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消息，顺丰控股今日早上9点在深交所举行重组更名暨上市仪式，上市公司名由鼎泰新材更为顺丰控股，这也意味着国内速递物流龙头顺丰正式登陆A股。过往甚少公开露面的顺丰速运创始人、顺丰控股董事长王卫现身仪式。
王卫表示顺丰变成公众公司后，他将提醒自己言行更加谨慎，“从今天开始，话不能随便说，地方不能随便去”。
他同时提醒顺丰公司员工也要更加谨慎，“少说话多做事”。王卫同时强调他对于坚持发展快递物流行业的决心，称顺丰上市后，也将不忘初心。
根据顺丰控股过去五个交易日平均股价计算，顺丰控股市值约为2000亿元，而王卫目前持有的股票市值约为1300亿元，超过圆通实际控制人喻会蛟夫妇，成为民营快递业首富。
而截止开盘，顺丰控股报53.70元，涨6.99%。截至9：50分，顺丰控股报价54.80元，涨幅9.19%。
2016年全国尽管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是很多省份的二孩生育并没有达到预期，部分省份出生率下降。
全国1%的人口抽样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广西、甘肃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3.82‰、12.18‰，低于上一年的14.05‰、12.36‰。
更多的省份尽管出生率有所回升，但是未及预期。江西2016年人口出生率为13.41‰，相比2015年13.20‰的水平略有回升。
2016年陕西省统计局调查显示，有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2016年四川省统计局的调查也显示，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65.5%。
人口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湖南统计局发布报告分析认为，湖南省育龄妇女生育主观意愿不高，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应及早考虑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支持和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北京行政学院人口所博士潘建雷表示，从全国整体情况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后育龄妇女生育不是很积极，这与生育成本高以及年轻人观念改变有关。
潘建雷认为，如果再过几年二孩生育仍不积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调整，主要是要解决老龄化持续加深的问题。
“二孩效应”不明显
各地公布的1%的人口统计调查显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实际人口出生率大部分都没有明显提升，部分甚至下降。
海南2016年全省人口出生率14.57‰，与2015年的出生率一致。江西、陕西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3.45‰、10.64‰，比2015年的13.20‰、10.10‰有所回升，但是幅度不大。
河北2016年人口出生率为12.42‰，高于上一年的11.35‰。山东卫计委的数据是，2016年新出生人口177万，比上一年增加了50多万，不过由于该省常住人口近1亿，实际整体出生率低于12‰。
广西、甘肃等地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
广西、甘肃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3.82‰、12.18‰，低于上一年的14.05‰、12.36‰。广西2016年出生人口77万人，高于2015年71.6万人，其出生率反而下降是因为2016年常住人口总量增加更快。甘肃2016年全年出生31.79万人，低于上一年的32.12万人。
湖南2016年新出生人口低于95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2016年全省的调查出生率高于2015年，但一般生育率继续下跌。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教授姜全保认为，山东人口数量庞大，此前计划生育工作落实的很好。该省对于家族和人丁兴旺的观念都比较看重，尤其是对于处于即将退出生育年龄的家庭，在“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抓紧机会生育，促成了较高的生育水平。
“综合看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2016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高，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提升生育水平。”姜全保说，各个省份的人口数量差别很大，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出生率也不同。
大部分地区人口生育率不高，可能与生活压力等因素有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多增131万人，而这一年符合二孩的夫妇有9000多万对。
为什么人口出生率不高？湖南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这与育龄人口和生育意愿下降有关。
2012年以来，湖南的15-49岁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持续下跌，2016年为55.15‰，较2015年下降0.51个千分点。生育率下降背后，是生育人数下降。2011年前后，湖南20-40岁育龄妇女人数为997万，比2010年的1110万下降近10%。
另外，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不高。湖南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不想生育二胎的比例在15-50周岁育龄妇女中为68.04%，在20-40周岁育龄妇女中为40.91%。
湖南统计局人口处副处长杨畅文指出，很多夫妇过去是在外边打工，现在是一起回流，这些育龄妇女生二孩的意愿也不高。妇女生育二孩意愿不高的话，老龄化程度会加深，这对国家和湖南省都是巨大的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2月23日证券业协会召开固定收益委员会会员大会，监管层其中强调了要大力发展ABS业务，尤其是PPP证券化，采用“即报即审、绝对优先“的态度。
这体现出监管层不遗余力支持PPP证券化的决心。事实上，去年以来多部委持续推进PPP证券化进程。
尽管证券化能为PPP项目拓宽融资渠道，但PPP项目落地仍然主要依赖社会资本的行动。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社会资本尤其民资参与热情逐渐升温，但“大步发展”仍存在阻碍。
社会资本好感渐起
随着PPP证券化加速，上市公司陆续表达对PPP项目的青睐。2月21日东方园林（002310.SZ）与中毅达（600610.SH）公告称，公司中标PPP项目；其中东方园林已经不是第一次中标，其在今年以来对PPP项目投资额累计129.66亿元。盈峰环境（000967.SZ）亦发布公告称，2月16日与湖北仙桃政府签订循环经济产业园PPP项目框架。
不仅仅上市公司踊跃，在参与PPP项目的社会资本主体中，民营资本逐渐提高其所在比重。
根据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末，277个落地示范项目的签约社会资本信息已入库，签约社会资本共419家，包括民营独资104家，民营控股59家，港澳台16家，外商6家，国有独资119家，国有控股113家，另外还有类型不易辨别的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共2家。
其中，民营企业（含民营独资和民营控股）163家，占比39%，比6月末按照82个示范项目统计的结果高3个百分点。
2月23日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的参与踊跃了，对PPP项目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了。他们参与的热情在逐渐提高。”
他表示，据其接触，央企目前都在研究如何做长远的打算，如何跟其他类型社会资本竞争，这与两三年前的态度截然相反。
2月23日招商证券投资银行部创新融资部相关负责人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券商在PPP的前期参与度较低，据我们与PPP业内认识交流，社会资本方包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均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尤其本次PPP证券化通知发布以来，丰富了财务退出路径，各方对PPP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政府投标就能看出，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在参与，要比以往更热闹了。”2月23日上海一家从事PPP投融的咨询公司人士表示。
并购重组事后监管走向常态化 上市公司万亿商誉遭严管
2017.02.17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摘要
据WIND数据表明，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A股累计达到的商誉已超过9000亿元规模，为9260.10亿元。
并购重组后遗症开始显现，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A股累计达到的商誉已超过9000亿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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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昨天收到地方证监局的通知了，针对投行并购等业务要进行自查自纠工作。”2月16日，沪上一家券商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据其介绍，此次自查的项目时间范围从2015年到2016年，即两年完成的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在内的全部项目，包括取得核准批文、审核未通过和终止审核的项目。
“其实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层就部署了并购重组回头看大检查。我们预计今年以来这一检查将会持续下去。从目前的监管态势来看，对于并购重组项目的事后监管亦会同IPO核查一样，步入常态化。”沪上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月16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述检查由证监会上市部统一部署，对于并购重组业绩达不到要求的上市公司都会有一个具体名册，主要由地方证监局负责稽查、落实。”
“目前监管层对于并购重组事后审核确实在进一步从严。现在并购市场有些乱，主要是前些年并购市场太过火爆，如今，问题关注点相继暴露出来了。” 前述合伙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此前，证监会曾公开表示，针对并购重组将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值变更等情形，尤其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并要求中介机构对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专项核查。
其中，监管层尤为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商誉。近年来，上市公司向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并购行为日益增多，标的资产的估值增值率也逐年攀升，导致上市公司商誉不断提高。
据WIND数据表明，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A股累计达到的商誉已超过9000亿元规模，为9260.10亿元，而同期营业利润仅为27657.39亿元，占比超过三成，高达33.48%。相比之下，2015年全年商誉确认额为6487.10亿元，同期营业利润为33572.32亿元，占比为19.32%。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截至当天，在已发布2016年全年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二六三(002467.SZ)以近4亿元商誉减值额居首。
商誉近万亿
“目前上市公司商誉确认会计处理是否得当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前述合伙人称。
该负责人表示，原来商誉可以分十年摊销，但新的会计准则出来后，商誉不会每年进行摊销。此外，在新准则体系下，只有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才涉及商誉的会计处理，确认商誉。
“只要上市公司并购标的实现持续盈利并达到业绩目标的，就不需进行商誉减值。”该负责人指出。“相比之下，一旦并购标的没有达到业绩预期，包括亏损或业绩大幅下降的，就需要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就我们所而言，2016年也有个别项目需要计提商誉减值。”
对此，水杉投资管理合伙人刘盛宇也称，商誉减值准备一旦计提，不得转回。因此，商誉减值在冲减资产的同时，也抵减净利润。对此，监管层亦充分认识到，大额商誉减值将直接吞噬企业经营利润，拖累上市公司当期业绩。
当天，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保荐代表亦表示，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收购轻资产中大多采用收益法估值，而在以收益法为评估基础的企业并购中，积累了巨额商誉。其收购标的大多为影视、传媒、TMT等行业标的。
“尽管按照新的会计准则，商誉确认后持有期间不再摊销，但要进行减值测试，若并购标的最终业绩不达预期，商誉减值确认就可能引爆上市公司业绩‘地雷’。”2月16日刘盛宇如是说。
刘盛宇称，实际上，自2013年起A股市场进入重组狂潮以来，伴随着上市公司高估值、高溢价收购，商誉规模更是以千亿级别的惊人速度在激速增长。按照2016年三季报数据，全部A股报表累积的商誉总额已接近万亿元，占上市当期经营利润的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带来潜在的减值风险不可小视。
业绩“变脸”
从2016年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已有多家公司因为商誉减值而大幅拖累全年业绩。
2月9日，濮耐股份(002225.SZ)的一纸预亏公告让市场哗然，其去年预告盈利4231-6770万，但最新修正为亏损1.6-2亿元，原因是之前收购的子公司商誉减值2.3亿元，此前其收购价为4.4亿。
此前颇受关注的山东墨龙(002490.SZ)业绩大“变脸”，也受商誉的影响。
2月16日，山东墨龙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表示，在资产减值这一块，根据公司最新公告的统计，所计提的各类资产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2亿元。其中，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7323.37万元，存货计提跌价准备4742.80万元，固定资产、商誉分别计提减值准备3500万元、4764万元。
而有些公司甚至在去年三季度业绩实现增长的情况下，全年亦因巨额商誉减值致业绩大幅“变脸”，出现巨额亏损。
据二六三公开披露，公司预计2016 年度净利润为-40359万元至-37413万元。就在去年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9525.65万元，同比增长14.10%。
对此，公司表示主要原因为，预计“翰平事业部”和iTalk Global旗下“VoIP业务及IPTV业务”两项商誉将发生商誉减值合计约4亿元。
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二六三累计商誉高达11.14亿元，较公司同期营业利润1.04亿元相比，占比高达10.7倍。
上述公司并非个案。WIND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商誉与营业利润占比超过十倍以上的上市公司数量多达162家。其中，位居前三位的公司分别为长城动漫(000835.SZ)、安控科技(300370.SZ)、胜利股份(000407.SZ)，其占比分别高达259704.17%、244472.22%、127985.71%。除了安控科技以外，长城动漫和胜利股份2016年全年双双报出巨额亏损。
外交部回应“汇率操纵”：无意用货币贬值获贸易优势。
23日，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再次抨击中国操纵汇率，并称中国为汇率操纵中的“总冠军”，并表示自己对这些认定从没有退缩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多次重申，中方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取出口上的优势，人民币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客观正确地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能够多做有利于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
耿爽表示，如果非要给中国戴上“总冠军”的帽子，我可以说，中国确实是“总冠军”，但我们是经济发展的“总冠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这方面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总冠军”。
对于中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较为保守。23日他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财政部会按照正常程序来评判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否操纵汇率，因此在审核过程还未结束之前，他不会对中国做过多判定。据悉，美国财政部每年在4月15日及10月15日会发布一份半年度外汇报告，而中国的汇率评估也将是报告的一部分。
耿爽表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们已经多次表明有关立场。我们将在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中方无意通过竞争性货币贬值获取贸易上的优势，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希望有关方面客观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多做有利于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
闲来一坐s话投资
本人上篇文章《投资观察：成长与价值并非“死敌”》写出分享后，自己仍感到有些意犹未尽，觉得有再进一步谈谈的必要。比如，如何区分价值股与成长股，有没有什么可以量化的参照标准，它们之间的买卖策略又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问题厘清了，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防止自己在投资道路上走偏。
我所理解的价值股当是这样的：
1、它们在行业内已经经过了惨烈的充分竞争而成为行业中的“王者”。“一将功成万骨枯”，别看它们今天在行业内有着很大的话语权，或者在自己的细分领域过着“占山为王”的好日子，其实它们均是踩着许多失败者的尸体走过来的。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强者恒强、马太效应是普遍规律，这真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2、它们的产品或服务在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较高了。比如有的市占有率已达40%以上，甚至有的市占率已经超过60%。具体的数据指标还当依行业属性的不同而定，比如有的市占率达到20%、30%或许就快要达到饱和程度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如造物主不可能让老虎再长上翅膀一样，一家企业再强大，也不可能全霸整个行业，就像有肯德基就有麦当劳、有可口可乐就有百事可乐、有格力就有美的、有伊利就有蒙牛一样，如果真个是想赢家“全吃”，就该让反垄断法制裁了。——其实，就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来看，有强大竞争对手的“王者”，才不敢懈怠，反而更利于这些“王者”们的良性发展（竞争才是个好东西）。
3、它们的净利率曲线是越来越向上的。这个好理解，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战国混乱”期间，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争霸天下，自然是先要加大投入，扩大再生产，甚至经过惨烈的价格战之后才杀出下条血路、生路来，所以在先期其净利率往往是不高的，甚至草创之初还是亏钱的，然而经过充分的竞争之后，剩下的王者开始瓜分天下，并且在行业内也渐渐取得话语权，甚至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加之不断采取现代化的生产手段进而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所以，往往进入利润收割期。
4、它们的财务报表上已经拥有丰富的自由现金流。甚至钱多得感觉没处花了！
5、较为优厚的分红。对于公司是否分红，市场是一直有争论，其实在我看来，公司分红与否当与其所处历史阶段结合来考察，如果企业进入相对成熟期之后，公司必须要加大分红比例，比如其股息率，甚至要达到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水平才让我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家可非寻常人物，他们个个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才，具有这种性格基因的人在战争年代可立奇功或占山为王，在和平年代也会成为某个行业的枭雄，从其种程度上这种人物是不可复制的，但正是由于此，他们一般也多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创志与情怀，因此，不断地扩张往往是他们的天性，但是人再强大也不可能是神，也是有能力边际的，因此，他们中有的又往往反而因为这种天性而将钱投在不该投的地方。所谓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作为小小的投资者，我还是先要那一鸟在手比较踏实。所以，能够提供优厚的分红，这是我衡量它们的一个硬指标。
6、其长期ROE，如五年，至少在15%以上。这也是我要的一个硬指标、金标准。
7、市值相对较大了。比如，500亿以上，1000亿以上，或者更大。这也是个参考指标，因为一家优秀企业最终做到多大市值，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其行业整体容量。比如，有的可能市值做到1000亿可能还远不是“天花板”，或者国内是天花板了，但是走向国际化，冲出国门了，而有的做到500亿市值再往上努力可能就已经十分困难了。具体的还是要根据行业的不同而斟酌。
8、市场普遍的看法是它们已经相对“成熟”了（当然是不是真正进入成熟期当自己定夺，或许市场错配也说不定）。因此，市场先生就一直给予它们较低的市盈率估值待遇了。
具备了以上八个特征，我认为大抵就可将之归之为价值股之列了。
举例说明：格力电器、双汇发展、福耀玻璃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种价值股，其经济特质就像三国时期的曹、刘、孙一样，是显而易见、容易识别的，对其估值的考量也相对容易得多。比如，依照其较高的股息率（分红再投资也是一种复利），再辅之以必要的财务数据，则差不多能够判断。当然，长期持有这种股票，取得稳定的长期收益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若想在短期内取得爆发性的收益，还是远离为好。当然，如果自己能够挖掘与判断，感觉它们的所谓成熟只是市场的一种错配（被成熟了），在将来取得低风险、高收益也是大概率事件。
相对于价值股的容易识见与判断，成长股则相对要复杂得多了。那么，对于成长股，又当如何理解呢？
1、它们多处于较为新兴的行业，或者与国家经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相契合。至少在这个行业内还没有经过太充分的竞争，甚至还处于“百舸争流”的竞争生态。
2、企业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比如收入与净利增速在30%以上，或者是这家企业的很多利润点仍未完全释放。
3、市值相对较小，未来的行业空间却相对较大。当然，这个市值总量也是需要根据行业不同特点来区分的，比如，在有的行业可能300亿、500亿市值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在有的行业可能命中注定也做不到500亿。
4、由于它们仍然处于价值扩张时期，所以自由现金流也并不好看。
5、对于分红的标准可以放宽，甚至可以不分红。
6、由于这类企业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市场多数情况下不会给予它太低的市盈率估值待遇。哪怕是在大熊市之中，如2008年大熊市恒瑞医药仍有30倍以上市盈率，云南白药仍有25倍以上市盈率。
7、单纯概念股、故事股除外。
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价值股，成长股的投资难度显然是较大的。如果说价值股投资的最大痛点是容易掉入低市盈率的估值陷阱的话，那么成长股投资的最大痛点便是突然企业快速增长不再，市场立马给你个估值杀。但是，成长股一旦选对，并坚定持有，短期之内取得较高收益，甚至是取得爆发性收益，如一年n倍之类。这一点，估计近几年钟情于小盘成长股的投资者早已经尝到不小甜头（当然现在有的可能又吃到苦头投资思考：再谈价值股与成长股）。
对于成长股的估值，万不可拿着格力电器的尺子去衡量恒瑞医药，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永久错失。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估值法是失灵的（当然也不能是市梦率、市胆率）。根据本人的经验，对于这种成长股投资更多的是考量一个人的商业洞察力。比如，可以运用整体估值法（或者运用peg），比如一家企业的市值今天是100亿，你运用自己的商业经验判断，在可以预期的年度内，它可以做到300亿、500亿，于是你便可以择机大胆买入。
投资最重要的是确定性。选择成长股的投资时机，自己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先站在行业的制高点上观看，等看到其中“相对胜出”者时，再下手不迟，这样虽然开始的甜头吃不到，不过胜算倒更大些。
举例说明：如通策医疗、爱尔眼科、宋城演艺等。
最后再补充说明：
1、以上的划分并不科学，仅仅是自己粗线条经验的总结，而且这种界定也仅仅是在一些弱周期企业身上更有效些。如强周期企业就不好把握。
2、所例个股仅仅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并不等于当下就有投资价值。
3、其实，在我看来，中国股市中一些优秀的投资标的，并不容易这样划分，如果硬要分类的话，自己认为将它们归之为价值兼具成长，或许更为恰当些。
4、组合的多样化不仅表现在行业上，有时也表现在不同类型的股票上，所谓因股施策也。至于所占比例多大，取决于自己的投资偏好，或者取决于投资风格的激进与保守，或者自己的投资预期大小。
5、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长期而言，价值股的投资收益往往高于成长股投资（原因往往是市场对价值股的预期更悲观，而对成长股的预期常常偏乐观，原因还是在于“预期”这东西），但是任何事情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现在的市场偏好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股，但是市场的一大特点就是容易矫枉过正，当市场走向极端之时，或许成长股的机会又渐行渐近。诚如自己上篇文章所说的，成长与价值并非“死敌”，投资之锚仍然是在“价值”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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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自办社会机构共1799个，其中教育机构251个，公检法机构364个，医疗机构295个，市政机构67个，供水供电机构50个，自办社区机构662个
日前，北大荒集团公告，取消一笔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发行，计划好的钱落空，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于资金饥渴的北大荒集团来说，这不是最痛苦的事情。
要管60多万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是北大荒集团的大难题。
办社会的特殊企业
建国初期，数万名解放军解甲归田，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开垦为北大仓，由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北大荒集团所在的5.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度亦兵亦民，至今还亦官亦商。
北大荒集团承担着必要的政策性、社会性职能。其主要社会职能包括：义务教育、卫生防疫、社保统筹、公检法、土地管理、安置复员转业官兵、道路修建、小城镇建设等方面。
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自办社会机构共1799个，其中教育机构251个（九年义务教育机构181个），公检法机构364个，医疗机构295个，市政机构67个，供水供电机构50个，自办社区机构662个（其中：养老院15个，广播电视台站91个，场代乡政府124个，护林保胶机构11个）。
2015年，北大荒集团补贴社会性支出32亿元，其中补贴教育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公检法机构支出1亿元、补贴医疗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供水供电供暖供气等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社区机构支出23亿元。此外，北大荒集团“五项保险费”持续大幅度增长，其中，农牧场的“五项保险费”占年度土地承包收入的30%以上。
北大荒集团自己总结说：“沉重的社会性支出导致公司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垦区发展。”
巨额的社会支出压力下，北大荒集团的财务报表让人眉毛揪成了一团。
北大荒集团办社会投入的金钱，要计入到公司的营业外支出中。北大荒一年的营业外支出，2015年一年接近130亿元，增幅18.83%。北大荒集团下属农场还承担所属辖区的公共事业管理，如学校、派出所、医院、社区等，且事业单位支出占营业支出的97%。由于事业人员调资、社会性公益性经费支出增加而导致社会性支出增大，从而使营业外支出增加。
北大荒集团拥有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北大荒集团的前任掌门、如今身陷囹圄的隋凤富在任期间喊出成为世界500强的目标。如果没有办社会的包袱，世界500强并不是空想。
以2015年为例，北大荒集团补贴社会性支出32亿元，是当年北大荒集团净利润约0.5亿元的64倍。如果没有办社会的巨额支出，北大荒集团可以是另一副模样，可以更光鲜。
当然，办社会对于北大荒集团来说并不仅仅是包袱。北大荒是国家重点农业企业，每年享受大量政府对农业行业的政策扶持（如运费补贴、亏损补贴、奖励资金等），其营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2013~2015年及2016年3月，北大荒集团营业外收入分别为78.5亿元、82.1亿元、98.4亿元、10.3亿元，一半以上是政府补助。
即便如此，大量的政府补贴还是无法填补办社会的巨额支出，以2015年为例，北大荒集团营业外收入与支出相抵，还有30多亿元的亏空。
历史包袱难解
隋凤富因受贿罪被判入狱时，曾有东北的朋友认为北大荒集团的一地鸡毛不能全怪隋凤富。
北大荒这些年搞的工业项目，不少亏损。但是也有九三集团这样的异数，早早走出东北，在关内的天津、广西等地布局工厂，使用进口大豆，拓展全国业务。北大荒集团旗下的完达山乳业，在国内乳业市场一方诸侯的地位无人能质疑，利润表现中规中矩。而北大荒的王牌，坐拥数万平方公里肥沃的黑土地，每年为北大荒集团贡献近百亿元的土地承包费收入，稳赚不赔，毛利率百分之百。
不过千好万好，一家大公司遇上了办社会这样的大事，再多的利润也不够烧。
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拥有在职员工约62万人。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观察，北大荒集团理论上不需要这样多的员工。
2015年，北大荒集团资产1928亿元，收入1313亿元。同期，业务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中粮集团资产约4600亿元，收入约4000亿元，是北大荒集团的2倍以上，但是中粮集团的员工总数只有不到10万人，比北大荒集团少了50万人以上。
北大荒集团要在国内市场成就一番事业，与中粮集团等平分秋色；在国际市场上想呼风唤雨，与跨国粮商同场较技，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减轻包袱，势在必行。
如果按照中粮的员工规模来改革北大荒集团，意味着几十万人需要分流和重新安置，无论北大荒集团还是其所在的黑龙江省，预计都将头大如斗。
知易行难。能为北大荒集团改革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的人，必将是时代风云人物。（第.一.财.经.日.报）
当地时间2月16日，中国知名文艺人英达被确认因“刻意规避申报要求、进行现金拆分”在康涅迭戈州联邦法庭和检控方达成和解，英达承认所指控罪名、放弃庭审及当庭为自己辩护机会，以换取法庭从轻发落。
根据检方指控书，英达在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间的11个月内，分50次向自己和妻子联名账户先后存入46.4万美元，这样的做法被“自媒体”哄传为“洗钱”，其实“洗钱”未必（检方指控书中也未直接指控其洗钱），但涉嫌瞒报个人财产及逃税，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洗刷的。
正如一些“北美通”所指出的，美加金融监察机构对大宗现金存入十分敏感，往往会反复盘查，一些“聪明人”便开始相互“传经送宝”，转用多笔、多账户和每笔小金额的方法规避监控。但自2011年12月美国联邦国税局公布《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和稍后加拿大联邦财政部公布类似个人银行账户监控细则后，即便稍小额一些的存款也会被银行方面申报，想通过这种“老办法”逃税、瞒报，是越来越行不通了。
此刻正是北美报税季，美国或加拿大最担心的莫过于逃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援引Tax Justice Network的统计指出，每年从“避税天堂”流失的税款高达2550亿美元，其中仅美国一国就高达700亿。在“避税天堂”屡遭重创后，个人金融账户本身的监管也不断强化，且大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加拿大就屡屡传出将改海外汇款“抽查”制为“逐笔申报”制，且实际上已着手试行），在这种情况下英达“化整为零”的拆分法，不啻于“顶风作案”，后果可想而知。
其实只要能合理说明资金来源，按章申报并纳税，大额资金的出入在北美并不会受到限制，相反，本来是正当收入，也并无瞒报和逃税故意，采取这种“不正常”储蓄方式，反倒可能被美国税务机关，甚至警方和情报机构的反洗钱、反逃税机构盯上，惹来一身麻烦。对此，在北美有个人金融账户的同胞们必须特别注意，因为北美的这些规矩“管钱也管人”，只要账户在当地，即便是外国籍人士也不能自外于监控。
尽管只有法庭才能裁定当事人是否有罪、有什么罪，但检方指控书上所披露的种种作为，一旦上庭，的确很难摆脱“逃税”、“瞒报”的怀疑，即便再高明的律师，恐也难以说服法官和陪审员相信，他的委托人这样做是无辜的。正因如此，英达最终选择了看似近乎“无条件投降”的“和解”苛刻条款——他认罪，对方却仍然要告他。
但除此之外还能如何？美国是个善讼社会，倘若该官司有哪怕一点希望，神通广大的律师们也不会劝说英达连庭审机会都放弃。放弃庭审、不作无罪辩护，固然丧失了证明自己无辜、彻底洗刷罪名的机会，却也因此不至于要面对一场必输的战斗，并背负战败的惨烈后果——虽然从和解方案看，冻结资金和补税不可避免，但他应该不会像某些自媒体所说的，要面对10年监禁、50万美元罚金的“上限处罚”。
我明白了，前面的坛友说得“西村”，原名叫“保险村”，这保险村里野蛮人很多，主要是因为钱太多所以他们才野蛮的。这西村的村主任叫项波，村里的员外们都很服他，当然，项波也很罩着各路员外。
最近，这西村的姚员外频频出击，先打断了东村王万科的的腿，又半夜敲了董寡妇的门。这“东村”可有来头，它原名叫“证券村”现任村长叫刘大。
王万科和董格丽都是东村里有头有脸的买卖人家，他们被西村姚员外欺负的实在没办法，王万科找到村长刘大诉苦，刘大说“你就忍忍吧，人家姚员外也是买卖人”，王万科说：“村长你看我这腿被他打的”，刘大说，“你不要去惹野蛮人”。
但是，这刘大村长并不是个没有脾气的人，前几个月在乡里开会，西村的项波村长就对刘大说：“我们村有几个员外要到你们东村搞开发，你应该感到高兴”，刘大当时就感到诧异。现在，为了董格丽，刘大终于爆发了，他先是在县里开会时大骂东村的野蛮人，然后提醒项波，已有你们村野蛮人的违法证据。
这项波也明白，刘大不好惹！刘大去年在农行任村长时，手下的会计整没了28个亿，结果人家刘大跟没事人儿一样继续到东村任职，这道行明摆着上面有人。
于是这西村的项波就拿本村的一个叫浅海的员外打板子。并且隔空喊话告诉刘大，你看我正在收拾我们村的野蛮人。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各位看客自己慢慢琢磨吧。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这个县里的村长都是祸害呀！
刘士余的工作方向非常清晰，就是依法治市、从严监管，“他首先抓的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对信息造假严厉惩处；另外对证券违法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再就是有序推进注册制改革。”
2016年2月20日，55岁的刘士余从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的岗位上临危受命，出任证监会第八任主席，摆在他面前的，是刚经历了90天内17次千股跌停，从6000多点跌到2638点、等着“灾后重建”的A股市场。
一年之后，他交出的成绩单包括：两市总市值增加逾14万亿，沪指年涨13.28%，新增上市公司298家，新增投资者超1700万人……
还有，一句句经典的“刘氏金句”。比如2016年12月3日，刘士余在脱稿讲话中痛批“野蛮收购”，“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了行业的强盗”，“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2017年2月10日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他还说道：“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在这一堆数据和金句背后，一年来刘士余领导的证监会对证券市场一系列“立规矩”式制度重建，能否根治A股市场的顽疾，使中国证券市场告别吴敬琏所称的“大赌场”式的蛮荒时代？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刘士余的工作方向非常清晰，就是依法治市、从严监管，“他首先抓的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对信息造假严厉惩处；另外对证券违法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再就是有序推进注册制改革。”
暗解注册制难题
事后来看，刘士余领导下的证监会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口头上始终不明确表态何时落实注册制，但在准备工作上毫不松懈。
2017年2月17日起，中金所对股指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放宽，并下调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率和手续费率。自此，在一年半之前的股灾中出台的股指期货临时性限制措施，终于松绑。股指期货被视为2015年下半年A股“股灾1.0”的祸首之一，随后中金所收紧了股指期货的监管尺度。
强推注册制，则被公认为是2016年年初“股灾3.0”的一大触发因素。
刘士余上任一年，股指期货松绑结束了“单边市”格局，而他更重要的制度建设功绩，莫过于为注册制的推出扫清了道路。“在新股发行制度上，刘士余比前任们推进了一大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经理陈骏评论道。
一直以来，股市是否应该以及何时推出注册制，都备受争议。比如已故经济学家谢百三教授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注册制，称注册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必然导致千股跌停，是“悬在1.4亿股民头上锋利无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另一方面，A股IPO“堰塞湖”一直是困扰监管层的难题，截至2016年6月，IPO受理首发企业达801家。对监管层来说，不加快发行，“堰塞湖”压力会越来越大。
对于注册制，监管层一直投鼠忌器。
2016年两会期间，刘士余明确回应市场，“注册制必须要搞，但需要好好研究，不能单兵突进”。
事后来看，刘士余领导下的证监会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口头上始终不明确表态何时落实注册制，但在准备工作上毫不松懈。
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A股市场IPO发行明显加速。证监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A股市场2016年下半年核发的IPO批文数量较2016年上半年增长约2倍，全年IPO、再融资（现金部分）合计融资1.33万亿元，同比增长59%，IPO家数和融资额创近五年来新高，再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新股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核回归正常状态”。
据统计，刘士余上任以来至今证监会共核发297家公司IPO批文，其中2016年共计229只新股上市，创下近5年新高。
2017年2月10日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再度对注册制进行回应时称，注册制和行政核准制并不对立，对注册制既不要理想化也不要神秘化。他强调，股市情况不影响企业IPO的节奏，将用2—3年时间解决IPO堰塞湖的问题，而IPO数量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壳的炒作热度。“如果资本市场要‘找米下锅’，反而要出大事儿。”刘士余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蒋大兴教授告诉媒体，注册制的推行已经写进了中央文件，是必须要做的，而证监会也一直没有停止推进此项工作，一直在设计各种方案。
在董登新看来，注册制推行是纲举目张的要害，而IPO的速度加快就是IPO审核上的放权，向注册制接轨和靠拢。“现在证监会处在一个慢慢放权和分权的过程中，也是为了把精力更加集中到市场监管，而不是过多地在IPO审核上去纠结。”他告诉媒体，“IPO之前的审核会交到交易所，证监会只做形式上的核准或注册，这就是未来注册制要达到的目标。”
“目前新股密集发行的力度，基本上跟搞注册制的效果差不多。”一位证券业内人士对媒体说，“在注册制上，这届证监会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做法。”
陈骏认为，目前的新股发行速度跟注册制没什么大区别，而市场也能接受现在的发审节奏，不会感到恐慌，“如果用两年时间把排队的股票全发完，就可以过渡到注册制了，注册制并不是不要审批，也必须达到申报标准才能去注册。”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冷静则将现在的制度称为“准注册制”，她认为，证券法修订案的二读可能会有重大调整，而这也很快将为注册制的争议最终画上句号。
交易所扩权
近一年来，证监会与交易所在职能和权力划分上，出现了新的动态转移。
IPO节奏的加快，一定程度上也为证监会适应IPO审核权下放，推行注册制扫除障碍。
在实行注册制的美国和香港，由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来对IPO进行审核，审核的主要方式是对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就明显存在违规嫌疑的行为进行核询、问询，这也是交易所最常态化的监管方式。
呼吁证券市场由审核制向注册制改革的政策主张之一是，把IPO审核权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这个主张的背景是，之前审核制赋予了证监会过大的行政权力，证监会发审委把IPO审核权当成垄断资源，而其人力又不足，导致权力寻租和发审速度过慢，形成IPO堰塞湖，严重影响了股市融资功能。
根据国外的经验，如果注册制落地，企业的IPO审核权很有可能要落在交易所身上。近一年来，人们确实看到，证监会与交易所在职能和权力划分上，出现了新的动态转移。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交易所向上市公司发出监管函、问询函的情形在A股市场上越来越频繁而常见，仅2016年5月，沪深两大交易所就发出了145份问询函。典型的比如围绕影星赵薇旗下公司与浙江万好万家公司之间的收购案，上交所已经发出了五封问询函，导致收购计划一次中止，一次出现重大变更，目前仍在博弈中。
2017年2月10日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要求交易所把风险放在第一位，并加强“一线的监管”。
“这个提法在以前是没有的，原来的交易所是一个带有自律性的交易平台，并没有主动监管的资格。”董登新告诉媒体，在IPO这个环节上，证监会已经在简化流程，减少代替投资者进行判断。在他看来，刘士余上述表态的潜台词，是让交易所分担证监会的部分监管职能。
在冷静看来，从法规上，交易所的一线监管权一直都有，只不过在证监会的强势之下，监管权限不断萎缩，此次刘士余重申交易所的一线监管权，实际上也是还权给交易所。
蒋大兴告诉媒体，注册制落地时，证监会在企业前端融资审核方面的权力会缩减，而交易所这方面的权力将会增加，“以前交易所发现违规线索后会提交到证监会，但是证监会又忙不过来，导致处理不到位。将交易所推到一线监管上，可以减轻证监会后端监管的压力”。
蒋大兴是较早提出“权力型”证监会需要隐退的学者，但他也坦承，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考虑清楚，“比方说审核权下放到交易所就能解决之前证监会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吗？”
严打为股市立规矩
审核权下放之后，证监会的工作重心将从前端审核转移到后端监管，大数据技术在证监会的监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核权下放之后，证监会的工作重心将从前端审核转移到后端监管，即企业上市之后的市场监管。
上任之初，刘士余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过去一年，是中国股市重新立规矩的一年，高效务实、铁腕治市也是刘士余留给市场的最深印象。
2016年7月8日，证监会通报欣泰电气被正式认定为欺诈发行，并将启动强制退市程序。欣泰电气成为因欺诈发行退市的第一只股票，也是创业板退市第一股。
9月9日，证监会对外发布实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借壳标准，旨在给A股狂热的“炒壳”潮降温。西藏旅游等多家上市公司终止重组，其中大部分终止重组的方案涉及借壳，暴风科技、富春通信、三联商社等企业的并购重组则相继被否。新规之后，A股市场的“壳”价已下跌了30%以上。
2016年，证监会还首次集中部署开展了IPO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专项执法行动，使近70家首发申请企业主动撤回申请，占当时在审企业的约10%。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把再融资当成廉价的圈钱工具。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A股上市公司共计有上千亿募集资金闲置在购买理财产品等之中。此外，上市公司变更定增募资用途，并引发交易所发出问询函的案例不胜枚举。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颁布再融资新政，从再融资规模、频率、资质和定价基准四个方面，遏制上市公司过度、频繁融资和定增套利。
更具标志性的，是一年来证监会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严打。
2016年，针对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推动造价、恶性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俗称“老鼠仓”）在内的四类行为，证监会先后部署了4个批次的专项行动，共计查获50起案件。
内幕交易违法案件中，苏嘉鸿内幕交易威华股份（002240）案罚没金额超1亿元；颜玲明内幕交易利欧股份（002131）案、马祥峰内幕交易宝莫股份（002476）案、周继和内幕交易江泉实业（*ST江泉，600212）案等多起案件罚没金额均超过千万元。
证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其对183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18份，较2015年增长21%。另有393名资本市场的涉案人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64亿资金被冻结。
除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传统案件外，证监会同时还查处了期货市场操纵、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等类型案件若干起。
金融科技的巨大进步，为证监会的严打提供了技术支持。董登新告诉媒体，最近两三年，大数据技术在证监会的监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对于二级证券市场的监管非常有效，内幕交易很容易在交易量、交易价格和交易账户等留下大数据异常的蛛丝马迹，这使得证监会在立案方面不再单一地依靠外部人的举报和现场工作检查，那种传统方式太被动了。”他说，“证监会对大数据技术用的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也极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
喊话敲打“野蛮人”
“野蛮人”、“妖精”、“逮资本大鳄”，刘士余的喊话给市场留下深刻印象，也引发诸多争议。
过去一年中，刘士余对险资和“资本大鳄”的两次隔空喊话给市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年12月3日，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痛批“野蛮收购”，“有的人拿着金融牌照，进入金融市场，用大众的资金从事所谓的杠杆收购，实际上最终承受风险的是广大投资者。”刘士余警告：“陌生人变成了野蛮人，野蛮人变成了强盗。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其时，恰逢宝能系和万科管理层之间缠斗正酣，市场一度以为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宝能系。同时，宝能系已通过前海人寿对南玻A频繁举牌，“血洗”其管理层。此外，前海人寿又开始大手笔购入格力电器股票，持股比例从第三季度的0.99%上升至4.13%，成为第三大股东。而恒大保险也在A股市场“准举牌”多家公司股票，并凭借“快进快出”斩获颇丰。
险资频繁举牌，实业公司无力抵挡，证监会打破中立的表态，令局面瞬间反转。随后，新华社点名警告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等险资。保监会下发监管函《密切关注公司集中举牌 违规资金运用等问题》，出手严控万能险，责令前海人寿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进行整改，并在三个月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
隔空喊话被报道出来后，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蒋大兴认为，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官员在公开场合对险资的合规性做评价是不妥的。但他也不否认在现有的制度之下，隔空喊话将敏感事件推到聚光灯下，也确实起到了好的效果。
关于为什么刘士余会公开对险资“发飙”，董登新认为，其背景是当时证监会还不确定险资的资金来源等，而相关调查程序会比较漫长，所以只好选择以道德上谴责这种方式去避免市场的波动，“我认为他可能是不得已去做那样一番评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有时候也许会比用正规程序去解决某个问题更有效。”
董登新事后分析，万能险资金经由母公司加杠杆之后参与并购、举牌上市公司，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它实际上是钻了我们国家分业监管的漏洞”。在我国，险资的监管是保监会负责，但险资到证券市场上的交易行为由证监会监管，因此证券市场上险资并购的资金来源，证监会无权过问，但如果保监会和证监会之间合作不畅，就会发生去年的市场情形：保险公司通过高息承诺，向草根投保人吸收为期3-9个月的短期保险资金，去股市进行股权收购，再将收购来的股票去银行质押贷款，贷款后再入市举牌收购，如此循环加杠杆。
“万能险一旦进入到并购举牌，就相当于短资长用，属于违规越界，你再加杠杆，那就是极大地放大了风险。”董登新说。
2月10日，刘士余还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资本市场上“地鼠多，黄鼠狼多，大鳄也不少”，“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1月初，他还称要严惩资本大鳄，逮鼠打狼，敢于亮剑。
对于证监会要严惩的“资本大鳄”，董登新认为是指那些具有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可以操纵市场愚弄散户的大机构，“尤其是喜欢在资本市场上搞并购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他认为，对大资金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保持一种威慑状态，实际上是对中小投资者的重要保护，“这是第一次在证监会的正式官方文件中提出，要把资本大鳄作为重点的监管对象，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他说。(.南.方.周.末.)
国家外管局于2016年12月31日公布了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管理的相关调整内容，虽然每人每年可购汇总额仍是5万美元，但却迎来了更复杂的购汇流程，以及更严格的购汇用途监管。
从今年1月1日起，无论是在银行柜面还是通过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购汇，均需要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明确填写购汇用途。申请书上明确给出了六项禁止行为，包括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违者将列入“关注名单”，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限制或者禁止购汇，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外管局局长潘功胜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我国国际收支个人购汇中存在一些漏洞，致使部分违规、欺诈、洗钱等行为时有发生，包括利用经常项目从事资本项目交易（比如海外购房和投资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下钱庄等违法行为。在改进个人购汇事项申报统计后，外汇管理部门可据此加强事后核查，对有关违规违法行为加强管理和处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长久以来，在每人每年可购汇5万美元的限制下，“蚂蚁搬家”式换汇是中国人获得购房外汇资金的途径之一。据《央视财经》报道，被界定为是“蚂蚁搬家”式的换汇行为包括，一是5个以上不同个人，在同日、隔日或连续多日分别购汇后，将外汇汇给境外同一个人或机构；第二种是，个人在7日内从同一外汇储蓄账户5次以上提取接近等值1万美元的外币现钞；第三就是，同一个人将其外汇储蓄帐户内存款划转至5个以上直系亲属。
近半高净值人群将海外房产作为主要投资标的
过去几年以来，中国买家几乎在各个发达国家的楼市进行扫货。据胡润研究院与万国置地1月份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高净值客户海外置业展望》指出，有接近一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将海外房地产投资作为最主要标的，他们平均拥有2.3套海外房产，且拥有4套及以上海外房产的人群占比为15.6%。
“我们在2009年成立了中国国际住宅业务部，一开始业务量并不是很多，爆发期出现在2011-2012年，最开始以自住需求为主，主要是移民、教育带动的需求。这两年纯投资目的的客户占到了50%以上，中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都出现了资产配置需求。”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国际住宅业务部董事周玉2月24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据海外房产网站居外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信息显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是中国人长期热搜的海外置业目的地。
据全美房地产经纪协会2016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买家（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住宅房地产最大的买家，从2015年4月到2016年3月的一年间，外国人在美国购入价值1026亿美元的住宅房产，其中中国人共购置29195处物业，总价值高达273亿美元。位列第二的外国买家加拿大人购入的房产价值为89亿美元。
另据澳大利亚财政部去年12月公布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近几年来，外国人对于澳大利亚房地产的需求增长很快，其中又以中国需求为主。2010年年中，中国公民获得的澳大利亚房产投资许可占外国人总体的50%，这一比例在2015年年初上升到了70%。据仲量联行2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对澳房地产投资在对澳整体投资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的一个财年，该国政府批准的中国对澳投资的52.3%流入了住宅和商业地产中。
中国人在加拿大购房缺乏完整的数据，但可以从局部数据中窥见一二。据该国卑诗省政府去年对海外买家在该省购房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去年6月10日-6月29日的3周时间内，卑诗省共有10148宗房屋交易，其中3%的房地产交易买家是外国人，且几乎所有都是中国籍，中国大陆买家在此期间共进行了258宗房屋交易，位列第二的美国买家只进行了23项交易。
此外，“在脱欧公投之后，中国客户对英国房产的需求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周玉说。
昨天（2月24日），百度发布了2016年第四季度财报兼2016年全年财报，财报显示，2016年全年营收705.49亿人民币，较2015年增长6.3%。而百度2016年全年净利润为116.32亿，远低于2015年实现的336亿元，大约只占其三分之一。在百度的财报里，其研发支出这一项就投入了101.5亿人民币，基本要与净利润持平了。这一巨大的研发投入，与百度反复提到的“人工智能”词汇有莫大关系
一切围绕人工智能
在百度发布的财报声明里，李彦宏表示：
“我们现有的平台产品，包括搜索引擎及资讯流，都已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优化升级，并因我们的内容和服务生态系统而得以进一步丰富。我们为现有平台的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机遇而感到兴奋，未来我们将积极打造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新时代。”
百度CFO李昕晢也表示：
“像以往一样，我们将会为用户创造最好的体验，同时在AI驱动的领域进行投资，比如金融、云和自动驾驶。”
在增长放缓和净利润下降的事实面前，百度用人工智能为自己勾画了一个仍可期许的未来。百度这份财报也披露了进一步的人事调整：陆奇将出任百度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自2004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格雷格·潘纳（Greg Penner）将从董事会及董事会下属所有委员会中离职；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则被任命为百度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成员及企业治理和提名委员会成员。
百度方面在财报中称，第四季度重要人事调整主要为更好面向人工智能新航道，加快整体升级转型。
一切都是围绕人工智能。
研发费用：2年200亿
百度2016年的研发成本非常庞大：总费用为101.5亿人民币，占总营收的14.3%。这样大的占比，在全球高科技公司中都是比较罕见的。
AI科技评论翻看百度前几年的财报发现，从2014年开始，百度的研发成本开始猛增。
2014年，研发费用为 69.81亿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了70%
2015年，研发投入突升为101.76亿人民币，比2014年又增长45.8%
2016年，研发费用为101.5亿人民币，比2015年减少0.2%
我们发现，研发投入猛增是从2014年开始的，而2014年百度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加大三大研发中心的人才引进力度。
2014年1月，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开始推出“少帅计划”，针对30岁以下的优秀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甄选和培养。首批“少帅计划”设有9个名额，入选“少帅计划”的人员可直接拿到百度T9至T10的职级，年薪百万元人民币起步，上不封顶。
2014年5月，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出人百度首席科学家，全面领导百度研究院，同时宣布硅谷AI实验室（SVAIL）正式成立。
2014年7月，百度成立大数据实验室（BDL），在北京、深圳和硅谷分设办公室。该实验室主要从事大数据和搜索核心技术相关的研究工作，专注于大规模机器学习算法和应用，大数据预测分析和垂直行业应用探索，大数据结构化算法研究，智能系统的研究等方向。
可以说，百度研发成本达到如今的程度，与这三大实验室的筹建紧密相。针对这两年研发投入的疯狂增长，官方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
“这部分增长主要是由于研发人员数量增加”。
所以，百度每年100多亿的研发投入，主要都花在了筹建和维护人才库上。2015和2016两年，百度研发投入在100亿人民币左右浮动，说明到2015年底的时候，百度的研发团队招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以百度的财力和体量，构造一套完整的AI人才库花费了2年时间。
两大研发中心人员组成
SVAIL实验室
根据官网资料，SVAIL实验室大约50人左右。然而这支人数并不是很多的研发团队，聘请了硅谷一流的计算机、数学、物理学等众多领域顶尖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来自于斯坦福大学、UC伯克利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等美国名校，其中更是不乏教授级人才。另外，还有很多人都是从英伟达、谷歌这样一流北美公司聘请过来的，所以百度在其中的人才投入可见一斑。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个代表人物。
SVAIL实验室的直接领导人是Adam Coates，2015年入选《MIT科技评论》 “35岁以下35个创新人物”榜单。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HPC方法、深度学习和大规模机器学习等领域。
Patrick LeGresley （研究科学家），2015年加入百度至今。斯坦福航空航天博士，来百度之前，他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数学工程院（ICME）担任3年时间的讲师。主要方向为HPC的各个方面，包括算法、处理器、高性能网络和存储等。
Sharan Narang（软件工程师），2015年10月加入百度至今。他之前在英伟达工作6年多时间，担任Tegra SoC的技术总监。他最近有两篇论文被ICLR2017接收。
Sanjeev Satheesh（研究科学家），从2014年8月至今。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硕士，斯坦福大学CV团队助理研究员（近2年时间），当时他就是在Imagenet团队。随后在微软任职开发工程师2年时间。然后来到百度
其它一些研究人员还包括：
Gregory Diamos（研究科学家） 2014年8月加入百度至今。主攻HPC训练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之前在英伟达工作近2年半，CUDA软件架构师。
Christopher Fougner（研究科学家），2015年4月加入百度至今。斯坦福大学计算数学工程硕士，主攻语音识别方向。
Carl Case（研究科学家），从2014年9月加入百度至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Eric Battenberg （研究科学家）,2015年4月加入百度至今。UC伯克利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
Anuroop Sriram（研究科学家），2015年加入百度至今。之前就职于Twitter担任数据科学家，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Jared Casper（高级软件工程师），2014年加入百度至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之前曾在甲骨文实验室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
约从2016年6月开始，陆续有一波研发人员离开SVAIL实验室，在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所找到的资料中，这些人往往流向了谷歌、OpenAI、英伟达和亚马逊的AI研发部门，而且往往在新公司获得了更高级的职位，可见百度SVAIL实验室的经历给他们的履历增加了可观的分量。这些离开的代表性人物有：
Bryan Catanzaro：2014年6月加入百度。他在百度带领了一个15人的研发团队，探索语音识别领域，训练和部署深度神经网络的工具和方法。在来百度之前，他在英伟达就职了3年，并于2016年9月离开百度，重新加入英伟达，成为英伟达深度学习应用研究部门的副总裁。
另外还有：
Jesse Engel ，2015年1月加入百度。UC伯克利大学材料科学博士学位，在2016年7月离开，加入谷歌大脑担任研究科学家。
Dario Amodei，2014年9月加入百度，一年后离开。后来加入谷歌成为高级研究科学家，2016年7月加入OpenAI成为研究科学家。
Rishita Anubhai，2015年加入百度，担任机器学习工程师。2016年9月加入亚马逊深度学习部门。
我们看到这些研究人员反复在谷歌、英伟达、亚马逊、百度等几家公司之间流动，反映出北美AI如今激烈的人才竞争局面。而百度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要保持对北美人才的吸引力，维护自己已有的人才库并吸引新的能人加入，其中要投入的成本与在国内的人才争夺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IDL研究院
除了吴恩达之外，IDL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是林元庆，为IDL高级总监。林元庆于2008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NEC Labs America担任研究员，研究特征学习以及大规模分类。2010年，他带领NEC-UIUC团队在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上获得第一名。2012年4月起，他担任NEC Labs America媒体分析部门负责人，主攻两个研究方向：1) 基于移动云的大规模细粒度图像识别，和2)自动驾驶的3D视觉感知。在2015年11月，他加入了百度并担任深度学习实验室高级总监。他的研究方向涵盖了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在2015年他还曾担任NIPS大会的领域主席。
IDL副总监吴中勤：吴中勤本硕均就读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于08年7月毕业后加入百度。在百度8年间，他先后负责过文本、语音、图像技术的研发团队管理，曾率团队获得公司年度最佳团队、连续两年荣获公司最高奖。在深度学习实验室任职期间，率领百度图像技术团队取得跨越式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技术影响力，并于2015年晋升副总监。2016年他从无到有建立了AR团队，现在正致力于百度AR与百度大脑的研究发展。
IDL“杰出科学家”徐伟：负责深度学习平台的开发以及算法的研究。徐伟于1998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硕士。加入百度前，徐伟任职美国Facebook，创建并负责大规模推荐平台，并广泛应用于多个产品中为上十亿的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在Facebook之前，徐伟曾服务于NEC lab高级研究员，期间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图像识别产品。
除了以上三个领导人之外，百度IDL研究院公开资料显示得研究人员将近90人。有几大研究项目：商品图像检索、百度识图、自动驾驶、三维计算机视觉、ImageQA等领域。
总结：SVAIL实验室似乎正在进行新一波较大规模的招聘工作。在LinkedIn上，很多SVAIL的研究人员都纷纷在自己的介绍主页挂上了百度的招聘广告。百度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出，它正面临着增长放缓和利润下降的严酷事实，同时百度仍在不断推进在AI领域尤其是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对于一家商业化非常成熟的公司来说，在人工智能风口到来的时刻，在研发上做出如此大的投入，对整个AI行业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和借鉴作用。
本周大盘连续4天创出新高，四大指数全部收出放量周阳线。对此，很多人惊呼：中国股市已经告别了过去20多年的暴涨暴跌和大起大落，开始向国际成熟股市看齐，走向健康稳定的股市，所以对中国股市长期看好。
但是我认为，这一年来中国股市的进步是明显的，但是缺陷仍多，离健康稳定的股市还很远。
刘士余上任一年的治市成绩值得肯定。我将刘士余这一年的施政择其要者，加以罗列分析。
实行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为完善的新股发行方式——按市值配售新股。避免了以往每周巨量资金抛股打新所引发的市场频繁大幅波动，迫使绝大多数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必须自觉锁定市值，从而加强了股市的稳定性，还提高了新股的发行效率。
把“严监管”作为证监会的首要任务，以超常力度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信息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颁布新规抑制市场狂热炒作借壳概念和虚假资产重组，净化了市场的投资环境，把市场的中心引导到价值投资上来。
坚决扼制部分险资动用巨资频繁掀起“举牌潮”，与保监会一起推出保险资金不得进行股权投资的新规，让其回到价值投资、财务投资的轨道。对个别违规的险资机构负责人，予以撤职、禁入市场10年等顶格处罚。
相继制定了规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资管规范运作的新规。
修正了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每天发3只新股，一年解决700多家IPO排队企业“堰塞湖”的激进做法，改为“用2—3年的时间解决IPO堰塞湖”，将每周发行15只新股的超高速节奏，放慢到每周发8—10家新股。
纠正了先前“新股发行加速与股市下跌无关”，强调“要把握好股指稳定与融资力度的对应关系”，注意到了扩容应考虑市场的承受力和大盘指数的稳定。
纠正了上届证监会提出的“实行新股发行注册制后，证监会将不再审核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设上市业绩门槛，只审核上市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这一引发市场极度恐慌、并直接导致两次熔断的极端观点。改为：“不要把注册制和行政核准制对立，核心是做好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质量审核，资本市场运行要稳定”，首次明确强调，注册制也要从严审核业绩。
上周又颁布了再融资新规：作出了再融资规模不超过股本的20%，两次融资需有18个月的间隔期，前次融资用于它途者不得再融资，再融资定价以发行首日为准等四项严厉的新规定。大大抑制了上市公司盲目再融资的冲动，避免了频繁过度再融资，防止了市场规模的急速膨胀，提高了市场对IPO的承受力。此新规可说是近年来无论是对市场稳定还是对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力度最大的利好。
继开设沪港通、深港通之后，最近又与人社部一起，正式开启了养老金入市的步伐，对促进股市稳定，强化价值投资理念，对社会资金产生虹吸效应和乘数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刘士余的以上治市方略，不仅有效地使中国股市走出了2015年罕见股灾的泥沼，而且大大加强了中国股市基础建设和走势的稳定性，这值得市场各方称道。
但是，A股市场离国际成熟股市的标准还相距甚远。
首先，上市公司包括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仍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上市后就必须成为公众上市公司，就不允许一股独大的情况存在。一般而言，控股股东的比例不应超过三分之一。控股股东超额的股份，或在新股发行时一起发行，或者转换为优先股长期锁定，只能分红而不能抛向市场。
这就从制度上逼使大股东上市的目的，是通过资本市场提升经营规模和质量，长期经营实业，而不是一再圈钱并变现。同时控股股东三分之一的持股比例，就从源头上避免了日后大小非频繁减持的弊病。大股东稍有减持，就很容易丧失控股权，被市场化并购。
其次，现有上市公司的大小非频繁减持、违规减持、欺诈减持、清仓式减持，成为市场的公害。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大小非减持的速度是日均套现10亿元以上，并且是按规则减持和违规减持并存。这种一本万亿、无本万亿的套现行为，是对“加快新股上市是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绝妙讽刺，对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利益构成了重大伤害。
所以，继再融资新规后，市场最为迫切的期待是，管理层应参照国际成熟股市的经验和做法，广泛听取市场各方的意见，尽快推出进一步规范和限制大小非减持的新规。如拉长减持期限，限制每年的减持比例，提前三个月发公告，减持价不得低于发行价等。这样市场才有真正的“三公”可言。
再次，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对造假上市公司以及承销商、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除了给予行政处罚以外，还要实行集体诉讼制度，将它们罚得倾家荡产。此举定会极大地净化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度和质量，让人们放心地进行投资。
中国股市长期以来没有体现“经济晴雨表”的功能。
26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高速度发展。但是，中国股市只强调融资功能第一，而忽略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和投资功能，没有让广大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股市牛冠全球8年，从6470点涨至20810点，涨幅221.6%。欧债危机的发源地欧洲各国股市，也牛了7年。就连持续20年经济危机的日本股市，也牛了6年。
唯独经济在全球的一枝独秀的中国股市，却熊冠全球8年。直至2016年，中国股市的四大指数仍然在全球垫底，创业板更大跌了27.7%。广大忠心拥护并支持改革、为股市作出重大贡献的投资者，至今仍难逃在股市连年亏损的厄运。
美、欧、日股市通过振兴股市来带动经济复苏的有益经验，为什么不值得中国的管理层认真借鉴呢？
为什么中国有关部门愿意把庞大的社会资金赶到房市，造成房价奇高，泡沫急剧增加，而不有效引导资金进股市呢？
为什么中国股市在高速扩容的同时，不能实现资金同步扩容的平衡呢？
为什么不能让广大投资者通过在股市赚钱，来拉动消费、改善生活、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经济呢？
因此，中国股市的当务之急，是要修复其晴雨表的功能，保持供求的平衡，千方百计地维护股市稳中有涨的局面，让股市作为超量货币的蓄水池，营造市场的赚钱效应。
当前，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好2017年中国股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过去一年，修复股灾的第一战役已大功告成，即市场告别了2800点—3200点这个旧箱体，开始进入3200点—3500点的新箱体。在我看来，这个新箱体，也就是今年“春生”行情的目标和任务。
全国“两会”将于3月初开幕，将对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财政货币政策、供给侧改革、国资改革等做出重大部署，对未来经济和大类资产将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需求信贷和改革超预期，带来业绩也会超预期。战略看多A股，2017年有望迎来结构性慢牛行情。
吃饼干
闲来一坐s话投资
观察中国的A股市场特别有意思，比如自2015年罕见股灾以来，特别是自2016年初熔断机制被废以来，所谓中小盘成长股受宠的风格渐渐转换，相对市值较大而又有业绩支撑的所谓价值股渐渐受宠，而且这种市场风格似乎有继续演绎下去的势头。于是乎，我们见有市场言论曰，现在是成长股最坏的时代。在这些市场参与者眼里，似乎将“成长”与“价值”当成了“死敌”，所谓的二八成了势不两立的东西。
然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其实关于价值与成长，价值投资大师们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成长本身就是价值的一部分，这两者又怎么能够割裂开来呢？！
我们知道，价值投资这个大家族，如果非要再细分的话，可以粗线条地分为三派：一派是格雷厄姆派，这一派可谓遵循的是原教旨主义的价值投资派，可称之为价值派；一派是费雪、芒格派，此派可称之为成长股投资派；一派是集以上两派之大成者，即巴菲特派。无论是价值派，还是成长股投资派，我们均可以称之为价值投资这个大家族的一员。
常见到有人，将成长股投资与价值投资割裂开来，并且认为成长股投资不等于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只是等于寻找低PE、PB等指标等这些东西，持有这种看法的投资者，说得不客气点，在我看来，也顶多是刚刚摸着点价值投资的门槛儿，甚至连价值投资的门还没有摸着。
虽然价值与成长本身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为了称呼的方便，我们仍然可以将两者分开来进行论述。而且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价值股与成长股确实在评估发展空间、估算价值，以及在现金流、分红等方面，还是要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与投资要求的。比如，对处于相对成熟期的价值股，我们就当要求有丰富的现金流，以及较高的股息率（至少要高于长期无风险利率），而对于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在这方面则可以放宽些要求，所以，分开来讲也未必不恰当。
循着以上这个思路出发，细细观察中国目前的A股生态，现在确确实实地出现了某些“对立”的倾向。比如，自己长期观察或持有的一些价值股（如果非要称价值股的话），如贵州茅台、格力电器、双汇发展、福耀玻璃等，近两年的股价表现确实算得上上乘，相比之下，前几年风光一时的众多神小创们却出现大幅度调整，不少甚至出现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断崖式下跌，而且这种持续下跌似乎仍然绵绵无尽期。
何以出现如此极端的“对立”倾向呢？
其实明眼人早就看穿了个中的玄机：均值回归而已。且不要说在中国A股许多所谓的成长股投资是伪成长股投资（或者说仅是“看图说话”的趋势投资），是故事股投资、概念股投资，就是真正的成长股，也不当捧到天上去。曾几何时，上述一些价值股被市场冠之以成熟企业的代表，甚至被冠之以传统行业的代表，甚或是被称之为蓝筹僵尸，而太多的神小创们却被冠之以新兴经济的代表而受到大捧特捧，红极一时，然而时过境迁，表面看似乎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实则仍然是价值规律、均值回归规律那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
我曾经说过，纵观中国股市二十七年的历史，虽然它仍然有着种种毛病，甚至很多的时候它表现得像个坏孩子，但是从一个长的历史周期看，中国股市相对于现实社会来讲，其实还是个很公平的地方，因为拉长时间看，中国股市从来没有“亏待”过一家子真正的优秀成长企业。亏待过一家子真正优秀成长的企业吗？从来没有亏待过！所谓价值可以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只是在中国A股有时价值迟到时间拖得更长一些罢了。
价值投资悟来悟去，真是的没有多少可说的东西。我见有些价值投资者表面上还不敢大大方方地称自己为价值投资者（是不是受了价值投资不适合中国论的蒙骗？不得而知），但是细细想来，这又有什么可羞羞搭搭的呢？何谓价值投资呢？在我看来，有价值了就投资，就是价值投资，我们不投资于价值，还投资于什么呢？！顺着这个思路再作一下延伸性思考：中国A股今天这种价值与成长“对立”的局面是不是就永远地演绎下去呢？回答显然又是否定的。尽管我们不好预期这种表面的“对立”局面何时会得以扭转，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这就是价值两字。有经验的投资者应该知道，中国股市向来又有矫枉过正的毛病，或许当有一天，市场这种“矫枉过正”的生态出现之时，又是会给有眼光的投资者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美餐。当然，从自己目前的关注研究来看，现在谈这一天的到来仍然尚早。至少，近一段时间，自己深入地研究了一下自己目力所及的一些所谓的成长股，还深深感到没有扣动板机的欲望。
体育市场庞大，中产新消费崛起，迅速崛起的跑者规模……这些都是PPT上的具有说服力的标签，跑步创业市场，看上去似乎很美。
但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访一批跑步类创业公司，有些活跃的公司已经消失，另有部分公司不断调整主业，思路逐渐清晰。
百花齐放
“任何一个小市场切入口，比如跑步袜，做好就是大机会，国内现在没有这样的公司。”一家以赛事运营起家的创业公司负责人杨源（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真正单靠跑步业务赚到很多钱的。但其仍然看好市场整体的前景。
跑步产业链涉及面较广。马拉松消费生态圈，包括鞋服、报名比赛、智能硬件、软件、社交、旅游、金融、交通、饮食、住宿、大数据、赛事转播等。
鞋服企业以李宁为例，早已不仅仅是只卖鞋服的李宁，而是同时打造自主IP路跑赛事，还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搭建生态圈。在资本市场比较热闹的是跑步软件创业，互联网+体育的概念赚足眼球。跑步软件中，咕咚、悦跑圈、乐动力等受关注度较高。
张越是北京的一位资深跑友，2016年他和合伙人推出一款跑步软件，成为软件厮杀市场中的一款。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真正教小白科学跑步的软件太少，他们的定位是让小白科学跑步，减少受伤。
上海的蔡银鸽本人是一位资深越野玩家，2016年他和朋友辞职创业推出了一款越野跑线路开发软件，定位跑步线路中的大众点评。
极光数据研究院的一份关于跑步App的研报称，跑步健身App在2012年出现在国内，2014年进入井喷期。经历从2014年的运动项目投资热，到2015年的投资降温和2016年的资本寒冬之后，市场上的跑步健身App各自在细分领域大显神通以满足运动爱好者的各类需求。
不断转型摸索
资本更趋理性，2016年不少跑步类创业公司步履蹒跚。同时各大跑步软件竞争也白热化，而盈利仍在预期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跟踪了解到，电商+广告是很多App初期的发展思路，他们的发展方向也都在不断地调整，有公司坚称不做社交，也有公司加强了运营的社交化和游戏化倾向，还有的公司开启健身直播的尝试。其中悦跑圈和咕咚都还重点推了系列线上马拉松。
咕咚官方宣称定位为“全球领先的运动社交平台和运动大数据平台”，数据将为“互联网+体育”产业甚至跨界发展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位跑步领域的资深创业者王雷（化名）也表示，他拜访过美国很多家跑步类创业公司，跑步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基本稳定下来，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增长，而中国的跑步人口正在迅速扩大，有机会存在，但国内一些跑步App公司估值数亿美元，对比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来说，有些虚高。
浙商创投公司合伙人杨志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过不少体育创业类公司，规模小，可复制性强，如果不是行业类最佳，很容易销声匿迹。
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为了掩饰，在北京时间2月24日上午召开的财报电话会上，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发言过程中数次轻咳，令电话会议的气氛显得颇为微妙。
这或许与百度2016年的业绩表现不无相关。2016年第四季度，百度营收继续下滑为182.12亿元，同比下滑2.6%，环比下降0.22%。净利润方面，百度2016年第四季度大幅缩水至41.29亿元，（约合5.947亿美元），同比下滑83%。
百度将利润的大幅下跌归因于去哪儿的影响。若不计入去哪儿的收益，按百度2015年第四季度利润26.52亿元计算，当前第四季度同比增长55.7%。但事实也不尽然。若剔除2016年第四季度滴滴并购Uber中国过程中，Uber股东百度由此获益的17.96亿元，百度2016年第四季度净利润23.33亿元，与2015年第四季度剔除去哪儿影响后相比同期下滑12.3%。
增长乏力
从本次财报而言，百度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走过了高速增长期。
全年数据方面，2016年，百度总营收为人民币705.29亿元（约合101.61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6.3%；净利润为116.32亿元（约合16.75亿美元），相较于2015年的336.64亿元（约合51.97亿美元）下跌67.77%。
从2016年第四季度来看，百度的财务数据同样并不乐观。该季是百度连续第二个季度营收下滑，净利润上扣除去哪儿及优步方面的影响，同比下滑12.3%。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百度营收主力的网络营销，在第四季度收入161.66亿元，在总营收中仍占据高达88.77%的比例。然而百度的活跃网络营销客户数量则在下滑，2016年第四季度约为45.2万家，同比下滑18.6%，2016年全年，百度活跃网络营销客户数量约为98.2万家，相较2015年下滑6.4%。
面对客户的“逃离”，百度目前的对策是提升网络营销客户平均营收增长。2016年第四季度，百度来自每家网络营销客户的平均营收约为人民币3.54万元（约合5099美元），同比增长14.2%；2016年来自每家网络营销客户的平均营收约为人民币6.53万元（约合9405美元），同比增长7.9%。
但提升网络营销客户平均营收以保持网络营收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百度营收压力呢？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由于受到2016年“魏则西事件”持续影响，仍有用户对百度抱持诟病，坦言宁愿选择百度的替代品；此外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对百度提出的整改措施，也直接对百度商业推广业务产生影响。在监管压力及用户“注意力逃离”背景下，目前百度的竞价排名业务或将呈现触顶趋势，营收利润难以大幅增长的局面陷入无解。
“百度清理广告客户，对其收入造成明显影响。如今百度不仅广告主减少，广告库存也在减少，无论PC端还是移动端，搜索引擎都已经过了红利期。”易观新媒体高级分析师孙书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过另一方面，搜索引擎在整个市场中仍是最有效的广告渠道之一，百度作为极大的流量入口，可以展开大量服务与内容，因此，从财报来看，还有待观望2017年的数据。”
巴菲特老爷子又出年报了。一如既往近乎冷酷地自我剖析，一如既往对各个部门CEO极尽赞美之词，一如既往真实地展示了伯克希尔这部强大的赚钱机器。
今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2005年的赌局回顾。
2005年，巴菲特提出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和任意收取高管理费的五只对冲基金的总体回报进行比较，以十年为期限，赌注50万美金。条件开出后，华尔街一片寂静。后来真有一位老兄出来应战。光阴似箭，在过去的九年中，标准普尔基金回报为年化7.1%，五只对冲基金的回报为年化2.2%。这其中还包括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巴菲特的胜利已无任何悬念。
为什么“聪明”的基金经理跑不过指数？基金经理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以下是我的愚见。
首先，基金经理跑不过指数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自以为聪明的基金经理收取了昂贵的管理费。这是巴老爷子在年报中批判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
但实际上，基金经理和指数的竞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如果说指数代表市场平均回报，那么基金本身就是市场的主体。美国市场大部分的资金是由专业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经理跑不过市场，类似于班级长跑比赛中大部分人跑不过平均速度。如果是班里有几个长跑健将，而其他人水平相近，情况更是如此。
其次，在纪律性方面，大多数基金经理更不会优于指数。指数成分股的选择是一个机械和被动的过程。夕阳企业会被无情地从指数中剔除，而颇具规模的新企业会被逐渐加入到指数中。而这一机械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容易筛选出稳定和具有活力的企业。也就是说机械并不意味着愚蠢。而对于如何管住闲不住的手，指数基金更是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不折腾的优势，长期来讲会被放大得很明显。
而基金经理的折腾在很多情况也是身不由己。这种身不由己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这涉及到巴老提出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机构强迫症(institutionimperative )。在很多情况下，出于第三方质疑与自身心理压力，基金经理会不得已追随市场热点与行业风口。
贪婪的时候恐惧，在执行的时候相当于酒局最热闹的时候起身离开，隔着玻璃看里边的人对酒当歌。恐惧的时候贪婪，同样相当于在曲终人散，一片狼藉时入席。如果喧闹的酒局风光依然无限，或者萧瑟的局面看不到尽头，而这时公众询问你的远见何在，或者质疑你为什么要跳入火坑时，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都会把纪律性放在一边，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只是机构强迫症这一概念在基金行业的具体体现。
身不由己的另一个原因涉及到一个更哲学化的问题，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主动的？如果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都接受相同的教育，分析相同的资料，采取相同的投资方式，做出类似的决策，而同时声称自己是在进行主动投资，那么这种主动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这会不会如爱因斯坦所说，希望通过同样的思路得到不同的结果。
最后，有一批对冲基金所参加的可能是一种不同的竞赛：量化投资。最近刚看完巴菲特合伙人芒格推荐的一本量化投资先驱的自传《A man for all markets》。在量化投资领域，先驱和高手的回报是非常惊人的。但随着聪明人的涌入，绝大多数量化投资的回报必然趋于平庸。而这种量化投资的平庸回报是否能够胜过代表实体经济发展的指数回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少目前看上去并不乐观。
结合以上原因，在美国市场中专业基金经理打不过市场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但打不过指数并不意味着专业选手不如普通散户。这就像运动会中大部分专业选手无法拿到奖牌，并不代表专业选手的水平可以等同于社区比赛。资本市场的根本功能之一是提高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效率，而专业选手的全面参与对于效率的提高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正走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而巴菲特老爷子对于已经实现专业化的美国市场的批评，对于准备入市的中国投资者是个预先的提醒，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形成自己的专业化资本市场。
这次讲话我要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说起。当时波斯湾之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看来将会有大变。好友科斯刚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的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在宴会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妇，是深交，几天的时间大家日夕与共，无所不谈。我对弗老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了，看来整个地球将会增加约二十亿的贫困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世界将会出现大变，富裕的国家不作出适当的调整，可能会遇到麻烦。”
弗老的回应，是经济学有一个比较优势定律，廉价劳力大幅增加当然对富裕的国家有好处，用不着经济学者操心。理论是这样说，但我指出先进之邦有工会的问题，有最低工资与福利制度的局限，要获取比较优势定律带来的利益，需要的调校不会是那么容易。弗老当时不相信这调校会是困难的。事实上，在此之后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几次提到，中国的廉价物品进口有助于美国压低通胀，为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这跟今天特朗普总统说的是两回事了。
一九九一年到今天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回头看，虽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经济是有了起色，但整体来说，整个地球的贫困之邦只有中国可以算得上是走出了一个贫困的局面。尽管二〇〇八年中国引进的新劳动合同法对经济为祸不浅，但炎黄子孙买起先进之邦的楼房之价是事实，而炎黄子孙所到之处，商店的售货员纷纷学几句中语也是事实。今天的中国不仅变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十个日本。
中国的经济究竟有多大
近两年，西方喜欢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怎样算法我没有考究，但以金钱量度这方面看，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对。大略地看，中国的楼房价格比美国的约高出一倍，而且到处的大厦林立远比美国的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约美国的四倍，没有种族歧视，而生产力不弱。在这些之上还要加上中国的基础建设——公路、高铁等设施——已达一等。报道说今天的中国，每年在国际上的发明专利注册数量冠于地球。
从人均的金钱收入衡量，中国还远逊于美国。我曾经指出，人均的金钱收入，以消费者平价算，中国要追上美国遥遥无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钱收入逾美元六万，高于美国。然而，就算中国能跳升到这个水平，恐怕从实质的收入看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这是因为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美国地大人少，风景优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费者盈余比中国的为高。
例如在美国的次级城市，一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花园房子只约美元五十万，同样水平的在中国之价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园什么都有，享之不尽，但没有市值，所以亚当与夏娃没有一分钱，从我们的世俗看是穷光蛋！这是说，就算以金钱计算的人均收入中国能追上美国，但算进伊甸园那种消费者盈余中国还输一大截。
中国自己的伊甸园
从另一个乐观角度看，中国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伊甸园，只是少人注意罢了。这是中国的古老文化，大可享受。拿着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以自我陶醉一个晚上，不一定比无敌海景差。问题是欣赏无敌海景不需要学过，但要欣赏中国的文化可不是肤浅的学问。
数千年经过无数天才发展而遗留下的中国文化说不得笑。这些年我欣赏北京的朋友重视自己的文化。据说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今天的中国有几千间。但我认为他们处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在内地出售，这使精美的战国金属器皿纷纷在外地的拍卖行出现。我因而建议要让内地的市场挽留这些文物。
另一方面，不亲自收藏，中国的文物——不管是出土还是不出土——不容易学得懂。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从地摊货的真真假假学得很多。没有疑问，中国的文物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只要博物馆办得好，有可靠的专家指导，展品有故事可说，这个文化伊甸园不亚于无敌海景。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一个重要话题。伊甸园的享受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场，不能算进以市价量度的财富那边去。这样看，美国的地价低，中国的地价高，尽管美国的人均享受远高于中国，要拿出钞票在国际上挥洒一下，他们却又斗不过炎黄子孙。这是习先生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先决条件了。
知识引进是第一关键
不管怎样衡量，今天回顾，自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弗里德曼畅论世界经济，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贫困之邦能杀出重围的虽然不只一个中国，但说中国先拔头筹却无可置疑。我更要指出从一九九三到二〇〇七这十四个年头，在好些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仅见。朱镕基先生的贡献我欣赏，但经济持续地飙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个或一小撮人的功劳。朱总理当年主导的市场合约自由与其他政策当然不可或缺，但还是不足以解释我们见到的现象。
最近我想到两个解释中国现象的关键，皆源于与弗老之会的内容再想。其一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回事，理论无疑对，但引进沙石这定律的运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资源只有三类。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矿物），其二是劳力，其三是知识。土地不能移动——不动产是也——其增减对经济当然有影响，而农产品或矿物的进出口，如果没有政府管制，会影响他邦的经济。劳动人口可以走动，但国际之间不容易，而通过国际贸易虽然会带来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效果，但国际上的劳工法例、最低工资、工会运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较优势定律的运作。
只有第三种资源——知识——在国际间是自由流动的：绝大部分的知识没有专利保护，就是有也只保十多年，而商业秘密会跟着外资的引进而进，一旦外泄基本上无法收回。我认为中国能先拔头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开放改革后外间的知识涌进得快，非常快，而中国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资当年的涌进带来的商业与管理知识当然重要，而今天看更为重要的是数码等科技的发达，涌进中国，炎黄子孙学得快，掌握得优越。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而大市场是数码商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在W\\\革期间，中国的大学好些课程不能教。这逼使求学的青年偏于数学与工程这些方面。虽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这传统还在。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大学的数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七百万人，懂得处理方程式的中学生所见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工会的林立。中国的建筑或装修工人一般是样样皆能。是的，在西方，因为工会的左右，水归水，电归电，煤气归煤气，泥水归泥水，木匠归木匠，不能“捞过界”。
深圳是一个新现象
上述的局限转变带来近几年出现的深圳现象。我历来认为有朝一日，上海的经济会超越香港，没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说两年后深圳会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经超越了。再两年会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说再十年深圳会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华为、腾讯、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论，但据说搞科技产品的企业深圳有八千家。马云也要到深圳来摩拳擦掌！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昔日香港的难民潮，但我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数字。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城市的科技产品搞得有看头，但深圳冠于内地今天没有疑问。新劳动合同法对科技行业的约束为祸较少，因为这行业的市场工资比较高，在好些方面脱离了该合同法的约束。然而，目前在东莞，因为该法的存在，高与低科技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
为什么在科技产出的发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个有趣的问题。多个因素无疑存在，而我认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没有几个本地人。全部是外来的，因此完全没有排外这回事。排外或宗教、种族歧视对经济发展可以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深圳是一个从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万人口升到今天二千多万的城市。这是非常夸张地重复了百多年前美国西岸因为寻金热而带起了旧金山的故事。是的，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死气沉沉的东莞，因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深圳今天的远为不足处，是大学不仅太少，水平也不见得高明。另一项严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项深圳远逊于上海等地，而那里的博物馆是没有什么可观的。
基建速度高是第二个关键
转论中国先拔头筹的第二个关键，是在劳动力之价低廉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在基础建设这方面发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期，一个力壮的劳动工人只五美元一天，往往从天未亮操作到天黑。当年我见到这情况感到心酸，今天回顾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些人。中国的基建工程不仅兴建得快，而且质量愈来愈高，到今天是世界级水平了。高速公路的兴建每年可以横跨美国两次，而难度甚高的高铁，约十年建造了二万三千公里，达地球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换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协助，是中国既没有西方的工会，也没有西方的**投票。这些方面，一九八三年我对北京的朋友力陈不要仿效西方。这里的问题是兴建得快而又优质的基础建设不一定是划算的投资。以高铁为例，算进利息，归本还是遥遥无期。问题是这类大兴土木的投资不能单从金额的支出与回报看。那些所谓外部性对不同地区的地价影响，对人口在不同地区的变动的价值的正或负，原则上也要算进去。大概的衡量也不易，精确不可能。我只能说，大略地看，中国的基建项目很少见到负值。这样，不论历史成本，中国的基建项目对将来的发展会有大助。
天下大势是新三国演义
转谈目前的天下大势之前，我要先说两件事。其一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不好。去年我在这里提出了十一项改进的建议，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经济没有改进。这只是个人之见。其二是论天下大势不能不提及国际政治，而我对政治是半点也不懂的人。因此，我只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有三个性格刚强的国家领导人一起存在：俄罗斯的普京、美国的特朗普。我戏称世界将会出现的是新三国演义。一位朋友说还有一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变为四国。我说菲律宾只是一个岛，不算。当然是说笑，但一些朋友认为一项大战可能出现。若如是，我要说的全部作废。
特朗普的经济观有误
我要先处理一个话题。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他的言论含意着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法来处理国际经济。这是不对的。做生意在市场竞争，图利要把对手杀下马来。但国际贸易呢？要赚对方的钱你要让对方赚你的钱。特朗普说要抽中国货百分之四十五的进口税，但其实这是抽美国消费者的税。美国会因而有通胀吗？甚微，因为越南、印度及无数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力工资远比中国低，美国的消费者会转向质量较低但更为廉价的产品。
美国如果全面大幅提升廉价物品的进口税，充其量只能让本土的一小撮现存的出产商人获利，不会鼓励新厂的设立。这是因为增加了的进口税随时可能撤销，一个投资者会选择比较稳定的项目才下注。要是美国真的大抽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应该以牙还牙地也大抽美国货的进口税吗？不应该，因为这对中国的消费者与投资者半点好处也没有。我是主张中国撤销进口关税的。在报章上读到习先生的言论，他的主张也是大放外贸。他是主导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人，当然知道开放外贸是这构思的一个需要条件。
特朗普主张杜绝墨西哥人的非法进入。但美国的农业主要是雇用着这些非法进入的墨西哥人。选择性地让一些墨西哥人作为农工有所需要，但美国的最低工资要怎样处理呢？目前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买家，提升美国农工的工资中国会转到其他地区购买。地球逐步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特朗普总统却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聪明人，可能改变主意。
两国演义各取一法
论天下大势，我要从上文提到的新三国演义简化为两国演义——美国与中国——因为我对俄罗斯的情况不了解。不能说我很了解美国与中国，但应该及格。我要从两个有关键性的观察说起。因为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很不相同，传统上这两个国家的对外邦交的政策有别。
大略而言，美国是以军事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而中国则是用经济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前者是源于二战后，美国的军力与财富皆雄视天下。他们协助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复苏。但跟着就是恐怕共产制度的扩散而采用军力输送到其他国家作防守。今天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真的很怕共产思维的扩散。
以军事利益与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报很不一样，而二者的持久稳定性也不同。输送军事利益换取友情远为容易，因为只要打通一小撮执政者的关系。但不稳定，因为这一小撮执政者可能被迫下马或被投票者替换。最近菲律宾的发展就是例子。输送经济利益换取友情是远为困难的事，因为不是只派钱出去，要有投资的回报，而这样的邦交要有民众的支持。办得成功，经济利益协助的稳定性可以持续，换了国家的头头还会持续下去。
美国由盛转衰源于战争
美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国家。只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在科学与文化上的发展是人类的骄傲。然而，很不幸，二战后选走军事输送的路，严重地害了他们。想当年，世界警察这个称呼出现后不久，六十年代他们糊里胡涂地参进了越南战争。打了好几年，导致美国经济不景逾十年，到里根总统才出现转机。
越战后我的两位朋友——弗里德曼与Walter Oi——成功地说服美国有关当局放弃征兵制，转用佣兵制。当时大家叫好，但今天看却不一定是那么好。这是因为在佣兵制下，反对战争的学生不存在，政府容易出兵，不需要先有国会批准，可以先斩后奏。该佣兵制的优越性首见于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之战，美军的先进武器惊世骇俗，害得苏联要瓦解。可惜该战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处理让弗里德曼失望。
佣兵制是一种军事费用非常高的制度，大战困难，但小战却容易出兵。是在这样的局限下美国不幸地参与阿富汗与伊拉克之战。后者对美国的经济为害甚巨。而跟着的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中东乱局是今天更为头痛的事了。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恐怖活动的经济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机会成本是零，凭一夫之勇他可以害很多人。
美国的“世界警察”之誉，十多年前在香港与内地我听到一些朋友认同，但伊拉克之战后再没有听到。
一带一路的发展怎样看
转谈中国今天采用以经济利益换取他国的友情，是源于中国的古老文化——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满是这样的言论。但上文提到，这策略的施行不易。近二百多年，这策略我们只在进入了新世纪才见得明显，而推出一带一路是明显地这样处理。经济上大事协助他国，友情之外当然还要算投资的回报。这应该是坚持经济不断开放的原因，因为不开放会是“无带无路”。
当然，在之前的中国早就以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非洲有几十万人口住在广州做生意有不少时日，而习先生大事以经济利益推广南美贸易。到浙江的义乌走走，计算一下长住该市的外籍商人，拿得他们的入住时日，应该知道这发展牵涉到的国家的时间表。中国这项重要的以经济利益换取友情的行为，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就来得明显了。这是因为中国的地价在二〇〇一年开始急速上升，国家的金钱财富增加，让一个非伊甸园的经济有足够的金钱花出去。
这几年推出的一带一路需要的金钱更多，够不够支持这巨大工程我无法判断，而收来的回报为何我更没有资料猜测了。是有意思的思维，但难度高。换取他国的友情不易，因为这里讨好了甲那里可能开罪了乙。一个马来西亚的项目，看来是上佳思维，但新加坡因而受损，当然不高兴了。地球上只有三块可以步行而过的大地：澳洲、南北美洲，与欧、亚、非这三洲加起来那块最庞大的。一带一路是要把欧、亚、非三洲以经济合作搞起来，牵涉到的大国小国无数，其难度可想而知。
人民币推出国际必遇竞争对手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以经济利益换友情，人民币能推出国际会有大助。把人民币推出去不需要有强势，但一定要币值稳定。人民币推出国际本来大有可为，因为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满布天下，给祖宗一个面子是人之常情。
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一定侵犯了其他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国家的利益，人家要把人民币杀下马来在道德上没有问题，正如商店之间的同行如敌国，要把对手杀下马来是合情合理的。
人民币推出国际的成本近于零，一本万利，但被替代了的他国货币却是被替代多少输多少。他们怎会视若无睹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尝试大手把日圆推出国际，不仅不成功，连整个经济也倒下去，到今天还是一蹶不振。
多年前，中国的两个自贸区试把人民币推出去，不多久就败下阵来。可幸国家因而受到的损失不严重，还可以再试。我多次为文建议人民币要下怎么样的一个锚才推出去。
没有战争中国胜
回头说，美国提供军事利益与中国提供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这二者大比并，经济理论的推断是只要没有战争，中国终会胜出。这是从帕累托的条件衡量，我想不出怎么样的局限会让军事利益的输送胜。利益与友情只有三个可能的组合。其一是中、美两国皆以经济利益换友情。这上上之选是斯密与帕累托的均衡，人类大幸。其二是两国皆以军事利益换友情，这是下下之选，战争变得无日无之，地球危矣。从帕累托那方推理，这下下之选的均衡存在，但要基于一个讯息费用高不可攀的局限。最后是一国推出经济利益另一国推出军事利益。
这是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不会出现均衡，或者说，我想不出这后者的均衡需要的局限条件。这是说，只要战争不出现，从我考虑到的局限推理，假以时日，中国会胜出。
胜出的意思，是说军事输送的取向，假以时日，会遭淘汰。不是美国会遭淘汰。这是不浅的经济学，因为需要中国坚持经济利益输送，美国的军事输送才会遭淘汰。没有中国的存在，美国的军事输送可以有一个持久的均衡。这不浅的均衡观有浅显的一面。好比两家商业机构竞争，皆提供安全及其他服务，性质不同，虽然宣传的效果雷同。今天，地球渐趋一体化，客户的数量增加，他们的需求有变，民以食为天，一家机构提供的服务胜出，淘汰了另一家。
关税保护的效果
回头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的经济观，他的主张是采用保护政策来使国家再伟大起来。很一致：建造美、墨之间的围墙是保护，禁止七个中东国家的人民进入美国是保护，约束美资外流是保护，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保护，大幅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也是保护。主导了世界开放贸易七十年的美国，在地球渐趋一体化的今天，特朗普却一反其道而行——他的言论让我们这样看。
是的，如果美国失败，是败于恃武凌人。如果中国失败，是败于未富先骄——从西方引进的劳动法、社保、反垄断法、复杂税制等，皆未富先骄的行为。我们希望美国能尽早改走以经济利益换友情的路。这样的竞争才有意思，才过瘾，才好看。两个大国皆如是，地球人类的生活可观矣。
我不懂政治，也不怀疑某些保护是需要的。这里我只分析大抽廉价物品的进口税这项保护政策，因为这方面我的经济观有点新意。我要举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得如日方中的日本为例。当时该国采用的进口关税保护严厉。一九七五年的暑期我造访东京，见到那里的高档次商店，一粒葡萄售价约一美元，一条法国领带之价与当时非常昂贵的一部彩色电视机之价相若。皆关税保护之故也。
故事再说下去，日本的运情不是那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该国的借贷膨胀然后破裂，经济倒了下去，到今天整整三十年还见不到有明确的起色，是近代人类历史最持久的经济不景了。借贷膨胀然后破裂带来的调整需要长时日，但比日本更严重的美国二〇〇七年出现的借贷破裂，约七年就见到起色。
我认为日本持续不景三十年，一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政策带来的高物价，需要的逐步下调为时甚久。去年一些漫游日本的朋友说，那里的物价比中国还要相宜。弄到要推出负利率这项愚蠢玩意，日本应该悔不当初吧。当然，今天特朗普总统主张的保护政策不会像日本当年那样严厉，所以不良效果不会是那么明显，但国民收入的上升还会误导。
日本的不幸经验可教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源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说专业产出与自由贸易会使所有国家获利——是真理，不可能错，但这定律可没有考虑到通过货币来调控经济与量度国民收入。算物品的产量，李嘉图无疑对，但引进货币，国民收入的增减容易误导。
这里的有趣观察，是在外国不回敬反抽的情况下，进口税或其他有类同效果的保护可使独自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收入上升，股市强劲，但从国民的实质享受衡量却是虚假现象。这不是因为传统经济学说的“理想关税理论”使然——该理论是谬论——而是传统的胡里胡涂的国民收入统计使然。有点像我提到过的伊甸园的故事的伸延：亚当与夏娃离开了伊甸园，走进真实世界，实质的享受是减少了，但金钱的收入——今天的国民收入——却增加。人类的智慧为万物之灵，但自私的基因还是被讯息费用误导了。
中国今后应走的路
尽管我认为特朗普的保护政策对一带一路的推行有助，我的经济观还是主张中美双方全部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就是美方大幅提升中国产品的进口税，我还是主张中国单方面撤销所有关税。好比香港，历来没有关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自由贸易知名天下，无论成衣、玩具、手表等五六项产品的产量皆冠于地球。今天中国的生产实力不是七十年代的香港，而是七十年代的二百个香港！是的，从生产力这方面衡量，炎黄子孙是进入了一个有恃无恐的境界！
这些日子一些朋友说，美国要维持经济第一大国的位置，问我怎样看。我说国民收入这类数字很无聊，让他们高居第一算了。我喜欢引述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曾经教我的话。郭老说：“史提芬呀，国民收入的统计很无聊，你相信吗？晚上到湾仔走走，香港的经济怎样可一望而知。”
今天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好些困难，也有些亮点。解决了这些困难，亮点的重心所在，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科技结合起来。如果成功地做到，做得好，这会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光辉。让地球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是很有意思吗？北京的朋友显然知道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心所在：他们对炎黄子孙的文化与西方科技的重视是清楚明确的。可惜我认为他们办得不是那么好。年多前我出版的《科学与文化》那本小书提供了一点意见。
不管世界怎样变，地球一体化将会继续。只是在过程中牵涉到的局限变化多而复杂，作为经济学者我无从推断在这一体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枝节。就是只论中国，今天我对国家前景的推断不能像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那么准确。当年我能肯定，因为是掌握着两方面的局限转变。
问：预测美国未来经济走向，中国企业如何跟美国打交道？
答：无需打交道。当年多少人搞香港，不理就行。关于美国经济，一个严重问题他们没有考虑，特朗普是做生意的，他的经济观有问题的。一个严重的隐忧，特朗普是不知道的，中东很乱，乱了很多年。他们那里全用美元的。你到阿拉伯看，全用美金。世界乱时，美元强劲，美国本土不会有通胀。这是很重要的。
1995年一个师兄教我的。美国如果有大幅度通胀，他们的社保是受不了的。但2007年金融风暴后，量化宽松花了很多钱，还是没有通胀。如果外面是太平盛世，美元打回头，他们会有大问题。
不久前在电视看到一位西方的中文专家评论，说中文比不上英文，在地球一体化之下，有朝一日中文会被英文淘汰。我肯定这位专家的判断是错的。我不是什么语文专家，但中文与英文皆能写到专业水平的学者不多，而我算自己是一个。
客观地看，如果上苍只容许中文或英文这二者选其一在地球存在，让我选择，我选中文。我只是今天才这样选，因为昔日中文不能打字，而今天数码科技让中文打字比打英文还要快。将来的学者会同意我今天的看法：源于美国电话的实验室发明的半导体带来的数码科技，地球上受益最大的民族是中国人。
问：怎么看产能过剩？怎么解决？
答：产能过剩都是煤炭、钢铁，国企居多。民企的话就很简单，关门大吉就行了。
问：政府推行营改增政策，有什么看法？
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为之想了很久。增值税的好处，其实不是税，而是租金。你不用土地不用给钱。增值税牵涉到干部责任，他们有分成。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解释很清楚。现在这种制度慢慢拆了。土地不够的时候，奖金很难弄，不能招商引资，要重新界定。
很多地方税制开始走复杂的美国那种路线，在这点我绝对同意弗里德曼，就是简单税制，要走香港路线。你把县际竞争拿开了，他们是需要增值税的。拿开了，要学香港，用简单的税制。美国和中国的税制都复杂。税制以简单为上策，除非你收的是租，就去到增值税的范畴。假如你不用以前的制度，不要把税制弄复杂，可以走香港的路线。
问：一带一路涉及国企改革问题。现在的供给改革，一般是宏观来说，如何具体阐述一下。
答：以我的训练出身，当然是维护市场的。但我跟进了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我自己也有改变。国企没问题的，国家投资也没问题。
我现在观点跟弗里德曼不同。是不是国家的没问题。国家也可以做得很好。问题是权利的界定。国家投资，权利界定也可以很清楚。在中国的经验，弗里德曼没有机会再世。你不要说国企一定坏，你看中国地区政府都是一盘生意，做得好，人类的奇迹都是这帮人做出来的。
你细心看，权利界定是清楚的。弗里德曼我带他去浦东看，是1993年，浦东是块烂地。弗里德曼肯定说，浦东一定发展不起来。其他地方的发展是一样的。你不要管它是什么主义，搞得糟的不是因为是国企，而是权利界定有问题。
你看看中国到处的工业区，都是干部带头搞的。所以你不要理会那些名词，在名词上纠结是低能的学问。所以我花了几年研究中国地区竞争，是不简单的。他们当一盘生意做，中国才有今天的结果。我的意思中国出现问题不是因为有国企，这是我在中国学的经验。
毫不客气地说，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我很佩服的人，他们的观点都是错的。
首先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做出的成绩，值得肯定。当年消费者业务处于困难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困境，如何整合起来使终端走向今天。消费者业务进步很大，今天你们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好一些。但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不能因为好一些了，就听不进别人讲我们的缺点；也不能因为我们存在一些问题，就丧失了信心，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沟通。
消费者业务应关注最佳用户体验，反对无价值的创新
1、面对客户销售的界面，终端软件设计一定要有继承性，不要无价值的盲目创新
面对不同的消费群有不同的终端界面，我理解，但是面对同一个消费群，有些创新就没有必要。比如一个应用在手机界面的位置，放在左边或右边，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如果消费者每更换一款新产品，都要去找这个应用的位置，这就浪费了他们的时间。有些商业人士找应用的时间成本可能比这台手机还贵，那他们为什么要换手机呢？所以我们提供给消费者的操作习惯一定要有继承性，你们内部改革是工程师的问题，不能让消费者来学习。苹果设备很多体验具有继承性，它是做优化和完善，没有明显的价值，不会把原来的方式改掉。
2、提高低端机的门槛，让高端机的技术在低端重复使用
允许你们产品线有两个平台，让内部也有竞争，但内部一定要有交流。从P系列换到Mate系列，手机界面就不一样，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内部竞争也不是像“应用位置左边还是右边”的问题，应该是实质性问题。比如低端手机具有巨大市场，OPPO/VIVO适应了客户需求，我们要考虑如何提高低端手机的门槛线，将高端机的新技术在中低端手机重复使用，延长生命周期。我们的高端机延长销售时间、降档销售，需要降档明显一些，而且销毛较好，才能有效果。比如可以将P9的技术在低端手机中使用，低端机做到标准化、简单化、生命周期内免维护化，这样提高低端手机的门槛。只要通信功能最好，中文系统最好，就是一道防火墙。批量生产，就是拿电路板“印钞票”。在低端手机的市场竞争中，通过用户体验逐渐去感受，比如新产品一、两年后就过时了，把1G上网能力放到中低端机上去，仍只卖这个价格，那么他们更新换代时就会换到华为手机。这样竞争力比零部件降成本更厉害，优势产生了，低端产品就能做成一道围墙。为什么一定要做新手机才代表光荣呢？这就是你们的人力资源评价系统有问题，还是在以技术导向、以价值能力为导向，要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有效盈利为导向。
3、关注最佳用户体验，组合世界最优质的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消费者业务的应用数百万个，其实我们根本就开发不了，那就向社会买最好的。如果最好的被苹果垄断了，我们向第二好的买。我们不能组合一些烂应用来拼烂网，如何与苹果竞争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最佳用户体验，组合世界最优质的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才有可能去竞争。
4、业务部门向流程IT部门购买服务，而不是去建流程IT
将来终端的IT服务体系是由你们来操作的，你们要提出需求，由流程IT部门来实现支持。公司已经在空耗费用中加进去这块，其他部门在“路”上跑，怎么交“养路费”，你们就怎么交，也不需要你们多交。
向小米学习营销模式，建立利润思维
终端的销售和营销模式允许“一国一策”。我们从来没有严格划分线上和线下的界线，允许线上、线下销售模式交叉，只要能销售出去就行。由于物流配送便捷，中国线上销售可以大力推行；海外线上销售因地制宜，根据消费者习惯和物流能力来选择。
我们要向小米学什么？学习营销模式。
我们没有绝对地排除互联网思维，也没有绝对肯定化，而是实用主义心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武器”。我只有一个思维——利润。
控制库存、零部件归一化建设
1、合理控制零部件库存
对于库存与产量，我曾提出要“以产定销”，不同意“以销定产”。
对于终端，三亚会议精神只有两条，一个是利润，另一个是库存，现在仍然是这两条。苹果手机之所以敢有这么大库存，因为是单一款式，而我们是多品牌、多款式，器件种类涉及很多，就不敢储存那么多材料。一台手机由多个零部件组成，差一个零部件，可能一部手机也生产不出来。销售后，我们买不到零部件，如何给客户承担责任呢？现在客户对我们有渴求，但我们又不敢扩大，实际上也不能扩大，因为关键部件还在供应商那里采购。
2、对核心部件的开发和定制进行规划，重视零部件归一化建设
我们要向苹果公司学习，腾出手来对一些核心部件开发做出规划。不一定是我们规划、我们开发，也可以合作开发和生产。比如镜头合作，我们在设计，对方也在设计改进，可能由于法律限制不能向我们供货，但是并没有放弃共同开发零部件。我们的零部件采购动辄一、两亿的数量，采购量已经很大，应该要做出规划，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供应系统。
零部件归一化建设的问题，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提到日程上。比如电池、音频器件等要归一化，在不同款终端上能重用。不仅提升竞争力、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最主要是归一化后，能解决供应风险、库存风险。一个产品滞销了，另外一个产品可以重用。海量复制，不仅能保证质量的稳定性，也能降低成本。
定个小目标，与三星、苹果、OPPO/VIVO都是朋友
任正非给终端定下了3年内的小目标：服务水平赶上苹果，利润赶上OPPO、VIVO。
1、我们要向所有优秀的人学习，学到优秀之处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强
过去十年，苹果公司就推出了两、三款手机，他们投资负50亿美金，盈利是2336亿美金。你们说要超越苹果公司，我同意，但我指的是在利润和服务水平上超越苹果，而不是销售台数。所以公司EMT会议给你们终端订了一个小目标，三年内，服务水平赶上苹果，利润率赶上OPPO/VIVO，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
第一，苹果有极大的生态粘性，目前我们还有一定差距。国外的教育领域、银行系统、国内外先进的医疗系统……只能使用苹果设备，用其他设备每次都要转换，有了这个生态，销售自然就好。中国高端人士习惯华为Android系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外面炒作说我们要做操作系统，但操作系统不是软件，而是生态。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来。在Android这个生态上，我们能否先把中文版Android系统的用户体验真正做到极致，能和苹果竞争，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的粘性同样很大。
第二，我们还要学习苹果公司的服务体系，你们去随便找一个苹果门店，处理方法和华为门店完全不一样。不只是售后服务，我认为是大服务的概念。我们说“以客户为中心”，看到客户口袋里的钱，但是我们取之有道，合理地赚钱。我们要让消费者自动把钱拿出来，服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学习优秀之处，不要总拿我们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你们第一次向OPPO、VIVO学习的纪要我没转发，因为你们总揭OPPO、VIVO的底，把它踩低来证明我们“高”，其实我们同样不高。我们要学习它的“高”的方面，在鞋垫上垫高一点，就成了“帅哥”。你们第二次写的学习纪要，我认为非常深刻，所以批示“终端真伟大”，那是发自真心的。第三次极端了，我不同意。
2、我们的对手是烧钱的公司，三星、苹果、OPPO和VIVO都是朋友
苹果、三星、华为是构成世界终端的稳定力量，我们要和谐、共赢、竞争、合作。“灭了三星，灭了苹果”之类的话，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一次都不能讲。谁讲一次就罚100元，CBG人力资源部设一个微信号把罚款存起来，作为你们的聚餐、喝咖啡的经费。我相信你们不会故意这样讲，但可能会被媒体借机夸大事实炒作，我们不要用虚假的内容去光荣。如果为了销售必须要讲些话，这是我理解的，但也要避免树敌过多。
你们为什么不能像互联网公司一样烧钱呢？因为我们没钱烧。OPPO/VIVO为什么是我们的朋友？它是靠商品挣钱的，我们也是靠商品挣钱的。我们的对手是谁？烧钱的公司。因为它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想通过烧钱垄断市场，然后敲诈客户。我们目的不是敲诈客户，而是合理赚取利益，帮助客户也共同成长。所以在这个价值体系上，我们要确立三星、苹果、OPPO/VIVO其实都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朋友。但朋友之间也是允许有竞争的，这是两回事。
3、终端要利用华为大平台优势，利用世界一切好的资源，提高作战能力
第一，终端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确实受益于华为的大平台优势。比如图像技术，未来三年终端的图像技术有可能会达到很先进。因为华为已经投入大量数学家在研究图像，但在网络上还没有用起来。公司EMT出了决议，把图像技术浓缩在终端上，用三年时间体现出它的高价值。又如，法国美学所设计的东西其实很漂亮，你们也可以好好利用。华为平台输出一些研究成果给你们使用，一点点垫高你们的作战能力，增强竞争优势。你们要心胸宽广，善于接纳，不要以为封闭起来做就是王。
第二，消费者业务要和我们的企业业务、运营商业务捆绑起来，抓住某些方面的优势资源，在一些领域做到独家，就有独家的小市场。比如华为办公系统可以放到云服务里，让社会用了这个终端，也可以用做小公司的办公系统。
BAT、亚马逊、谷歌……能提供的云服务，我们都应该开放，允许他们接入到我们的系统中来，因为他们对消费者的理解比我们深，但是我们在办公系统的能力很强。我们不是说要和BAT、亚马逊、爱立信竞争，谁有优势，我们就用谁的，扩大我们手机的用途，增加手机销量。云服务不是我们的目的，卖手机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还要加强网络安全体系的开发，有些消费者担心自己的数据导在云上，就可能会导出问题。因此，现在我们这个体系已经进步很大，但还要关注个人隐私的开发、使用，甚至可以跟世界有名的开发商合作。因为在加密系统上，我们永远赶不上别人的水平。
第三，对于双品牌问题，终端手机搭载华为品牌，过去是受益的，因为规模还小，当你们做大以后，华为则可能代表保守。华为的价值文化是修“万里长城”，重视扎扎实实挖基础，把墙砌好，否则不到两千年，万里长城就倒了。但是终端不一定是这样的文化，因此有利的时候是一定会有弊。既然我们已经选择走双品牌这条路，只有继续往前走，不断审时度势来研究如何适应客户需求。如果在国外，你们觉得双品牌这条路走不通，也可以品牌合并。
消费者业务也要有利润
什么叫信息社会？我不知道，也感受不到。运营商业务、企业网业务如何进步，用手是摸不到的，都要靠终端。当然，我说的终端不完全是指手机。你们把网络撑大了，运营商BG也应该分一些钱给你们，至少分摊一部分开发费用，这不就是价值的合理分摊提升竞争力吗？
将来所有业务都会授权，但是现金流管理、账务管理、审计管理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方式。消费者BG才组建很短时间，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真伟大。未来这些平台给你们提供很大贡献，但是也会有所牵制。终端必须要有利润，利润一定要有现金流。当然，消费者业务也一定要合理成长，不要背上利润目标后层层去压，有压力就会有瞒产、有假话，要不就会拿绳子勒着客户脖子要钱。我们应实事求是，做不出那么多利润来就减人，把成本降下来，减下来的人员可以调整到战略预备队，充电以后再上战场，以此科学发展。
所以对于未来，你们要有一个假设，每半年开一次务虚会，确定你们的方向。华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二十多年来没有犯大错误，虽然小错误天天不断。所以终端也不要犯大错误，踏踏实实走，越走越厉害，逐渐走向行业领先。
再次感谢大家一年的奋斗，通过你们向全球终端员工问好，也向你们的家属问好。你们常年在世界各国奋斗，家属做出了巨大牺牲，军功章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他们的一半。发了奖金，让家里人多花一些，分享你们的快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