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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3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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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崩裂与人心慌乱
进入3月份,香港的股票市场已因过度炒作而危机四伏。部分获利丰厚的股坛老手见势头不对早已急流勇退,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股海“新丁”(新手)仍兴高采烈地在追波逐浪。1973年3月9日(星期五),一个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日子,既没有特别轰动的利好消息,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资金涌入,恒生指数却因市场过度炒作而飙升至1774.96点的历史高位,单日成交量达6.19亿元,使很多股民极为雀跃(《星岛日报》,1973年3月10日)。
可惜,到了下一个交易日(3月12日,星期一),股市便因发现3张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假股票而逐步滑落,并触动了一浪接一浪的抛售潮。以下让我们引述《星岛日报》在1973年3月13日及3月15日两则分析股市形势的报道,看看股市由强转弱的过程。
承接上周五的气势,晨间(上午)开盘,各股份造价仍甚壮观。但此股劲力只属昙花一现,未几即遭受庞大回吞压力袭击,使到各股份作价纷纷回落。据股市中人透露,形成昨日跌市之主因,是银行收紧经纪的借贷。与此同时,“淡友”亦乘机作祟,使昨日的股市走势软弱……总成交量下降至4.97亿元,恒生指数则报1734.90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3日)
昨日股市交投不止大减,市势亦甚低残……令股市出现如此气氛,一方面是银根收紧,其次是发现3张合和公司假股票问题,引致一些“搓家”(持货者)诚惶诚恐,未知自己所持之股票是否伪造。有此心理作祟,遂将本人所持之货快速放出。(消息)一经传扬开去,盲目跟风者多,而“淡友”亦乘机“吓市”(恐吓),遂造成股市颓势……(昨日)总成交达4.03亿元,恒生指数报收1604.25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事实上,对于市场因发现假股票而诱发更大规模“散货套现”问题,3月15日《星岛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颇值得我们注意。该评论这样写:
因(发现)几张假股票,即引起股价连续下跌,可见本港股市本质脆弱,禁(受)不起一点风吹动……近来股市狂热,几乎无人不在悉索敝赋,从事股票的申请(认购)和买卖,其动机多非投资保值,而是投机,以求暴利……对于这种情势,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感到其间孕育着很大的危险性。(《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之后,股市仍无法摆脱弱势,并且愈跌愈急。由于气氛逆转,部分投资者便因“走避不及”而蒙受巨大损失。对于这种情况,报纸的报道是:“连日股市急跌……许多股票持有者对着这个凄惨的跌风,无不焦头烂额、胆战心惊,大有谈虎色变之势”(《星岛日报》,1973年3月23日)。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3月上旬的“大跌市”,只是这场巨大灾难的序幕,真正的“焦头烂额、胆战心惊”还在后头。那些不肯在此时“止蚀离场”,甚至抱着“趁跌市拾平货”的投机者,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3月26日,另一场股市大泻又悄悄莅临。该日,恒生指数由1417.98点下跌至1229.28点,单日下降了188.70点,跌幅超过一成,使市场大为震动。不知是否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还是真的有“大好友”相信“跌市”只属技术调整,当时还有少部分市场中人指“股市很快便可止跌回升”,因而建议“趁低吸纳”(《星岛日报》,1973年3月26日)。可惜,这个过度乐观的预测,两年内也无法兑现,而股市的跌浪也在“庄家大户”不断抛售的压力下愈跌愈急,也愈跌愈深。
事实上,股市从高位回落初期,不但部分市场中人确信只属技术调整,港府也认为是短期现象。由是之故,税务局还在4月4日发表“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纳税”的广告,计划向股票投资者征税,消息使一众股民更为惶恐,加剧了市场的抛售潮。到了4月9日,恒生指数终于跌穿1000点的心理关口,报收934.50点,使气氛由悲观转为惶恐。事实上,在短短的30日内,恒生指数合共已下跌了800多点,跌幅接近五成。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真是令人“谈股色变”。
由于股市跌势过急,并有迹象会冲击金融系统和影响社会稳定,4间交易所和银行负责人乃约见财政司夏鼎基(P. Haddon?Cave),商讨“稳定股市”的政策(《星岛日报》,1973年4月10日)。经过数轮会议,政府仍一直坚持“不会干预自由市场运作”,但对银行及交易所推出的一些自发性措施,则表示会给予支持。这些措施如下: (一) 押后新股上市3个月,减少股票供应;(二) 严限经纪24小时内交收,抑压抛空炒作;(三) 部分大型银行同意放宽股票按揭贷款,放松市场银根;(四) 解除外汇管制,挽回市场的投资信心(《星岛日报》,1973年4月11日、12日及13日)。
虽然政府或市场中人不断呼吁投资者“保持冷静、不必惊慌”,甚至说“股市快将回稳”或“香港经济基础稳健、前景看好”等,希望可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并扭转市场的跌势。但一切努力似乎并不奏效,股市不但没有掉头回升,反而愈跌愈深,使一众股民更加慌乱失措、惶恐不安。
对于这时股市一泻千里、长跌不止的情况,不同人士提出不同看法,《星岛日报》便综合出三大原因,其一是银行“迫仓”(追回贷款),其二是假股票风波,其三是热钱抽走(《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至于“远东会”的李福兆,则从业内人的角度提出一些补充,他说:
1973年之股市狂热终止于3月中旬,其倾泻之原因,系触发于某大上市公司少量伪造股票之发现,转剧于4月初税务局刊登告白(广告)于报章,敦促惯常投资证券人士填报溢利税。其他打击股市之原因,还包括银根短缩,以及冻结管制楼宇租金,致使那些心存畏缩之投资人士,更为立心不定,且直接影响了上市地产公司的利益。其后又续有数家活跃上市公司发现伪造股票,股市遂一蹶不振。(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2)
虽然市场对股市急挫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星岛日报》提出的另一观点,则颇有启发性,也很值得股民细心玩味。该评论这样写:
关键是本地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盲目跟风而毫无投资知识的小户,对于股市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他们给纸上的财富激起赌博的天性,以为股市是一个永远淘不尽的金矿,而完全不明了包裹在糖衣里面的股市真相……有些新股的招股章程中,可发现一些惊人之笔,例如组成公司日期只在上市之前一两个月,公司资产大部分购自公司董事等等。(《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
也即是说,真正导致股市崩溃的,其实不是什么“假股票、迫仓和热钱抽走”,而是投资者不健康的投资行为。举例说,自股市突然开放后,部分股民已视股票市场为金矿,并大举进行炒作,少部分投机者甚至不务正业,整天只懂在“金鱼缸”(交易大堂)内溜达,奢望一朝发达。可以这样说,当股市泡沫急速膨胀、炒味浓烈之时,报章杂志、工商领袖以致政府官员等曾多番呼吁投资者要小心,不要跟风炒卖或误信小道消息,但他们总是“听不入耳”(不肯听从),甚至认为那些告诫只会阻碍他们“发达”。
在股票价位越升越高之际,各行各业或各个阶层的投资者,对任何苦口婆心的劝告,均充耳不闻,其中部分人士更索性辞去原职,做交易所会员或经纪职员。于是,某大银行一个月内有百名职员辞职,九龙某校校长捧着经纪牌转行等怪事,更是层出不穷。政府亦恐跟风者无心工作,而通告公务员不得在工作时间内进行股票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话说回来,在股市热火朝天之际,那些曾经在股市中获利的人确实风光一时。什么“鱼翅捞饭”、“白兰地漱口”一类使人咋舌的行径,更一时成为潮流(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一则有趣的报道,便让我们清楚看到“赢钱时意气风发、输钱时垂头丧气”的行为。该报这样写:
据一海味代理商指出,自去年以来……南北行每日海味价格之升降,与股市走势的起起落落相若,显示股民的喜怒哀乐,已和股市的进退升跌紧紧地扣在一起。(《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从3月9日股市逆转起至5月8日收市,股市连续下跌了两个月。在这段“日月无光”的日子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叫苦连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很多股民均乞求政府插手,阻止股市继续下滑(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也在5月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港府该放手买港股票》的文章,敦促政府救市。文章这样说:
在接近两个月的大跌市中,不少股票比今年的最高价跌去百分之六十以上,个别甚至跌去百分之八十以上,跌幅之大,跌势之急,为香港空前仅见。股市这样的暴跌,对香港工商业的正常活动和居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恢复股市“全日”买卖,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求港府从存放在伦敦的大量英镑储备,拿出一部分,以长线投资的形式买入本港的蓝筹股票。这样一来,香港股市肯定会由冷转热,从跌转升。(《星岛日报》,1973年5月7日)
为了“救市”,4家交易所宣布由5月7日起恢复全日交易,希望借延长交易时段而刺激交易、扭转跌势。之后,证监专员施伟贤又公开表示,“香港经济前景良好,市民不用过虑,股市信心可复”(《星岛日报》,1973年5月9日)。受到各类“救市”措施刺激,股市总算在5月9日的低位(656.03点)中反弹,并上升至5月14日的742.45点,而港督麦理浩在5月18日公开表示香港股市已经回复正常的言论,又使股市进一步上升至5月21日的861.54点(《星岛日报》,1973年5月19日及22日)。不过,这个短暂的反弹浪维持不到两星期,踏入5月22日,股市又在“庄家大户”趁反弹势头“大举出货”的影响下调头回落。
针对股市急跌初期股民前仆后继地“趁低吸纳”但后来却“反手被困”,变成“大闸蟹”(持货被困者)的情况,《星岛日报》不无幽默地将这批“大闸蟹”分为四级,进而阐述他们所面对的困境。
股市中的“大闸蟹”,现时可分为几个级别。如在恒生指数1700多点购入的,称为第一级;在指数跌了500点后入货的,称为第二级;在指数跌到1000点左右时认为买入可以安全无虞的,称为第三级;在跌到800点以下,相信是“执平货”的机会而毫不犹豫买入的,是为第四级。由于这个跌势好像是漫无止境的,那些第一级的“被绑者”,固然回天乏术,“打定输数”;那些第二级的买家,亦有不少见势不佳而弃甲曳兵……至于那些第三及第四级受害者,他们原本是“大淡市”中支持股市的“义士”,并且认为在这个指数中入货,决不会“损手烂脚”;他们甚至想到,如果他们这一条“防线”守得稳,就会逐渐吸引其他买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承接力”,扭转跌势。不料他们竟然也“失手被擒”,这更使人心寒,直把股市看作“生人勿近”的陷阱,而股市也沉疴不起,不少股票均跌破了底价。(《星岛日报》,1973年5月12日)
到了该年的6月27日,市场终因企业市值大跌而爆出有“公司遇到财困”的问题。首家突然传财政困难的公司,是一家专门代客买卖股票的财务投资公司,名为华利来财务投资公司。据报道该公司在股市崩溃时擅自动用客户的股票作抵押,借以应付本身资不抵债的财政危机。当客户作出投诉而警察又上门调查时,负责人已“人去楼空、逃之夭夭”,使公众极为关注(《星岛日报》,1973年6月26、27 及28日)。
由于投资者忧虑陆续会有公司“爆煲”(财困),因而不敢持货(股票)太久,甚至不计后果地大举抛售,使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7月11日的494.45点。之后,股市曾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由500点左右上升至7月18日的602.34点、6月24日的678.47点及7月27日的735.15点。不过,从7月28日起,股市又再次向下摸底(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踏入8月份,股市仍在连串不利消息影响下继续滑落。其一是立法局通过收紧开设交易所法案,其二是陆续发现假股票,其三是银行提高利息。首先,让我们谈谈政府立意收紧股票买卖空间问题。自1972年下半年股市急速升温开始,立法局已开始讨论监管的问题,只因立法需时,政策没有即时出台而已(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721973)。到了1973年8月1日,立法局终于通过《禁止开设期货交易所条例》(Stock Exchanges Control Ordinance, 1973),至于其他相关政策,也密锣紧鼓,很快会宣布。名如其意,该法例的目的旨在禁止新交易所的出现,以免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法案虽然没有改变当时交易所的数目,但政府希望收紧市场活动空间,并加强股票买卖监察的态度,则十分明显。
市场陆续发现其他公司假股票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添烦加忧。自3月12日发现合和公司的假股票后,还陆续发现怡和公司及和记公司的假股票。到8月9日,警方终于大举行动,并在铜锣湾破获香港有史以来第1 个伪造股票集团,搜出用于制造假股票的柯式印刷机及锌模等设备,拘捕2人。同日,又在渣华道一单位内搜出200余张怡和公司的假股票,按当时的市值计算,约值300万(《星岛日报》,1973年8月10日)。再到8月21日,证券交易所宣布停止怡和股票交易48小时,以便警方查证相关交易。虽然警方已捣破伪造股票集团,但9月18及19日仍陆续发现利兴、美汉及东方海外等假股票的情况,又再使人想到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投资信心一直难以恢复。
至于利息趋升则是另一加速股市下滑的重大因素。踏入3月份,外汇银行公会(Foreign Exchange Banks Association)宣布提升存款利息。初时,由于股市仍然炽热,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并不介意轻微的成本增加。但是,当股市逆转后仍不断在6月14日、8月1日、8月16日、9月1日及9月10日等提升利率,则对股市造成了沉重压力。所谓积少成多,大约3个月内的5次加息,已使存款利息由1厘多加至4厘(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面对“息魔”肆虐,疲弱的股市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不利消息浪接浪,股市也一直无法摆脱弱势,并长期处于疲不能兴、只跌不升的困境。事实上,自1973年3月12日跌市开始至9月中旬,香港股市已跌去了接近1200点。《星岛日报》一篇评论文章,正好说出股市“满目疮痍”的情况。文章这样写:
经过大泻狂潮后的股市,已经面目全非,只有4个月左右,恒生指数便由最高峰的1700多点跌至500多点,高低相差约1200多点,许多炙手可热的蓝筹股,最低限度下跌了七成半,或者仅及顶位的六分之一。至于一些被认为是“蚊蝇”的细价股,更有“疮痍满目”之感,一些被认为质素较优良的,固然大幅滑落,由10元以上,跌至二三元,或者由五六元的,下跌至一二元,另外一些质素较次的,则跌破了底价,侥幸的值回原价五六成,有些更完全没有买卖,连招牌都掉在底层里,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星岛日报》,1973年9月17日)
到了1973年年底(12月24日),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只有400.21点。圣诞节过后,股市虽然略有反弹,但全年最终仍以433.70点收市。与3月9日高峰的1774.96点比较,在短短的10个月内,恒生指数足足下降了七成半,而全年成交量虽有482.17亿,但若扣除首季度的284.85亿元,其他9个月合共只有197.32亿元。也即是说,3月份后的股市,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的确十分惊人(《香港年鉴》,1974年;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回头看,很多论者都觉得股民漠视市场风险,并误信“买股可以致富”一类似是而非的歪理,才是真正触发股市急跌,并导致他们焦头烂额、债务缠身的原因所在(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Wong, 1986)。事实上,当股市泡沫日见膨胀之时,政府为了防止股民过度炒作,曾印制了一些《购买股票须知》的小册子,放在银行及证券交易所,免费派发,警惕股民小心。但是,那时的股民正埋首炒卖,哪会注意到什么小册子,更不用说会拿来阅读了,至于“小心风险、谨慎投资”一类警惕性的说话,自然也不会听进心里了,而那些小册子最后也因没人问津而被逼收回(《星岛日报》,1974年3月5日)。
在谈论当年股民投资知识较弱,跟风炒作势盛而制度法规又欠完善等问题时,1975年2月26日《星岛日报》刊出的一篇文章,便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该文章写道:
如果我们想深一层,便会发现这次股市大跌的基本原因,是本地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如果不是,恒生指数绝不会升至1700多点的高峰。如果投资者在1700多点时购入置地公司的股票,当时的股价为50.5元,市盈率为178倍。即是说如果市盈利保持不变,投资者只能到178年后才可归本……既然香港对上市公司的认识不大,政府及交易所对新公司上市应有更为严格的管制。不良公司只会是股票市场的负累,既荒废资金,又给香港带来不雅声誉。(《星岛日报》,1975年2月26日)
从这个角度上看,1973年的股市崩溃,似乎不是什么外围因素冲击,而是投资文化未开、投资知识薄弱、企业质素参差、监管制度欠善等内在因素引致。若不针对这些弊端着手改革,香港的股票市场实在没可能重新站得起来,更说不上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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