值，减小贸易赤字，直到系统达到平衡。而且，在传统的观念里，投机者不能破坏这一进程。如果他们准确地预期了汇率的未来走向，他们只是在加速到达均衡点；如果他们判断错了，到达均衡点的过程会减缓，但是这种减缓不会持续，因为投机者会亏钱。

索罗斯认识到了均衡理论无法解释实际中的货币变动。比如，在1982年—1985年间，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对美元的需求疲软。但在此期间美元却升值，其原因是投机性资本流入推动了美元上升，而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动往往是自我强化：当热钱流入美国，美元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者，使汇率更加远离均衡点。

如果投机者是决定汇率水平的真正力量，那就意味着货币永远会表现出先繁荣后萧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投机者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会自我强化，推动汇率一步一步远离达到贸易均衡所需要的水平。汇率偏离得越远，就有越多的投机者觉得自己没错，而贸易就会更加不平衡.最终，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压力将压倒投机者的偏见，情况将发生逆转，投机者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一个新的相反方向的趋势会显现。




1985年夏天，索罗斯全力应付的挑战是如何判断美元反转的时间。8月16日，当他开始坚持写日记的时候，他怀疑这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里根总统在他第二任期开始时重组了他的管理队伍，而新的团队似乎决心将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从相关度来说，根据基本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利率下降使持有美元的投机者无利可图。如果政治措施和低利率联手哪怕使一部分投 机者放弃美元，货币升值的趋势也可能突然逆转。在第二个阶段，所有想要持有美元的投机者都已经持有了，市场几乎已经没有了买家，所以只需要几个卖家，就可以使市场逆转。




索罗斯为这个逆转是否即将到来很伤脑筋。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利率上升，这会使美元反转的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开始收缩信贷，抵押品价值下降和减少信贷的信息反馈回来，银行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会减缓经济增长并推动利率大幅下降。“我该怎么判断？我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我的反射理论。”这个理论使他认为自我强化的金融混乱风险特别严重，所以他倾向于赌美元贬值，另外，某些技术指标也指向这个结论。在考虑了经济学的半科学、反射的半哲学以及图表的半心理学的论断后，索罗斯得出了投资结论：做空美元。尽管内心有些疑虑，索罗斯还是果断地建仓。




截至8月16日，量子基金有价值7.2亿美元的相对要贬值的主要货币，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英镑，这用了7300万美元的保证金，这个市场持有量超过了基金的所有股权资本。他所冒的险是惊人的，他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说：“一般来说，我在任何一个市场上的投资尽量不超过基金股权资本的100%，但是我想调整市场构成的一惯定义来顺应我目前的想法……”这种认为对冲基金实际上是在套期保值的想法已经不经意地被淘汰了。

三个星期后的9月9日，索罗斯的第二篇日记记载说，他的投资情况不妙。美元因为一系列美国乐观的经济指数而升值，这个赌局使量子基金损失了2000万美元。索罗斯开始又一次的深刻反思。他继续将重点放在薄弱的银行系统，图表暗示他可能即将转运：德国马克似乎遵循着某种模式，暗示它即将大幅升值。然后索罗斯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设身处地地从货币当局来考虑，认为即使经济形势比预期的要好，利率也可能会维持在低水平，美联储因为肩负着银行监管的责任而不愿意提高利率，摇摆不定的放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资本成本的提高。此外，美联储还可以不提高利率是因为里根的改组政府决心严格控制财政赤字，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那个9月，索罗斯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坚守他还在亏钱的赌局，不过如果市场对他更加不利，他将放弃一半。




索罗斯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险中取胜。事实是，市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大多数信息已经反映在价格中，投机的艺术就是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一个点，然后利用那点小小的优势大量交易。索罗斯往往寻找证据，形成论点，然后却摇摆不定，午餐时客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可能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可能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交易员改变投资方向。索罗斯在那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关于坚持做空美元的决定就是生死攸关的情况之一。如果刚开始亏损后稍一犹豫，他的人生就将改写。①(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里承认他差点就没做空美元——作者注)不过，索罗斯没有犹豫。




1985年9月22日——他的第二篇日记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法国、西德、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五国共同承诺协调干预货币市场，促使美元下跌。广场协议的消息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获取了3000万美元的利润。第二天日元对美元上涨超过7%，是历史上的单日最大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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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有些幸运。他预先想到里根政府希望美元下跌，但他不知道当局将如何操作，也不能预知广场上的会议。然而，在广场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让索罗斯成为一个传奇。索罗斯没有将他在做空美元上的利润兑现然后吃老本，而是更多地买入。美元的反转终于到来了，他所知道的整个反射循环都认为美元最初的下降仅仅是一个开始。




广场饭店的会议于星期日在纽约结束，但当时在亚洲地区已经是星期一上午。索罗斯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经纪人下单为他的投资组合买入更多日元。第二天，当他公司内部的交易商想要锁定他们运作的小型投资组合的利润时，索罗斯少有地发了火。他跑出办公室，大声勒令停止卖出日元，告诉他们他将为此承担责任。交易商都不想与成功失之交臂，但对索罗斯来说，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透露了美元贬值的意向，“广场协议”已经发出了信号，那他为什么不能大量买入日元？接下来的几天，索罗斯继续买进。




到广场会议之后的那个周五，他持有了价值2.09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另外还有1.07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头寸。如果这种状态下有风险，那只可能是该广场公报是个纸老虎，这个声明相对于如何采取行动的细节来说单薄得让人怀疑，而且还要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遵守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不过，索罗斯在华盛顿、东京和欧洲的政治关系网比其他任何纽约的基金经理都大，而他的网内人士劝他相信“广场协议”是真的。到12月初，他又买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同时增加了近3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头寸。索罗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承担了各种可能的最大的市场风险。”




索罗斯在1985年12月完成了他的实战的第一阶段。他回顾这一时期，是一个从美元即将贬值的假设开始，到最终这个理论确认的时期。他不停地猜测银行体系会崩溃，结果证明这只是个障眼法而已。他承认：“我的预测的突出特点是，我一直在期待着没有实现的事态进展。”但这个预测错误与他取得的决定性成功相比就不值一提了。索罗斯知道没有什么比人们对美元走势捉摸不定的想法更能使美元走高了，因此这种突然逆转一触即发。因为他清楚美元系统的不稳定，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广场协议”的意义。“广场协议”就是这个触发剂，不管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无所谓。新政策的突然推动引发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现在可以依靠自身发展而延续下去。




根据广场协议进行的交易所带来投资回报是惊人的。从8月开始后的4个月里，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35%，产生了2.3亿美元的利润。索罗斯深信其写日记的行为对提高他的业绩有所帮助，他开玩笑说，他取得的利润是有史以来作为一个作家所获得的最高酬金。两年后，当日记作为索罗斯的书——《金融炼金术》的一部分出版时，有评论者嘲笑日记写得像流水帐一样。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这个《金融炼金术》确实有用（用蛋黄战胜了沸腾的水银）。




1987年5月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确认了索罗斯的名人地位。他的日记在对冲基金行业中几个年轻的新星心中产生了共鸣，他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炒家焦急地与多种不确定因素较量的真实写照。从商品公司得到创业资本的神童棉花交易商——保罗·都铎·琼斯后来创建了非常成功的都铎对冲基金，他要求他的员工必须阅读《金融炼金术》一书。在已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的一篇前言中，琼斯宣称说，索罗斯你现在应该小心了，他援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电影《巴顿将军》中的一个场景，在该场景中这个伟大的美国将军体验着战胜陆军元帅艾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滋味。巴顿根据所读的隆美尔的战术著作来准备与隆美尔的战斗，在电影高潮时刻，巴顿从指挥所向外看，说出了琼斯最喜欢的一句话：“隆美尔，你这个了不起的混蛋，我读过你的书！”




索罗斯很享受这样的警告带来的困扰。最后，他成为了自己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钦佩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他戴着大眼镜、有着浓密头发的精心打造的形象突然开始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他的中欧口音加重了他的异国情调光环。杂志的人物简介说，索罗斯早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知道东京在哪之前的好几年就是全球投资的研究者，他的投资包括期货、期权和远期外汇合约，而且对做多和做空都同样运用自如。他从静得可怕的曼哈顿交易大厅，到统治全球市场，并用5种语言和全球的金融家交谈。《经济学人》杂志称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投资者”，《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暗示他可能会作为“当代最有预见性的投资者”排在沃伦·巴菲特的前面。但是，正如1981年《机构投资者》杂志在对索罗斯夸大其词的简介之后那年遭受了让他蒙羞的23%的损失一样，1987年对他的恭维也预示了一场灾难。




《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出现在1987年9月28日，标题就指出了当时的问题：“股价是否太高？”经过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的长期牛市后，标准普尔指数中的400家工业企业股票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3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财富》杂志将索罗斯作为股市高水平的第一个专家见证人，并解释说，索罗斯很乐观。趋势追随者将股市推高并不意味着崩溃即将来临，索罗斯声称说：“市场被高估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支持他的观点，索罗斯指出，在日本，股票猛增超过了传统的估值。崩溃终会来临，但是，崩溃会在到达华尔街之前先袭击东京。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好的。接下来的一周，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承诺牛市会持续到1988年，再一周后，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索罗斯的朋友拜伦·韦恩（Byron Wien）预言“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前将再创新高。”这是一个由杠杆收购和举债收购将股价稳步拉高的时代，公司秘密收购者的生活出现在杂志里，让人羡慕不已。一个当时不知名的金融家大卫·赫林格尔（P. David Herrlinger）利用那种氛围，宣布出资68亿美元购买戴顿-赫德森公司（Dayton Hudson Corp）。赫林格尔在他的前院草坪告诉记者，他的要约可能是个骗局，也可能不是。他说：“这不过是个骗局。”这条新闻将戴顿-赫德森公司股票拉到一个很高的价位。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赫林格尔很快就被送到医院。




这股收购热潮是对索罗斯的反射思想的极好阐释。那些收购和接管都是自我强化的：每次收购消息宣布时，该行业的每家公司股票都上涨，收购公司的盈利将获利的预期更加增强。大量贷款源源涌入以支持收购行动，这种循环将股价拉到远高于估计的基本价值，正如索罗斯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当然，这种收购行动迟早会因为过多的债务而崩溃，那时这种趋势将逆转，但是，似乎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逆转马上就会到来。索罗斯继续将华尔街的首席哲学家作为他的新业余爱好，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出现在电视节目中。




10月5日，索罗斯邀请了他的一个粉丝去他的办公室，这个粉丝就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他是华尔街最热门的基金经理，也读过《金融炼金术》，并在会上表示对这本书感兴趣。索罗斯高谈阔论，并提供给德鲁肯米勒一份工作。他想找个管理量子基金的接班人，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哲学和慈善事业上，因为投资理财使他疲累不堪。德鲁肯米勒拒绝这么轻易地被诱惑，但双方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德鲁肯米勒个子高、肩膀宽，而索罗斯矮小精干；他说话直白，而索罗斯说话隐讳；他很普通，来自中部美洲，而索罗斯具有异国情调，来自中欧。但他们俩相处得很好。当时索罗斯已经五十好几，自以为是，而德鲁肯米勒才30多岁，充分地听取意见。尽管他们对市场有很多一致的观点，他们的资金头寸却大不相同。德鲁肯米勒认为市场崩溃即将到来，因此他做空；而量子基金做空日本市场，却做多美国市场。

事实上，索罗斯最近壮大了他的选股队伍，而且量子基金因为大量买入在华尔街戏称为“套利垃圾股”的热门收购股票赚取了令人咋舌的利润。因为跟对市场行情，索罗斯的团队到9月底扩充了60%。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10月14日，索罗斯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重申崩溃将始发于东京的观点。周三上午，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一个关于“先繁荣后崩溃”理论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发现整个华尔街都在抛售。新闻报道说，美国国会可能会对公司合并征税，此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牛市。当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这种下跌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他知道市场远离了均衡点，他也知道，繁荣之后很快就是大崩溃。正如他事后沮丧地承认说：“那时候我就应该待在办公室，抛出股票退出市场。”




周四股市继续下跌，周五跌得更惨。那天股市收盘后，索罗斯新交的好友来访。3天的抛售使德鲁肯米勒相信道琼斯指数已经充分下跌，根据他的图表，价格很可能已经降到即将反弹的地步。那个星期五下午，德鲁肯米勒从做空变成了做多。

索罗斯和他朋友谈话的同时在面前摊开一叠图表，这些图表是保罗·都铎琼斯制定的。琼斯是《金融炼金术》的另一个推崇者，索罗斯也经常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德鲁肯米勒看着图表所反映出的走势特点，内心不由地升起一阵恐惧。琼斯的图表似乎显示出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图表显示股市的历史趋势是：当本来上升的股票价格抛物曲线被突破时，股票的价格会加速下滑，这些图表也显示出1987年的市场与1929年的市场相似。也许股市要崩溃了。①（保罗·琼斯后来回忆说，“到10月19日，星期一，我们知道市场那天要崩溃……上周五创下了下跌期间的日成交量记录，这和1929年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崩溃的前两天。和1929年的类比模型完全表明了崩溃的来临。”——作者注）




第二天一早，德鲁肯米勒造访了杰克·德莱弗斯（Jack Dreyfus）——德莱弗斯家族共同基金的创始人，德鲁肯米勒就在该共同基金工作。德莱弗斯吩咐过他的秘书不但要保留大盘指数的图表，还要保留个股的指数图表。德鲁肯米勒后来回忆说：“我们翻看了所有这些个股的图表，然后我意识到我死定了。我看到不只是几个股票一定会下跌很多，而是所有的股票都这样。”他说这意味着所有的股票已经突破了一个临界点，现在会加速下跌：“一只只股票都明显突破了临界点……显然，我误判了形势。”由于只关注了大盘，德鲁肯米勒没有注意到个股令人担忧的走势。在图表分析师中有句老话——士兵领导将军（个股决定大盘）。德鲁肯米勒在那个周末接下来的时间里吓了个半死。星期一的时候他尽快从自己的头寸中脱身，到上午晚些时候，他的投资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在极度紧张的几个小时后，他又了做空市场。




10月19日那一天在历史上称为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损失了22.6%的市值，这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指数自91年前开始启用以来跌幅最大的一次。通过迅速改变自己的头寸，德鲁肯米勒躲过了这个最坏的股市混乱时期，但索罗斯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市场脱身，但是由于他掌管的资金比德鲁肯米勒多，而且那些几天前价格还较高的套利垃圾股在恐慌时期很难出手。午饭的时候，当德鲁肯米勒已完成他的头寸改变的时候，索罗斯还在拼命出售，股市一片混乱。一位华尔街人士后来回忆说：“人们不敢相信他们所持股票会下跌得那么快。”她透过窗子看着外面卖热狗的小店，借此来稳定自己的情绪。只要热狗还在卖，这个世界就不可能玩完。




星期一晚上，索罗斯重新评估了一下形势。美国的股市严重打击了他，但他在日本的空头头寸因为日经股票指数下跌已见成效，这缓解了他的损失。有传闻说，是新开发的一种叫“投资组合保险”的投资工具引起了纽约股市暴跌，这种投资工具对投资者承诺对抗市场下跌，其运作方式是在市场疲软的时候卖出期货，锁定投资者的潜在损失。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市场疲软的时候卖出期货，结果就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索罗斯就得到一个明显的信息——由程控交易而非基本因素引起的市场崩溃更可能很快得以纠正。也许，市场要反弹了。

星期二早上，市场果然反弹了。索罗斯抓住机会重新投入市场。但他在日本市场的投资损失惨重，他通过在流动性更强的香港市场卖出期货建立了日经指数的空头头寸。但当黑色星期一股市崩溃的时候，中国香港期货交易所的管理者决定关闭市场防止损失，而当星期二美国市场开始回升，预示着第二天日本市场也将反弹时，索罗斯却无法平掉他的空头头寸。到星期三，日经指数猛升了9.3%，是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可索罗斯却无能为力。



周三纽约市场收盘前几分钟，索罗斯再次和德鲁肯米勒谈了一次。道琼斯指数已经连续两天涨势强劲，德鲁肯米勒觉得另一个反转即将到来了。他研究了崩盘的历史，发现了一个规律：市场急剧下跌之后往往会有两天的猛涨，但随后市场将再度陷入低谷。那个星期三下午，德鲁肯米勒告诉索罗斯说他要做空。

索罗斯不为所动。他征询了其他密友，相信黑色星期一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一个投资组合保险带来的噩梦。德鲁肯米勒一向早起，周四早上，他在焦虑中醒来。市场头天收盘的时候 很坚挺，因为投资组合保险的异常表现，索罗斯认为历史规律不会重复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察看了伦敦的情况后，他看到股票在崩盘。如果纽约受到伦敦市场的暗示，德鲁肯米勒的空头头寸表现会不错，而索罗斯则会有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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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时左右，德鲁肯米勒接到了在所罗门兄弟期货柜台的电话。




该经纪人告诉他：“市场有一个大庄家，期货开盘可能低于200。”这是一个重磅炸弹。期货头天晚上收于258，在这个大庄家的抛盘压力下瞬间跌到200，这意味着下降了差不多25%。德鲁肯米勒觉得他不妨依此建仓，以防这种情况发生。他告诉经纪人如果期货合约下跌至195，就帮他平掉空仓。到了那种低点，德鲁肯米勒将乐于锁定利润。



开市后，庄家猛烈打压市场。期货跌至200以下，德鲁肯米勒与所罗门兄弟下的单都被执行，仅从头天晚上到现在，他的头寸就获得了25%的收益。大约上午10点，庄家抛售已经结束，市场趋于稳定，德鲁肯米勒估计又到了反转的时候。想起前一天下午的谈话，德鲁肯米勒拿起电话打给索罗斯。




“乔治，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昨晚是不看好，但我想现在可能到底了。有些疯狂的人刚刚疯狂地抛售，完全不计后果。”

索罗斯听起来平静、超然：“现在我在疗伤，我改天回来再战。”




直到那个周末德鲁肯米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拿起《巴伦周刊》的最新版本，发现市场上的大庄家不是别人，正是索罗斯。




《巴伦周刊》报道了事情的一部分，这与日本的麻烦有关。在周三的大涨之后，日本市场在周四再次上涨。索罗斯想平掉他在期货市场的空仓，但在中国香港当局重新开市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卖掉，同时，他在大量亏损。因为周一在纽约市场的损失，量子基金就会有投资者丧失信心的危险，这足以毁掉任何杠杆式基金。一旦你的贷款人感觉你有麻烦，他们就开始收回贷款，这迫使你在市场疲软的时候卖掉股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索罗斯看到伦敦市场在周四早上下跌，这意味着市场又会大量抛售，他觉得是退出的时候了。他在周一就太慢退出市场，他不想让这种情况在一个星期内发生两次。




他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刚刚决定变现，还有一天时间。”然后，他让他的交易员乔奥罗菲诺（Joe Orofino）出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标准普尔期货以退出市场，奥罗菲诺让雷曼兄弟公司的经纪人下了卖单。量子基金有整整10亿美元的头寸需要抛售，而且得快，但想要卖出大量的头寸而不引起市场变动是不可能的。




期货场内的交易员准备在索罗斯之前卖出，像德鲁肯米勒之类的投资者知道他们可以在锁定空头头寸的利润之前让市场尽量下跌。索罗斯之后后悔地说：“当他们下那样的指令时，他们将市场压得非常非常低。”




索罗斯那天变现的决定也许是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一次，他的基金损失了约2亿美元，达到这次剧烈变动的极值：在大约一个星期内，量子基金已经从盈利60%变成亏损10%，价值蒸发了8.4亿美元。这一事件表明了后来困扰着这个行业的对冲基金的弱点：基金规模越大，它就越难退出市场，也难以做到此过程中不影响价格，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量子基金规模小一些，索罗斯可能在周一就和德鲁肯米勒一样迅速卖出，而且周四他也可能在不导致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卖出他的头寸。索罗斯的交易方式是假设他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当这个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索罗斯就有麻烦了。




这次崩溃的程度毁掉了很多基金经理的信心。以前春风得意的人现在变得垂头丧气。“那个秋天我非常沮丧，完全丧失了斗志，”迈克尔·斯坦哈特后来回忆说，“我的信心动摇，觉得很孤独。”而那时索罗斯的这种情绪并不强烈。就像他在崩溃前对德鲁肯米勒所说的那样，他厌倦了运作量子基金，在他的意识里总想着放弃。但是我们不需要怀疑他的气魄，在1987年不需要，在任何别的时候也不需要，在索罗斯的粉丝圈里，他在崩溃后复原的方式是他所有成就里最突出的。黑色星期一之后一两个星期，索罗斯瞅准一个机会做空美元，他大胆地利用杠杆效应，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而美元正好下跌，赌局见了成效。尽管前两个月遭受了损失，但量子基金最终在1987年盈利13%。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幸灾乐祸的人。有一个匿名消息传到了《伦敦时报》，这个人高兴地说：“花了20年时间才让索罗斯成为天才，但只花了4天时间就让他成了笨蛋”。《福布斯》的一条新闻回顾了索罗斯几个星期前《财富》杂志上带来霉运的封面故事。文章嘲讽地说：“如果这个富有的、极其自负的、著名的出生于匈牙利的基金经理索罗斯出现在某商业杂志的封面 头条旁边，就赶紧卖你的股票。”量子基金受挫的报告迅速散布到东欧，那里的人们担心这会使索罗斯结束在该地区的慈善事业，索罗斯飞往匈牙利向总理保证他将继续提供资金。但到1987年底，索罗斯没落的谣言被证明结论下得太早。《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杂志将索罗斯列为华尔街收益第二的人。排名第一的不是别人，就是图表分析员、巴顿迷——保罗·都铎·琼斯。




1987年“拉撒路行动”的收获比两年前“广场协议”的暴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巩固了索罗斯作为民间投资英雄的地位。但它的影响也更大，因为索罗斯为后来大家熟知的宏观型避险基金做了大量工作，至少是在现代。




从1924年直到他去世的1946年，凯恩斯将剑桥国王学院的捐助基金——切斯特基金（The College Chest）在全球市场上投资，虽然当时“对冲基金”这个概念尚不存在，但他运用了许多宏观型资金管理人都认可的方法。他在货币、债券以及股票市场投机，并且是在全球范围内；他做空也做多，利用杠杆效应放大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稳定、利率管制以及货币的不流动，使得凯恩斯的宏观投资传统过时了，可笑的是，凯恩斯本人也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帮助谈判汇率固定。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宏观投资又开始跃跃欲试，但刚开始只是试探性的。

两类投资者使它得以复苏。迈克尔·斯坦哈特之类的权益类投资者首先意识到利率变化可能推动股市变动，继而他们通过投机债券市场直接下注于利率变动：首先是在美国，后来发展到全球范围。同时，迈克尔·马库斯和布鲁斯·科夫勒这类商品投资者起初交易棉花、黄金等，但当商品市场推出货币和利率合约时，他们开始投资这些工具。然而，在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出版以前，权益类和商品类的管理一直是独立的。股权投资者是基于以基本面分析为主导的文化，而商品交易员是源于图表和趋势所主导的文化。但是，索罗斯两者兼而有之。《金融炼金术》中讲述的实战将基本分析与趋势分析结合起来，将经济学家的语言与图表分析员的本能结合起来。这样，索罗斯设法与对冲基金的两派人士沟通，提醒他们另一方有可取之处。几年之内，像保罗都铎·琼斯之类的商品交易员和像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之类的权益类投资者都被视为宏观型投资者。




股市崩溃后的几年，黑色星期一这个事件被赋予了一些更深的含义。后来被大家混淆的现代金融工程因此受到责难。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循环回路：市场下跌引发基于保险的抛售，从而引起市场进一步下跌和另一轮基于保险的抛售。加立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组合保险的合作发明者马克·鲁宾斯坦（Mark Rubinstein）沦落到后来被确认得了抑郁症：他担心美国市场的疲软可能会诱使前苏联进攻，使他得对核冲突负责。




金融创新过早地受到指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索罗斯曾认为投资组合保险导致了黑色星期一，但在历史上，市场崩溃周期性地出现，而在投资组合保险少得多的国外市场也经历了大幅下跌。




即便是在美国，事后也发现有价值390亿美元的股票在10月19日通过期货和现货市场售出，其中只有大约60亿美元的抛售是由投资组合保险引发的。低技术的市场参与者也同样重要。许多投资者与经纪人有长期订单，如果他们的头寸下跌就抛售，这些守旧的止损政策可能至少和投资组合保险占的一样多。此外，在事情发生之前对崩溃的担心更为普遍，所以这次崩溃也可以从心理上来解释。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一篇报道的标题是“1929年的重演”。《华尔街日报》在黑色星期一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关于20世纪20年代市场情况的一段上附加了关于最近下跌的一段。最终，金融工具只不过是工具。投资人购买投资组合保险或下止损单，都是因为当时反复无常的市场氛围。




无论投资组合保险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次崩溃最大的问题都不是它。华尔街的波动使索罗斯一贯批判的有效市场理论遭到重创。在一个星期内，美国公司的价值直线反弹，这根本和有效无关，也没有任何达到均衡的迹象。“反射理论可以解释这样的泡沫，而有效市场假说却解释不了。”索罗斯后来这样写道，而且他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效市场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大学校园里蓬勃发展绝不是偶然，那是记忆中最稳定的时期内最稳定的国家中最稳定的地方。而索罗斯经历了大屠杀、战争以及在伦敦的拮据，对生活有不同的看法，在黑色星期一的市场巨变之后，学术界开始倾向于他的看法。这次崩盘从投资方面来说对索罗斯是个耻辱，但在学术方面对他是个认可。



这种学识共识的重塑由三部分组成。有效市场假说一直基于一个不稳定的假设：价格变动符合正态分布，这种分布呈现出大家熟悉的钟形曲线，在中位数或其附近的数字出现频繁，而分布两边的数字则出现较少或根本不出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特立独行的名叫伯努瓦·曼德尔布罗（Benoit Mandelbrot）的数学家认为，分布的两边可能会比正态钟形曲线假定的要厚，有效市场理论之父、那时也和曼德尔布罗相识的尤金·法玛做了一些股票价格变化的测试，证实了这个论断。如果价格变动是正态分布，变动大于5个标准偏差的情况应每隔大约7000年才在日数据中出现一次，但是，它们实际上大约每隔三四年就出现一次。

在做出这一发现后，法玛和他的同事没有声张。曼德尔布罗观点的问题在于太过繁杂，它使得金融经济学的统计工具变得无用，因为非正态分布模型在数学上还未解决。有效市场理论家、商品公司的合作创始人保罗·库特勒抱怨说：




曼德尔布罗就像之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带给我们的不是美好，而是血汗、辛苦和泪水。如果他是正确的，那几乎所有的统计工具都得作废，包括最小二乘法、频谱分析、好用的极大似然解式、所有我们建立的抽样理论、封闭的分布函数。过去的经济计量工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经济学界保持了另一种看法，尤其是正态分布在数学上取得惊人的突破之后。1973年，三位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期权定价的全新方法，令人兴奋的新的金融业诞生了，曼德尔布罗的反对意见被忽略。法玛现在认为：“正态分布是一个很合理的近似。”1987年的崩溃迫使经济学界重新审视这一说法。




根据正态分布，10月19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合约的跌幅发生的概率只有1/10的160次方，而10的160次方意味着1后面有160个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概率，这意味着即使股市保持开放200亿年——这已经是预期宇宙寿命的最高限，甚至即使是宇宙毁灭20次，每次之后都重新开放20亿年，这种崩溃也不会发生。

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其看法被忽略而放弃了金融经济学的曼德尔布罗带着复仇的心理开始重新研究这个主题。他的“混沌理论”的思想与索罗斯的想法如出一辙，他强调因为复杂的反射循环，小信息可能引起大的价格波动，这个理论得到了许多基金经理的追捧。




黑色星期一除了对金融经济学家思想的统计基础发起了挑战，也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基本原理的假设前提。有效市场理论假设投资者总是可以采取行动，如果他们知道IBM的价值是每股90美元，而不是现行的100美元的价格，他们就会做空，直到其交易的影响力将价格降低10美元。这种忽略制度性摩擦的假设涉及到许多其他假设：你得假定聪明的投机者找到足够的IBM股票来借入并卖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你必须掩盖并不能确定IBM公司的股票价值是90美元的事实。投机总是和风险有关，而且只有投机者能够承担风险，未必能够指望他们将价格带到有效水平。




1987年股市崩盘前，这些狡辩似乎都无关紧要。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可能缺乏采取行动所需的手段和信心，但有效市场理论将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只需要极少数拥有信息和资金的投资者利用错误定价并加以纠正。然而，黑色星期一却表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也不是总能成功地纠正错误定价。




在市场崩溃的混乱时期，经纪人的电话被恐慌的卖家打爆，他们很难打通电话并下订单；所有杠杆型投资者都担心他的信用额度会被取消，有效市场模型中简单的任意借款的假定事实上却是不确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抛售的巨大影响力使得逆向操作风险太大。当全全世界所有人都在抛售，不管你多么强烈地认为价格已经下跌太多，也都不重要了，此时买进是不可思议的。

至少，有效市场假说似乎并不适用于危机。但这种崩溃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股市泡沫会膨胀？同样，答案似乎还是部分在于投机者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在1987年夏天，投资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股价和企业收入之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但如果市场非要这样定价，就需要资金对其进行打压。对冲基金经理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借入股票卖空并不容易，而知道怎么操作的少数几个人资金又有限。由于这些制度性现实，高估可能会持续。明智的投机者会将价格推至有效水平的有效市场假说至少可以说是言过其实。




1987年后，对有效市场理论的第三轮攻击与索罗斯对它的不满也许是最接近的。这种攻击是关于经济学模型中心的主角，也就是被称为“经济人”的绝对理性人。当投资者将美国公司的估价在一天之内变动25%时，一些非理性的分析就会出现，人就不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突然开始听取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解释分歧的程度。




1988年，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开始在《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一些常见特征，举出人的选择违反经济学理性预期的实例。对于在伦敦做学生时就沉迷于认知局限性的索罗斯来说，这是另一个认可。




从某些方面来说，对有效市场理论在统计、体制和心理三个方面的攻击也是对对冲基金业的一种认可。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迈克尔·斯坦哈特的大宗交易和海默·威玛的商品交易可以如此成功，它也表明市场实践者往往走在学术理论家前面。认识到市场不完全有效引发了金融学教授创立自己的对冲基金的浪潮，也使得老练的人将他们的资金进行投资，又带来了1987年后该行业的长足增长。但是这种观念的革新也有一个不好的方面。如果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理性，对社会的影响也可能有害：先繁荣后萧条的规律会扭曲和破坏经济稳定，从而损害普通工人和家庭。如果市场是恶魔，那交易活跃的对冲基金是不是比市场更疯狂的恶魔呢？尽管有些夸张，但这种怀疑在对冲基金进入快速扩展的黄金时期时反复困扰着它们。

govyvy

上个礼拜12号，还说有10来天，结果还说早了，才8天，就下来了，大盘比我还猴急，哈哈哈~~~

govyvy

这篇好像发过，不记得了，还是重发一下



作者| 梁恒索罗斯中国事务私人顾问

来源| 新浪财经

推荐人|一鸣现在上海


索罗斯说：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如果能够读哲学、读文学，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

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索罗斯30年前就注意到了北京空气不好。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是1986年10月。中信集团董事长荣毅仁请他吃饭，交换名片时索罗斯震惊了——荣毅仁的名片上就三个字：荣毅仁。

荣说自己名字是红色资本家的代称，然后又低声说，“其实我就是不想别人打电话影响我休息”。两个人聊了很多对全球经济的看法，荣毅仁的助手向索罗斯问了很多国际金融的问题。事后索罗斯评价：“这位助手是难得的人才”。助手叫秦晓。

后来他们一起登上当时北京最高建筑的楼顶，索罗斯嫌空气不好，问荣毅仁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荣毅仁说，得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

第二个故事，是马云对索罗斯的评价。2009年6月，索罗斯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解读金融危机的演讲，随后，索罗斯“空降”杭州，参观了阿里巴巴总部。

在杭州江南会，马云真情告白——“为什么今天我要请索罗斯来杭州?很多时候，他是一个被误读的人。我跟他比较熟，很多年前就是朋友。3月份，在纽约我们又聊了几个小时，我觉得他思考的方式蛮独到的，很吸引我。有时候外界对一个人评价如何，只有你和他交流，才会感受到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如何成为索罗斯的朋友


梁恒：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让他很有感触。

有一次他们夫妇请我们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以后肚子饿了吃饭。吃饭聊天的时候，帐单递过来了，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钱说我付钱。结果这个动作让他的太太发了脾气，我的太太更有脾气。说，梁，你和他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你很愚蠢的，你是穷作家，你不能付钱。

但是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让他付钱。

所以，我就觉得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有钱的人。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次，我和他谈完小事以后，他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说我不要，他就怔住了。

我说，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级酒店，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钱人吃饭，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我也可以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

索罗斯想交诚实、真诚、无功利观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人，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
　　

香港那次打完，索罗斯爽不爽呢？


梁恒：没有什么。当然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想鸡蛋碰石头，见好就收，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我的书中专门谈到过他和朱总理的会见，最后朱总理说，我很需要你的经验。所以，在香港那一局，大家看到的都觉得索罗斯打不过人家，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对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那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和美金直接挂钩的，因此一旦国际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会自然受到影响，而中国金融体制不和美金直接挂钩，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金融体制。

所以，我的书里面写的，索罗斯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结构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就收手了。他和朱镕基总理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两个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你看朱镕基总理的对话录也是有记录的。
　　

大战前的索罗斯会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吗？


梁恒：没有。他真正有事的时候，喜欢打网球，而且是打双打。当他的网球打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说，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烂了，走神了。这个时候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他会赔礼道歉，这个时候是他在讨论大事的时候。

举个例子，打英镑。

索罗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几个最高的主管有关系，他不认识任何人，他也不想认识任何人，因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让私人的感情放进去。

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他基本有两个人，一个是操盘的基金经理，比如说打英镑。索罗斯这个人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给权利给你，他不会干涉的。

像打英镑的时候，这个直接操盘的基金经理来向索罗斯汇报。他说他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让英镑贬值，因此他建议放空，放到20亿美金。

索罗斯说，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确的，你怎么就放那么一点钱呢?这句话成为了华尔街的经典。这个基金经理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他觉得无地自容，觉得是在骂他。但是索罗斯后面没有说话，这个基金经理很聪明，他马上追加了5倍，在放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做到最大了，100亿。

所以，这并没有像说的通宵达旦的开会，烟熏着，没有这些事。

索罗斯的事就是看准人，你把枪给我架好，什么时候开枪是我的事，扣扳机。他觉得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会立刻斩仓，立刻出来。


索罗斯玩内幕消息吗？


梁恒：这个不能说有什么内幕消息，他就是很多时间在打电话，和很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政治经济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说话。

你知道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行业中，资讯的掌握，评估分析，建仓和下注，一般优秀的经理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索罗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学金融家。他去那里并不是要获得小道消息，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的哲学理念上，所以他对盛衰论是非常坚定不移的。

因此他常常说，这种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分析因素，因此各国政府对市场的一些看法，他就好好听人家说。

索罗斯说话不像我这么罗嗦，他听人家说话，总是不做声的在听，所以他打电话总是在听。他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评判和评估。

索罗斯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使基金经理、做交易的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朋友。

他家里的聚会不断，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他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块，有前苏联来的，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交流，这和挣钱没有任何的关系。
　　

教儿子必须学会输


梁恒：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索罗斯有很多缺点。他对人的那种冷漠，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是一个败家子，把所有的钱赔光了，准备要自杀。但是自杀的前天晚上，和他聊天。第二天索罗斯和我说，那个人死了。

我说你没有帮他吗?他说，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我听了这个话特别不舒服。

他很少有时间和小儿子在一起，所以每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索罗斯从来都是很认真，小儿子问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小儿子就气得眼泪流下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能对他好一点吗?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富人的小孩长大以后，赚钱不幸福，赔钱不痛苦，有了成功没有自豪的感觉，有了失败一蹶不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学会输。老梁，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带他们去黑人的贫民窟去看看，把你年轻时的经历给他们讲讲，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穷很穷。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严父。
　　

特别喜欢王阳明


梁恒：索罗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活动和事业，他都事先要对这个国家和地区有很认真的了解。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的。

比如他当时想了解日本市场，他甚至去学日语，阅读日本的作家的作品，像川端康成的《雪国》；比如他到俄罗斯去做市以前，他很认真地把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从托尔斯泰到契科夫全部读完。当他到南美地区有所作为，他把马克瑞斯的经典代表作认真读完。

他来中国之前，我给他上课，讲中国的事，用说故事的方式讲，也给他准备了一些英文翻译的中国经典作品。我跟他说，这都是随缘的书，放在床头，想读就读。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进中国之前，我们进行了中国课的学习。当然唐诗宋词他读了，找不到感觉。但是我和他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佛家的慈悲众生，道家的天人合一，还有王阳明知学的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

索罗斯特别喜欢王阳明，说他是行动的哲学家。他学庄子老子，说庄子的境界更高。他开玩笑说，也许是认真地说，他说真正读懂庄子，才可能治大国如烹小鲜。

有一天，我给他讲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说到，天助红军，天助毛主席。他对这件事非常有感觉，他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与金钱，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史、哲学和文学。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非常喜欢。
　　

索罗斯的书房什么样？


梁恒：他的书房是在二楼，和他的卧房隔得不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澡堂。他看很多书，索罗斯喜欢读的书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

我发现他书架上摆的书和书桌上的书不一样，书桌上都是文学作品，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还有诗歌。而他的床头好多年来摆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我说你资本家读这些书?他说这些人改变了人类的进程。我说你读完了没有?他说慢慢读。

他真的是很认真读书的人。像他在和朱镕基的会谈中，他讲了一句很文学的话，他说我希望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应该有文化底蕴，应该有对社会的关怀，应该有道德价值标准，我希望看到中国应该有这样新的族群进入金融社会，他们是读诗的，他们是关心社会的。这个对话在朱镕基的书中是有的。

2001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很想去看看中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会议安全保卫管得很紧，我说行。我们两个人就从国际俱乐部游泳馆后面出去，上了出租车到了西单书城。进去一看很多人，他就特别高兴，说中国年轻人有这么多买书的。结果一看财经类、理财类的人特别多。

他让我带他去看看哲学类，一看，里面只有三四个学生。他就摇摇头，说现在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季羡林有一次吃饭，两个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吃了饭以后两个人还想聊，在房间里，一个是东方巨子，一个是西方巨子，两个人交流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听着，不由自主产生了庄严的感动，好美好美。我就非常感叹。结果他和季羡林从西方哲学聊到东方哲学，很晚了，我们两个人送季先生离开酒店。当季羡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时候，他就讲，我在中国还有自己的哲学之友。

但是在他站在西单书店楼上一看，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我看索罗斯靠着书架安静地看这三四个人。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如果能够读哲学、读文学，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所以我就带着他离开了，很寥落的离开了。

出去以后，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没有人看哲学的书。（end）


作者简介

梁恒
《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书的作者，湖南长沙人，原纽约中文季刊《知识份子》总编辑，同时受索罗斯邀请，出任他的中国事务私人顾问以及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govyvy

忘了发福利了，补上

xj1324

楼主的MM太保守，有没有更sexy点的，

govyvy

xj1324 发表于 2016-4-20 14:39
楼主的MM太保守，有没有更sexy点的，

有啊，想要吗？

govyvy

悄悄地说，自己下哦~~

xj1324

不好看，

govyvy

央妈将在未来几个月将贷款利率收紧，也就意味着，股市的好日子不在了，

如果持续收紧，国内将有个下行压力存在，

勒紧裤腰带，喝棒子面粥的时代快来了，哈哈哈哈~~~

创业板没有了银行输血，最多也就是一地鸡毛，

信不信？   走着瞧，哈哈哈哈哈~~~~

govyvy

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

从07年到现在，更准确的说是2017年，在这个10年中，是一个资本扩张的年代，是一个牛市思维的时代，

但是现在有一个拐点，虚拟化经济出现了自身的弱点，被淡化的制造业，让全世界都处在一个大泡沫中，

德国认识到眼前问题，推出了工业4.0概念，美国的情况更严重，虚拟经济的繁荣，冲击了实体经济，美国也在重返制造业，

中国呢？也在慢慢的睡醒，不过醒的比较晚，

不管是P2P，还是O2O，它的准确名词叫做泡沫衍生品，

银行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央妈准备收紧货币，说明虚拟经济不可能长期支撑一个国家的基本面。

在这个经济下行压力下，不赔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更多的应该把眼光，放在实体经济，比如制造业等等，

炒作一种思维能变出经济产能，这个时代快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