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9月“水”星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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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有一个向前走的比喻。在我们前面有一瓶水，因为它是好东西，每个人都想得到它。为了能够得到这瓶水，我拼命向前跑，结果在我快要抓住这瓶水之前，水被别人拿走了。但是不能因为别人拿走了这瓶水，我就不向前走，我一定还要继续向前走。这个时候，我会发现前面还有一篮子鲜花在等着我。当然，我走到鲜花面前时，可能它又被人拿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依然不能绝望，我知道失去了鲜花，但是未来还有东西在等着我。我再向前走，走得更远，就看到那台笔记本电脑在等着我，而它的价值可能比鲜花还要高。如果笔记本电脑我没有拿到手，我还要继续向前走，也许我心爱的人就在那里等着我。当你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得失的时候，你知道失去的背后，还可以得到其他东西。即使你最后什么东西也没得到，你也知道自己在追求的过程中得到了生命的丰富。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永远不会失落，你就永远不会失望。

　　用我个人的事情说，大家就明白了。我高考三年才考上大学。第一年，我的最高目标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没考上。第二年，我的目标还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但是还是没考上。我坚定不移地考了第三年，结果进了北大。后来我就明白了，前两年之所以没有考上，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我，这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如果第二年我放弃了，那现在一定还在农村种地。我进了北大以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在北大六年没谈恋爱，还得了肺结核，在北大教书，什么成就也没有，最后还被北大加了个一级行政机构处分。接着联系美国学校，三年半没有一个美国大学给我奖学金。我觉得老天对我是如此地不公正，我这个人很不错，为什么让我受如此之多的苦难和绝望？但是后来我发现，之所以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之所以最后去不了美国，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一个***学校在等着我。也许***明天就没有了，也许***最后消失了，但是我想***精神不会消失，我的那种不断在失去中前进的动力不会消失。只要我俞敏洪还在，只要我的这种心灵还在，只要我自己想做事情的勇气还在，我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够重建另外一个***，或者改名叫新西方也未尝不可。只要有这种感觉，我们就能创造更大的事业。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失业了，我们还可以重新团结起来，再创造一个辉煌。如果我们不再办学了，我们可以再去办一个***杂货店，说不定最后就变成了像沃尔玛那样的全世界最大的连锁店。关键是你要有那颗心去做那个事，而不要为眼前的得失而抓狂。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知道每一次失去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有更多的考验，生命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你就不再会为眼前失去的东西感到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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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穷债主每年大量补贴美国 早该发现这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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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模式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概念看上去距离很远，我却试图把两者联系起来。我总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不转变，那么，由流动性过剩转向流动性短缺，将是转瞬间的事。我的论点可以概括成为三句俗语，第一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二句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三句话是“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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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根本性问题

　　去年以来，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我国的通货膨胀加剧，股市房市摇摇欲坠，企业成本上升，出口企业定单减少，等等，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突然爆发的，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现在的局面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它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从来没有超过10%。这样低的储蓄率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呢？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而美国则把自身的经济问题，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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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大量发行，就会贬值，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都承担了贬值的损失。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就反复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引用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美国股市一下跌，格林斯潘就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催生了网络泡沫；网络泡沫破灭后，又出现了金融创新，次贷就是重要的金融创新，每次都是采用信用扩张的办法，把市场撑起来。这种状况是高处不胜寒，泡沫总有一天要破，泡沫越大，破裂产生的震荡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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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问题是世界国际金融体系里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美国一些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曾表示，美国这样的发展模式，不但会害了自己，而且会害整个世界。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使实际状况产生多大的改观。而其他国家的人也没有想到办法，去改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现在的局面，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系统崩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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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美国的债主，作为一个穷国，每年大量补贴美国人的高水平生活。我们早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

　　在美国金融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有人说，我们应该脱离美元，或者建立人民币的货币区，这也许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我也许比较消极，我认为，尽管应该为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做出努力，但短期恐怕还不能马上做到，这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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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亟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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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形势，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人认为，没有人会预想到2008年会出这么多的情况，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样说。但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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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就一直在说我们的增长方式有问题。我们的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内外失衡一起发生。我们的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要素投入支撑增长，二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靠投资支撑增长，会使得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也不断下降。同时，如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所预言的那样，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会使得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系统里潜在的不良资产大量积累。针对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带来的效率下降和需求不足，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出口导向，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出口，采用适度保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本币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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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我们和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一样，在成功执行这种政策十年、二十年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加，以及贸易摩擦加剧。

　　面对这些困难，经济学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可是，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就跟原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改革很难进行。历史上的台湾和日本，一度要实行利率自由化，结果改革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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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开始汇率改革的讨论，我赞同余永定教授的观点，主张尽快实现汇率浮动，不要怕人民币升值。要给出口企业压力，促进他们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但是，让人民币升值的建议遭遇到了原来的利益格局的阻碍。出口企业、出口地区的政府，以至到中央有关部门，都不赞成。于是在2003年，央行大量收购外汇，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3年大概每天收购两三亿美元，后来就迅速增加。在 2004年末到2005年初，决策层也认为保持固定汇率不行了，要升值。所以在2005年3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宣布，我们要进行外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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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值到什么程度才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呢？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到了2005年7月21日实施升值，升幅是2%，然后缓慢升值。在2005年的三四月间，有一个讨论，国内大多数人都主张缓慢升值，也有人主张一次性放开。缓慢升值的好处是减少冲击，坏处就是有升值预期，会有热钱流入，加强了升值的压力。在汇改之后，央行收购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每天收购七八亿美元。到了2006年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在人民币小幅逐步升值的过程中，释出大量中央银行高能货币。于是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一样，大量货币发行导致流动性泛滥，结果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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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先是房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这从短期来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荣，人们都发财了。不把它看成泡沫，而把它看成形势大好，这就潜伏着崩盘的危险。到了去年的7月，通货膨胀率到了5.6%，就又出现了争论。一种观点是货币主义的，认为当时的通胀是货币现象，是总量现象；另一种观点叫做结构性通胀，认为核心物价指数很低，通胀是结构性、输入型的。后一种意见后来占了优势。到今年年初，CPI达到8%以上，仍然是这种观点占主导。

　　现在，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而CPI居高不下。现在CPI用各种方法管住了，和PPI倒挂，变成一个疑难杂症。我认为，现在要对付这些短期问题，当然需要用短期政策，比如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还可以搭配财政政策，这都是短期调节。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情况稳住，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要标本兼治。转变增长模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能够实现转变，就是要推进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