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股市小学——补考篇】（此帖已结束）

chunart

*d:1* *d:1*

淡泊赚了就跑

呵呵  看操作··

wgs1226

:*19*:

xj63

震荡市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ssscboy

支持~~~

张科比

前天追高4.59买了575，可以拿多久？谢谢了。

容水火2008

wile版，请问6575与6572和6233走势不是差不多吗？为什么说6572和6233走坏，6575还拿着呢？

xj63

王石潘石屹将为谁收尸
[ 原创 2009-03-17 01:08:45 ]
标签：时寒冰 王石 房价 潘石屹 　　　　　　阅读对象：所有人
王石潘石屹将为谁收尸
     时寒冰
    最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住房成交数据：前两个月，全国住房成交量同比增长6.1%。他们得出结论，住房成交量有所回升。
    好一个掩耳盗铃的把戏！
    前两个月住房成交量是怎么增的？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继1月新增贷款1.6万亿之后，2月新增贷款再超1万亿元，达到1.07万亿元。前两月新增贷款规模已达2.69万亿元，同比多增1.64万亿元，完成了今年计划“新增贷款5万亿”的一半还多。贷款的大幅增加及房贷政策的放宽，为开发商搞假按揭提供了天然的良机。在存量住房压身，新楼盘不断上市，压力重重，资金链随时崩裂的情况下，开发商乘机通过假按揭，套现撤离，而把包袱甩给银行。这种所谓成交量回升的把戏，开发商们早已玩得滚瓜烂熟了。警惕啊！有关这一问题，我以后再做分析。
    所谓欲盖弥彰。远远超出民众购买力的高房价、失业率的攀升……从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冬天，房地产将进行一场残酷的大洗牌。
    并非每个人都惧怕冬天。在房地产领域，在房地产开发商中，喜欢冬天，利用冬天养精蓄锐或趁火打劫的人，也大有人在。笔者经过数据对比发现，这样的地产商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通过降价措施，在冬天悄悄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将来做大做强打基础的开发商。另一类是现金流充沛，而存量住房和土地较少的开发商。房地产的众生相决定着，楼市的冬天并非冬眠之日，而是暗潮涌动，甚至刀光剑影的时期。
    第一类的典型代表是王石，他先跑的目的很简单，后跑的人会被拍在沙滩上，他们的财富会被先知先觉者捡到自己手里。王石提前预知到了冬天的到来。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并不复杂：一，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不可能持续。二，房价泡沫已极端严重。
    王石是这样判断的，也是这样做的，但许多人在沙滩上痛苦挣扎的时候，王石悠然自得地透露：由于“提前撤退”，万科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特别是2008年在楼市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万科市场占有率提高了50％。来自万科的运营数据显示，该公司2009年1月实现销售面积28.6万平米，销售金额21.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4%和19%，在楼市步入冬天的情况下，如此业绩可谓骄人。
    一位私募基金人士表示：“万科前段时间率先降价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就是要拖垮其他地产公司，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目前死掉的公司还不是很多。”一句话道出真谛。作为一个楼市冬天的获利者，王石当然希望冬天更冷一些，冻死更多的竞争对手，减少扩张的阻碍。因此，王石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市场调整是应该的，我觉得调整还没有到位。”手持200亿元左右资金的万科，正在等待冬天里冻死的业内同行，廉价收购的戏法接下来就会上演。因此，对于王石，他宁愿冬天来得更寒冷一些。
    另一个在冬天坐等机会的是潘石屹，他是第二类型的典型代表。潘石屹跟王石不同的是，潘石屹做的主要是商业地产，而且，现金流相对比较充沛。手里有钱的人就想买东西，当然，价格越低越好——这跟他卖房子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潘石屹想买的是别人的存量土地。我曾经多次与潘石屹交锋，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对泡沫有着清醒的判断。海南炒房，他之所以能攫取第一桶金，就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及时获利了结的结果。这次也一样。2007年，当别人疯狂拿地的时候，眯缝着小眼睛的潘石屹，再次嗅到了危险：泡沫要破灭了。
    潘石屹的判断依据同样非常简单：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1到11月，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9130亿元，同比增长58.9%。而2007年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就1万多亿元，加之开发商还要交纳税金，这意味着，“2007年一年，全国开发商把一年绝大部分的销售收入，通过出让金和税金交给了国家”。随后，潘石屹得出了令他激动得发抖的结论：一些房地产商将因资金链断裂而生存不下去，哀求潘某人廉价收购他的土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前景。于是，潘石屹抛出了他著名的“百日巨变”理论，对硬挺的房地产商进行精神上的打击。
    面对那些为资金链的断裂忧心如焚的开发商，潘石屹说：“只有一些犯了重大错误的房地产开发商死掉了，新的生命才能够起来。我说话尽管声音不高，可是底气足，因为我们账面上还有超过100亿元的现金今年准备投资。这个就是信心。作为开发商来说，是你把钱扔到市场里去才证明你有信心。”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幸灾乐祸的成分溢于言表。可以看出来，地产界真的不是铁板一块，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石和潘石屹们，早就把黄雀的羽毛插在了身上。
    当然，欢迎冬天来得更冷一些的不仅仅是王石和潘石屹。两会期间，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建议国家用“三控”手段（政府让利、国家让利、企业让利）来降低房价。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老板黄文仔则表示：房地产业无须列入振兴计划，“房地产振兴它干吗？发展商有那么多土地，发展的能力也大，全国几万家房地产企业，要振兴，马上把土地消化得一干二净”。是的，全国房地产企业过多，行业集中度低，即使龙头万科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的占有率也非常有限。既然冬天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哪个有实力的地产商不希望趁着冬天的大洗牌捞一把呢？
    由此看来，即使在地产界，渴望房地产洗牌的人也大有人在，这意味着，随着冬天的到来，房地产界将以更惨烈的方式洗牌，弱小者将被淘汰出局，而那些现金流充分，降价售房果断的房地产商，将脱颖而出，在冬天悄悄成长起来。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洗牌或竞争，能够真正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使购房者真正得到实惠。当房价跌到与民众购买力相对接的地步，成交量才能真正被激活，那时，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重新体现出来，可谓利国利民。同时，政府应该也必须加大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应，真正本着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去解决住房问题，则中国经济幸甚、民生幸甚。
政府保证开发商赚钱是角色错位
    贾图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保增长、扩内需，廊坊也不例外，凭着处于京津间的地理优势，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他透露，如果这两年房地产没有起来，廊坊市会以再批地的形式来补偿房地产商。
    王市长的话让许多人感到瞠目结舌。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中央、国务院此前早已明确：“切实履行区域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打破地区、条块分割……”
    就发展经济而言，政府的重点是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让优秀的企业通过打拼脱颖而出，而不是直接插手企业的具体事务，更没有义务去保证企业赚钱。实际上，任何行业，即使是处于上升阶段的朝阳行业，如果经营不善、定位不明确、管理混乱，企业仍有可能亏损，这是市场经济中非常正常的现象。这种自然的淘汰法则，确保了市场有序地向前发展，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也是企业不断加强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在竞争中胜出的动力所在。
    如果政府承诺保证企业赚钱，替开发商承担亏损风险，开发商就可以坐享暴利。透过这一层，也可以看出中国高房价的一个根源——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盘根错节，且纠缠太深。但是，政府却无权为开发商承担亏损。财政收入源于纳税人。公民依法纳税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民众依法纳税就是要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资产、公共服务、公共福利。政府动用财政资金，需要严格的程序，而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帮助企业承担亏损的开支，并不能从财政中出。也就是说，王市长保证开发商赚钱的承诺得不到法律的授权。
    王市长包赔的方式是，“以再批地的形式来补偿房地产商”，我们知道，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都要公开竞价出让。也就是说，在2004年8月31日之后，各省区市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 那么，政府就不能无偿向开发商提供土地来弥补其亏损。否则，就将违规。
    从法律角度来看，政府保证开发商赚钱，承诺替开发商承担风险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实际上，政府包赚本身就超出了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是一种典型的角色错误。一旦地方政府付诸于行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其一，容易进一步推高房价。由于有政府包赚作为靠山，开发商可以大胆地抬高房价，牟取暴利，即使房子卖不掉，也有政府兜底，这种做法有可能造成房价的失控，严重损害民生。应该认识到，目前的房价虽然经过了调整，但调整幅度非常有限，高高在上的房价与民众的实际购买力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进一步抬高房价，将会使更多的人因买不起房而摇头叹息，从长远来看，这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
    其二，人为扼杀竞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亏钱还是赚钱，取决于企业的定位、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如果政府帮助开发商承担风险，实际上是在人为破坏竞争，因为，它阻止了应该被市场淘汰企业的退出，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
    其三，容易造成利益输送。如果一个开发商，明明是赚钱的，但人为增大企业费用，抬高成本，制造出亏损的假象，就可以骗取政府的“补贴”。甚至，政府与开发商联手，通过这种方式玩利益输送的把戏，共同牟利，则可能助长腐败，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因此，我认为，政府既没有能力保证开发商赚钱，也没有权力帮助开发商承担亏损，所谓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王市长应该从错位的角色下清醒过来。
根据出版社的安排，3月21日（周六）下午13：00到14：30，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东厅）举行《中国怎么办》读者见面会及签名售书活动。另，3月22日（周日）下午14：30，我在北京知钱俱乐部做题为《宏观经济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分析》的商业讲座，是针对专业投资者的，一般博友不必参加。主要内容：今明两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下一轮通货膨胀何时到来，如何应对（保值升值策略选择）；大宗商品（石油、铝、铜、钨、镍、钢材、锌、煤炭……）及黄金的价格走势及把握；大宗商品与中国股市的机会掌握等。

xj63

危机之下三方面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 转载 2009-03-21 09:50:27 ]
标签：无　　　　　　阅读对象：所有人
  
周瑞金：危机之下三方面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2009年03月07日     新京报

王爱军 赵继成
- 访谈动机
又到全国两会，各界聚焦改革。今年的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新形势、新变化？下一步改革如何突破？日前，本报记者再次赴沪，专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陷入徘徊时，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政论家周瑞金，听他讲讲对今年改革形势的看法。这是自2006年起，本报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周瑞金先生对话。
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
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2006年年初，再次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引发关注。2008年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引起反响。
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新京报：又到了全国两会，今年的改革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作为中国改革长期观察者，您怎么看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周瑞金：我们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突然遇到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下滑，企业经营困难，投资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两千万农民工、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支撑中国3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颠覆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所以，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上下已经形成共识。
新京报：这场危机对中国改革，是促进还是延迟甚至阻碍？北大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是推动中国改革有实质性进步的契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可能？
周瑞金：我基本同意周其仁的观点。因为改革都是危机之下的改革，30年前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使我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冤案遍域中，民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领导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不改革死路一条。后来不断碰到问题，不断靠改革推动。
这次危机如果对改革有影响，首先是一种推动作用，克服危机本身就是改革的机遇。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京报：化危为机，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之下，哪些领域的改革，有可能获得突破？
周瑞金：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腐败。
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但也要警惕这场危机对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有的以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必要深化改革；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
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这场危机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不表明自由市场不行了
新京报：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人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根源？
周瑞金：危机期间，我在美国观察了一下，也找一些专家交流探索。我感觉，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人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次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发展带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骤然兴起银行和工业资本结合，形成金融寡头集团，大量垄断社会资源，引起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后来通过解决危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抑制了寡头，劳资关系得到改善。
本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引发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世界信息的地球村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由于发展信息新产业，产生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20年时间，经济全球化正是依赖于信息革命。中国等新生经济体所以有后发优势，就在于以信息化推动了工业化。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发展虚拟经济，使得金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大量崭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来了。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监管手段一时跟不上。美国这一次爆发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新经济支持的金融发展失控了，失去了监管。
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却没有跟着变。
新京报：应对的思路也与上次不同？
周瑞金：要有新的手段、新的办法。美国人通过研究，提出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同时，需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来应对危机，他们着重在研究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振兴经济的途径。
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美国的特点。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他们都持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了。我们要从这个层面认识危机的根源，不能认为是自由市场不行了，更不能认为要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那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4万亿大量用在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铁路、港口、航运，当然短期内对于保持就业有好处，但从治本看，还不在这。
比如杭州到上海，要修一条半小时就到的高速铁路，这个即便不投资，差半个小时，对老百姓生活、对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呢？这项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民生改善？能对经济长远发展起多大作用？这就值得研究。
新京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瑞金：在我看来，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要重新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
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总之，4万亿要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保，大量用在推动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力鼓励民众创业，这才是治本之道。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反腐败，关键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人民网等网站连续几年的两会热点调查，反腐倡廉都排名第一，怎么看公众对反腐的期待？
周瑞金：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
腐败与体制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大量民营企业很难得到这些资源，必然要通过政府得到这些东西。
不正之风80年代开始就有，但不太严重，为什么90年代开始严重？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土地要素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资本金资源掌握在国有银行手里，为占有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导致了**、权钱交易，产生大量腐败。
新京报：反腐败的出路在哪里？
周瑞金：公民社会的体制由三方面权力组成，第一，公共权力，政府掌握；第二，社会自治组织，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第三，企业，有掌握市场资源分配的权力。三方面权力，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公民社会就建立在这三元权力构架之上。
但现在，社会权力全集中到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足。因此，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才能消除腐败。
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去年我提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个解决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
新京报：当下，备受瞩目的一项改革，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全国推广此项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周瑞金：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阿勒泰改革的反响非常强烈，我认为这项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官员财产公开难度很大。工资、奖金公开容易，不动产公开不易，到底有几处房产就不易搞清楚。至于金融性财产就更不容易搞清楚。况且，现在有很多腐败，官员本人并没有直接拿钱，大都通过子女、妻子、情人的渠道，甚至是无形的，或者是退休以后得好处。
所以，我认为监督要逐步来，先从财产公开开始，一步步做起来，能公开就是一种监督。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就是还权于民
新京报：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曾提到，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您认为，去年一年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周瑞金：去年提了还权于民后，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一些质疑。
其实，还权于民不是说把政府的公共权力给老百姓，这就成无政府主义了。而是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把这些权利落实到公民身上，才是还权于民。
现在政府提出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也就是还权于民，因为既然要问政问计于民，首先要把情况告诉公众，信息公开，他才能出主意，才能参与，才有了表达和监督。
我认为过去的一年，在还权于民上，是有进展的，比如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意见，包括官员出国、抽名烟等事件被网络曝光后，都很快得到了解决，说明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重视。
还有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有了进步。原来总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操纵，说群众“不明真相”。现在公安机关提出“一般不动用警力”，是非常正确的。今天再发生群体事件，不能再说群众不明真相，人家可能比当地一些领导对真相还要了解，关键是利益格局调整中带来的问题。如果政府坐到利益那一边，维护了不法商人的利益，老百姓当然要反抗。当然，个别人打砸抢，这不可纵容，但不是主流，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这也是去年还权于民方面取得的进步。
一切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新京报：面对今年新的改革形势，应该如何继续解放思想？
周瑞金：今年我想提的，就是要正确对待“新意见阶层”，这是我年初就提出来的。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9亿，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我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社会不公，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从民间反日风潮、奥运火炬传递，到汶川大地震、瓮安群体性事件，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溅、呼风唤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新京报：怎么评价新意见阶层的力量？
周瑞金：我认为，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民在线交流，今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到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凸显了网络媒体是国家领导人了解民意、沟通民情、消除民瘼、吸取民智的重要政治平台。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
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改革的动力，源自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的推动
新京报：不久前，您曾写文章，提到对中国改革动力进行历史考察。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周瑞金：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即使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
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
9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
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结果带来负作用，产生了把GDP当成一切，忽视社会事业、民生的发展，官商结合、权钱结合非常突出。
新京报：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在哪里？
周瑞金：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
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就是亿万群众，特别是以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为代表的广大民众，要求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今天的决策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的结合。这是今天改革的动力所在。
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新京报：您对2009年改革有什么期待和方向性的建议？
周瑞金：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就，就固步自封，感觉不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局，要从根本上看到我们的弱点，“四位一体”的改革不能松懈，要继续推进。而且，改革不能仅仅局限在目前化解危机，而要看到与世界的差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既要看到改革30年的成就，也不能怕讲前30年的失误。要勇于看到问题所在，对历史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勇于总结教训。
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了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要在应对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劫难，乘风而起的关键。

xj63

从廉租房的厕所问题说起
来源：观点地产网
                  
   “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绌。
　　茅于轼和很多国内经济学家的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但是不同的是，茅于轼已经在前面的很多年中树立起了在社会和学界的声望，而且独立于体制外的他更加敢言，深厚的学养和惯用的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语言让他更加善言。
　　茅于轼批评政府多过批评企业。他认为，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应该得到保护，“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在企业家因为“原罪”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茅于轼可谓一语中的。
　　在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在触及到重大利益分配的深层次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茅于轼的言论代表着来自学者、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份冷静的思考。
　　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了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他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在中大荣光堂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内容：
　　问：应该怎样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
　　茅于轼：现在宏观上收入的分配给老百姓的越来越低，给政府的、企业的越来越高，政府就是税收增加了，大企业、国家垄断的大企业，通讯，电力，银行，石油这些企业垄断部门利润非常高，其高额利润不是靠改善管理得到的，而是靠垄断地位得到的，所以这种所得不是很恰当的，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应该把税收降下来，垄断行业应该向民众开放，这样收入分配格局就可以变化。
　　问：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把握哪些细微的方面？
　　茅于轼：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吸纳劳动力的项目。很多项目花钱多，劳动力却吸纳不了多少，这些项目要谨慎。还有机构调整，外向型的要变成内向型的，这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基础设施，原来铁路、公路、航空都是针对外向型的，那么现在要变成内向的话，这些设施都要受到影响，这些都要调整，调整到适应内需的方面来。
　　问：中国的房地产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茅于轼：这里面的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资金问题，房地产一要资金周转，二要土地。现在房地产出的问题就是这两样东西不透明，往往有很多幕后交易。资金不是凭竞争的，利息率是不浮动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率要浮动。现在房地产的资金是靠关系，特别是靠政府，土地也是靠政府，跟政府关系好就能搞好。所以要把资金和土地都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而不是政府来配置，但这个很不容易的。包括我反对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计划配置，而是市场配置，一块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块地发挥它最大的效用，有红线卡着就不能。
　　问：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从个人利益来看是好事情，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便宜了？土地价格低，政府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拿地来补偿，公平吗？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经济适用房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价值没有最大化。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低效率。
　　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问：华南的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近期受到很多传言的影响，包括被调查等等。
　　茅于轼：做房地产容易犯规，我记得王石讲过一句话，他从开办到现在从来没有行过贿，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就应该严格的管，行贿绝对不可以的。房地产在土地方面的猫腻特别多，有了行贿市场就被破坏了，但行贿的原因就是政府手里头有地。政府的地应该交给市场去分配，这样就没有行贿的机会了，也不必要了。你买个面包吃有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买土地跟买面包一样，就没有土地引起的贪污腐化了，现在买地要审批，一审批贪污腐化就来了。市场是最有效的，18亿土地红线一控制，那就更糟糕了。（编辑：陆思同）

xj63

抛弃美元 全球资金转战中国股市和大宗商品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1日 03:28  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19日凌晨(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购国债犹如开了道闸门，流动性汹涌释放。

　　流动性所到之处，价格飙涨，如欧元、黄金、石油、各国股市等。在经济层面上，流动性释放又引发了对通胀的讨论。

　　两种影响叠加，中国A股承接连阳走势，并且有色、资源类股票表现出众。

　　流动性去向

　　截至北京时间3月20日下午16时，美元指数依然跳水向下，跌至82.832，距离本年度3月4日最高点89.624已经跌去了7.57%。

　　美元的大跌源于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宣布施行量化宽松政策，买入3000亿美元国债，收购7500亿美元房贷担保证券，将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至最高的1.15万亿美元。

　　美国之所以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到0.25%以后，已无法通过操纵货币价格影响市场信贷，只好通过数量操作希望提升市场信贷意愿，即所谓“量化宽松”。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质就是增大货币发行量，就是试图缓解信贷冻结的现状。

　　苏格兰皇家银行策略师Alan Ruskin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全球储备货币开始贬值，多市场参与者都感觉，我们正在见证美元的陨落。”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的资金的避险圣地。美元指数的上涨就可以说明。从2008年7月15日至今年3月4日，该指数从71.314上涨至89.624。

　　但此后，一部分资金已经开始撤离，直至3月18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出台，资金开始大规模撤离美元，当日美元指数下挫2.9%，创下自1971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从一些地方能够大致判断出从美元撤离出来的货币所去何方？

　　外汇市场中，欧元的飙升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流入欧元。3月18日，欧元对美元升值3.5%。

　　在大宗商品市场中，追踪19种商品期货价格的路透/杰佛瑞期货价格指数(Re uters/Jefferies CRB Index)19日上涨5.3%，创下今年以来最大涨幅。而全球主要商品ETF成交量均明显放大，并录得资金净流入。

　　股市这边，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以实际行动和信心提振推动全球股指的上涨。当消息传出后，正在下跌的道琼斯指数数分钟内急涨了2.5%。

　　超配A股

　　然而，流动性流向欧元和境外股市很可能是短期行为。宏源证券(15.38,-0.07,-0.45%)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经过量价测算相当于降息117个基点。但欧元的风险也很高，首先欧洲仍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并且他判断欧元区将来亦会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实际上，量化宽松的政策正是3月初欧洲国家英国率先实行的。如此一来，资金不可能在欧元进行长期停留。而外围经济还在修正过程中，股市风险比较大。

　　但大宗商品以及中国A股是适合流动性长期停留的两个地方。房四海认为，美国的多项经济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即将见底回升。比如美国2月份新房开工率超预期大升22.2%；库存销售比2月份继续下降。因此他判断美国经济年底可以回稳，因此会造成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流动性会将大宗原材料的金融属性再次激发。

　　而中国A股是流动性的超配市场。据房四海同多家海外投行交流后得知，外资对中国市场较一致地看好。江南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魏凤春则称：“这些资金去哪里？美国，no；欧洲，no，只有可能来中国。”

　　一些数据也能证明。比如跟踪2,150亿美元离岸亚洲基金的EPFR Global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1日当周，中国区域有2.71亿美元资金流入，为两个月来规模最大的净流入，而亚洲其他地区仍被基金抛弃。

　　近期又闻日本大和投资信托公司在日本境内发行的“大和中国A股基金”募资 3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用于投资中国A股市场，其余约2亿美元将投资于H股、B股)。认购踊跃程度超预期也展现出海外资金对中国的认同。

　　开始关注出口型企业

　　宏源证券房四海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存在风险，该政策本质是避免美国陷入通缩螺旋中。(负债的企业和消费者将拚命地偿还债务，同时信贷趋于枯竭。这会伤害需求并导致物价下跌。而通缩反过来又会增加债务的真实成本。)

　　但如果无法见效，美国及全球就步入两条坏的路径：一为全球陷入“流动性陷阱”(凯恩斯曾认为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此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会下降。即使是利率低得接近于零，也不能够使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真正运作起来。利率太低，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日本失去的十年便是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二为进入更惨的“滞胀”。江南证券魏凤春说：“美国是在想通过金融的刺激来等实体经济的复苏，而其约束条件是失业率的变动。但如果二者存在着差距，那就要继续印钞票，好的结果是温和的通胀带来经济的复苏，坏的结果是滞胀。”

　　房四海对经济问题更为乐观。他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如果不实施，陷入通缩螺旋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并且他认为全球陷入流动性陷阱和滞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小概率事件。

　　他说，短期来看，例如有色、能源等资源类股票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他更认为，现在是到了关注前期超跌出口型企业的时候了。“因为美国需求可能要回升了。”

YYSW123

今年投资真可能和往年不一样，创造性的个性和细节研究才可能是解决之道。

美丽S江南

:*18*: :*18*:

阻击王

:*22*: :*22*:

liuhourong

*d:1* *d:1* *d:1* 好，向你学习。

stockInStore

W版,能帮忙看看600858么?

xb8023

谢谢W版了

两点半买股

oceaniclei

资金面，今天上海净流出，但深圳在下午已经翻红，整体大单流出10亿左右

回到未来

祝愿W版早日超越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