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换帅
国有大行迎来人事密集调整期，突如其来，建行和中行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候选人已然完成更迭，中行的行长人选亦颇受关注，而接下来国有大行的后续人事变动也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新人新气象，国有大行在新“掌门”的领导下将出现何种变革，将往何处去，更是整个金融业关注的焦点。（闫沁波）
7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获悉，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去职，并赴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提名董事长候选人。这距离他离开曾供职16年的建行，已过去了18年。
1960年出生在河北的田国立，1983年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从建行北京地区一家支行起步，在16年里，一路升至建行行长助理。
此后，他在金融系统中一路获得拔擢：1999年，田国立转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中国信达，其间完成了信达的商业化转型；到中信集团“中转”了约四年后，2013年5月，年仅53岁的他出任中行董事长，执掌这家拥有十几万亿资产、以国际化为特色的国有大行。
在中行期间，田国立的主要成绩之一，是领导并推动中行“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战略落地。根据这一战略，中行将在2015-2018年期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相关授信1000亿美元；为投入更多资源至“一带一路”沿线，中行旗下中银香港还陆续出售了南洋商业银行、香港集友银行等功能重叠的资产。
截至2016年末，中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420个，完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近600亿美元；在5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600家海外机构，覆盖“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
建行起步，完成信达商业化转型
在建行的工作经历，为田国立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重要基础。
公开信息显示，1983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田国立从建设银行北京某支行起步，先后担任支行副行长、支行行长。积累了大约10年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进入快车道：1992年，年仅32岁的他出任建行北京分行副行长；1994年，他负责筹备了建行总行营业部并且担任总经理；到1997年出任建行行长助理时，田国立年仅37岁。
在担任行长助理期间，他领导和组织了当时国内最大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的托管清算。中农信于1997年1月被中国央行下令关闭，其债权债务和分支机构则由建行托管。
“勤奋好学，年轻有为，胆识过人，颇得领导赏识。”曾接触过田国立的建行某退休人士曾如是评价田。
建行的经历，为田国立打下基础；行长助理的身份，更多是一个“执行者”角色。但很快，田国立便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其过人的胆识与才能，亦有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1999年，告别服务了16年的建行，田国立以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身份筹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2000年起，执掌信达的田国立领导了对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辽宁证券、汉唐证券、华夏证券和北京证券等多家金融机构的托管、重组和清算等工作。
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信达的业务范围也逐步扩大：从政策性资产处置扩大到商业化收购业务；从资产处置扩大到问题机构处置；从不良资产管理扩大到证券、基金、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
在业务范围扩大的过程中，信达也逐步拿下多种业务牌照；相应地，田国立也为信达提出转型目标，即成为以不良资产管理为特色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公司。
按照转型方案，信达政策性业务的剩余债转股资产和剩余债权资产约638亿元，由信达按照评估值买断；建行持有的延期十年的2470亿元的信达金融债，则剥离至财政部与信达建立的共管基金，以后通过利税返还、减持股份等多元化方式偿还。
田国立主政时期的信达，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里唯一一家能够付息率100%的公司。2009年末，田国立参与创立信达的第十个年头，信达累计向相关银行支付债券利息、向央行支付再贷款本息1966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43.67亿元，比2008年的利润（约12亿元）涨了近3倍，利润总额和增长速度均远超其他三家。
“这并不是我的利润高涨期，今后五年到十年才是。”田国立2010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豪言。
2010年7月，信达改制，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完成股改挂牌的AMC，此举亦标志着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试点正式启动。新公司注册资本251亿元，是成立时的2.51倍，同年年度收入和净利润则为218亿元和74亿元，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资产管理公司。
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田国立出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其间曾兼任中信银行董事长；2013年5月，他再上台阶，出任中行董事长至今，其间还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年6月）。
业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正是处置不良资产以帮助四大行完成上市大任、稳定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出色表现，让田国立日后获得掌舵中国银行的资格。
随着证监会今年初发布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规，以商业银行为代表，上市公司开始倾向于可转债作为补充资本的来源。
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3.2%，这低于一季度13.26%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从2013年到2018年，六年的过渡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将逐渐实行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大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要求比以往多了3.5个百分点。静态看，即使银行业务不发展，2013年以来的资本监管要求都是在提高的。”
从目前看，上市银行新增融资多通过可转债和非公开发行（定增）完成。今年以来，光大银行实施400亿元可转债，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先后公布500亿元、260亿元可转债预案。
超1000亿可转债发行征程
7月28日，平安银行公告称，发行不超过260亿元A股可转债的预案，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去年10月27日，银监会同意光大银行发行不超过300亿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今年3月，光大转债（113011.SH）上市。今年6月，民生银行公告发行500亿元可转债预案。
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有多种资本工具，按相关规定，定向增发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优先股可补充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次级债、二级债和可转债可补充资本充足率。
此前，可转债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融资方式，历年来发行笔数较少。但是，今年2月，证监会发布再融资新规，可转债较定增、配股等其他资本工具发行周期短，发行风险小，逐渐成为当前市场环境下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选择。
“从再融资新规来看，股份行直接增发还是有难度，所以可转债为主。”有银行业分析师表示。
银行系可转债发行金额巨大，在可转债市场占据“统治地位”。平安银行260亿元、民生银行500亿元可转债发行成功后，三家银行发行额将占2017年可转债市场发行总量的9成以上。
从市场反应看，投资者对可转债热情颇高，可转债的中签率持续走低。今年3月，光大银行300亿元规模的可转债网上中签率仅为0.5%，本月刚完成发行的国泰君安70亿元可转债，网上中签率进一步下降为0.08%，堪比“打新股”。
去年3月4日，宁波银监局同意宁波银行公开发行不超过100亿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可转债尚未实施，经该行股东大会批准后延期一年实施。
今年6月7日、19日，江苏银监局同意江阴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分别发行不超过20亿元、30亿元、30亿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山东银监局也于6月12日批准威海市商业银行发行40亿元可转债。
中国外贸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19.6%的高速增长，创下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的半年度最高增速。
在7月31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商务部指出，正在贸易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外贸商品结构、经营主体结构、贸易方式等领域推动贸易结构的“五个优化”。
上半年已经显现出了这种优化升级的效果：对“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增长迅速；中西部地区正在外贸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进出口增速亮眼；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的贸易方式和外贸新业态也实现了迅猛增长。
商务部还表示，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没有变。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对国际产能合作，对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东中西产业梯度发展的对外投资，中国仍将持续给予鼓励。同时，房地产、酒店、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对外非理性投资将得到遏制，从而进一步引导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无人机出口增长近一倍
从国际市场布局来看，中国更强调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据钱克明介绍，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比较快，其中对东盟、印度、俄罗斯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1.9%、30.4%和33.1%。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4%，同期中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增长28.3%。
“在一带一路等新兴国家，中国的产业结构可以和他们形成互补，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正好契合了其基建需求，因此后者将成为中国国际市场开拓的重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指出。
不同运输工具的货运量也反映出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前五月中国外贸铁路、公路运输量增长迅速，都高达20%以上：公路运输主要是与周边国家，铁路大多跟“一带一路”国家、欧亚大陆桥沿线国家有关，这两个区域的贸易增长良好。
从国内区域布局来看，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增长26.8%，西部地区增长25.7%，东部地区增长18.5%，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增长快于东部地区。
白明指出，国内区域布局的优化主要是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的同时，更加发挥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外贸中的作用。
他认为，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仍具备比较优势，其基础设施等条件也更为完善，能够承接相应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最新开放的方向要求，在“一带一路”等面向西部的开放中，中西部地区会成为开放的前沿。
从产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中高端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撑力正在不断提升，部分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一直保持良好态势。比如，上半年汽车出口增长32.5%，船舶增长25.1%，无人机增长93.4%。
同时，外贸新业态迅猛增长，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速高达66.7%，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增长27.8%。
白明表示，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市场采购、综合服务平台、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发展。
“市场采购相当于国际贸易的零售化，简化了中小外贸商的报关等流程。综合服务平台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在一个平台上打包解决企业面临的物流、保险、通关等一系列问题的服务提供商。”他表示，跨境电商则打破了中国外贸在微笑曲线中的劣势地位，而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也在国际上初步建立了竞争优势。
随着上半年各地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完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位次表也火热出炉。
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各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汇总发现，上半年经济总量最大的是广东，达到了41957.8亿元。增速最高的是西藏，增速为10.8%。上半年名义经济增速最高的也是西藏，为17.7%。
从各地的经济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分化严重，有的加快，有的放慢，有的持平。中部地区普遍加快。东部地区大部分加快，但是少数地方放慢。东北地区仍低迷。
经济总量排名：广东第一
总体来看，上半年各经济大省排名的变化不大，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位居前六名，与2016年上半年排名一致。经济总量前十名的排名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十名之后。
主要是：2017年上半年安徽经济总量超过了北京，位居第十二名。同时辽宁的经济总量位居第十四名，被安徽和北京超过。另外，天津的经济总量被陕西超过，天津在2017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9386.87亿元，位居全国第十六名，陕西为全国第十五名。山西的2017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全国二十一名，被广西超过。
从经济体量级别上看，广东和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超过了4万亿，山东为3万亿级别。浙江和河南为2万亿级别。河北和四川等为1万多亿。前十四名经济总量均为万亿以上。
经济增速排名：西藏第一
从经济增速来看，2017年上半年增速最快的是西藏，增速为10.8%。重庆、贵州、云南位居其后，经济增速为10.5%、10.4%、9.5%，为全国第二、三、四名。江西、宁夏经济增速分别为9%、8.6%，增速为全国第五和第六。
辽宁、甘肃和黑龙江经济增速仍较低，今年上半年分别为2.1%、5%、6.3%，为全国最后三名。其中辽宁名义增速为-19.64%。（指今年上半年现价GDP总量与去年上半年现价GDP总量之比）
纵向来看，虽然东北经济目前在全国仍靠后，但内部出现起色，比如今年上半年吉林和黑龙江经济比一季度加快。
同时东部经济也有分化，比如天津经济上半年增速为6.9%，在全国靠后。此外，京沪增速也很靠后，京沪和天津增速都在全国排名靠后。
几家欢喜，几家愁。
目前，保险公司正在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偿付能力情况。从披露的偿付能力报告看，依然仅有中法人寿和新光海航人寿的偿付能力不达标，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保险公司可以高枕无忧，恒大人寿、前海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天安人寿、国华人寿、珠江人寿等行业黑马的情况依然值得追踪。
值得一提的是，信达财险、长安责任险、众安财险等都在报送的偿付能力报告或年报中出现过数据差错，这一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表示，在偿二代监管环境下，保险公司不应只关注眼前的监管评估结果，或者机构间纯粹进行分数的比较，而应该从实质上关注风险管理的影响和价值，而从“形似”到“神至”，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偿二代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伴随着机遇，如何将风险管理能力转化为机构竞争优势，是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
两公司长期垫底
中法人寿和新光海航人寿的偿付能力依然垫底。中法人寿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其二季度末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为-1843.06%，相较一季度末大幅下滑。同时，二季度末的保险业务收入仅为16.5万元，净利润-2040万元，净资产-4673万元。此外，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D级。
形势严峻。中法人寿甚至直接指出，“长期来看，如果新业务持续停滞，无新业务现金流入的情况下，面临流动性枯竭危境。”上年三季度末以来，由于偿付能力不足，中法人寿暂停了新业务开展，经营活动现金支出仅依靠存量投资资产的赎回变现及股东借款进行支持，流动性风险日益凸显。
对于摆脱危难的方法，中法人寿表示，目前，正在全力推动增资扩股工作，以期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流动性风险。中法人寿拟增资13亿元，注册资本金将提高至15亿元，原股东鸿商集团、人济九鼎参与增资，并引入新的投资股东。
作为中法人寿的难兄难弟，新光海航人寿的情况亦是不容乐观。新光海航人寿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其二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与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为-393.56%，预计今年三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与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443.79%。此外，保险业务收入2586.79万元，净利润-2094.99万元，净资产-1.69亿元，综合退保率1.36%，综合投资收益率1.64%，营销员脱落率高达62.59%。
对于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新光海航人寿解释称，由于资本金不足，已经暂停开展新业务，加剧了亏损，实际资本逐步走低。
从新光海航人寿的偿付能力报告看，其暂时似无增资计划。新光海航人寿提到，管理层已经多次向监管机构进行汇报，并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缓解偿付能力不足的相关风险。具体措施如协助推动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对现有产品进行再保险安排、采取高现金比例、低权益类投资的投资策略、进行费用管控等。
PMI小幅波动
国家统计局7月31日公布了7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示，7月制造业PMI为51.4%，较上月略回落0.3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均值基本持平，显示制造业总体走势平稳。7月份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暴雨天气以及一些企业例行设备检修是导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的重要原因。虽然7月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等出现回落，需求有所走软，但是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三个月改善，预示着工业生产将继续保持平稳态势。7月非制造业PMI为54.5%，较上月小幅回落0.4个百分点，不过持续位于超54%的较高景气度区间，显示非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7月份与暑期旅游相关的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餐饮住宿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建筑业景气度高位提升，商务活动指数达到近年高点，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建筑业有望继续较快发展。总的来看，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处于持续扩张区间，小幅波动属于正常运行状况，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7月31日，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7月制造业PMI为51.4%，比上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连续12个月在荣枯线上方运行。
由于近期的高温、洪涝天气，以及企业的例行设备检修，制造业生产活动出现了季节性放缓。在回落过程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差值明显缩小，这有利于供需关系的改善。
随着煤钢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7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57.9%和52.7%，分别比上月上升7.5和3.6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在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动下，周期性行业正在快速出清，行业自2015年三季度开始出现连续反弹，有望在今年底完成出清。
PMI出现季节性回落
中国PMI分析小组秘书处负责人、中采咨询总经理于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历史上看，往年六、七月份一般都会出现季节性回落（过去三年7月都有下降），今年6月份环比上升了0.5个百分点，7月份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亦属正常。
回落指标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回落0.9和0.3个百分点，但仍处于扩张区间，且两者差值明显缩小，于颖认为，这有利于供需关系的改善。
“订单指数回落幅度没有生产指数大，在需求不稳的时候，企业在制定自己生产计划的时候会主动收缩产量，产量比订单收缩得多，实际上是供需关系在改善，因此这种强弱不一的回落是健康的。”她表示。
从生产端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由于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晴热高温、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一些企业例行设备检修，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
不过7月生产指数依然保持较好扩张水平，是5大分项指数最高的一项，短期内生产动能依然充足。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生产指数并非实物量，作为一个预期性指标，其背后是在手订单的回落以及相应需求的走弱，制造业生产扩张因此也出现了放缓。
从需求端看，7月三大订单指数全部回落，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分别下降0.3、1.1、0.9个百分点至52.8%、50.9%、46.3%。
交通银行金研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7月新出口订单回落幅度较大，未来出口形势存在隐忧，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低于上半年，但全年出口有望显著好于过去两年。在手订单指数在萎缩区间进一步下降，也许会影响后续制造业生产。
于颖表示，在过去两年间，新出口订单和进口指数逐渐走出了收缩区间，开始了持续的扩张：在2015年以前，新出口订单长期在荣枯线以下运行，此后有过一轮反弹和回落，而从2016年秋季以来，随着国际环境改善，新出口订单和进口指数出现了持续的复苏，连续站在荣枯线上，而6月份52%的新出口订单更是创下近4年来的高点。
“7月环比数据的波动很正常，并且回落幅度有限，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看，目前新出口订单和进口仍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区间。” 于颖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景气度的分化仍在持续。7月大型企业PMI上升0.2个百分点至52.9%，而中、小型企业则分别下降0.9、1.2个百分点至49.6%、48.9%。
连平认为，年初大、中、小型企业PMI呈收敛状，向51%靠拢。但5月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再次出现分化，大型企业PMI持续上升，中、小型企业PMI重新跌回收缩区间；这意味着，大型企业经济经营状况改善，但中小型企业压力明显。
7月30日晚间，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和记电讯香港（00215.HK）宣布，与Asia Cube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订立买卖协议，以144.97亿港元现金的价格出售旗下和记环球电讯有限公司（HGC）全部权益。交易一旦获股东通过，公司将会正式结束经营22年的固网业务，成为单纯经营流动通讯的电讯商。
由于市场憧憬公司增加派息，和记电讯香港股价7月31日以3.14港元/股高开，盘中一度飙涨逾14％至3.22港元。截至7月28日收盘，公司股价报2.81港元，市盈率19.25倍，市值约135亿港元，这意味着此次交易的收购价溢价近一成。
同时，和记电讯香港在港交所的公告中表示，预期交易将于今年10月左右完成，而公司控股股东长和已承诺批准该交易。目前，长和拥有和记电讯香港已发行股份中约66.09%的股权。
收购方Asia Cube Global Communication为I Squared Capital旗下管理的一个基金全资拥有的公司。I Squared Capital为独立环球基建投资管理人，专注投资于美洲、欧洲及选定高增长经济体的能源、公用事业及运输行业。
对于此次出售资产，公告指出：“该交易将使本公司得以更有效地集中其资源向其客户提供流动通讯服务之其核心业务。此外，本公司认为HGC的价值近年并未于本公司股价中得到充分反映，因此透过释放HGC价值，该交易可望为其股东创造价值。”和记电讯香港表示此次出售HGC所得溢利约57.5亿港元，将用作一般营运用途及投资于流动通讯业务。
固网业务受市场青睐
据媒体报道，和记电讯香港此次出售的资产受到市场追捧，包括私募股权公司TPG资本管理（TPG Capital Management）和安博凯直接投资基金（MBK Partners）及香港宽频组成的财团、投资管理公司I Squared Capital Advisors，均参与了竞购。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指出，此次和记电讯香港出售固网业务的交易价格EV/EBITDA（企业价值倍数）为11.6倍，与亚洲区内同类交易的估值相若，略高于九龙仓集团于去年10月出售九仓电讯（Wharf T&T）的11.5倍。
近年来，香港固网电讯资产备受市场青睐，并购交易逐渐升温，包括2014年香港宽频以24亿美元向新世界发展购入新世界电讯；而私募基金TPG及MBK Partners则斥资95亿港元收购九仓电讯。市场分析认为，由于固网业务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而市场竞争环境相对较好，香港又是环球不少地区的网络传送中转站，因而受到私募基金等财务投资者的追捧。统计数据显示，和记电讯香港的股息率约为3.8%，远低于香港同行业5.5%-6%的水平。
固网业务一直是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记电讯香港发布的上半年业绩显示，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综合收益50.69亿港元，同比下滑6%；净利润3.24亿港元，同比下滑10%。其中，今年上半年，和记电讯香港的固网服务收益为21.67亿港元，同比上升3%。相比之下，由于市场对新智能手机的需求减少，期内流动通讯业务收益为31.17亿港元，同比减少10%。
市场人士对于此次资产出售的决定意见分歧。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和记电讯香港的股价折合的企业价值相当于去年EBITDA的7倍，这意味着固网业务价值被市场低估，从而拖累公司股价表现。同时，和记电讯香港或许将出售固网业务的利润用于增派股息，从而提振股价。
然而，在出售固网业务后，和记电讯香港的业务将聚焦于香港已进入“割喉战”的流动电讯市场，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本地后缴净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同比下滑3%至161港元。瑞穗银行（Mizuho）分析师认为，这种局面很难在年内出现扭转。
众所周知，物业资产在上市公司内部通常有一定折让，是一种不容易被反映出来的估值。除非到公司决定出售物业，否则物业的实际价值都很难在股价上反映出来。而本月鹰君(0041)旗下的冠君产业信托(2778)就宣布有意出售旗下核心物业朗豪坊，意向价高达250亿元，在朗豪坊的价值，透过潜在出售事项反映出来后，冠君的股价随即裂口高开。
无独有偶，今日要讲的家梦控股(8101) 亦于7月21日宣布集团将会出售一间名为嘉华实业的公司，今年上半年，内地房企纷纷赴港竞买宅地、收购物业、及盘活旧改项目，一时间香港地王不断刷新，楼价也在不断上升。亦正是因为集团留意到该土地及物业在资本上的快速升值，家梦控股决定把握获利机会。
嘉华实业目前均无任何业务营运，唯一的资产就是一幅土地及物业，现时在土地上建一个车间、写字数及宿舍，有关物业亦都正以每月57,246元的价钱，向家梦控股出租。公告亦都指，今次出售的代价为5,700.6万元，集团预期在今次出售事项后，可以为集团带来1,871.9万元的收益。
经过这次出售，物业的实际价值完全反应在股价上，过去一段时间家梦控股的走势相对低迷，特别是过去半年恒指不知不觉已经升了5,000点，但家梦控股却循循向下，至7月18日触及低位的0.085元，难免给人股份正在休养生息的感觉。而物业出售前后，股价开始触底回升，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至今股价已经录得7连升，走势可以比美近期9连升的恒指。经过这七日的升势，股价已经较7月18日的低位录得有接近两成的升幅，上升势头相当强劲。
短期来看，目前股价越升越有；而放长来看，由于过去几年，家梦控股在中港两地大肆添置物业，因此有今次的出售物业反映价值后，就代表以后若然家梦控股遇上合适的买家，亦会将旗下物业抛售，从而达至套现的效果，届时股价能够走得多远。
各地经济“马达轰鸣”。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上升至62.5%，为近年来的高点，这可能意味着下半年投资增速，特别是基建投资增速继续保持较高。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指出，从目前工程机械销售良好来看，下半年新开工项目将会较多，基建投资仍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由于房地产投资放缓，基建投资加快后，会对冲房地产投资放缓的影响，这样整个投资增速仍会较高，经济增速会比较稳定。” 章俊说。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为6.9%，与一季度持平。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59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增速比1-5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该增速大幅高于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的增速。
根据记者了解，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6.9%中，投资拉动了2.3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比一季度的1.3个百分点高1个百分点（一季度经济增速也是6.9%）。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创近年新高
数据显示，2017年7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5%，虽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均值基本持平，非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其中表现抢眼的是建筑业。2017年7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2.5%，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认为，随着重点领域投资力度不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持续高位运行，今年以来建筑业企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7月商务活动指数为62.5%，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高点。
从市场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6.0%，高于上月0.6个百分点，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建筑业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发布分析报告认为，建筑业活动持续活跃，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上升，保持在62%以上的高位，反映投资持续发力稳增长，在二季度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较一季度有所提升。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目前各地基建的投资动力很强。为什么基建投资加快，原因是过去的很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开始陆续落地。另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需求仍很大，这带动了投资快速增长。
根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全国投资增速最快的是新疆。2017上半年，新疆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4530.47亿元，同比增长24.6%，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增速16个百分点，为2015年以来最高增速。
新疆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跃指出，上半年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了强基础、补短板的作用。强基础表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高位运行并占据主导地位。
但王跃也指出，新疆纺织和民生类投资也在快速增长。下半年争取更多工业项目尽早开工，确保工业企业依托项目持续滚动发展，同时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另外要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文化、体育、旅游等新兴消费需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提速发展。
在本周四（8月3日）决定是否提高基准利率之前，英格兰银行还有一场更加头疼的谈判。如果周一（7月31日）与英国最大工会联合工会之间最后一轮谈判破裂，这家在针线街上屹立了200多年的央行周二将不得不尴尬面对半世纪以来本行雇员的首次罢工行动。事情的起因是该行维修、安全和接待人员的年薪涨幅只有1%，连续第二年低于通货膨胀率。
因为公共机构雇员薪水涨幅普遍低于超过2%的通胀率，英国可能面临更多的类似事件。而在超低利率环境下，收入增长低于通胀水平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民间消费信贷大增，周一英国金融监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英国无担保消费信贷首次超过2000亿英镑。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此提出警告，并将相关金融产品前景展望调至“负面”。
消费信贷泡沫再现
根据英国央行的数据，包括信用卡透支以及汽车贷款等在内的无抵押消费贷款余额，到今年6月份已达到2009亿英镑，同比增长10%。上一次英国消费信贷未偿债务总额高于2000亿英镑还是在爆发了金融危机的2008年。
目前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仍维持在0.25%的创纪录低位，英镑下跌等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得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客观上刺激了消费信贷不断增长。现在，英国央行和金融监管局开始担心这种局面会出现失控。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英国经济学家Ruth Gregory认为，消费信贷今年仍将上涨10%，以增加借款来帮助消费，至少说明英国家庭在财务状况上保持足够信心，以此来应对实际收入暂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显然会导致对市场上无担保信贷增长过快的担忧。
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稳定主管布雷泽（Alex Brazier）近日在利物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袒露了政策制定者的不安。他举例称过去一年英国家庭收入增长了1.5%，但同期汽车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个人贷款额上升了10%。
过去一年来，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上的信用卡和个人贷款条件的确变得更容易，在官方利率并无变化的情况下，1万英镑的无抵押个人贷款利率已从8%左右下降至约3.3%。
布雷泽表示，消费者愿意承担更多的债务来帮助自身开支，客观上的确有助于英国经济在脱欧公投后的六个月内强劲增长——英国央行原本预计脱欧公投将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但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贷款人和借款人都相信长期经济表现良好，因此对风险的评估低于实际水平。
7月31日，英国金融监管局已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控制消费信贷快速增加的趋势。
穆迪也在7月31日将英国信用卡、“以租还贷”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债券产品未来12至18个月的风险展望前景降至“负面”。
穆迪助理副总裁戴维斯（Greg Davies）称，英国消费信贷市场面临的挑战是家庭债务高企而且还在增长，消费者易受经济衰退影响，家庭利用储蓄来维持消费和借贷的能力大大减弱，而通货膨胀率高、工资增长弱以及负债水平，将使得低收入群体首先暴露在风险中。穆迪预计这些债券的拖欠和违约未来将上升。
自广州明确提出租购同权后，各地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密集出台。江苏无锡市7月28号出台新政，宣布从9月1日起，外地居民只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实现租房落户。
近十几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惊人。到2016年底，中国城镇人口高达7.9亿人，超过3亿人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庞大的农民进城需求，使得城市有较强的议价权。一般而言，农民进城打工没有障碍。但如果想举家进城，从落户到子女教育，乃至于其医疗保障，都还有一定的限制。
这些最终反映为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巨大差异，前者比后者要低17%以上，超过2亿进城农民在城市里尚未获得市民身份。此外还有近1亿跨地区流动的城市户籍人口，他们在非户籍地就业生活时，与进城农民相差无几。
流动人口在城市里落户的障碍很多，自有产权住宅是其中之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是重要的收入，地要能卖得出去，得有人买房，所以买房落户一直是大多数城市的落户政策之一。此前的无锡一直实施买房落户政策。另一方面，即使有其它渠道可以落户，户口也需要对应一个住所。所以租赁的住宅也很难成为落户的地址，相对提高了落户的门槛。
最近住建部负责人表态，在人口流入的城市中，将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租房居民能像买房居民一样落户也是其中之一。其实，2014年出台的户籍新政与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都要求城市应当赋予有稳定居住或稳定就业的居民以市民权利，允许其在城市里落户。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发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希望“十三五”期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1%，要求各地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以在城镇长期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落户重点。只是各地方政府一直没有真正落实。无锡此举既是顺应当前的政策趋势，也是落实前述政策的举措。
我们还要看到，城市让有稳定就业的居民落户，并不是亏本的事情。外来人口对城市新增的基础设施、土地出让金与房市繁荣、商业繁荣带来的流转税收入等的贡献无法估量。流动人口对城市还有更直接的好处。以无锡为例，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缪小展说，“凡在我市租住经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合法租赁住宅，同时具备参加我市城镇社会保险、申领（签注）《江苏省居住证》均满五年（宜兴为均满三年）条件的，准予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来锡落户”。也就是说，以租赁住宅形式落户有缴纳社保的前提，无锡的缴费年限要求适用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的上限。
单纯财政考虑，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也是有收益的。2015年，无锡市区的城镇企业职工在职参保职工133.24万人，离退休职工46.65万，同时基金缴费收入171亿，退休金支出135亿元，收支盈余36亿。离退休职工绝大多数都是户籍人口，而缴费职工中却有非户籍人口，按江苏省的比例，超过23%的缴费职工是非户籍的农民工。按此比例扣除，无锡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的缴费收入仅有131亿，当期收支缺口为4亿，需要财政补贴。考虑到无锡户籍人口老龄化显著，退休职工数增速超过在职职工，吸纳流动人口参保缴费极大地减轻了无锡财政的负担。而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并不高，部分向非户籍人口的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城市，像无锡这样的城市，每人每年的财政支出不过万元左右。
今年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及无锡这类二线城市已经展开激烈的人口争夺战。从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来看，2016年的进城农民工同比负增长，下降了1.1%，这表明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已经停止。一个城市的人口要增长，总量上来看，必然是其它城市的人口在降低。城市从农村抢人相对容易，只要有就业机会、有钱赚，农村就愿意到城市里打份工。但当这个农民变成工人、市民的时候，其它城市再想吸引他过去，一份就业机会肯定是无法满足他的，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优质的社会福利都必不可少，允许流动人口落户是重中之重。希望无锡走出的这一步能成为全国各城市的榜样，最终遍地开花。
这是2017年的第八个月，也是最新一期的金牌保代报告。上一期，在IPO开始发力加速的背景下，我们观察“谁准备好了”，通过多个维度考察保代的储备项目能力，进一步考察券商投行的核心竞争力。
伴随时间进入年中阶段，IPO发行已步入常态化，投行全员发力IPO项目，在热闹背后，暗中的职业焦虑与人员流动正如IPO表面一样激烈，有大型券商保代人数在IPO旺季下出现“净流出”局面。
无论“骨干流失”还是“高薪挖角”均是评价投行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这半年经历了什么，IPO投行生态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我们本期关注的话题。（谭楚丹）
IPO繁荣下，投行的变局暗流涌动。
伴随发审速度加快，上市企业家数增加，不少保代已经实现“小丰收”；根据记者统计，截至7月底，共有87名保代前7个月成功保荐上市2家以上，其中1名达3家。
但保代的焦虑感并没有减少。
相较IPO寒冬投行颗粒无收的焦虑时刻，如今保代们一边面临持续不断的监管压力，一边面对工作量剧增下吸引力不高的薪酬。同时，新保代的大军正进入这块市场，根据记者对证券业协会数据的统计，前7个月新进保代共有248名，这势必加剧保代之间的竞争。
另一方面，“能力者”正在谋求出路。
根据业内人士直观感受，目前大型券商投行人员流失严重，尤其是投行“老人”。根据记者对协会数据进行分析，今年前7个月约有317名保代离职，其中189名已明确跳槽至同行，部分小型券商正靠激励机制吸引各路投行人才。
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近期陷入了悲观情绪中，与这IPO市场的热闹氛围截然不同，由于公司近期出走大量资深保代，其担心公司竞争力辉煌不再。
IPO常态化打开了投行繁荣的大门，凛冬已逝，但机遇却伴随着挑战，在人才至关重要的投资银行业中，券商如何完善机制留人？这或许是在这个IPO繁荣时代的一个关键课题。
保代盛宴
今年以来IPO发行步入常态化，投行将成为2017年券商业务板块中的亮点。过往的储备项目，如今到了“收获”的时候。
而IPO项目募资额高低往往决定承销保荐费用的多少，亦与保代收入密切挂钩。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今年前7个月统计发现，募资最高额的项目花落中信证券，保代梁宗保与吴浩保荐上市的银河证券，募资总额为40.86亿元，承销保荐费1.16亿元。
单个项目承销保荐费突破亿元规模的还有中泰证券与国信证券。中泰证券保代葛文兵与解锐保荐上市的中原证券募资28亿，承销保荐费1.13亿；国信证券保代齐百钢、朱生球保荐上市的苏垦农发，募资24.23亿元，承销保荐费1.12亿。由此可见，上述六名保代收获可观。
但“性价比”低的生意也有出现。东兴证券保代丁晓文与刘文成，保荐上市的浙商证券为今年上半年募资第二高的IPO项目，达28.17亿元，但承销保荐费仅有4788.33万元。“性价比”低于行业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IPO发审加速，提高了投行与保代的收入，但相较2010年时保代收入，辉煌已难再。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首发项目募资额有限，发行企业多为小盘股。仅与2016年相比较，去年前5名IPO项目募资额平均为63.39亿元，今年前7月前五家则平均只有28.41亿元。
深圳一家中型投行人士表示，目前IPO项目募资规模较小，事实上对投行来说“吃不饱”，因此要扩大做IPO项目的家数。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国信证券保代季诚永今年前7个月共有3个项目成功上市，成为截至目前项目数最多的保代，承销保荐费合计7777.13万元。
另有86名保代今年上半年有2个项目保荐上市。其中，广发证券保代夏晓辉保荐上市2家公司，由于项目募资规模偏大，涉及承销保荐费较多，合计高达1.20亿元，或将成为今年前7个月最挣钱的保代。
上市节奏加快，调动了投行与保代的参与热情。
今年前7个月，一大批新人加入保代职业。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1月18日－7月24日期间证券业协会保代数量的统计，保代行业今年前7月“新进保代”达248名。
这在“好标的难寻”的市场中，无疑加剧了保代之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降低了项目集中度。
根据截至7月13日的证监会数据统计，包括中止审查项目在内的在会项目数中，签字4个项目以上的只有1名保代，为海通证券孙炜。签字3个IPO项目的有28人，占比2.45%，与2016年情况相同。
但签字2个项目的保代则占比13.65%，较年初情况相比下滑（1月12日数据为15.92%）。而签字1个项目的群体则相当庞大，达958人，占比83.81%，而今年年初仅为60.52%。
对此，一名上海的投行人士向记者解释，第一目前审核节奏较快，过去积压项目陆续上市变现，而新项目尚未报会，“一人多家”的情况减少属于正常现象。第二各家投行发力IPO业务，保代挖掘项目的积极性很高，不可否认愈来愈多保代在分羹这块市场。
但该人士指出，尽管“新进保代”群体大，但获取项目能力仍然是关键，“人当然越多越好，但要能找到好项目，大部分新保代在资源与经验上较老保代而言要弱。”
时隔10年之久，7月29日，中国低度白酒发展高峰论坛再度在成都召开。和2007年的峰会承办企业河南省张弓酒业有限公司不同，这一次是五粮液集团。
同样是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全行业低度白酒发展大会，为何五粮液集团接过接力棒？
这不得不提到五粮液集团新任董事长李曙光上任后，6月专程赴京登门中酒协，商议中国白酒的世界“通关”大计。这次会晤，李曙光透露，强化国际国内顶级酒业的战略性并购，将是五粮液未来发展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对此，中酒协理事长王延才深表支持。但他也表达了一层隐忧：中国白酒国际化征程中，还有一些难题需要解决和克服。白酒度数太高，就是一道门槛。和国际烈酒市场接轨，酒精度在40度以下的低度白酒，才是中国白酒走向国际化的突破点和新契机。
低度白酒发展高峰论坛显然“有备而开”，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之际，早在1970年代就在优质低度白酒研发上斩获颇丰的五粮液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与会上百家企业更是集体为优质低度白酒正名：低度不等于低质。走出去，首先要树立中国白酒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品质自信。
为优质低度白酒正名
在不少消费者看来，低度酒就是在高度酒中加水（术语叫加浆），更有消费者认为低度酒就是香精、酒精勾兑酒。价格低、不能长期储存、品质差，成为了低度白酒的代名词。
7月29日，中酒协副理事长、秘书长宋书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这是由于和优质低度白酒相比，普通低度白酒发展更快，普及更快。后者可能是陈酿期不够，让消费者否定了所有低度白酒的品质。
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89年批准颁布GB11859.1-1989低度浓香型白酒标准，规定了酒精含量在40度以下的低度浓香型白酒技术要求，该标准适用于以粮谷为原料、经固态发酵、蒸馏、储存、勾兑酿制而成的，具有以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的蒸馏酒。
近当代，因技术进步等原因蒸馏酒度数一般是68度到73度左右，低度白酒往往要把高度基础酒加浆降度，通过低温吸附过滤后产出。因此，宋书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他个人认为，低度白酒应叫降度白酒更加准确。
从品质上来说，虽然上世纪80年代前是高度酒时代，名酒评选奠定了高度白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但从1979年全国第三届评酒会开始，名优白酒便有了低度白酒的身影。双沟酒厂生产出的39度双沟特液获国家优质酒称号，为低度白酒的迅速发展拉开了序幕。第四届、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上，38度洋河大曲、39度双沟特液、38度双弓大曲、38度津酒获国家名优酒称号，25度和29度、39度五粮液，28度双弓大曲、28度洋河大曲获国家名酒称号。
既然低度白酒屡获殊荣，为何在不少消费者心中，它却成了低质的代表？
本次低度白酒高峰论坛上，各大名酒厂的技术专家解开了这一缘由。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酿酒大师杜晓威说，在汾酒的低度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浑浊问题，其次要解决酒体的寡淡问题。白酒是有机物的混合液，酸高酯低不能突出低度白酒的风格，在储存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化，香味变弱，甚至出现一种不愉快的味道。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张五九表示，低度酒需要低而不寡、寡而不淡，这涉及到风味强度，选择多种粮食、多曲应用，堆积环境、储存方式和温度、勾调等，都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但和成本有关。他表示，比如，先降度再贮存还是先储存再降度？事实证明，前者得到的低度白酒香味口感更融合，口感更柔顺，且降度贮存时间越长，这些风味更典型。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酿酒大师赵东说，做低度酒基酒还和高度酒的基酒一脉相承，低度酒对基酒要求非常高，优中选优基础上进一步精中选精。1972年到1978年，五粮液通过优选法酿出优质低度白酒获得成功。
现实中，和优质低度酒的酿酒工艺相反，不少普通低度酒为降低成本，采取了直接添加香精香料来提味的方法，让不少消费者望而生怯。
再说存储，这也需要加大成本。宋书玉说，优质低度白酒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陈酿期，质量才稳定。最近中酒协研究低度白酒，像五粮液等低度白酒已经存放二十年香气依然良好，口味纯良，香味悠长。
赵东介绍，五粮液技术人员会对低度酒做特殊处理，将造成沉淀的钙离子、镁离子等去掉，从而保证不出现沉淀和更好的风味保留。
“由此看来，和优质高度白酒相比，优质低度酒需要更高的酿酒能力。”张五九说。
宋书玉表示，多年来，优质低度白酒不敢为自己正名，价格比优质高度酒便宜，名酒企业尤其要好好反思。“优质低度白酒的生产成本不如优质高度白酒，但它的技术成本、设备成本却高于后者。”业内人士称。
7月27日-28日，由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的第三期保代培训班（并购主题）在郑州进行，在为期一天半的培训中，监管层重点聚焦了监管政策解读、业内案例分享、涉外并购法律及税收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参会人士处独家获得一份培训资料，来自监管层的相关人士不仅提及监管转型下的最新“五个转变”理念，还对近期并购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鼓励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但再度强调对规避借壳、跨界并购、短期变更主业和实控人等并购重组行为继续从严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并购重组市场近一年的严监管下，A股并购市场正在发生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在业内投行人士看来，监管层对并购重组的政策导向有利于产业整合并购的发展，让真正想做好实业的上市公司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动机不纯的公司则难以进行资本运作。
五个监管转变
在培训会上，监管层相关人士开篇明确提出“监管转型，五个转变”，即“转变监管理念，以信息披露监管为中心；转变监管方式，迈向全面监管；转变监管模式，强化问题导向；转变披露导向，回应投资者需求；转变监管流程，持续提高透明度”。
在五个转变的监管转型下，并购重组市场的监管也日趋严格、全面。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证监会共审核101家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其中92家获通过，通过率为91.09%；否决6家，占比5.94%。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7个月的通过率略低于2016年，与2014年和2015年的通过率96.81%、94.03%更是有些差距。
“去年9月颁布实施的重组新规之后，一些类借壳、跨界并购、轻资产类并购等被严格限制或被否，导致近来的通过率不断下降。”7月31日，上海某中型券商并购部负责人指出。
此外，在培训会上，来自监管层人士再次重申对规避借壳、轻资产类并购的从严审核态度。
上述监管层人士强调称，“近期的政策口径是3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即最近在并购重组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有的突击打散标的资产股权，有的刻意把大量表决权委托给他人，还有的通过定向锁价配套融资，来规避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认定，进而逃避重组上市监管。对于此类情形，我会依规认定其构成重组上市。目前，已有9单此类项目终止了重组。”
“江泉实业就是典型的将标的资产打散的案例，其拟收购的标的存在突击引入新股东稀释控股方股权的情形，避免触发实控人变更。”上述并购部负责人指出。
今年3月，江泉实业（600212.SH）宣告重组终止，其重组已收到交易所的三次问询函，被问及上市公司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更、是否构成重组上市。而据江泉实业的回复表明，如果此次重组被认定为重组上市，那么标的资产瑞福锂业此前两个会计年度部分财务指标将达不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除了监管从严外，证监会对并购重组的监管也日趋细化、全面。
上述监管层人士再度强调了终止重组进程的冷淡期由3个月缩短为1个月、强化对涉嫌违法或失信有关主体的约束等。另据其指出，“未经核准擅自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未完成的需补充披露、暂停重组、报送申请；交易已完成的，处以警告、罚款、市场禁入和移交司法。”
自7月1号开始，印度实施新的商品与服务税法案(GST)，已经一个月了。税改是印度总理莫迪提高印度国家经济能力改革的一部分，旨在全面提高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的监管调控能力。税改对于印度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衡量其成效的关键所在，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莫迪改革是否“有柴可烧”。
印度建国以来，税收制度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重管理。政出多头导致了税收体制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杂乱的税制和孱弱的政府监管一方面滋生了猖獗的偷税漏税行为，也为官员寻租和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其结果是印度的税基空前狭窄——难以征税的灰色经济甚至产生了印度20%的GDP。根据惠誉国际（Fitch）的数据，印度2016年财政收入占其GDP的比重仅为21.4%，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中美等主要大型经济体，甚至低于主权评级“BBB”国家的中位数29.9%。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此次税改剑指财政汲取能力提升。首先，税改的机制设计系统性激励了纳税行为，显著扩大了税基。在印度原有税制下，多种税收并行，既有可以转嫁的间接税，也有一次征收的直接税。由于大量直接税不可转嫁，很多印度商人为了降低成本就千方百计偷税、逃税。税改之后，名目繁多的直接税被间接税GST统一取代。由于GST可以顺沿供应链转嫁，因此各环节的商人不仅少有动机逃避GST，反而主动向上游索取GST凭证，以备退税之用。GST的“可转嫁性”使得其形成自我强化机制，促使供应链上下游商家互相监督缴纳税收，将系统性地开拓印度税基。
其次，统一税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税改以前，印度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名目杂乱，商品流通应缴纳的中央和地方各类税多达17种，此外还有多达23种的附加税。税改以后整个纳税流程被空前简化，原来几十种税目和附加税被统一为单一的GST，使得规则清晰，监管便利，大大提高了偷税漏税的难度，同时降低了监管的行政成本。
第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助推印度财政管理实现精确管理。税改推出了数字化的商品与服务税网（GSTN）。为了获得GSTN服务，每个印度纳税人必须注册全国通用的唯一15位税务编号。由于具有强制性，纳税人仅有凭借这个号码才能登陆GSTN完成税务相关操作。因为GST可以沿着供应链上下转嫁，而每个纳税人在不同交易中又使用唯一的税号，这就构成了印度数字化税务系统中可供垂直和水平追查的纲目。印度税务系统甚至可以推出点对点的数字化管理，显著提高监管效率。
理论上说，税改可以有三大直接利好，但是否能事实上增加财政收入还取决于改革前后的真实税率对比。统一税种之后，GST对不同商品和服务制定0%-5%，5%-12%，12%-18%和18-28%四档税率。例如，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如蔬菜、生牛奶、主粮等享受免税；日常消耗的关键但非必需的消费品，如奶粉、茶、食用油享受0%-5%的税率；非关键的大批量消费品，如罐装水、手机为5%-12%的税率；“中产阶级”消费品，如果酱、冰淇淋、纸巾等；“奢侈品”如摩托车、黄金、防晒霜为28%的税率。瑞士信贷银行根据消费品篮子比重估算，税改以后，印度整体平均银行税率会有所上升。瑞士信贷认为，税改以后印度政府会按照税率上限征税，此外原本仅部分缴纳的增值税的商品在税改之后必须全额缴纳GST。因此，在经济动能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实施GST有助于提高财政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真实税率计算极为复杂，不少机构也持相反看法，认为税改降低了实际税率，或对于实际税率没有影响。
税改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重塑央地财政关系。商品与服务税被分为由联邦政府征收的中央商品与服务税 （CGST）和邦商品与服务税（SGST）。原本由邦政府对商品征收的各类税目几乎全被归拢到CGST名下，由中央政府征收；与此同时，一部分对服务征收的税目则被归拢到SGST名下，由邦政府征收。表面看似平衡，但当前印度商品销售额远大于服务销售额，无疑中央政府获益更大。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参与税改，中央政府承诺，在税改以后5年内，一旦地方政府税收额年增长率低于14%，中央政府将补齐差额。所以短期内中央政府依然很难完成对于邦政府的财政汲取，中央的财政集权的效果，5年以后方能凸显。之前普遍预测，税改后三个月至半年内，印度将经历财政收入下降、经济活动减退的阵痛期。但即使税改后印度真实税率不变或下降，GST依然能够通过激活经济活动、扩大税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征收效率等方式加强印度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由于税改后占收入大头的商品税将上缴中央，印度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集权也将显著增强。也将显著提高莫迪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也有利于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
对于在印中资企业而言，税改影响有所差异。税改对生产线和销售体系在印度的设备生产企业影响较大。企业需要专门学习和适应新的流程、法规，以应对变化。对他们而言，税改好处也较为明显——降低了邦与邦之间的物流成本，免除了繁复的税务程序。对于中国贸易商和工程承包企业来说，税改造成的负担可以基本被转嫁出去。贸易商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政府推出商品和服务税网（GSTN）进一步将税务数字化、电子化，这会堵上此前惯常被利用的逃税漏洞。
从不过百，到上千，再退回一百以内，直播平台数量的变化不过发生在一年半以内。直播行业下半场，风口在哪里？
7月28日，爱奇艺旗下奇秀直播在第15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期间宣布推出加强平台和主播联系的“化蝶计划”和“游鲸计划”，一方面招募颜值主播，通过社区经营的模式积累流量；另一方面培养垂直网红，希望能解决直播行业普遍存在的主播颜值难控、分类模糊、新主播引入难、个人网红缺少内容持续生产能力、平台吸附主播和用户能力亟待提升等问题。
在爱奇艺联席总裁徐伟峰看来，直播行业未来的新风口在于“专业、节目化、精准受众和垂直网红”这四个关键词。艾媒咨询《2017Q1中国在线直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行业政策规范化，在线直播市场门槛提高，经过2016年高速发展之后，直播行业逐渐回归理性，走向内容为王的时代，预计2017年用户规模将达到3.92亿，增长率将由2016年的60.6%下降至26.5%。
造垂直网红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奇秀将招200位高颜值的主播新人，底薪每月1万元，需要每天在爱奇艺的粉丝社区“泡泡”上传文字图片与粉丝互动，奇秀还将帮助主播一起经营泡泡积累流量，最后再把这些流量引到奇秀来。
“现在做直播最怕的是颜值难控，真的假的颜值都有。而且很难让主播有自己的标签，个人网红难以找准定位，吸引、维系粉丝都很难，很多个人主播缺少内容持续产生能力。”爱奇艺互动娱乐事业部内容负责人许松松表示。
徐伟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上述底薪制的化蝶计划一方面改善平台整体主播的素质，另一方面降低公会招募和培养平台指定类型主播的前期成本，同时还可以促进奇秀内容布局逐步取得完善。
“有无底薪和分成模式通常是主播选择直播平台的首要因素，万元底薪改善了主播初期的生存问题，增强了高颜值主播的入驻意愿。另外，主播和公会联系密切，颜值主播可以产出更高质量的内容，公会获得回报后主动配合平台产出资源。”徐伟峰表示。
许松松介绍，对于生活在直播这片红海里的主播来说，突破单一的秀场类型才能生存得更加长久。在内容同质化严重的今天，单纯的才艺表演已经不能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需求，主播亟需借助平台资源应对外来的挑战。
“爱奇艺上有很多综艺都需要主播的参与，其实我们将许多主播推到了中国有嘻哈，但很多人却并不适应，可能是因为缺少大舞台经验。未来我们希望进行更多的预演，让未来机会来的时候，主播可以把握住。”许松松表示，这也是游鲸计划的根本目的所在，即深入挖掘垂直主播价值，为主播打造诸如美食、游戏、明星访谈等标签。
“在打造好标签后，再通过大数据，将用户看直播的属性和主播的属性进行匹配，给粉丝和主播打造更多的联系，通过泡泡粉丝社区沉淀粉丝，再给直播导流。”许松松表示，未来奇秀将把通过游鲸计划签约的主播，打通爱奇艺内容生态进行定向推送，获得明星贴身专访、全程追踪报道、选角推送、延展定制营销等优质权益，从而帮助平台利用优质主播资源进行商业推广。
对于这两个计划，一个月数百万以上的投资不是小数目，这种培养模式似乎成本较大，培养成功的垂直网红一旦去了别的平台对奇秀来说也是损失。对此，徐伟峰坦言，爱奇艺目前在努力打造社交互动属性的社区，“泡泡”社区两周前刚上线，正是希望网红和主播的粉丝存在于爱奇艺平台上，增加粉丝与平台、主播之间的粘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主播的流失。
此外，徐伟峰认为，垂直网红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宁愿努力让某个领域冒出一两个比较厉害的人，奇秀会在这些人身上花更多力气，“不能说我们推的一定会红，而是希望经过努力，增大红的可能性和比例。”
对于两大计划背后商业模型的盈利可行性，徐伟峰表示，虽然网红本身能带来利益，但更看中的是平台吸引网红和造网红的可持续性。“我们有机会让你变成红的人，那其他红的人就会更愿意到我们平台来，那我们就更有机会挖掘明星或网红。”
7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获悉，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接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一职，并提名为董事长人选；同时，中行行长陈四清将接任中行党委书记，提名董事长人选。
一位总行人士表示，陈四清业务功底扎实，且精力充沛，“花在工作上时间很多，感觉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在告别演讲中，则曾盛赞陈四清“年富力强，怀才抱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陈四清近年来的署名文章发现，陈四清对银行业转型、人民币国际化、金融风险等问题思考较多。
“国际化是我们中国银行特色和优势，但我们不满足于现在国际化的布局、更倾向于长远。”陈四清曾在2016年半年报发布会上介绍，根据中行制定的“345”的战略，近期内要使海外总资产和海外利润在全行总资产和利润的占比达到30%，这一目标经过努力很快可以实现。下一步，这一占比要到40%，而更长远的目标，则要让海外业务真正成为“半壁江山”。
截至2017年3月末，中行总资产18.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7700亿元，同比增4.24%；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466亿元，同比增0.06%；不良贷款1500亿元，不良贷款率1.45%，拨备覆盖率159.5%。
中行体系内历练27年
与此前的肖钢、田国立两任董事长来自其他机构不同，陈四清加入中国银行后，就一直在中行体系内历练，迄今已27年。
陈四清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在1999年获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0年加入中行后，陈四清在湖南省分行工作多年并外派中南银行香港分行任助理总经理，并担任福建省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2年起任中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随后于2005年出任广东分行行长，2008年6月起出任中行副行长，分管公司业务；2011年12月起，其兼任中银香港（控股）非执行董事、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陈四清陆续出任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至今；2017年2月，当选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主席。
一位中行某分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陈四清属于“中行自己培养的干部”，且有过海外分行、省分行的工作经历，精通业务。
或源于其海外分行和风险管理部门的经历，陈四清对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具备颇为宽阔的视角。
在2015年3月的一篇署名文章中，陈四清指出，新常态下银行业进入高风险、低回报的新阶段，银行监管将更加严格，金融风险亦更加复杂。但他同时指出，银行业的发展动力亦变得更加多样。
他在文章中指出，银行业应该从“求大”向“求好”转变，追求内涵式发展；同时，追求差异化经营，“比如，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具有全球性服务网络的大型银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向客户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在某些业务上具有优势的银行，应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该领域业务，不断提高运营效率”。
“在我从事的岗位和走过的路上，不需要多么灿烂的光环，大家认为我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便足矣”。今年5月份，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在金融博物馆的一期沙龙交流中，被问及希望别人如何评价他的成就时，他如是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方获悉，7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建行总行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宣布由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接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一职，并提名为董事长人选，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洪章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
这也意味着执掌建行长达6年，并带领建行“大象转型”的王洪章正式卸任。带领38万员工，全球第二大银行的“掌门人”，这既是王洪章离任前的职务，也是他最为耀眼的身份。
据与会人士介绍，中组部高度评价王洪章在建行期间的贡献，特别是带领建行业绩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行最新季报显示，截至2017年一季度，建行资产总额21.69万亿，较2011年末的12.28万亿，增加了近10万亿，增长76.6%。2016年实现净利润2314.60亿元，逼近第一大行工行，远超中行和农行。不良率为1.52%，保持在同行业较低水平。
不愿具名的建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王洪章就任建行董事长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大型银行的上市红利已结束，银行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银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藩篱中，王洪章稳健却不保守，以高度战略的眼光，率先提出了“综合性、多功能、集约化”的转型战略，为建行未来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机电厂工人到大行董事长
王洪章1954年出生于辽宁省最北部的昌图县，现年63岁，到了退休年龄。他于1971年12月参加工作，曾在辽宁省锦西县（1994年更名为葫芦岛市）东风街道机电厂担任工人和车间主任。1973年10月到1975年10月，王洪章在辽宁省锦西县塔山公社插队。
1975年，王洪章到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学习，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金融科班毕业生。而且这所学校也曾被称为“金融家的摇篮”，培养了唐双宁、庄心一等一批知名的金融业大佬。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也是1977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工业财务会计专业，后留校任教。董大胜1974年入学，是比王洪章高一届的“学长”。董大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辽宁财经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文革’期间并未中断办学的财经院校，那时候虽然受到一些干扰，但我们还是学到很多的专业知识。”
王洪章在接受东北财经大学《校友通讯》采访时表示，正是在那时，他意识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不管到哪里，掌握较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高的组织、管理、协调等综合素质和能力，是会有用武之地的。
金融专业毕业后，王洪章便进入央行系统工作，这也成了改变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他先后转战信贷局、储蓄局、工商信贷部等多个部门。1984年，国家剥离央行的商业银行职能后，成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当时王洪章便以创建者的身份进入工商银行，此后便在工行工作长达12年，历任工商银行办公室秘书处处长、青岛市分行行长助理、办公室副主任、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营业部总经理等职。
1996年4月，王洪章再次回到人民银行系统，并开始担任稽核监督局副局长、内审司司长、成都分行行长等职。2003年-2011年11月，担任人民银行纪委书记一职。也许是长期担任纪委书记的原因，王洪章给外界的印象普遍是低调、稳健。
2011年末，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调任证监会主席后，王洪章便接替他担任建行董事长一职。王洪章在前述金融博物馆沙龙上坦言：“曾经在人民银行担任八年纪委书记的经历，对我从事管理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受益匪浅。审慎经营、合规管理和风险防范成为我管理建设银行的首要原则。”
德国汽车行业的负面消息，已经持续一周占据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目前仍在发酵。
7月21日，德国《明镜周刊》曝出，自1990年以来，德国五大车企——奥迪、宝马、戴姆勒、大众和保时捷秘密组建了60个工作组，召开了1000多次会议，就技术、成本、供应商和市场等多个领域达成一致，涉嫌形成卡特尔（垄断）联盟，对汽车技术、生产成本、供应商等领域进行秘密协商。
这是自2015年大众被爆出“柴油车排放门”之后，又一件震惊世界的“丑闻”，而这也是德国经济史上涉嫌车企最多、最大的“卡特尔案”。
从法律层面来讲，“卡特尔”是“横向垄断协议”的另一个名称，是指同业竞争对手为削弱彼此之间的竞争，而达成或实施共谋。
因此，界定卡特尔的基本主体要件是存在两个或多个竞争者，行为要件是竞争者之间通过共谋削弱或限制竞争。
“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因涉嫌德国史上最大的卡特尔案，可能面临消费者的巨额索赔。因为这些汽车制造商涉嫌垄断，大量消费者存在以过高价格购车的可能性。因此，未来各大汽车制造商可能遭遇诉讼潮，面临巨额索赔。”对此，德国联邦消费者中心联合会主席克劳斯·穆勒表示。
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车企股价集体下跌、品牌信誉也受到了较大损失。据德媒报道，在资本市场，德国汽车市值一周内共下跌约100亿欧元。
更重要的是，针对德国车企的私人反垄断诉讼也已于7月25日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提起。
随着持续调查，这场旷日时久，涉及戴姆勒、宝马、大众等多家汽车制造商的“卡特尔”案也逐渐浮出水面。
德国zeit网站7月28日最新消息显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也受到了指控，被指参与到德国车企的勾结当中。由于大部分柴油车辆中的电子检车系统、尾气自检功能由博世提供，因此外界对博世也持怀疑态度。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一时间向博世求证。博世中国有关人士援引总部官方回应，“截止到目前，我们关于这个事情的信息都是从媒体报道获悉的。目前我们也没有收到德国或欧洲反垄断机构对此相关问询。所以，相关这一正在调查中的事件我们没有具体信息，不便于评论。”
“垄断门”因柴油车尾气排放而起
早在2015年大众柴油门“东窗事发”后，欧洲对于汽车尾气排放的限制越来越严格，欧美的车企们关于尾气的神经突然敏感起来。
由于欧五标准的实施对颗粒物要求比较严格，需要车企处理汽车尾气排放时加装足够数量的AdBlue尿素溶液，有助于中和尾气中的氮氧化物。
根据研究报告指出，一万英里柴油车行驶产生的氮氧化物至少需要19升尿素中和。而在欧美柴油车排放法规收紧、尿素需求量增大的时期，车企出于经济利益和技术实施的考虑，倾向于加装小的尿素罐。
《明镜周刊》称，早年间5家车企秘密工作小组决定研究Adblue尿素罐的尺寸，经过多次电话会议、邮件和会谈后，2008年9月，大众汽车、奥迪、宝马和戴姆勒集团达成共识，为节省成本，约定统一使用更小尺寸的汽车环保尿素储液罐，将旗下所有柴油车的尿素罐容积定为8升，而这使得每辆车成本降低80欧元。
7月30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跨国车企高管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车企间在尿素容器大小上形成的共识具备垄断嫌疑，它造成供应小容量尿素箱的企业能够进入供应链，其他的则进不来。
“实务中，卡特尔具体表现为竞争对手在一起，通常以较为隐蔽的手段，就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产量、销售渠道、销售地域、客户等等进行协商，达成共识，通过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分割市场、限制研发等手段而限制和削弱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汽车业反垄断专家苏华在7月30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如果上游或下游企业被执法机构认定参与了某一卡特尔行为，即便与其他卡特尔成员没有竞争关系，根据其在卡特尔组织中的具体角色和行为以及各司法辖区的法律规定，该上下游企业可能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苏华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汽车业上游或下游层面的卡特尔行为在各大司法辖区曾多次被查处。比如一系列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曾若干次被认定实施卡特尔行为，并被欧美和我国执法机构处罚。
比如，我国国家发改委查处的滚装轮价格垄断案，则是针对在下游运输市场为整车提供服务的八家国际海运企业卡特尔行为的处罚。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德国车企的“垄断门”事件是在大众柴油车“排放门”之后，对柴油汽车的又一次巨大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垄断门”爆发前后，英国和法国宣布将于2024年起全面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而包括沃尔沃在内的传统汽车企业正式宣布全面电动化战略。
此前柴油车在欧洲市场的强势，让欧洲市场无法诞生类似特斯拉的纯电动公司，而垄断门之后，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市场将加速电动化推广，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电动车市场，也将越来越受到德国车企的倚重。
7月28日，“北京现代五大工厂全面停工”的消息引发关注，虽然后来官方回应，全面停工仅是正常的放高温假，但是韩系在中国市场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公开数据显示，北京现代上半年累计销量30.1万辆，同比下跌42.4%，对应今年125万辆的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仅为24.1%。当然，纵观整个韩系品牌，在华销量也是全线下滑。东风悦达起亚上半年累计销量12.9万辆，同比下降54.6%。
7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获悉，经中韩双方商定，北京现代将下调今年年初制定的125万销售目标至80万辆，下调幅度达到45万台，这一消息预计将于8月初公布。
“全年目标下调，是北京现代高层根据上半年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即使这样，政治因素影响、关键是性价比优势逐步下降等多方因素，北京现代即使要完成全年80万、下半年50万的目标，难度依旧很大。”30日，一位接近北京现代的业内权威人士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曾经领跑行业的“现代速度”正在回归理性，而韩国汽车在中国也将进入一段为时不短的“蛰伏期”。
降价难挡门庭冷清
7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特别走访北京现代位于北京朝阳区和丰台区几家高峰期曾经门庭若市的4S店， 但是即使在周六，这几家店依然非常冷清，除了前来维修保养的客户，新车几乎无人问津。
在丰台区一家4S店，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现代主力SUV全新途胜和全新胜达现金优惠幅度分别达到2.5万元和2万元左右，同时轿车名图、领动、朗动均有不程度的优惠，但前6月份，北京市丰台区销量较好的经销商单月单店最高销量仅在80辆左右，对比去年下降近三分之二。
其中一位4S店内部人员透露，“3月以来北京现代全系车型有不同幅度优惠，近期厂家加大返利措施，车型优惠幅度加大，并且厂家的置换补贴由5000元调整到1万。”
当然，一片低迷之外也有亮点，据上述经销商介绍，7月份部分车型的销量有所回暖，目前销量最好的车型为全新途胜，单月销量在10到20辆之间。
虽然北京现代在7月份对领动、朗动给予促销补贴，但仍改变不了目前北京现代面临的困难。由于销量下滑明显，上半年北京现代大部分经销商处于亏损的状态，单店亏损金额达到100万左右，单一车型亏损金额在6000左右。经销商迫切希望，下半年厂商给予更多政策调整。
产品力不足是根本原因
抛开外因，韩系车目前在华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产品力不足。“也许韩系车要低迷几年，目前产品丰富性没问题，但产品力不足，原因还是设计亮点与创新技术亮点没体现出来。”资深汽车分析师钟师认为。
也有专家表示，“近期韩系车若要翻身不太容易。一是人们心里的那把尺子，二是韩系车需要加快新能源车的开发的上市，现在已落后于许多主机厂。”
对此， JD Power中国区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梅松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看来中韩两国似乎政治因素有所缓和，但仍不明朗，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因此，现代在华若要销量回升必须有一个爆点，这种爆点一是政治的风向发生转变，二是推出性价比和外观均很高，并且有更多前卫的技术产品车型出来，从而带动消费者消费并拉动市场。”
据韩联社7月26日报道，韩国现代汽车在二季度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1.76万亿韩元跌至9140亿韩元，跌幅达48%，并且上半年全球销量220万辆，同比下滑8.2%。
不可否认，韩系车与中国消费者需求非常接近，外加韩系品牌定位比较特殊，目前受到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上下挤压。
以现代品牌为例，自现代汽车2002年入华合资生产以来，仅用五年时间就进入总产量100万台的时代，曾一度创造出业内瞩目的“现代速度”，长期位于车企月销量排行榜前四名，并在去年全年销售量突破114万辆，连续三年破百万。
然而，时至今日，现代速度戛然而止，原先韩系车一直引以为豪的“产品设计、高性价比”优势正逐步丧失。在国内合资以及自主品牌拼产品、拼创新时，韩系品牌依旧固守“拼价格、拼外表”的思维模式，技术优势则显得乏善可陈。
目前现代汽车在中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产品推陈出新速度太慢，在车型上没有太大变化，配置一直在沿用前期设计，高端产品后续乏力，部分畅销车型的引入不能与国外市场同步。二是产品力弱于竞品，原先的性价比高、外观靓丽等亮点逐渐被竞品削弱。
上述原因直接导致北京现代销量下滑。前两年北京现代A级车组合中领动、朗动多款车型均稳定在月销过万辆级别，到今年销量下跌近五成。
公开数据显示，6月朗动销量6585辆，在轿车销量排行榜中排名47位，领动和悦动（老款）的销量分别为2396辆、2298辆，分别排名87位、88位，全新悦动的销量为1002辆，排名126位。
再看SUV，北京现代已经非常丰富的产品矩阵也未能阻止整体下滑的趋势。数据显示，6月途胜、ix25、ix35、全新胜达的销量分别只有6829辆、1148辆、812辆、288辆，与市场主流日系、自主SUV车型差距拉大。
同时，东风悦达起亚旗下主销车型起亚K3从今年3月份开始，销量大幅下滑，由年初的1.4万台、1.5万台，6月份瞬间滑落至6000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