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小传

雾锁寒江

吴敬琏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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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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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曲坡

吴　敬　琏　小　传
　　（柳红）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祖籍江苏武进（常州）。外曾祖父邓命辰早年在家乡奉节县从事采矿业和其他实业活动。1891年，即重庆开埠通商之年，“为挽回中国利源”，把他和另一位四川同乡在日本经营的森昌火柴厂迁回重庆，兴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工厂[1]。外祖父邓孝然是1909年建立的大型民办企业“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他和胞兄邓孝可参加了1911-1912年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邓孝可则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父母亲（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的《新民报》，则以为中等阶层立言的政治态度和新颖活泼的文字版面深得读者喜爱，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一个在全国五个城市拥有八张报纸的报业公司，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永远的民间回声[2]。

　　从先辈那里，吴敬琏秉承了爱国、强国的赤子之心；为人、处世的正直坦荡；学习、工作的勤勉认真以及求真、求实的不屈不挠。正象他缅怀母亲时说的：“母亲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把自己对社会理念的执著追求同企业家的精明计算和勇敢创新结合在一起。这种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求实态度和顽强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性格特征，是最值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3]。

　　少年吴敬琏曾经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追随先人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为此，他迷恋“数、理、化、生”课程，渴望中国能够创立自己的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实现国家的富强太平。但是先辈们谋求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何其艰难曲折，令人沮丧。曾外祖父曾经一度拥有每年30-40万两白银的销售收入和大量盈利的火柴公司，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倾销的狂潮中倒闭了。外祖父也在他兴办的种种实业屡遭失败后，赍志而殁。特别是，吴敬琏亲眼目睹了父母如何苦心经营《新民报》，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备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步履维艰。由于《新民报》的政治倾向，报社一再遭受迫害，直至发生1947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南京《新民报》日晚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使青年吴敬琏在“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实现科学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便越来越倾向于进步思想，想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因为中国的振兴，在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几年的读书思索，吴敬琏成长为一个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进分子”，他完全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阐明的道理，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他坚信不疑的道路[4]。

　　当新中国诞生之时，吴敬琏怀着满心喜悦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决心投身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

桃曲坡

一、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1950年春季，吴敬琏到他1948考取的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在他的大学时代，除了第一年有一些和西方大学相同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外，学的都是教员从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汇编。那时中国经济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已经穷尽了经济学的真理，而西方的经济学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再没有科学性可言。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囊括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重要规律。吴敬琏的经济学学习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对于他来说，大学生活所给予的较之具体的知识更为深刻的东西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特别是眼看着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医治战争创伤的短短三年，就迎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他想，既然实现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已经使我们百孔千疮、灾祸纵横的祖国起死回生，当实现了它的最高纲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被我们创造出来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豪言壮语激荡在年轻的共和国人的胸中。

　　1954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吴敬琏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8年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全民“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深信所学的理论：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促使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作为日后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苏联专家A·毕尔曼的助手，他从事企业财务问题的研究。在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参加了全国体制调查和财税等体制改革的研究。实际工作使他发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图画有不小的差别。书上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必然会无危机地高速度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生产时多时少，比例经常失调。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就出现过两次大的波动。再比如，根据苏联理论，“政治和道义上的完全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实际经济中，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生活集团之间却经常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时矛盾冲突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使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建成不久的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开始显露出根本性缺陷。适逢东欧各国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在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也尖锐抨击反映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然经济论”，试图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基点来构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上种种质疑之声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使吴敬琏从思想上对原本天经地义的苏联模式开始发生动摇，他赞同价值规律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准备对企业财务体制、价格形成和税收制度等问题作出新的说明。但是，尚未待他的研究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反右运动”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不得不怀着力求涤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心情，努力说服自己：运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强调物质刺激和货币监督等原则，是一种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危险思潮，在方向上根本错了，必须改弦易辙。在这一段时间里，吴敬琏在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形成上走过曲折的道路。除了虔诚地为求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主动地改造思想，他还发表过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国内外反响较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等文章，特别使他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残酷的现实和复杂而又莫名奇妙的政治运动使这位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又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经济学家内心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矛盾。

　　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无情地封杀了学者们的独立研究和自由声音。然而，在吴敬琏那里，经济体制问题一直萦怀于心。

　　起初，他也认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这一“大革命”的深入，从上到下的一批人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社会现实的丑恶荒唐，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使他对这一切从内心里感到厌恶，对自己诚心参加的这场运动生出疑惑，从而陷入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光怪陆离现象的社会基础和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源的深深思索之中。出于热爱读书思考的天性、又逢在干校劳改队中与顾准结成的忘年之交。他开始了与顾准一起读书、探寻真知真理的思想之旅。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在吴敬琏的学海生涯中，特别难忘和珍惜的便是这一段在逆境中奇异的充满了酸楚和快乐的读书经历，他说：“顾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1]

　　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经济研究所工作和整个学部一样处在瘫痪状态。这时国内经济状况由于政府采取的极“左”政策变得非常糟糕，群众对“左”派的倒行逆施不满到了极点，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吴敬琏孜孜不倦地大量研读中外历史和哲学著作，思考长期以来积于心中的问题，逐渐地，他思想清晰了，开朗了。正是这种思想准备使得他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理论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得以做出贡献。他热情饱满地大书特书，重新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问题，写了一批尖锐揭露“左”的路线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实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为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翻案等方面的文章[2]。人们称吴敬琏“高产作家”[3]，其实许多思想酝酿已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年届半百的吴敬琏终于不负亡友顾准的期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致力于实现几代先人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富强，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必须加紧努力。

　　改革的风帆扬起来了，美好的社会图景展现在眼前，然而哪里是通向幸福彼岸的航船？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人士一起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思想、理论、实践探索，吴敬琏也从此和中国的改革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二十年来，他写就一部部凝聚着智慧、激情、理性和心血，在每一个改革关口都十分有影响的理论著作；走遍大江南北，宣传市场经济的道理，为改革出谋划策。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那么，吴敬琏这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生活过来的人，是如何超越自我，博采众长，成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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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换脑筋：从头学习经济学
　　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企业管辖权和中央政府的其他计划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国有企业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放权和让利之后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的确有所提高，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刺激效益衰减、职工报酬超支等消极后果，并导致了财政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病症。问题的症结何在？刚刚获得机会施展才华的经济学家们又陷入了沉思。吴敬琏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放松计划管理和用设立奖金、利润分成等手段加强物质刺激，是不可能全面改善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提高经济效益的。1979-1980年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国营企业单纯注重物质激励的强化（他称作“分配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从这种“分配方面”移到“流通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他还在1980年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1]。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吴敬琏赞成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并且提出较“拨乱反正”时期[2]孤立的单项措施进一步的改革设想：（1）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2）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但不对企业颁发计划指标；（3）国家把生产资料作价交给国有企业经营，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4）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状况直接联系等等[3]。

　　1980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当时在英国大学任教的W·布鲁斯和捷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当时流亡瑞士的O·锡克先后来中国讲学，带来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和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讲学，对当时大体上仍然把经济改革看作一系列政策调整的中国经济学家造成了冲击，也吹来一阵春风。结合自己对于改革的思考，这时的吴敬琏对改革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朦胧中，他仿佛找到了中国“扩权”改革试验不成功的原因，开始萌芽了日后被称作“整体协调改革”的思想。

　　与此同时，吴敬琏从东欧经济学家较之自己清晰得多的分析中清楚地感觉到前者所具有的一种理论优势，即同西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因而能够运用当时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经济学分支—比较经济制度(现称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与概念，来分析各种改革问题。于是，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一道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比较经济制度学科。然而在大量研读了包括布鲁斯、锡克在内的比较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于他们所给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回答并不满意。比如，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或“含有管制下的市场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with regulated market）其实无法实现他所设想的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结合起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既稳定又有效率地运行。

　　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原因是对经济制度本身没有恰当的理解，故而从表象出发，反而乱上加乱。这时，吴敬琏清楚地意识到首先亟需从根本上明确：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他把目光投向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要出国求学。

　　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时年53岁。在那里，他以极大的毅力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文献涉猎越多，就愈加认识到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偏见多么谬误可笑。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本无东西之分。而且从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新古典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两次重大突破，我们在与世界学术界隔绝的情况下，对此知之甚少，却妄自尊大，以鄙夷的眼光看待现代经济学。他认识到，应当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为此，除了研究比较经济学外，他不仅参加研究生的课堂讨论，还去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补课。这样的一番工夫，使他更新了知识结构，丰富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从此，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他带来的问题，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解答：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和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生产问题的症结，又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就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设定一定的竞技规则。因此，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第二，关于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

　　有两种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一是以行政手段为基础，被称作“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被称作“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能有效运转的前提是：(1)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2)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从信息结构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为及时取得保证经济系统畅通运作所必需的全部信息，其成本几乎是无限大；而从激励机制来看，要想克服由于每一个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同所造成的扭曲和偏离，其交易成本也是极大的。结论是，计划经济之缺乏效率，是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本质紧密联系的。而在市场经济下，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一种全息参数。它们承载了各种资源相对于全社会千百万种其他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信息，社会个别成员通过商品中的相对价格掌握关键信息，就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因而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同时市场活动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既受到竞争约束，又受到产权约束，因而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有四十不学艺的古语，而吴敬琏以年过半百之身，远渡重洋，艰苦求学，可敬可喜，也可叹可悲。敬则敬其高远志向，喜则喜其丰硕成果，叹则叹其精神毅力，悲则悲其被断送的大好年华。吴敬琏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恩怨，为了这一天，他和全中国人民已经等得太久了。加倍努力地工作，忘我地工作是他的唯一心愿。从那时起，二十年来，吴敬琏几乎没有过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工作，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思考，吴敬琏获得了这样的理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改革[4]。

　　搞清楚了基本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以往的改革为什么不能取得成效便一目了然了。从1958年以后成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方向、1980年又在“财政分灶吃饭”中得到体现的分权的方法，不是以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政府的不同层次间分配权力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所以，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既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南辕北辙，又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5]由此吴敬琏得出结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从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层面看：高度集权乃是计划经济，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性要求。要使计划经济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由中央机关统一下达指令性计划，而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的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6]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只在于实行经济性分权，建立市场体制。

　　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就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在提法上，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等过程，其中，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由于吴敬琏顽强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在1990年的激烈辩论中被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们意在贬抑地加上了“吴市场”的绰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却以“吴市场”之美誉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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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协调改革学派”的带头人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1]。

　　吴敬琏认为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制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在旧体制下，生产单位只是计划的消极执行者，其功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机关的计划指令。在新体制下，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它们要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同时对经营后果负责任；所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指的是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但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而新的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由企业根据市场信号独立自主地作出，行政当局不应干预，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市场中介进行。为此就要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2]

　　吴敬琏强调，所谓“配套改革”并不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齐步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据此，他认为可以设计出各方面的改革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比如，企业自负盈亏的程度可以分阶段逐步提高，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可以从初步分离到完全分离的若干步骤；竞争性市场体系应首先力求商品市场较为完善，然后再及于要素市场。其中，金融市场先建立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要掌握三条原则：（1）外部融资为主，内部融资为辅；（2）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3）先有成熟的一级市场然后才有成熟的二级市场；至于宏观调节体系，逐步减少及至取消直接调控手段。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3]。在80年代中期，就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各种单项突进的改革主张，与“企业改革主线论”有过激烈的争论。

　　吴敬琏认为，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是市场制度的枢纽。市场机制正是通过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价格改革。同时，到80年代中期，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35%，非国有商业在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不放开对价格的计划管制，它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在1985年正式采用价格“双轨制”[4]，以便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计划外生产提供必要的投入品市场和产出品市场。但是，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使市场参数严重扭曲，企业间交易条件极不平等，进而引致一系列问题。诸如：比价关系严重不合理，部门经济结构恶化；不同的企业应用不同的价格，使平等竞争和优胜劣败无从谈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跑步（部）前（钱）进”，寻求特殊政策，而不去关心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高和管理改进；寻租活动甚嚣尘上，给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吴敬琏对他所说的“双轨制陷井”忧心忡忡，强烈呼吁抓紧时机进行价格改革，即通过“一步放开”和“先调后放”的办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要素价格，包括外汇价格也要随之逐步放开，只有极少数产品的价格，主要是天然垄断部门产品的价格，才实行由有关当局定价的办法。针对有人担心价格改革的较大动作会引发通货膨胀。吴敬琏据理申辨，他说价格总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个别价格的涨落，而是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比较协调的条件下，个别价格的变动并不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只要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即控制货币供应量，放开价格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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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寻求国有经济根本改造之路
　　吴敬琏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

　　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从50年代中期介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相当长时期，他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考虑问题的。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他也是按照自己的老师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试图设计一种在保持计划配置资源的大格局下给国有企业以适当的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的体制，因而还不能说已经跳出“放权让利”改革思路的窠臼。

　　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可以归结为四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工人自治”、“行政性分权”、“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最终都没有能够使国有企业恢复生机和活力。原因是这些改革形成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我国从1986年末开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由于对什么是规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如何按公司制的基本规范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造，以及这一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什么等问题缺乏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没有达成试点目的。除了其他方面的改革迟滞的牵制，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一种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并成功地实现由国有国营企业制度到这种新的企业制度的转变。

　　当吴敬琏愈来愈深入地掌握现代企业理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必须实现企业的制度创新。

　　在80年代中期，他开始有了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为“以公有制法人为主、自然人持股为辅的现代公司”的想法[1]。沿着这种思路深入下去，博采国际论坛上各家精华，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战友们很快走到了国内研究企业理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经济学家的前列[2]。

　　根据现代公司的理论和实践，吴敬琏指出，传统国有“企业”之所以是缺乏效率，是由于：第一，按照设计，这些经济单位本来就是国家机器的附属品，而不具有企业的性质；第二，由政权机构行使所有者权能，使它们普遍处于所有者功能丧失、产权虚置的状态之下；第三，所有者的各项权能因为由政府的计划、财政、组织人事等部门分别行使而遭到割裂，无法实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模式应当是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度。吴敬琏和他的“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们强调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能够在所有者（股东）和经营者（高层经理人员）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对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吴敬琏也多有涉及。象明晰产权界定中对于负债的处理，特别是隐性负债，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险承诺。实际上是由职工过去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形成的。他主张从这部分资产中“切出一块”交回到社会保障基金，或由财政部发行“认可债券”补偿老职工；关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他强调要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代表股东利益的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3]。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吴敬琏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在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为了使改革取得整体性突破，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吴敬琏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年轻人完成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重点研究课题，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和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4]。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终于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它使得国有经济改革往前迈了一大步。

　　作为十五大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在1999年陈清泰、吴敬琏为首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又就有关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改组的十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给中共中央写出了研究报告并在报刊上公之于众。这十五个问题是：（1）抓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3）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股权结构的调整；（4）改善国有资本所有权行使方式，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机构；（5）改进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工作方式；（6）工会、职代会的作用和职工参与决策；（7）在政资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政府机构行为；（8）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9）从体制和政策两方面促进企业技术进步；（10）提高投资效率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出资人制度；（11）加快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建设；（12）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分流问题；（13）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14）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改善国有企业的运营机制；（15）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维护市场秩序[5]。这项研究成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为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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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的鼓吹者
　　由于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自然而然地导致如何对待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的问题。从1995年起，他就开始做中小企业的调查研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1998年，政府研究如何分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时，吴敬琏及其他人士提出应以更大力度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被国务院领导采纳，作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等指示，把扶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的一项大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在吴敬琏“经济形势与中小企业的发展”[1]，“发展中小企业是大战略”[2]，“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3]等讲演和论文中，他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小企业远不止解决下岗职工分流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认识到，发展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大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对于保持经济活力、提高效益、促进创造发明、提高竞争力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一句话来概括二战以后的观念，就是“中小企业是主要的创新力量”。这同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期“大就是好”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初的新技术革命，电能的广泛运用使动力的分散供应成为可能。一方面，资本密集和大量耗能的大规模企业的消极影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作用的扩大使小企业的优势逐渐显露。二战后1973年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获得了普遍认同。吴敬琏举例说，人们常常以为美国电子工业的活力来自微软、惠普等大企业。其实不然。第一，这些大企业是由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它们成为大企业后，还要靠收购和改善千千万万个充满活力的小企业的科研突破和发明创造才能保持自己的活力。所以西方国家政府不采取偏袒大企业的做法，而是努力消除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保持竞争环境，为千千万万个小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的小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始终保持发明创造的活力，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战后各主要国家主动打破垄断，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德国的反卡特尔法[4]、日本的公平竞争委员会等等。与此同时，形成了扶植中小企业的整套做法。

　　吴敬琏认为中国应当从三个方面创建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第一，克服片面追求企业规模、轻视中小企业的观点；第二，消除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政治歧视；第三，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的经营环境。所谓改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1）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是在信贷融资方面，发展适合于中小企业的金融组织，在对信用社等小型的金融组织进行整顿时，注意防止“一刀切”的做法，保护和发展那些适合于中小企业需要的小型金融机构。二是广开融资渠道，发展股权融资；三是鼓励创办对风险企业的风险投资。2）切实减轻企业负担；3）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4）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发展中小企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高技术中小企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人要迎头赶上。在一片高技术产业热中，吴敬琏提醒人们注意四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不恰当地估计技术本身演进的推动力，以为只要充分运用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他说，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第二，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R&D）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大型企业，就足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第三，不要以为关键在于让政府拿出足够的钱来建立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一笔投资，而在于依托什么样的制度搞投资。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钱，而是投融资体制和机制。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如果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不能保证具体运作者的个人责任和收益，就很难获得成功。我国目前主要由政府建立和掌握投资基金的做法问题很大。第四，高估政府的作用，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划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关领域，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划的重点开发高新技术，扩大生产能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即使民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也要由政府施加严格的管理，把他们纳入国家计划和政府规划之中。吴敬琏认为，1）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它应当尽量从市场活动中退出，更不应直接经营企业和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决策；2）真正适合政府起作用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在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建立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3）政府必须依据上述原则明确自己职能的定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扬长避短，做好份内工作，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之，制度重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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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注改革的社会政治层面
　　此外，吴敬琏还对转型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资本市场、防止泡沫经济发生、铲除腐败流行的体制基础、捍卫社会公正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发表见解和政策建议。

　　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在1988年引进“寻租”理论，组织有关研究，把对转轨期间的分析置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1]。

　　他尖锐地抨击我国证券市场上某些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并对这类活动的制度和政策根源做了大量经济学的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转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府职能的分析。

　　关于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吴敬琏认为，由于转轨时期利益结构的巨大变动，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对建立在人格从属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作用，会经常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动荡。改革推动的经济发展同时在正负两个方面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改革初期，人们从“文革”“左”的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心情舒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创办乡镇企业使受害最深的农民实现了温饱；在城市，职工和干部工资收入提高，知识分子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提高，因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某些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长期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引致诸多社会矛盾，象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导致严重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轮番出现，造成低收阶层的不满；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日益蔓延，招致群众愤恨。吴敬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可能日趋尖锐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民主程序来疏解各种社会矛盾，通过加强民主监督来抑制腐败行为，推进政府改革便成为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

　　关于各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的态度，吴敬琏作了这样的区分。第一种是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他们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种是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国计划经济中出现的弊病，并不是经济体制使然，而是由于形式有误或者方法不当造成的。中国改革正是在这两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的争辩和较量中前进的。然而，由于长时间双重体制胶着并存的状态，一部分人得以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是“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于是，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便构成了第三种社会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随着改革的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小，这些人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然而，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因此他们的危害性极大[2]。

　　面对转型期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吴敬琏认为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第一，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第二，建立新体制的各种基础设施；第三，增强市场，弥补协调失灵。同时他呼吁政府在发挥作用过程中注意保持政府本身的纯洁性，防止政府失灵造成的资源损失，并且政治改革要跟上经济改革的进度，否则整个改革将难于取得完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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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综合上述研究，吴敬琏在1997年给党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提出必须否定从苏联取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的思想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把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按照吴敬琏自己的说法，当我们获得这样的大彻大悟时，我们比列宁在1923年更有理由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 [2]

　　吴敬琏认为，根据上面这种认识，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应当采取以下政策[3]：

　　第一，明确宣布和认真执行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全面清理各项法律法规，消除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和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以及社会身份等方面的歧视，着力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实现在市场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民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使各种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经济成分都能在国家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各显其能。

　　第二，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下，除极少数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作为特别法人需接受政府的特殊规制外，一般的国家控股公司和国家参股公司，作为企业，它们将不享有任何特权，而是在统一的法律环境中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平等竞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承担了很多不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同时也得到了政府多个方面的特殊优惠。在新的所有制格局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要切断与政府行政部门的联系，真正作到政企分开，自主决策，自负盈亏。

　　第三，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现代社会化生产本身对于产权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它具有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在这些不同的实现形式之间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将国有制视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传统的国有制和苏式“集体所有制”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在对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当前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社区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已经在实践中逐渐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后社会保障基金等公有制形式更有不可估量的远大前途。在改革过程中，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开拓出各种适应现代生产力和产权社会化要求的公有制形式。

　　第四，认真落实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的发展的方针。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重要的形势，私营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改革以来，我国虽然允许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常常被人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对它们的歧视，引起了不少消极后果。必须坚决废止一切对于私有经济歧视性规定。需要强调指出，给私营企业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种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的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贡献。民营经济成分将长期存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也将长期保持，而不能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以后重蹈追求“一大二公”的覆辙。

　　第五，尽快在涉外经济关系中建立平等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初，传统的计划体制还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国家对外商经营范围还有比较多的限制，外商对中国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外资企业以特殊优惠待遇是必要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开放，继续实行对中外企业差别对待和只对外资企业和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应当按照开放经济的要求，尽快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过多的限制和对它们的“超国民”的特殊优惠。加快对内对外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步伐，逐步建立公正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

　　第六，坚持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为了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国家应当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切实防止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多种政策工具，例如社会福利设施和累进税制度，来扶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保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的逐步实现。

　　第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政府行为。为了规范市场中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经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将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各级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尽力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要着重于竞技规则的设定和执行。

　　第八，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一个全面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确立民主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将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改革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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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
　　吴敬琏就是这样在思想理论上不断前进并勇敢实践的，他曾经深情地说道：“我对经济学的执着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

　　正是怀着这样一份赤子之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个特殊而复杂的时期里，吴敬琏不畏艰辛、挫折、争论、强权、打击，追求真理。回首改革20年里学术界的各种争论，诸如：计划与市场；整体改革论与企业主线论；通货膨胀有害与有益论；泡沫经济有害与有益；腐败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吴敬琏的思想主张一以贯之，逐渐进步。在很多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形势关头，他的思想和主张不被人们接受和理解，但事实证明他往往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来自于他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艰苦的学习和工作。他从不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英明”，而是为改革丧失了一次机会，为经济多走弯路而无限挽惜。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他始终如一地、热情地、尽职尽责地参与各个时期中国改革的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工作，对中国政府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有关方针政策给予了重要影响：

　　——1984年7月参加由马洪领衔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1]的意见书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平反，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作了舆论准备。

　　——1986年4-6月在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期间，领导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框架性方案。这个方案经修改补充后在1986年8月得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批准。虽然它因故未能执行，但开了改革设计的先河，并为1994年的改革作了准备。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建议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2]。

　　——1992-93年期间，以吴敬琏为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改革的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3]。

　　——1997年5月，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和由他自己署名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研究报告，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4]。

　　——面对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严峻形势，他在1998年4月提出，应当把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大战略。他的这个倡议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响应，使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热潮逐渐兴起。[5]

　　——1999年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关于如何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入四中全会《决定》。[6]

　　除了在体制模式上提出重要意见，在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问题上，他也采取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

　　----1995年10月，吴敬琏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得知香港和内地都有一些人主张中央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帮助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回到北京以后，他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虽然1995年初以来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下降，但泡沫成份并未完全消除，如果在大陆的参与下将它重新“托”起来，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很可能处于泡沫破灭、处置帷艰的处境。虽然吴敬琏的意见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但他自认为总算尽到了经济学家的一份责任。

　　----关于农产品购销体制是近年来争论不少、也颇为敏感的问题。吴敬琏深以现状为忧，并且在1998和1999年期间向政府有关领导人和领导部门坦率地陈述过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建立国家粮食专储体系，负责对战略性储备进行吞吐调节；另一方面，放开其余部分的粮食购销，国有粮食企业不再承担政策性任务，也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可以在市场化的目标下，逐步过渡[7]。

　　除了以学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吴敬琏和荣敬本、赵人伟等人一道，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他从一开始就担任执行主编，直到1992年，接受蒋一苇先生临终嘱托担任《改革》杂志主编后，才从《比较》杂志的日常编务工作中退出。认真是吴敬琏最突出的品格。作为杂志主编，他总是亲自组稿、审稿，甚至和作者一同进行采访和作文字推敲。既把握杂志的总体取向，又保证稿件质量。在吴敬琏和他的同伴们的辛勤耕耘下，这二本杂志都办出了自己的风格。它们由于所具有的前瞻性、大信息量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而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杂志。

　　此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精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博士。对每一届新生，他都帮助他们选择所修课程。如果觉得自己在哪个领域力不从心或是有比自己高明的人，便力荐学生去求教，想方设法为学生们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他告诫他们不要为当前社会上的浮躁所染，为名利所惑，不要急于求成，而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掌握真本事，来报效国家。他时常为学生们提供各种机会，扩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和理论高度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吴敬琏对待学生的认真负责有口皆碑。学生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也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风范。

　　多年来，吴敬琏为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攻读MBA和EMBA的学生们讲授《中国经济》课程。199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就是在这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反复修订而成。直到现在，吴敬琏还要为每班MBA和EMBA学生进行48学时或32学时的连续讲课。对于一位已届古稀之年的老人，其辛苦可想而知，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寄希望于新一代的人们。

　　二十年来，吴敬琏倾心倾力帮助提携了大批青年，其中很多学生如今已经在不同的专业取得成就。

　　吴敬琏是一位持独立品格的学者，有报国情怀的经济学家，怀乐观之心的改革者，同时还是一位可亲可敬、令人爱戴的师长。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着青年时代的抱负，先辈的理想，顾准、孙冶方等前辈朋友的希望。

　　如今，七十岁的吴敬琏还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度辛勤地工作：著书立说，培育后生，报告讲演，咨询顾问，参政议政。

　　愿中国的改革事业早日获得成功。

　　祝吴敬琏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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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文人

桃曲坡

吴敬琏：当前中国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机会不平等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搜狐财经专访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最近的热点接受了搜狐财经专访，吴旗帜鲜明的表示当前中国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机会不平等。
　　搜狐财经：在此之前，我们注意到今天早晨您在谈获奖感言的时候，又一次谈到温总理平等的学识，同时我听他清楚地记得，你在2001年，十年风云话股市有一段话，您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得以作为时代的幸运儿享受改革成果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还有许多人他们甚至没有获得体面谋求生活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您一直谈中国的经济结构偏于重型化，现在对您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是效率更重要，还是公平更重要，国家在强调要推进和谐社会，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做？
　　吴敬琏：是这样，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个效率和平等，他之间有互相替换关系，这个最先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来的，先要说明一点，奥肯这里说的品等是说的结果的平等，结果的平等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是和效率有互相关关系，就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但是，中国的平等问题，不是结果平等，最重要的不平等在于机会的不平等。而机会的平等和效率是正相关的，一定要明确这个概念。所以以这个效率为理由，说我们现在不要追求平等，这个它的理论前提不对。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先都要问你的分析框架是什么，就是这个说是效率和平等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效率就不应该注意平等，这个命题本身它的理论前提有问题。
　　奥肯讲的是结果的平等，而当前中国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比如说我们的农民，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或者即使城市的人，如果没有权利背景，他往往没有这个机会，给机会平等，对于效率提高是有好处的。我十年来，我一直讲这个道理，一直讲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结果的平等。现在结果的平等，因为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市场经济，所以结果平等问题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机会平等问题。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这个框架弄清楚，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现在我们要解决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要提高效率，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负相关关系。当然，我们现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后，结果的不平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加以关注，比如说，我们在税收制度上，最近的房产税什么的讨论，遗产税的讨论，还有一个资本利得税的讨论，那么都要考虑到结果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在早期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穷，现在确实有一个问题了，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现在主要的不平等还是来自机会的不平等。比如说，两极分化的问题，最有钱的人是什么人？是能够凭借权利得到好处的人。凭借权利，寻租收入，凭借权利在国企改制中的收入，凭借权利在资本市场上得到非法收入，像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不会影响效率，他解决了只会提高效率。这是一个需要讨论问题。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重化工业化，我不反对发展重工业，我是反对说，有一个阶段叫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是从早期工业化那种增长模式推出来的，那种增长方式它是主要靠的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所以，就要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就要生产工作母鸡，所以他总的来说，就是要靠重工业，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在1931年霍夫曼，那时候还没有到后期阶段，重工业不是主导，他推论后期重工业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他拉动了经济发展，这是他的推论，但是你也有另外的分析，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应该值得注意，马克思分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是有结构层提高，马克思说他一定有两个规律，一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因为你可变资本的部分，他相对下降，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创造利润，所以他一定是利润率下降。另外一条就是失业人口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可变资本是开工资的资本，当然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一定会出现。但是20世纪实现上先行国家没有出现马克思讲的这两个，为什么？因为它的增长模式变了。现在人们说，因为我们要就业，我们要解决失业问题，所以就要以重工业为主，这是完全占不住的。大家都知道，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世界各国都一样，轻工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这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所以，不能忽视马克思它这个推论没有错，为什么没有出现呢？是因为人家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
　　搜狐财经：吴老我们也关注到从去年到今年，中央两次的一号文都强调三农问题，就说明从中央来说，对于三农问题已经高度重视了，那么中央现在这样去强调三农问题，以及强调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吴敬琏：这个要看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提到很高的地位了。问题在于怎么解决。我的观点是这样，可以看到十六大以前，江总书记主持的座谈会的讲话，还有那本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我认为农业，三农问题的解决，他出路不是在农业本身，你给他很多补贴，他的关键问题是要让剩余劳动力转出来，转到非农产业。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你怎么能够把非农产业发展起来，用最少的投入来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而你要发展重工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要用很大量的资本投入，几乎创造不了什么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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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曲坡

吴敬琏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增长不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
式，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增长方式转变。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为任务提出来呢？

　　吴敬琏：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所谓经济增长方
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
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苏
联实行其在１９５９年党代表大会通过１５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
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
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６０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
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

　　我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
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
“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
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
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主持人：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给我们哪些启示？

　　吴敬琏：了解人家的发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
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
分为三种。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
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
）。但１９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
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霍夫曼将１９世纪英国、美国工业
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
，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为什么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末说，资本主
义丧钟已经敲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完全是通过经济分析提出的。但是从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段发展时期
称为现代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

　　再“粗”下去难以为继

　　主持人：中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的命题，这是不是说，我国经济粗
放增长的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胥和平：是这样的。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
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５０多年来，我国ＧＤＰ增长了１０多
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４０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８０年为３
４．９％，１９９５年为４０．８％，２０００年为３６．４％，２００３年高达４
２．７％，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２０％左右的水平。从“六五”
至“十五”的前３年，每增加一亿元ＧＤＰ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１．８亿元、
２．１５亿元、１．６亿元、４．４９亿元和４．９９亿元。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
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
力投入也同样存在粗放的问题。

　　刘福垣：我在南方当副市长时，许多县市区盖的楼堂馆所，越搞越豪华，有的县
办公楼跟外国总统府似的；开发区里搞花园式企业，一个企业占地相当于普通建成企
业的四五倍。这种搞法除非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我们是搞不
起的。土地的浪费使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能源、其它资源的破坏和耗费。

　　胥和平：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我国第二产业
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１／３０、日本的１／１８、法国的１／１６、德国的１
／１２和韩国的１／７。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
率相当于美国的２８．６％，欧盟的１６．８％，日本的１０．３％。我国人多地少
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
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４０％以上。

　　刘福垣：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十分尖锐的资源与环境矛盾，是经济进一步发
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不能绕行的瓶颈。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
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
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因此，只有加快转变、彻底转变粗放式的经济
增长模式，才能缓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增长不等同于发展

　　主持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提出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转变这么难？

　　刘福垣：１９９５年以后，我们不少地方领导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搞成“增
长是硬道理”了，颇有点ＧＤＰ拜物教的味道，以为只要ＧＤＰ上去，就能一俊遮百
丑，考核政绩也以它为首要指标。如所谓经营城市实质是经营土地，这种做法侵犯了
全民的产权，侵犯了十几届政府的经营权，你在任就是三、五年一届，而地一卖五十
年、七十年，十几届政府的经营权让你剥夺了。根子是在增长方式转换上没有重视发
展的本质。

　　吴敬琏：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苏联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呢
？因为他不懂得增长方式跟体制有关系，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
转。因此，中央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
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九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
“十五”计划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法没错，因为效率提高，从
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结构优化。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
么方向调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按照“九五”计划思路，要靠体制的改
善来实现优化，但变成了“十五”计划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调整就应该有调整行为
的主体。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结构问题，都由计划、由政
府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即货币、财政收支、外汇收支、劳动
就业总量等关系全社会的总量；市场管微观，即资源在地区、部门、企业间的配置。

　　刘福垣：现在的调整经济结构，与我们的吏治有关系。地方官就是两年半到三年
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你就升不了官。只要
干部考核的标准不变，仍然以ＧＤＰ为第一指标，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

　　吴敬琏：什么是增长方式？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很多人没有弄懂。在一些研
讨班包括那些科学发展观的研讨班上，领导同志做报告，讲科学发展观，就讲到我们
现在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在科学发展观中间夹一个１９世纪重型工业化道路，再讲
增长方式转变，完全对不上号。科学发展观怎么走到老工业化道路上呢？老工业化道
路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

　　速度仍极为重要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８％左右
，这与去年９．５％的增长率相比已是有所抑制了。同时，报告还提出要保证９００
万人就业。提高发展质量是项艰巨的任务，但总不能以降低速度来实现吧？

　　刘福垣：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８％或９％这个发展速度并不高，如果把增长方
式转化好了，ＧＤＰ增长可能比现在还要高。我们这个阶段相当于小孩长个子的时期
，五六岁的小孩，半年没见，就长了一头。欧美日这些国家是成年人，一年可能就长
个２％、３％，不同阶段没有可比性。我们不要跟速度较劲，而是要解决内在的结构
和质量的问题。该长多高就长多高，孩子要长，能不让他长吗？

　　我们还处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阶段，只有靠速度、靠总量使中国经济的规模赶上
发达国家才具备与它们讨价还价、掰手腕的资格，这也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首
要任务。

　　但是，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率”就陷入到了两难境地——效率与速
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是效率优先，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影响中国经济发育成世界巨人的大局，丧失掉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如果不讲效率，
中国经济在长成像美日欧一样的大个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精
神素质的竞争要求就难以满足。目前，我们要坚定地保持高增长速度，而对于效率处
于两难的现实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速度优先、兼顾效率。至于兼顾到什么
程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是不影响增长速度，不影响就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要想崛起，必然要经历一个先长个再强身的
过程。

　　胥和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
务。到２０２０年，实现ＧＤＰ翻两番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在７％以上的增长速度
。这是一个基本限定。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扩大就业，建设和谐社会等
一系列目标，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总量基础，需要调整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我们愿
意看到经济快速发展，但反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社会失衡的高速度，反对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高速度。

　　经济发展本质上要讲效率优先，这种效率是指全局的、综合性的，经济长期发展
的整体效率。只图快可能无效率，慢也可能无效率。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在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构建合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

　　转向何方，从何入手

　　主持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是什么？应当从何入手？

　　吴敬琏：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从全国的整体情况看，
“十五”前３年经济结构已在向重型的方向转化。许多地方都在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本地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这是在
走旧工业化的老路。

　　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
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
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ＧＤＰ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
创造了２００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
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
工业转化。

　　原因之二是各级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资金投向，除考虑
环境、安全等因素外，应由投资的经济主体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

　　胥和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兴工业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轮以
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一个就是，这
种发展思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思想并不一致。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工业化
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基本仍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这个看法
在何种条件下成立，仍需要探讨。“绿色ＧＤＰ”、“轻型ＧＤＰ”，都是对这个问
题的一些积极思考。

　　吴敬琏：不要只谈意图、目标怎样良好，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手段和
实际结果。

　　主持人：政府应该怎样转换角色？

　　吴敬琏：一要建设有限的政府。除非必要，政府不要干微观的事情，不要直接在
地区、部门、企业间配置资源，不然就是“抬牛腿”。即使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
不得不对微观领域进行干预时，也要尽量同价格、市场等间接手段相配合。如在讨论
生产用水如果紧缺怎么办时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来确定哪
个企业的生产是国家需要的、有效率的，然后给它配水；另一种意见，提高生产用水
的水价，使大量耗水的企业难以承受而关闭或迁到别处，这才是更好的办法。

　　二要建设有效的政府。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供公共产品上。提供有效的服务
。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提供法制，提供规则，要
公正执法。

　　主持人：目前在中国进行资源配置，市场起的作用有限，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
应运用哪些手段？

　　吴敬琏：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必须用行政手段时，应与价
格等手段相配合。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总量手段非常可怕。其实总量手段是指利率
、准备金率、汇率等，是很富有弹性的。总量手段的作用就是要把需求总量调整到与
资源支撑能力相适应的水平。至于应该用在微观结构上的哪个企业、部门、地区，是
由市场决定的。

　　我们现在对行政手段还是用得过多，但却又不能不用，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完善
。但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由领导机关的官员来判断
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该不该给企业贷款，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如果有如此大的资
源配置能力，我国应该还在搞计划经济。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总量手段是一刀切，微
观干预要区别对待。所谓区别对待，就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项目该上与否，贷款该给
与否，要该压的压，该支持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还是由领导机关决定。结果
，一是容易导致腐败；二是算不准，该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该保的也不一定是
效率高的；三是由于指标体系注定简单，很容易产生一刀切。

　　用科学技术促进转变

　　主持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胥和平：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
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紧张关系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解
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这个手段是转变粗放式经济发
展方式，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最便捷、最经济，从而也是最可行的
途径。

　　在当代，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优
化组合及合理使用，更意味着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各环节间的科技含量比重的不断扩大
。最近几十年，由科学理论到应用技术，再由应用技术到终端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不
断刷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
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我们在科技自
主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花大气力。

　　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有效手段。当然，在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得越紧密，科
技发明转移的限制就越多。因此，在以科技进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积极引
进国际先进的、成熟的科技手段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途径则在于科技自主创新。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
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
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
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
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以科技创新为
前进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

　　刘福垣：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不能片面喊高科技，信息
化生存。现阶段，我们上项目、上设备，要以中等技术，利用中等人才，来创造中等
收入阶层。

　　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意义的新，第一个新是相对于十九世纪那个老工
业化道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源
投入实现增长。第二个新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瓦特改良
蒸汽机，用了一点热力学，但是基本上是靠经验。第二次产业革命靠这些东西就不行
了，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比如做一个电脑，你不基于科学，没有物理、
电子学的这些科学研究，一千年也做不成电脑。为什么基于科学的技术能普遍运用呢
？关键在于创新的制度化，主要有两个制度：一个是关于科学的制度；一个是关于技
术的制度，这两套制度不形成，科学进步不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就不可能应用。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科技要为生产服务，技术可以企业为主体，因为
激励主要靠市场；而科学不能够直接为生产服务，科学的激励体系以发明优先权为核
心。这个激励机制在同行，就是建立科学家们独立的共同体，同行的科学家们认可，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从根上研究人家的历史，我们是一个后进者，后进者聪明在
哪儿？聪明在于能够以史为鉴，知道别人哪儿走错了，少走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
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桃曲坡

吴敬琏：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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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1915—1974)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顾准，1956，第32页)。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对“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1961)。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
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马洪，1979)，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 (1904—)、杜润生(1913—)、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薛暮桥，1979，第185页)。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突破作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案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8人，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
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我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 (1921—)和O·锡克(1919—)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感到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扔、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二、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理论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自然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期间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

　　在此，我想列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 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力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能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卜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马洪，1984)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

　　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则对这场讨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④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麦金农(Ronald Me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安尼 (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T.Li)、刘遵义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第四个实例是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和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提出了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的观点。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eter Drucker)等外国专家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a)、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Md 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 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1999)。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投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此外，经济学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证。韩正市长在会议致词中讲到，上海市目前正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四大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而上海的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的战略功能定位，正是来源于1984年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学术讨论的成果。当时，在老工业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马洪为首，由30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振兴改造上海调查组”，对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召开了为期七天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大型研讨会。在会上，薛暮桥、宦乡、徐雪寒、杨纪珂、于光远、张宣三、蒋一苇、童大林、吴明瑜、许毅、李宝恒等数十位经济学家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转下达。

　　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透彻的理解和对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的正确把握。纠正这种偏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努力，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问题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更加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理论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的宽松讨论氛围。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博伊索特(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2003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种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如何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使用人才。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曹丕，《典论·论文》)，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不良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来钻研学术和汲取新的知识。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另外，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
，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无端扣上“代表复辟势力”、“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
的政治帽子。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桃曲坡

吴敬琏：论中国腐败问题的溯源与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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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中国当前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数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不同只在于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特点，在于现代化的过程是与改革，即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转轨的过程同时进行的。问题在于，这一改革是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过程和缓解这一过程所必然存在的矛盾，还是相反，加剧了现代化的阵痛？我的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是腐败之源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够看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最近20多年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至于存在的问题，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会发现，有的是改革政策执行不力造成的，比如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迟缓；有的是发展中的支流，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困难；有的问题则是与市场化改革相对对立的逆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腐败和权力寻租现象。

      相当长时期以来，总是有人用“金钱是万恶之源”的理论解释腐败蔓延的原因，把这说成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其实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已有许多研究表明，不论是西欧早期“重商主义”时代的特权寻租，还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以至于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腐败，都是与市场发育不良和行政权力垄断资源配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学界就对当时最主要的腐败现象，即“官倒”现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了现在看来也依然正确的结论。经济学家们指出，腐败之所以盛行，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和货币交换，而是因为市场化的不够。“官倒”们之所以能够靠“倒”物资调拨批文、“倒”进口许可证、“倒”外汇额度等等发横财，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交换还没有市场化，还存在“权力搅买卖”的寻租环境。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经济学的上述分析。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各种商品的市场交换放开，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力背景靠“倒”物资调拨批文发财。虽然在许多领域依然保持着权力配置资源的体制，因而存在“寻租”的广泛可能性，但以往的经验已经足以使一些政治家认识到腐败现象的根源何在。

      在这样的条件下，200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必须从源头上反腐败”，也就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的问题；而在第二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减少行政审批的问题，国务院也对此作了相应的部署。

      市场化改革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

      既然源头已经清楚，为什么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要素寻租，包括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最近还有买官卖官的组织腐败加强的趋势。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铲除腐败根源的改革努力受到了很大的抵抗和反对，因而难以充分落实。就拿减少行政审批来说，党政领导反复发出了这方面的号召。特别是2004年7月1日实施《行政许可法》以后，减少行政审批更有法可依了。

      可是我们不妨认真检查一下，现在的实质性审批比5年以前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其结果毫不令人鼓舞。有“设租”、“造租”权力的人们不但要力保这种权力不受削弱，还力求加以扩大。

      有些政府官员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持原有的行政许可甚至设立新的行政许可。报刊上已经披露一些行政机关部门和官员的对付办法，例如改头换面、更换名称等，他们用各种好听的口号来掩饰自己的“设租”、“造租”行为。所谓“市场化导致腐败、要靠加强行政管理来加以控制”的说法，就是一种常用的辩护辞。

      在“寻租”和“设租”形成恶性循环的情况下，既然权力有价，自然就有人买官和卖官，形成危害政权生命的组织腐败。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揽买卖”，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赖以存在的基础，就要保证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第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实行信息公开，并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首先要发挥促进市场发育的作用，要致力于规范化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以及现代化的教育；同时还要致力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上。

      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转型阶段看，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政府应该要加强而不是弱化以下方面的作用：—是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二是建立新体制的各种制度性的基础设施，最主要是设立各种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执法体系；三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提升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四是努力保持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

      我国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曾经亲眼看到，历史上曾经盛行的商品寻租行为随着市场放开和“标的”丰裕而烟消云散。

      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改革的推进，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市场法规的规范和监管到位等等，都会起到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校正企业经营目标，限制行业垄断，促进规范的市场行为的普及化。这样，凭借资金配置权寻租的腐败行为必然逐步弱化直至消失。因此，经济发展和市场规范是治理腐败的硬道理。

桃曲坡

吴敬琏：实现“机会平等”应有期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寻租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

□ 吴敬琏/文

　　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新一届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进行农业税改革、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一年里，怎样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更富有成效？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何在，才能对症下药和药到病除。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贫富差别扩大的根源在市场化改革。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关于效率与平等相互替换（即负相关）的原理，指责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相联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这种论调对于效率与平等关系的解释是不确切的。收入不平等可以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它可以是由机会不平等或者起点不平等造成，也可以是结果不平等的直接表现。奥肯所说的效率与平等间的负相关关系，存在于后一种情况下。至于机会平等的程度，一般说来，却是与效率的高低正相关的。例如过去高考和就业中存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的情况，就是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极大障碍。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那么，又应当怎么看待结果不平等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效率损失，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加以消弭呢？

　　有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结果的不平等无论多么过分都是正常的，也是维持竞争机制所要求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这一类主张。平等是文明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既然市场在实现结果平等方面很难有积极效果，政府和社会组织就应当介入，通过社会福利设施、税收政策等手段来缓解收入差别悬殊的矛盾。

　　在我看来，在消弭结果的不平等方面，一件眼前能够做、也完全应该做的事情，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这件事情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养老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制时就曾经拟议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01年再次提出，但是阴差阳错，“划转”演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减持”。而“减持”由于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也不可能进行下去，于是偿还政府对职工的隐性负债问题也束之高阁了。

　　去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上述决定落到实处。目前各级国资委已经建立，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即将逐步展开。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必须及早做出相应的规划和部署。

　　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消弭社会矛盾的好处可以看得十分明显。不仅如此，它对2005年资本市场等其他方面改革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这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国家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改善我国大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原来的国有资产划拨给老职工以后，老职工集体的代表机构，比如说社保基金理事会可以自己经营或者交由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或托管的资产管理公司派董事进入董事会，对推进国企改制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好处极大。十五大要求“努力寻找能够极大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我看来，广大职工通过社会保障基金持有大企业的股份，正是这样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

　　其次，这也有利于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的管理层提出过“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口号。但是，机构投资者也是各式各样的，例如追求高回报、专做投机和短炒的对冲基金就不见得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不过社保基金是不一样的。受托管理职工“养命钱”的社会保障基金，只能追求低风险的中度长期回报，因而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

桃曲坡

吴敬琏：质疑“重化工业化”阶段之必然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

□ 吴敬琏/文

　　为了论证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重化工业超常发展的合理性，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重化工业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理论，从而把对近年来重化工业热的质疑，说成是企图绕过这一必经阶段的无望努力。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能否绕过，而是各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

　　“必经阶段”论的主要依据，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工业优先增长的“霍夫曼定理”。

      他对20多个国家1880年－1929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比重的数据进行了归纳，并得出结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的必然趋势；到20年代末期，在英、美、法、德等处于工业化中期末的国家中，资本品工业产值与消费品工业产值的比值已经大致齐平。

　　霍夫曼进而预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以后，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将继续上升，成为主导的产业部门。在当时通行的国民经济只包含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的产业部门的分析框架下，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品工业在工业化后期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部门。

　　“霍夫曼定理”又被称作“霍夫曼经验定理”，原因是这一“定理”乃是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推算出来的。他把工业化某些阶段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工业化后期。因此严格地说，它只能称为“预言”，而不能称为“定理”。

　　问题的要害在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践是否证实了他的预言。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按照“霍夫曼定理”进行，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而是服务业。

　　“霍夫曼定理”不能得到印证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霍夫曼定理”是建立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之上的。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依赖于机器作业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在这一替代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资本对劳动比例，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品生产的优先增长成为必然。

　　但是，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萨缪尔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投入，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的优先增长就不再是必然的。

　　第二，霍夫曼对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是在国民经济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他把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的上升和居于主导地位，等同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运用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产业三分”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的真实图景是：无论是作为工业化第一梯队的英、美，第二梯队的德、法，还是第三梯队的日本，增长得最快的产业并不是工业，更不是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不论从就业结构看还是从产值结构看，服务业都很快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产业部门。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把一种早已过时的增长理论当成发展经济学的普遍真理，用以指导建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的论者引用现代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著作，论证重化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优先地位。其实，钱纳里只是在讨论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时作出这一判断的。

　　至于说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钱纳里在他的著作里说得十分明确，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工业化中后期，增长最快、占国民收入份额最大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都是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

　　正由于如此，世界银行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在1985年第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首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用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来论证在中国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必要性，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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