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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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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言全文
主持人:各位来宾,现在我们就进入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的主旨演讲与对话时间,今天上午的演讲人是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先生,主持人和对话人是财经主编胡舒立,现在有请他们!
胡舒立:各位来宾早上好!欢迎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到今年两届财经年会,我们各个金融家都把眼光聚焦在美国去年的次级债危机深化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大的趋势下。去年刘明康主席讲的,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讲到,在经济上行期间,金融机构风控弱化以及所出现的问题,金融市场国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怎么迎接新的挑战问题。去年谈到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教训。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都看到美国金融危机正在继续深化,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昔日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现在已是末日,即使华尔街要再恢复,版图上也会发生变化。在这样大格局下,我们当然更关心的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如何看待在这样金融深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当怎样做。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刘明康先生的演讲出题,他告诉我说是迎难而上,坚持创新,推动银行业科学发展。下面我们大家欢迎刘明康主席上台演讲,之后我们有一个对话。请大家鼓掌欢迎!
刘明康:谢谢胡舒立,谢谢各位嘉宾今天都到场了,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即将过去的08年,都是世界经济经济金融史方面波澜突起的一年,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然后又影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回过头来又影响了灾难深重的全世界的金融。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已经大幅减速,并且很多国家经济体先后进入了正式的衰退。
我国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一年多以前,大家还在争论中国有没有影响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从来不会有我们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故事。没有。今天全球化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我国的经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风险正在加大,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年一度的“财经论坛”,为我们来总结一下经验,展望未来,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首先我代表银监会向财经论坛表示我们的祝贺和感谢!
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国际金融市场在持续动荡,实体经济全面下滑,这个底根本就没到。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当中,既有近忧也有远虑。从近忧上来看,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心和信任还远远没有恢复。市场的流动性仍然是非常得紧张,全球的股市、汇市、债市和商品市场大幅度地波动。金融市场上的动荡和波动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金融机构的损失暴露还会继续。因为金融机构的损失没有完全暴露干净,大家都知道,衍生产品的交易和估值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现在,即使有ISDA协议框架支持下的交易,还是要按照规定每个月要向交易对手去付你做亏了的抵押品,少则几百万美元一次,多则几千万美元都仍然是可能的。
在市场上现在要举债,没有办法举债;实际上要募股,没有人给你投资;世界上要想同业拆借,没有人敢拆给你。所以,光是政府的注资或光是政府的控制是没有用的,这是违反科学规律的。中国就做过这个事,我们1997年给2700亿资本金下去,当时没有彻底剥离不良资产,也没有多长时间,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把资产剥离的时候,那2700亿找都找不着了。
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必须同时进行。任何做银行家的都知道,负债是刚性的,资产一掉下来,负债中间的有一块也算负债,你对股东负债,你对优先股政府负债,那么这一块也就一起给你扎下去。所以,金融机构的损失暴露还会继续已经走掉了两个7000亿美元了,在我的眼睛里,没有3万亿美元的损失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干净不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还有多少要走。
第二,从远虑上来讲,金融泡沫的破裂,有一件事情政府和监管者这回长记性了,这个记性能持续五年、十年我不能打包票。但这五年、十年里这个记性是记住了,那就是说控制杠杆率,控制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稳健地运行,一个金融机构杠杆率科学的就是十几倍。8%的资本充足率,再加上其它的,顶多也就十倍、十几倍,不可能再有更高的,像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帐上有30倍的杠杆率,表外还有20部的杠杆率,这个记性是长了。但这个记性长了以后,所有市场上的行动和监管者的行动造成了去杠杆化。
随着金融泡沫的破灭,接下去就是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这个不得了,这会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收缩过程。所以,就是把过去金融机构赖以投机为生的高杠杆率、高风险、高回报的经营模式进行改变,这是我们即将要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所以,这次经济的恢复不可能是个“V”字型,绝对不会。
如果哪一天再回来的话,都是一个漫长的“U”字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金融的不景气严重地影响了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实体经济的不景气进一步反过来影响了金融的不景气和增大了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所以,我们不需要看别的东西,只要看看目前反映国际经济的一个很敏感的指数,就是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轮的运价指数）从今年11800点左右跌到今天的600点都站不住。一吨货物从上海港运到美国的西海岸,原来是154美金,现在是9美元、8美元就拉了
我们刚看了澳大利亚总理的讲话,从澳大利亚把一吨矿石运到上海港,过去要30多美金一吨,现在3美金就拉了。集装箱可以不要运费,只要是我的老客户,就可以给你运走。即使如此,全世界有上百万条干散货轮和集装箱轮抛锚在海外,没有办法运作。
由此即彼,新兴经济体的风险也在快速地上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绝对动荡和外部经济增长的急速放缓,最终就会通过外需的减弱,国际资本的流出,市场预期的变化等等这些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所以,最近韩国出现的经济动荡、墨西哥、匈牙利、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部分东欧国家向IMF世行寻求经济的援助,标志着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面临着向国家信用风险的转化。私人企业、私人界信用风险正在向国家信用风险转化。
更糟糕的是新兴经济体有两类,这里面有两类,根据前几年的经济调整,它的综合膨胀率不是很高,还有些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或者现在变得很高,完全进入了滞胀的阶段。这是我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目前的看法。
二、国内的金融形势不容乐观,银行业运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我国的通货膨胀正在转向通货紧缩,这种可能性大大地增强了。
1、下半年部分重要宏观指标出现了较快的回调,一是CPI和PPI大幅度的回落。CPI的同步增长二月份最高,达到了8.7%,这是1996年以来最高的一个点,就是接近9%。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又加上冰雪灾害。在这以后逐月回落,下半年以来受到外面的冲击,内需的减少,外需的减少影响了内需的变化,这个回落的速度更快。六月份CPI已经从二月份的8.7%的高位跌到了7.1%,然后迅速回落到刚刚过去的十一月的只有2.4%。
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跌幅更加快,从九月份起,两个月当中下落了7.1个百分点,从九月份的时候还有9.1%,下降到十一月份只有2.0%。我估计,十二月份还会继续地、大幅度地回落。
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就是经济在上升的时候,CPI跑得比PPI还要快,所以,我们经历了有十几个月,近两年的时间,CPI开始动了,PPI还是在蛇形浮动。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往下走,下行的时候,PPI从来走得都比CPI快,而且由于PPI的下行会把CPI非常残酷无情地扎下来。这是我们讲的通货膨胀趋势正在转向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正在加强。
2、工业生产加速的下行。下半年以来,工业加速地下行,下半年以来工业增长值连续回落,十月份增速只有8.2%,比上月下降了3.2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比,十月份的工业政府的增速大概回落了9.7个百分点,相当于十个百分点。创十年来的新低,已经接近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通货膨胀时的一个谷底。
3、投资增幅也有所回落。我们新开工的项目也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昨天听说你们讨论了房地产的问题,而且讨论得很激烈。十一月末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4.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了近二十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有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5.3%。
4、外贸形势也不容乐观。公布出来的数字,十一月份我们整个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同比下降了9%,其中出口下降了2.2%,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5个百分点。进口下降了17.9%,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了43个百分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GDP的依存度很大的,外向依存度很大,进口出口加在一起占到整个GDP去年和前年70%左右,其中35%是进口,35%是出口。
这个35%的出口当中当然都不会增加附加值,在中国创造的附加值不会有35%,但是按照现在平均的附加值在中国的创造率已经和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时候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已经超过了22%,拿22%乘上35%,也就是说我们国民经济GDP当中有9个百分点。这可是丢不起的。我们的GDP到了30万亿的话,丢9个百分点是丢不起的,这也是形势不容乐观。
5、看看第二产业和发展的情况,不需要看其它的指数,只要看中国的电力需求,电力的需求明显放缓,用电量反映经济增长是最直接的指标之一, 看国际经济的指数就是看BDI,就是波罗的海干散货轮运价指数的变化。
因为全世界的贸易90%是用船来拉的,不是用飞机来运的。在90%当中有80%是干散货轮运的,不是集装箱运的,也不是油气轮运的。看国内的经济指数,最重要的还是看电力需求,因为中国是个第二产业崛起的国家,是个中间砥柱（中流砥柱）。
尽管我们在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目前来看,电力增长仍然是第二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用电量是反映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最直接的指标之一。我们十一月份的用电量在十月份的基础上是下降的,十月份的用电量已经出来了,十月份的用电量下降了2.2%,工业的用电量下降了4%,十一月份工业用电量下降的还要多,超过了10%。
第二,我们国内的资产市场也进行了调整,资本流入转化为资本流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总的来讲,随着国际金融动荡的不断加剧,危机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影响的。说这些情况,我不是说去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而是需要我们高度地关注,未雨绸缪,积极地应对。
借这个危机,最重要的是信改革,借危机信改革,不断地增加我们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我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讲一下主要是不断增强我们银行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这次危机,大家在总结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和市场都讲了很多的话,比如说过分地依赖评级机构,过分地依赖数量模型,模型定价机制的不对,流动性管理的欠缺,会计标准的不完善,什么巴塞尔协议的轻周期性等等。这些我都同意,但我想最根本的是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不解决,不重视,那么我们对这次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的经济危机教训吸取是不充分的,不足够的。也就是说,拿中国话来讲,若干年以后,这员妖雾又重来。
第一,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么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火车头,是因为美国经济始终是建筑在两个轮子上的。这两个轮子就是银行的市场和资本的市场。因此,当一个轮子不转的时候,那个轮子还能转,使得美国就…远的不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爆发银行危机的时候,当时倒掉了好几家银行,一个大家都记忆犹新的,叫Continental Bank（大陆银行）,还有一个Panswell Bank。
这些银行的破产倒闭造成了当时美国的最大银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然后才会有Camical（音）,Manyhany（音）,Seetlang（音）这些银行的一大堆不良资产。在当时情况下,美国经济仍然能够苟延残喘,能够活过来,是因为资本市场在工作,所以,人们还可以从资本市场拿到资金。
七年以后,美国的银行经过严格地监管和吸取教训,信用危机已经变成了历史。这个时候出现了1987年黑色的星期一和星期五,股灾来了。这个时候银行又好的。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就是借助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建立起来的这个法案《格拉斯蒂格尔法》,用这个法案来使分业监管在资本市场和银行市场之间设立了一个防火墙,来避免风险的极度蔓延和快速蔓延。
自从1999年,美国把依靠金融创新,把这个防火墙拆除以后,跨界的烽火传递如火如荼,创新无度,风险不能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向银行业市场,表外转到了表内等等。这些问题,风险的交叉传递给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了深刻的隐患和极大的放大效应。这个教训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提？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美国朋友还是欧洲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到位的,不深刻的。当我们告别《格拉斯蒂格尔法》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我会有什么东西更科学、更完善地来替代它,而不是简单地丢掉,换一个新的。
第二,在西方的监管当局,长期以来,过度地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对审慎监管是不重视的,或者只是在讲的时候重视,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重视的。特别是是当经济在上升的时候,这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但在金融机构里面显现,而且在监管者当中也显现,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认为监管崇尚自由经济主义是一个错误。
应该看到,在经济特别是上升的阶段,金融界的不审慎行为,靠自己的内控是不够的,完全应当靠监管者清醒的头脑和反周期的迅速行动,来纠正市场上不完整的做法。因为市场的失败是经常会产生的。
第三,杠杆率过高,已经到了过度地使用负债来投机经营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强调银行从事经营最的三条铁律,就是:
1、每个银行,每个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自己都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是自己的（资源）。怎么能把自己放贷的行为和资产的建设不建筑在一个传统的、稳健的存款基础上,有限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公寓,而完全依靠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和Funding来支持你,借短放长倒是事小。因为所有在资本市场上的工具都是过山车,非常波动。这不可以作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的一个原则,一定要有你自己足够的充足资源。
2、所有的金融机构,在运营金融机构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三件事情:
（1）你要有审慎和比较高潮的技能
（2）你必须要有充分的、审慎的理念。
（3）你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做彻底的尽职调查。
他今天来打一个报告,一个金融创新,自己不做尽职调查,自己都看不明白,也不懂,然后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卖给别人,从什么发起人到派销都是自己一个过程完成的。这种情况是不能不管的,更何况用高杠杆率来支持这样子一种业务是不对的。
3、任何的金融机构董事会和最高层必须在整个组织运行的过程当中,对风险和内部控制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履行两个职责,一个叫Duty of Care,一个我们叫做We duciery duty（音）,因为你是托管的责任,开玩笑,董事会不是股东,你是受股东托管的责任,第二你必须做一个审慎的管理责任。
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在履职过程当中,回过头来看,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今天讲的都是大家不承认,把眼睛闭起来,不愿意讲的教训,不是说模型的问题,批评评级机构的问题,骂骂巴塞尔新协议的问题和会计准则的问题,流动性管理的问题,那些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黑字摆在白纸上面的。我不是说那些问题不是个问题,确实是有很多问题,但更重要的,直到今天,我们的监管当局仍然是非常盲目的和不愿意承认的缺点,正是这个危机没有能够回到终点,没有下滑到底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谈不到经济和金融的真正复苏。
第四,这个问题也是市场上所忽略的,就是得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管还是不管？我们认为是必须管理的。这种管理不是说由监管者来决定商业机构的激励机制给张三发多少钱,给李四发多少钱。但你必须要确保每个金融机构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面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
一是它是不是Reasonable,二是它是不是Consistent。这个非常重要,它根本不是一个合理的东西,看你今年做的一个短期的业绩,就给你点票子。金融上的业绩performance是Longterm的,它的风险和成本核算是Longterm的,不是今年能暴露和算完的。你怎么能够按照今年你做了一单就给你点票子呢？可以点出2000多万美元给一个人,最后他把你整个给拉垮了,走人了以后,你机构死了他不死,2000多万美元他可以活很长时间。
另外,你的激励约束机制怎么能建立在很少的一部分做Hedge Fund或者做投行的一个小的队伍上面。你不能在一个Team wide performance基础上来衡量它的Risk the profile、Cost the profile。成本和业绩不能这样考核,你一定这个机构今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个building Brock codge（音 ）,因此你一定要是Firm Wide,Global Wide,要从整个银行,整个机构的成本和风险来考量它的表现,加上他这个团队的贡献来考虑。
直到现在,我们和西方的监管者交谈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东西我们不管,这是市场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第五,危机处置的方案本身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也就是使得我们的信心和信任永远回不到现实世界上来的一个原因。11月1号前后,美国的救助方案艰难地两次,最后终于通过了参众两院的批准,众院的批准是两次才完成的一件事情。但当时拿出来是讲救金融的,不到一个月就发现不能救金融,不能这么用,不能这么启动,我们应该去救经济,因为救经济才能保证就业和（防）实体经济下滑。
去救经济的时候发现又不可行,然后出现了花旗银行的问题,然后又回过头来说我要去救金融。短短一个多月当中,他说我们好不容易通过的一个方案,这么几易其策造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危机。现在又来讲要不要救汽车的问题。当然,我也能理解,有的人是从伊利诺伊州来的,比特律就在伊利诺伊州,对救汽车有一种感情,但是美国的汽车行业是工会最强大的地方。美国的汽车生产是SUV,像我这样的老头子爬都爬不上去,只有年轻人才喜欢的东西。
经济萧条下来,我们的奇瑞还卖得呼呼的,他那个东西可能就卖不掉了,一样的道理。欧洲也不乐观,奔驰车、奥迪、BMW也是这样,是个结构的问题。因此,这样的争论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弥漫在社会上持续着,大家说Package很大,一个跟着一个来,最后We get no where,我们根本找不着怎么回事。
所以,
1、救助的本身,决策者一定要有个Broad vision,一定要有宽泛的视野。我讲这个话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可以由任何的骄傲自满。我们在处理今天的问题上面,我等会儿和舒立还要讨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宽泛的视野,这是第一条。
2、处置危机最犯忌的是没有一个系统工程,叫Building brockcodge（音）。今天讨论梁,明天讨论瓦,后天讨论玻璃窗,整个系统是没有用的。
3、措施和手段出来以后,哪一个先走,哪一个后走完全不一样,这些措施都有效,但是在什么时候谁先走,谁后走这个sequence。如果到一个位置,拿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事倍而功半,成本是巨大的。
我讲这三点,大家回过头来回顾一下,现在美国和西方使用的对金融危机的处置在这三方面都犯了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信心和信任回不到市场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讲这些话,我并不是说好象觉得这件事情还高兴,而是感到非常得悲痛。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吸取这次教训,在全球化的今天就会拖延这场灾难的结束,我们要吸取他人的危机,信改革,苦练内功,弥补我们的缺陷和不足。
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讲要
第一,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过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拿中国的银行业来讲,我们要叫它加强机制、体制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他们觉得这个必要性不是很强,迫切性不是很强。因为“你看我不是做得很好吗？”“我的ROALE都赶上外国银行了”“我们已经排名到全世界最前列了”“我们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已经脱胎换骨了,你叫我再怎么脱胎换骨？体制、机制怎么创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觉得现在给我们一个机遇,就是我们能够更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
第三,这是一个机遇,给我们来深化改革,加强对金融创新整个工作的科学监管,这个思想也比过去更加得统一。过去认为创新就是不要管。
第四,Bake to basics,就是我们更加统一思想,来坚持在银行业里,用传统有效的,最基本的科学规律和手段来加强监管,比如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的暴露、管理,流动性管理,对不良资产的监控分类和管理,对拨备覆盖（Provision Coverage Reshow, ）的管理以及对透明度建设这些the Basic fund mantal requirement最基本的要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够更加巩固和强化它,大家的认识更加统一。
第五,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机遇,可以面向全球市场来建设我们的人才队伍。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监管合作的力量和力度,使得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声音,来推动我们的国际预警系统的建设,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供一个优化银行业运作的外部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中国的银行业即时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改革,现在危机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遇,使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更好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总结经验,进一步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来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我相信,正如中国的古话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物春”,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把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做得更好,我们更好地来实践科学的发展观,那么经过了这场风雨的中国银行业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明天。谢谢大家!
胡舒立:明康主席演讲得很精彩,特别是他做了富有经验的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对美国发生的事情做了比较仔细的观察,提出了自己很多独到的看法,而且是用监管者的视角提出看法,我想肯定会给大家很有启发。
明康主席,我们还是比较关心在美国危机和错误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目前处于经济下行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把“保增长”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而且特别强调,银行要为“保增长”作出贡献。这个口号实际上并不新鲜,正是过去政府干预银行时经常提的一个口号。因此,银行在保增长和防止自身的风险之间,您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平衡？或者说何者为优？
刘明康: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当前有一个目标叫“保增长”。拿我的话来讲可能更精确一点,就是“保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来的。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应当讲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虽然走过三十周年,但还是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所以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根据这个国情,我们国家的GDP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和西方国家来比。
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任何时候中国GDP增长速度掉到6%或7%的话,我们的发展质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会牵涉到中国的就业率,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国情是我们有13—14亿人口,要保持这么大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够平稳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个稳定的基础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大家的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是有一个初级阶段的历史挂钩。所以,我们提出来明年要力争GDP增长在8%左右,这个目标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来定的。我是这样来理解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要实现这个目标,银行业应当有所作为,最重要的作为,就是我们在保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条,中央和国务院必须来的非常科学的一点,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在国际上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它不用这八个字,他用selective,就是银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非常有选择性地,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结构和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加强行业科学集中度,包括节能环保、民生工程,我们应当去保,应当去支持,用保这个说法,和过去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受到外部的冲击,可能它的订单就比较少,现金流量就比较少,不一定能达到这个企业,这个项目的盈亏平衡点,Cashbrue（音）不一定是正的,可能会是负的,但是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符合的。
要调整结构是Take the lead,它是走在前面,并且它在节能环保、促进民生就业方面都会有贡献。也就是说,它在国际和国内都是排头兵,并且有竞争能力,这样的企业不一定都是大企业,有的是小企业。我就看到过一个做袜子的工厂,他是美国GoldToe（金脚趾）,这个名牌的市场占有率占到了34.9%,接近35%。那么GoldToe高档的订单下来了,但是它有一定的困难,等到市场恢复以后,订单还会到他这里来,不会到别人哪里去,不会跑到越南、柬埔寨或者跑到别的哪个国家去,还是找他这个厂,就只是订单和现金流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保一保,银行就要用非常规的办法和审慎的办法来救他的急,乃至于救他的穷。
我们有句形象的话,叫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救急救穷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能救乱,你公司治理乱其八糟,非常分散,关连交易一大堆,财务报表是骗人的,那么这样一种企业,我们就没办法支持。所以叫“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来“保增长”。通过“保增长”来保就业,通过保就业来保稳定,使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对这一点,我和银行业董事长、行长开会的时候,他们都说,刘主席你放心,我们都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怎么来做。
同时,我们和这些要保的对象企业做了摸底,也进行了银行业、监管者和他们的对话,这个对话下来使我也感到很欣慰。比如说,海尔的张瑞敏先生就跟我讲,刘主席你放心,我们都是老运动员了,他也是老运动员了,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剩者为王”。这个剩不是胜利的胜,是剩下来的剩,是我怎么样保存我的实力,保存我的竞争能力,同时保守一点,明年定的目标保守一点,突出我最有竞争和创新能力的地方,叫“剩者为王”。
当然,我们不能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置身于事外和不能够做到独善其身的时候,因此,可以套用我们在奥运会会的一个响亮口号叫做“我参与,我奋斗,我快乐”,最后实现“我快乐”!
胡舒立:明康主席,您刚才讲又要救急又要救穷,是不是意味着银行的风险要加大？现在不能把急和穷的收益体现出来？
刘明康:这是一分为二的,在整个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银行的风险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增加的,因为金融的风险一定是建立在它的客户健康状态上,这些客户的现金流量一时变成负的了,并且他有原材料各方面库存的减积的压力,因为高进低开,高进低走,无论你是First in first out,Last in first out,你总归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库存要减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支持他的时候,银行是会有风险的,但是银行一定看到,在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关门休业,只收不贷,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和客户共克时间,共渡难关,那么银行的风险就会更大。
胡舒立:银行贷款可能会增加,但“双降”还是不是目标呢？
刘明康:我们在2003年以后,银监会很科学地、更严格地控制了不良资产的管控。这个不良资产的管控当时提出来,不光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要下降,逐年下降,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银监会成立的时候,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4%左右,当时的分类还不是很严格。如果按照现在这么严格的五级分类,并且这么大范围的覆盖,包括农村信用社,当时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了30%。从那个高点上,现在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7%,有银行牌照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了6%以内。改制以后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了2.4%;城市商业银行138家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加权平均不良贷款率已经完全下降到1.9%;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到了1%以下。
第二个,我们增加的控制是,我们还考虑到不良贷款率的余额也要逐年下降,我们的口号叫“Double rate duction”,就是两个都要下降,“双降”。“双降”这几年都实现了,即使在没有任何国家剥离（不良资产）的去年,我们的不良贷款余额也是下降的,去年和今年。当然,今年年底会有农业银行的剥离。
明年,我们仍然会有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对每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的余额发生反弹,我们会有一个科学的容忍度,这个科学的容忍度是根据每家银行的具体情况,由监管者来进行测定。现在银监会的监管已经到了精细的地步,是对每一家银行进行并表监管,按照骆驼评级法,有个加号,这个加号就是加中国国情的评级因素。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会给他不良贷款余额反弹的容忍度,但是对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仍然提出刚性的要求。
除此以外,为了控制风险,我们将继续加大三个检查力度,就是:
第一,对不良贷款分类的偏离度的检查,这个分类准确不准确有个偏离度,这个仍然要加大监控力度。
第二个办法,我们要从2005年很好的实践,就是我们要检测不良贷款率的迁徙情况、变动情况,从上面一档往下面跑或者下面一档往上面跑,通过工作也可以实现的。
第三个办法,2009年应对的冲击,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同质同类银行的横向比较,同类的一对银行,你的不良余额的反弹情况和不良率的下降偏离度、迁徙情况,我们都要进行同质同类的比较。树要皮,人要脸,商业银行的领导还很要脸的,你跟他搞同质同类一比较,他就非常关心,我在哪里？那个家伙比我好还是比我差,他还是很在乎的。这些措施在2009年都会加强。所以,同时“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时候,还要保证最重要的一条,银行业的风险必须得到有效地控制。
胡舒立: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开始准备提问。现在4万亿贷款计划出台以后,很多分支行都非常热衷于和地方政府搞银政合作,就想拿大的项目,这和过去银监会曾经叫停过的“打绑贷款”性质比较接近。这个您怎么看？
刘明康:银监会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打绑贷款”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任何一笔贷款都必须逐笔地来进行,每一笔贷款发放的时候都必须遵循表现出一定的专业技能,表现出充分的审慎性和做每一笔贷款的独立尽职调查。目前在困难时期和特殊时期,发生的银行和政府的合作我不反对,银行和政府的合作不等于打包贷款。银行与政府的合作相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不可能在每家银行的总行有这样的圣人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哪一个企业是符合产业结构的方向,哪一个企业的增长发展的模式是科学的。哪一个企业代表着这个行业的集中度,哪一个企业可以作为兼并和收购的对象。因此,我们必须和地方政府合作起来,从他们那里打包式地得到全面的信息,使得银行业……在北京的同志有一个宽泛的视野,然后你和他一起来考虑一个系统工程。
具体怎么样来进行每一笔的贷款,这是每一家银行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可能越组包办。但是在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银行业外部范围的改善和改良,离开地方政府,离开政府的主导和引导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打不赢的一场仗。
比如说,我们小额贷款就必须依靠一个健康的担保机制,这个担保机制的建设和建立以及它的改革当然要靠政府的引导,而且有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我们的农业贷款就需要有一些补贴的政策,要有一些保险的政策,这些保险和补贴的政策怎么样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平衡,一方面要支持农业贷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避免道德风险。这些工作,地方政府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条件和一个信用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困难时期,银行业应当加强同地方政府的对话,而且和他们的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每一笔贷款必须是他们自己作出专业的判断,在经济和商业可持续的两者下面进行审慎地发放和负全部的责任,这是《商业银行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希望所有的银行从业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
胡舒立:谢谢刘主席,由于我们时间非常紧,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三个问题的机会。提问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发表自己很长很长的评论,重点是说问题,并且一个人只能提一个问题,下面请大家举手。
问:刘主席你好!我是摩根士丹利的王庆（音）,我的问题是,当您提到对美国整个危机发生的原因做分析的时候,提出一个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您看来,杠杆率降下来的过程要花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指标可以代表这个杠杆率下降过程到了一个尾声？
刘明康: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大家都很清楚,在表内应该是在十几倍,这是传统和国际上证明成功的安全范围,任何杠杆率超过20倍以上都是不审慎的。另外,目前考虑杠杆率必须把表内表外统统考虑进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Consoledate Bases（音 ）,这个监管一定是并表的监管,这个一个明确的标杆。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告诉我。
问:我听了那么多演讲,全球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最有水平的是今天你的讲演,非常好!二十多年来我从来不请投行的人,因为我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平太低了,其实不是他们的道德水平太低,是激励机制（你谈的那个）叫他们成为如此,所以也不能怪投行的人,是机制有问题。我请教刘主席,如何叫我们中国小孩子以后不要去做投行？我儿子在KBM做事,一个月一万元,他的同学在投行里四万元。这很难,问题不在中国,在西方人士,你怎么教育西方人士,也教育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叫小孩子不要到投行里去,如何改变这个激励机制,请您回答。
胡舒立:他事实上请您讲将来对投资银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测。
刘明康:不是去教小孩子的问题,是教投行领导的问题,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叫“鱼要臭都是从头臭起”。我们发现在投行里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很好的专业人才,再好的人才第一年他还有自己的……说我爸爸妈妈教育过我,我在大学里也教育过我,道德是第一位的,金钱是第二位。但是到那个大染缸去染两三年以后,你不走那条路,要么你就被开出来,要么你就得倒霉。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问题。所以,insantive Package投行可能会比商业银行高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投行的服务内容和商业银行不完全一样,商业银行可能更谨慎,更保守,更传统一点,投行可能更灵活一点。这都没关系,关键在哪里？不在于工资有一点差别,而是我讲的,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在银行里一定要非常清楚,懂得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的激励机制和运营机制有没有Reasonable necher（音）,第二,是不是Consistentsy。更重要的,我们无论在投资银行还是在Hedge fund里做的领导,一定不能创造道德风险,一定要讲究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发展与内控的平衡,利益冲突和健康发展的平衡,社会责任和自身利润增长的平衡。谢谢!
问:刘主席好,我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非常敬佩你刚才的演讲。我问一个问题,刚才您谈到公司治理,实际上您从根本上谈到了现在出问题出在了哪个层面上,是根本性的公司治理问题,特别是您提到了董监事高管的勤勉义务。就是作为董事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不是尽了善意,是不是履行了一般人的审慎义务,是不是采取了恰当的方式。我认为这确实找到了根本。激励问题和约束问题作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您作为主席是怎么考虑的,特别是金融还没有“国资委”的情况下,金融又纳入了《国资法》的管理,作为监管部门下一步如何在激励和约束方面考虑,政策导向是怎样的？
刘明康: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我们银监会里已经形成了共识和理念,不管有没有国资委,有没有上面的Boss（老板）怎么去换,我们作为一个外部监管者,他必须遵循风险持续有效监管的原则。不管是谁的资产都必须保值增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在这里我毫不客气地告诉大家,作为银行的监管者,不管是OCC还是Fan,还是FSA,还是HongKong MA,或者是我们,应当遵循一个原则:我保护谁,我的一切工作保护谁,你不能有双重标准,（有双重标准）你工作做不好的,你只有一个标准。
在银监会2003年到现在,我们有个Consistent Goal（持续的目标）,在银行业管你是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我们保护的是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绝不保护银行投资者的利益,银行不行就得破产。不能搞Convoisisterm（音 ）,不可以搞Molahazine（音）,我们的一切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投资者行为出轨必须受到处罚和严厉地监管。所以,在银行里,都是会要培养和教育他的Staff（员工）有一个很好的Value（架子）,很好的Cultrue（文化）,很好的风险管理和内控管理、从业道德。谁来监管他呢？因此,监管者必须对高管人员、董事会成员进行监管,这就是写在我们期指上的叫“管法人（就是管领导）,管公司治理机制,管风险,管内控,管透明度”,银监会就是管这些事。为了谁管？为了广大存款人的利益管,因为我们不是证监会,我们是银监会,银行是高杠杆率,银行业在中国是存款立行的,你的Funding一定要是Reliable的,Firm Deposit Bases,一定在坚实的存款基础上,你怎么能够去Best on inshument on capital makets（音）。Capital Makets,order in stuments can to be very volaty（音）,横波动的,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发现美国监管者发现这一点,说投行模式取消,你们都去找一个商业银行的爹或妈,或者你去做商业银行的爹或妈去,这回到了保守的杠杆率和固定的、可靠的资金来源基础上。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保护谁,这是非常清楚的,你上面的老板可以换来换去,但是对不起,我们保护的是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这和买股票的人是不一样的。证券市场上和我们的监管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监管是持续的,有效的,审慎的监管,他们是持续有效的行为监管,他们保护的是投资人的利益,我去买股票,我是投资者,不要被中间商或者上市公司给套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银行业有银行业的规矩,证监会有证监会的规矩,这就是我们不主张当我们说“我不喜欢你,我要创新,拜拜”,然后不想我应当建设什么去代替他。因此,可怕的就是一个人的记忆是短暂的,1929、1933年过去了,1987、1988年的教训过去了,90年代初的教训又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个持续、科学的态度,这样的危机过几年还会再来。
胡舒立:时间还是很紧张,今天刘主席的对话和演讲只能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刘主席,特别是他刚才说银监会的宗旨就是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我想就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鼓掌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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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3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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