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封停，方现决心。

瑞趣

原帖由 22110 于 2010-3-2 15:25 发表
我今天在１６.２３元买进６００２０９　，失败！

明天开盘卖出！！！！

#*19*# 希望买得不多
其实我昨买的613就是罗牛山控股的，也是海南一路的，今天也割出了。

[ 本帖最后由 瑞趣 于 2010-3-2 15:33 编辑 ]

瑞趣

原帖由 瑞趣 于 2010-3-2 08:49 发表

600209都涨150%了，这样的股我不敢，甚至不看了
顶上的平台即使突破也很可能有假，而且顶部放出大量了，小心。

我很胆小，怕放量，回避一些风险，也错过不少连续强势的
我的出发点就是尽量做缩量涨的

yanxiangyf

我很佩服瑞版敢于拿出自己的交割单，每天面对大家，为的是自我提高，对自己的促进，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包括我都做不到的，相信有一天你会稳定盈利，我现在也是在路上，挣扎，彷徨，甚至郁闷，自责，但是，为了建立稳定的盈利模式，这是成本，也是必经之路。
瑞版，祝你越做越好，也希望自己有所提高，我现在感觉，其实只要心态好，盈利也不是难事，做股票，还是要慢慢来！我是有点急性子！

瑞趣

#*19*# #*)*#
希望大家都敢于拿出自己的交割单，其实是贴给自己看的。
做得好，别人仰慕你；做得不好，别人也不会太笑话你的。
其实人更多的只是关心自己。
大家聚在一起，是有缘。
一起热闹热闹，最好还都有收获。

瑞趣

6691被立案调查，跌停割出

瑞趣

原帖由 瑞趣 于 2010-3-3 10:03 发表
6691被立案调查，跌停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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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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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haolin

原帖由 瑞趣 于 2010-3-3 08:58 发表
#*19*# #*)*#
希望大家都敢于拿出自己的交割单，其实是贴给自己看的。
做得好，别人仰慕你；做得不好，别人也不会太笑话你的。
其实人更多的只是关心自己。
大家聚在一起，是有缘。
一起热闹热闹，最好还 ...

在路上...

yanxiangyf

今天单子那？/瑞版

xupeng01

#funk#

[ 本帖最后由 xupeng01 于 2010-3-4 21:51 编辑 ]

haohaolin

误杀#*29*#

瑞趣

原帖由 yanxiangyf 于 2010-3-3 17:31 发表
今天单子那？/瑞版

今天亏了350
渐渐我要退出一段时间了，资金另有它用
不知啥时再回来，但愿快点。

瑞趣

趁机也反省一下，老不赚老亏的看起来也不爽
。。。。。。。

瑞趣

虎口夺食，很多人却成了虎们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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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赌场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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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ia0

心里波动不能大过市场波动.

瑞趣

原帖由 Tjia0 于 2010-3-4 21:37 发表
心里波动不能大过市场波动.

#*19*#
就是贪婪和恐惧、没有耐心、没有信息，被庄们操纵，心被操纵、资金被操纵

瑞趣

牛刀：马建堂的开发商情结误国误民



荒谬的数据后面必有荒谬的为人。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最近做了两件荒谬的事情，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这第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亲口说，房价统计有缺陷，主要是依靠房地产企业填报的。


这一句话，马建堂的完整表述是，马建堂认为房地产统计价格至少在两个方面应该有所改进，首先要完善数据采集方式，从现在主要依靠房地产企业填报转向既要依靠房地产企业填报，又要依靠调查人员现场的访问采价，以及依靠行政记录和城市规划；其次，要改进数据的利用和发布方式，年末的数据可以发布，在计算方式上要建立房地产价格的定基制度，要研究提出如同股指的房地产价格定基指数，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换一句话来说，过去统计局发布的房价数据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开发商。更为荒唐的是，马建堂解释：目前的统计方式是将12个月同比数据综合平均（或年度累计同比）。比如，某市2009年1月份房地产价格同比下降16.3%，12月份同比上涨18.9%，全年12个月一平均，全年价格只上涨1%左右；但如果计算并发布2009年12月份对上年12月份的价格变动，那么房地产价格就上涨了18.9%。


第二件事情是大家不知道的，那就是在全国民众愤怒的声讨中，马建堂决定邀请业内人士座谈，明日(3月5日)下午，统计局将召集业内人士，召开房价统计的座谈会。著名地产商潘石屹4日下午向记者透露，受到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的邀请，明天下午两点将参加房价统计的座谈会。


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马建堂同住建部一样，也是对开发商怀有深深的依托，有什么房价上的问题，首先找的是开发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立场问题，开发商是高房价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如何，只要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他们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无论谁做这样的能拿超高年薪、或者获取疯狂暴利的开发商，谁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说话。


这就是房价数据统计一再受到国人嘲笑的主要原因。统计是门科学，中国的纳税人养活了全国40万统计公务人员，相信不乏人才，关键是部门领导如何用人的问题。如果部门领导一味地站在开发商的立场上，为开发商服务，对开发商言听计从，那中国的房价真相将永远不会告知公众，而公众也只有报之无奈的嘲笑。中国的老百姓被蒙怕了。

瑞趣

地方土地财政撑死了也只能再维持十年
徐斌

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单纯指责地方政府合谋开发商牟取土地暴利的说法，看问题没有看到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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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房价如同脱缰的野马，大城市高房价，目前几乎成了社会公害。赚大钱的房地产商，和靠出售地皮搞来大把银子的地方政府，目前千夫所指，沦为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理性思考一下，房地产商不过是做生意的，现在赚钱固然让大家不开心，赔钱的时候谁去怜悯？至于地方政府靠土地出让金补贴地方财政也无可厚非，这钱又进不了地方政府长官的私人口袋，犯得着拿这个说事么？
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为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死死盯住土地出让金？要知道，这事，算是与民争利，在政治上非常招人厌，是不得人心的，更何况中央政府总是在土地问题上找地方政府的麻烦。何苦总是和作对？
答案就在于，地方政府财政实在没钱，在2000年以来，就靠卖地过日子。而地方财政上之所以一直缺钱，就在于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的今世前生

中国财政体系，在传统体制下于60年代之后，相对稳定地形成“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安排。这实际上还是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延伸，地方每年报上明年的账单，中央财政计划统筹安排。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农村区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在沿海特区进行政策倾斜的实验同时，自上而下宏观层面的改革，就是实行财政体制的“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这也就是承包制在财政系统的发扬光大：缴够中央的，剩下就是自己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地方经济热情似火，但每年中央都要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商定上缴财政收入的既定额度，这等同中央向地方伸手要钱。所以，中国财政体系在整个八十年代和1994年之前，都表现为“弱干强支”的局面，也就是地方财政日子要比中央财政日子好过得多。在1994年之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呈现明显的下降。1990年之前还能勉强维持在30％以上，进入90年代后就一路下滑，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的1993年，该比率已经下降到22.02％。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地方财政日子比中央那不是一般的好过阿。。。。
但中央财政日子不好过，也有应付的办法——印钞票。具体做法就是，中央财政上发国债，人民银行包销。这是八十年代到1993年中国几次恶性通胀的根源所在。1993年，当时的朱镕基负责治理中国经济过热，他采取几项措施，就将当时的高通胀和经济过热压制下去，其中包括：出台银行法禁止中央财政直接从央行借钱；压缩所有基建项目投资；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改革财政包干制度，全面推行分税制。
中央政府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分税制导致中国财政系统“强干弱支”

但麻烦就在于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中央不可能执行。因为分税制的基础，就在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平等协商，划分好事权和财权。欧美政府搞分税制度，似乎得心应手，这是因为政府的法理基础，是“自由人的契约联合体”。表现在财政上，那就是“没有纳税人同意，各级政府不得随意征税”。欧美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服务于纳税人不同级别的组织而已。尤其在联邦制国家而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平等的法人组织。地方政府有经过纳税人同意可以开征新税的权利。而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哪个省长或者市长敢和中央叫板？中央对于地方从来都是保持绝对的强势地位。
而分税制的精髓，就在于运用商品经济的原则处理中央与地方收支权限的划分，把中央与地方的预算严格分开，实行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一级财政、一级事权、一级预算”的财政管理体制。但中国的国情却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和事权一直不对等，也不可能对等。因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体系突出表现为“强干弱支”的特征。
巨大的土地收入，总算让地方政府在进入21世纪之后，算是摆脱了之前的窘境。。。。。
这一点，在数据上可以看得清楚：2006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2.8%：47.2%，而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为24.7%：75.3%。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一部分靠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一部分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的结果，就是各地驻京办遍地开花，大家没事就“跑部钱进”。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于地方财政有多重要，看看数据就明白了：2006年地方财政税收总收入为31805.03亿元，而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额度为13501.45亿。
这够用吗？不够用。因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于悬殊，地方事权太多，而财权又太弱。而且越是往基层政府，这种情况就越恶劣：省级财政比市县财政好过，而大部分公共品却又是基层政府负责提供。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在实行分税制的欧美国家中，义务教育都是中央政府负责，而高等教育则是由地方和私人，甚至由社区负责。至于为何如此，就在于义务教育的受益者，是全国性的。譬如贵州边远山区的贫困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后，外出广州打工，受益者却是广州市政府财政和当地经济，儿童的家乡政府财政和经济，并未从中获益，所以中央财政为其义务教育买单，才算合理。但事实上，中国教育的支出结构却是反方向的：基层财政，要负担义务教育的所有开支，而教育层次越高，受教育者数量越少，其财政支出的单位行政级别就越高。
基层政府负责的事情多，但拿到手的钱如此少，怎么办？
不要被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给蒙蔽了眼睛，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除了贪污腐败，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干，大家只要记住，不管什么政府，都要提供一些公共服务，而这都需要钱。。。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不得以的苦衷

乡镇一级政府基本没有什么办法，在2001年农业税取消之前，就靠摊派农民的税费过日子，搞得天怒人怨。即使这样，其实在90年代后期，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县级和乡镇一级的政府财政，从技术上说，已经基本破产，很多都是负债累累。只有在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后，城镇化步伐加速给市县一级政府财政带来光明——卖地。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的统计，我国2001年、200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为1295.89亿元和2416.79亿元。2002年11月，新华网的新闻披露：“最新统计显示，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已达6000亿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盛华仁做的《全国人大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披露：据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至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
国土资源网公布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周建春的文章《治理“产能过剩”，土地部门如何出招》中披露：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价款达5421.3亿元，2004年为5894.1亿元。
《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1月15的文章《土地财富流向之歧路》中介绍：“据国土部年报，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5894亿元，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更达到了7000多亿元。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带领课题组调研后认为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
2007年《新财经》杂志的文章《骄傲：住房保障政府缺位》中介绍：“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GDP的4％。按此测算，2004年和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分别为5894亿元和5505亿元；2006年，更是高达7000多亿元。”
据2006－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披露，2006年土地出让价款7676.89亿元；2007年出让土地22.65亿平方米，出让价款未披露。根据2006年招拍挂出让均价的增幅，测算得2007年招拍挂土地出让金为11475.23亿元（出让均价995.25元／m2）；根据2006年协议出让均价的减幅，测算得2007年协议土地出让金为1288.27亿元（出让均价115.85元／m2）；合计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2763.5亿元。
国家院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刘守英在2008年10月4日在海南大学做的讲演《中国土地产权与土地市场发展》中透露：“2000年以后，由于土地招拍挂机制的引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增加，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1296亿，尤其是到了2002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的价款是上年的197％，达到969亿，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则实现了翻番，达到2417亿，2003年土地出让总收入达到5421亿元，其中招拍挂收入2938亿，占54％；2004年土地出让收入6412亿，招拍挂收入3254亿，占51％；2005年土地出让收入5884亿元，招拍挂收入4196亿元，占71％。到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7676．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93.07亿元，增长30.5％。其中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价款达5492．09亿元，比上年增加1296.19亿元，增长30.9％。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1947.95亿元，同比增长47.9％，招拍挂出让价款9551.44亿，同比增长64.8％，2007年全国招拍挂出让价款占出让总价款的比例达到79.9％。”
综合上述数据，对比地方财政历年来收入，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统计口径看，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比例都是不断提高的。拿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出让金数额为基准，就会发现，200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过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6.61%，而在2006年，这个比例则到了50.92%！可以说，这十年来，地方财政被称为“土地财政”，是非常有依据的。
下面的问题是，土地出让金能维持地方财政多久？

[ 本帖最后由 瑞趣 于 2010-3-5 08:50 编辑 ]

瑞趣

大家记住一点，是高房价支撑了巨大的土地收入，而非相反，高房价的根源在于城镇化进程，但城镇化会有一个极限，这之后呢？



土地财政撑死了也就再能维持十年



土地出让金，一般而言，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指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从理论上说，实际上是土地使用者提前70年向政府——也就是地主，缴清地租。所以，现在财政部即将推出的物业税，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物业税从性质上说，应该是财产税，征税对象，只能是土地产权所有者。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以及下面矿藏最终所有权都归属政府。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售了70年的土地使用、收益和转让权，等于将未来70年的地租一次性收上来。天下间，哪有佃农给地主缴财产税的道理？

所以从法理上说，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竭泽而渔的行为。因为每届政府也就五年，地方领导决策的出发点和边界，也就五年，考虑到连任，顶多十年。现在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将70年的收益全部收入囊中，等于占了后面若干届政府财政的便宜。这样的便宜事，换谁当地方领导，都会这么干。这也是地方政府强烈反对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根本原因。其实现在让现在的高房价下来，只需废除国务院“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村宅基地禁止自由流转”的 “双禁止”规定即可。但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财政吃什么？但就算地方政府拼命抵制小产权房合法化，但花无常好，房地产行业总有不景气的时候，或者土地卖光了，地方财政到时吃什么？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45%，国外城镇化进程的经验显示，一国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时候，将会停滞下来。按目前中国城镇化速度和国外的经验，这也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吃土地出让金，还能吃上十年左右时间，因为到2020年附近，中国城镇化率可能稳定在70%左右。那时，不是有没有地可卖的问题，而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地步，建设用地需求急剧萎缩，即使那时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来。这十年中间，还不算上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给土地财政带来的冲击。
面对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争辩，如果得到容许，最终会有一个办法出来的，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改良还是改革？——办法总是有的

因此，中国财政系统性风险，如果不提前加以解决，那么后面的麻烦，可能不是高房价这么简单的社会问题了，很有可能牵扯到教育、治安、基础公共品提供不足等一系列麻烦。如果现在不能从制度上稳定下来，那么财政系统的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不时发作后，到时人们只能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
财政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因为这牵扯到利益的再分配。就中国目前的分税制来看，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分税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各自的税收立法权。能否独立行使立法权，是确定分税制能否成立的关键。如果不具备此种法律主体资格和地位，不能独立地进行税收立法，“分税制”就失去了真实内容，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收入分成办法和税收分级管理办法，成了一种与财政包干、超额分成和按照税种划分收入级次、分级入库的财政管理体制同类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了一种按照既定的财政管理权限分别指定有关部门（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内容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分税制如果不以立法权为核心标准，则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税收管理体制均可称为分税制。就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现在分税制，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税收蛋糕问题上如何切割而已。
所以，在我们考虑到以上情况，再考虑税制改革。那就很清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增大中央税收返还和对地方财政的转移力度——也就是说让地方财政切割蛋糕的比例大些。
但如何有效的做好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却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如果是简单的改良，其实也就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再次理顺，七八年，大家重新玩过。。。。。如果是根本性改革，那就。。。。。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逐步改革目前五级财政（中央、省、市、县、乡镇）为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而这又牵扯到行政体制改革。因为2009年之前，中国除浙江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实行市管县、乡镇一级财政独立的行政体制。原先决策者的打算是，让市级政府财政支援县级乡镇农村建设，统筹城乡一起发展。但后来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市级政府不但不支援县级财政，反而汲取下级财政资源，以支持市级地区公共品供给，造成县乡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不足！只有浙江是个例外，因为实行省管县模式，县域经济因为本级财政资源没有被截流而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在2009年，中央开始全面推广“省管县”模式，不让市财政汲取县乡财政资源。
但实际推行当中，可谓阻力重重，因为哪个市委书记愿意看到自己下辖的县城搞独立呢？可是省管县的模式不推广开，今后中央返还给地方财政收入，就落不到县级政府手里，最后被市级财政截流了。最终结果还是中国广大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县级财政还是靠卖地为生。至于乡镇财政级别，自2003年以来，其实一直不断被取消中，这方面阻力倒不是很大。现在很多乡镇政府，基本都是县政府的派出办事处，或者是市政府下属某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其影响力日趋式微。
如果跳出目前的分税制框架，搞真正的改革，那么就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了。因为真正的分税制，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根据自己区内的公共品需求，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权利。在目前的中国法制框架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全国人大才有这样的权利。而中央之所以不能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就在于地方政府财税立法权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机制。在欧美国家，民选产生的地方议院构成地方政府的制衡力量，地方政府不可能横征暴敛，侵害纳税人权利，更不可能肆意借债挥霍无度，将债务风险留给下一任。但中国目前情势下，地方人大不可能构成对地方政府的制衡。很难想象，现在中国地方人大代表说话，能让市委书记或者省委书记当回事。因此，财政体系中，能够做到事权和财权的统一，必然要政治体制改革到位——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嘘，莫谈国事，有些事情到此为止。。。。

[ 本帖最后由 瑞趣 于 2010-3-5 08:48 编辑 ]

瑞趣

政协委员参加“两会”可不可以自带电脑？(2010-03-04 08:56:53)
韩浩月



据政协委员张晓梅在微博中透露，“委员报到时每人领到一部新电脑，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电脑用完后不用再归还，这要实际得多。”两个政协驻会新闻联络员都向记者证实，今年政协委员发放的笔记本电脑将不再回收。（3月3日《广州日报》）



政协开会发电脑，并不是首次，为何今年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原因全在四个字“不用归还”。既然不用归还，那么会议结束后笔记本便可以视为私有，笔记本电脑在今天虽然称不上奢侈品，但对大多数家庭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它依然算是个“大件”，开几天会就能免费得到一台笔记本电脑，使得它脱离了“会务用品”的概念，而具备了纪念品或者福利用品的属性。



发放笔记本电脑能促进委员们的网络和电子办公意识，方便会议期间委员们撰写、修改和提交提案，况且电子化会议也是时代发展趋势，这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笔记本电脑毕竟不能等同于钢笔、铅笔、记录纸张等普通会务用品，笔记本电脑可以服务于会议，但不能像纸笔那样用完随手带走，这样不仅有悖“节俭会务”的初衷，也会沾染上浪费或占有纳税人钱财的嫌疑。



而将用完后的电脑归还，将会避免这种嫌疑的产生。虽然电脑的更新换代速度以月甚至以天为单位计算，但相信“两会”为委员们采购的电脑配置不至于低到放一年就完全不能使用的地步，如果不玩大型游戏运行大型软件而仅仅用作撰写文稿和网络办公的话，哪怕落伍两三年的电脑也足以应付，所以“会议结束回收的数千台电脑的确很浪费”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今年“两会”委员用过的电脑不用归还，也有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对每位领用电脑的委员进行登记，委员们也都要写一张收条，以后在一定年度内再参加“两会”，将不会再发放电脑。否则，连续数年参加“两会”都得到一台电脑的委员，家中岂不是可以开一个小型网吧了？



当然，这个折中的解决方法也不见得就合理合情，最好的方式是，委员们参会可以自带电脑，笔者相信，有相当数量的参会委员中拥有自己的公配电脑，如果有的话，携带公配电脑参加“两会”再合适不过，没有的话，携带私人电脑参会则更符合“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崇高意义，真有委员不具备携带电脑条件的话，再向会务组申请暂借一台也不迟。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写过这样的警句，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已经达到可以为开会的委员们提供不用归还的电脑了，但考虑到还有那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不知道电脑为何物，不妨多在会务消费方面多一点自律与约束，把会务成本尽可能地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