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硬币另一面 中国证券市场伪命题批判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lin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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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硬币另一面 中国证券市场伪命题批判
勿庸置疑,中国股市高速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世界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奇迹的表现,在于14年来股市规模的迅猛扩大,及其如今地位的不可或缺。
然而,2004年有两件表面不相关的事偶然地巧合在一起:证券市场打破了1300点的所谓“铁底”,所有的投资理念都受到怀疑,所有的普通投资者都在亏损;而在相同的时间窗口里,“中超”足球忽然踢不下去了,赌球的赌球,罢赛的罢赛,纷乱之中,国家队终于在家门口失去了参加2006年世界杯的机会。
中国足球没有“雄起”,而中国股市却天天“熊起”。其实,球迷和股民的境遇本来就相差无几:球场上有踢假球的球队,股市里有做假账的上市公司;球场上有受贿的黑哨,股市里有腐败的官员;球场上有被操纵的比赛,股市里有被操纵的股票;许多球迷因为不愿被假球欺*而诀别了“假A”,许多股民也因为不愿意再受欺*而离开了A股;球迷的最大愿望是看到干净的、公平的比赛,股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干净的上市公司、公正严明的监管和公开透明市场规则。
球迷的愿望在球场上不能被满足,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中国股市经受得起中国足球式的地震吗?如果现在7000万投资者真的有一半人走开,中国股市难道不是比中国足球更悲哀吗?
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存在的各种积弊固然是要治理、铲除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来讲,究竟是先救命、再慢慢通过引导激发他自身的免疫能力,恢复正常的各项功能?还是如纸上谈兵一般,去病根,用猛药,忘记了治病是为了救命而不是害命这个根本原则?
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中国证券市场中充斥着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谬误,存在着各种貌似真理的伪命题,对投资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导甚至是严重伤害,使中国股市在宏观经济增长最好的阶段,却不断经历着信心危机、诚信危机和信任危机。
我们还发现,不廓清这些伪命题,中国股市就不能走出当前的困局、危局,更谈不上健康、快速地发展。
今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度》的文章,明确指出: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不仅仅是融资,同时也应调整和完善资本结构及治理结构,改善经营机制,树立回报投资人的理念。这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章强调:“我国资本市场的许多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谐的资本市场环境主要包括:一是参与者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资本市场发展理念;二是有不同部门协调配合的落实国务院‘九条意见’的配套措施;三是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舆论环境及导向,增强投资者信心;四是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际监管工作中,加强和健全监管责任机制,提高监管公信力;五是有科学的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指标体系。”
伪命题1:最真实的伪命题——股权分置
中国股市诞生以来,与之相伴的最大结构问题被称为“股权分置”。
谈到中国股市的主要矛盾,多数人都认为股权分置是其不能摆脱熊市的根本原因,似乎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它的矛盾也会迎刃而解,因此,全流通成了一些人的口号。市场也经常受到各种来自全流通方面的讹诈,市场刚有些起色,马上就有人制造关于全流通的谣言,弄得投资者人心惶惶,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判断,大部分时间处在对全流通的恐惧、期待、假想之中,如此一来,类似保险资金入市、企业年金入市等利好措施,根本起不到相应有的效果。
每个人都明白,股权分置确实是中国股市的先天缺陷,由于股权分置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制度上的问题,也给普通投资者带来很多伤害,这是事实。
股权分置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解决就不能给股市创造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股权分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股市“姓资姓社”的问题严重阻碍着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脚步,而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又急迫地要求我们建立、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在这种大背景下,“股权分置”被提出来了,其中的政治智慧可以和“一国两制”相提并论。可以说,没有当初的股权分置,就没有中国的股市,我们今天也就不用讨论其发展问题了。
因此,在我们承认股权分置存在缺陷,甚至存在严重缺陷的同时,一定要承认前人的伟大智慧,一定要承认股权分置仍然是今天中国股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虽然时代变了,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也已经彻底升级,但是由于我们仍然处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的驱动、分配矛盾依然存在,股权分置存在的基础也还存在。虽然大家不会再去幼稚地讨论“股市姓什么”的问题,但是仍存在股市要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等问题需要解决,这些认识上的矛盾就是股权分置存在的现实基础。
诚然,在加入WTO之后,股权分置作为中国股市特色,是迟早要和国际接轨的。但由此便把股权分置归结为熊市元凶,却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并非没有,上海的老八股作为“三无股票”就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但是像申华实业这样的公司照样出现仰融事件,照样有兴业房产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产的劣迹,照样有恶庄的炒做,照样有虚假的会计报表和其它欺诈投资者的行为,照样解决不了上市公司圈钱、然后亏损的问题,这些股票的价格照样下跌,照样让投资者损失惨重。而香港市场中股权同样分置着的H股牛气冲天,不也说明了股权分置的威力并没那么吓人么?
股权分置不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绝对原因,股票不会因为全流通而上涨,也不会因为存在股权分置就不涨。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根本矛盾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荒谬观点,是蒙蔽投资者的最大的伪命题。
对中国股市而言,股权分置是大问题;但对中国牛市而言,股权分置却绝不是万能灵药。
对此,监管层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我们不是不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是要逐步解决。中国股市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走了10年上升的历程,不要因为4年的下跌,就全盘否定前人的智慧,全盘否定中国股市的发展基础。既然股权分置是历史性的问题,就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要用超人的忍耐力、用跨时空的智慧去消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不要动不动就推倒重来。一夜之间全流通,一了百了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只能更大程度地伤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华尔街最近正在探讨他们的交易系统由人工改为电子系统,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恰恰是他们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方式我们为什么不借鉴一下呢?
伪命题2:最虚假的伪命题——政策扰市
“中国股市是典型的政策市”。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有人据此对中国股市横加指责,有人据此学会了揣摩政策的脸色。但无论怎样,我们的股市依旧离不开政策。
但是,我们的一些政策在推出时,想当然的主观主义太多,科学的论证太少,因而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2001年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便是最好的证明。出台的时机好坏估且不论,有一点却让人看得清楚。那便是,管理层对出台减持政策后的后果竟然缺乏起码的预见性。结果,推出的政策最终收回,不仅让股市政策丧失权威,而且也严重地挫伤了投资者对监管层的信任。
出错是难免的,尤其对一个新兴市场的监管——我们的确还匮乏经验,但政策的出尔反尔却不会因为新兴市场便降低杀伤力。去年,证监会又推出了交易所交易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政策,推出了所谓“C板”市场,结果刚刚数天,便在“专家”的抗议声中草草收场,宣布暂停交易……
古人云,“言必信,行必果”,但如今,我们在证券监管上却是如此草率,如此反复,这怎能让投资者对股市政策充满信心?
政策市有其问题,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政策,那就成了不作为的一个借口,危害更大。
事实上,我们这个舶来的股市不成熟的地方很多。没有政策的呵护,它便可能中道夭亡;没有政策的指引,它便可能迷失方向;而没有政策的创新,它便可能永远没有发展。
市场化并不排斥政策的作用和参与,政策对市场的保护其实也是市场行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成熟的市场中,同样经常闪动着政策的身影。美国“9·11”时的救市措施人所共知,港府针对索罗斯的金融保卫战更是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成功典范。而在我们这个市场,却连一个可以用来托市的平准基金都没有。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和政策市本身,而在于政策不能支离破碎、出尔反尔或者心血来潮。政策要有足够的信用、足够的权威和足够的可预见性,惟其如此,投资者才能相信政策。
“国九条”颁布以来,政府推行的基本是积极的股市政策,股市也曾在政策推动下上涨了4个月,但其后便一路走熊,与此相伴,股市的政策依旧积极,措施接连二三,但为何会出现“政策作多、市场做空”的格局?
其中奥妙,难道不值得监管层深思么?
伪命题3:最险恶的伪命题——价格接轨
A股是区别于B股、H股等针对境外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而言的,十余年来,我们境内投资者买来卖去的便是A股。一直以来,它在高溢价的旗帜下高高在上,投资者也乐此不疲地交易着,并没有对其价值产生怀疑。
但现在,当股市调整了三年,股价大部分被腰斩,股票均价已降到当年“5·19”行情启动之前的水平时,情况变了。有人声称,股价还是高。
比如,在2004年10月22日博时基金发表的投资策略报告便认为,目前的整体股价仍然偏高。报告指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评估中国A股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全球化并不简单是绝对股价或估值水平的接轨,真正要接轨的是投资的理念和估值的方法,以及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信念。从长期看,A股市场的全球化与估值是双向的。除了向低的估值方向变化外,还基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分工的变化和市场地位,表现为境外机构(如QFII等)对A股市场部分股票的重新估值。”
应该说,这还算是一份很理性的分析报告。因为它否定了简单的“绝对股价或估值水平的接轨”,表示接轨的将是投资理念和估值方法,但是这份报告对中国内地股市“向低的估值方向变化”却是完全肯定的,并对QFII给予了足够的敬重!
而更有甚者,便几乎是完全看空中国股市,把A股股价的溢价视作洪水猛兽,似乎继续重挫,与国际完全“接轨”,才是A股最终的归宿。这些人或集团中,有的嚷着“全流通”唱衰股市,有的举着“补偿”的大旗,也有的则完全吟唱着“接轨”的小夜曲。
我们看到,即便是“理性”的博时基金在去年年末推出的“偏高论”、“接轨论”和“向低的估值变化论”,客观上也对市场起到了向下引导的作用。
究竟什么是国际化?美国股市能否完全代表国际化?怎样接轨?是从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出发去接轨,还是为了谋求局部的、部门的利益去接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被伪命题复杂化了,很多人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被国际化的伪命题洗了脑,造成了观念上和市场行为上的混乱。
从现实的情况看,许多鼓吹与国际接轨的人,不是从国家整体开放的战略过程去看待股市的国际化,而是片面地认为,我们的股票价格必须与成熟市场相同或接近,我们的投资价值理念必须与他们推崇的某些国际大师相同或相仿。
一时间,我们的股票在上海、深圳上市要看相关的股票在香港是什么价格、在美国是什么价格,如果我们的定价比那些地方高了,就贬斥为价值高估,否则就是低估,这样一来,我们在自己的证券市场里,连给自己的股票定价的自主权都拱手让给了与我们的利益最不相关的市场。如果一个证券市场连自主定价的信心和勇气也没有,而这样的股市被叫做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纽约股市也好,香港股市也好,岂不是最不国际化的吗?
正如青藏高原的一个湖泊和四川盆地的一个湖泊,这两汪水是存在落差的。两个湖泊存在落差有其合理性,那么纽约股市和我们的股市两个市场的价格存在落差是否也有其合理性呢?
众所周知,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前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其重要特点,当此之时,市盈率偏高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其二,我国股市的中坚力量在很长时间内将依然是国有企业,因此,即便实现了全流通,国家仍会把其中一部分筹码锁定,实际并不去参与流通,如此,其股票的估值自然会与完全流通的企业有所不同;其三,股票的价值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和所在国家的政治、法律以及会计制度密切相关,这些特性可以让一只股票价格鹤立鸡群,也可以让一只盈利能力很强的股票表明看起来价值平平,如此,又岂能照搬国外的估值体系?
凭借投资香港H股声名雀起的赤子之心基金总经理赵丹阳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美国股市代表着全球的平均市盈率,如果把美国和中国看成两个相同的上市公司,如果两个企业的财务结构类似的话,过去十年美国每年的增长率是2%~3%,而我们中国未来的十年还有平均7%~8%的增长,用现金折现算下来,中国的市盈率定价一定要比美国高很多才是合理的。如果美国的道指现在是20倍的市盈率,我们目前A股的合理市盈率应该在30倍以上,而我们现在最新的上证50指数在17、18倍左右。
实际上,在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向纽约、香港的证券市场学习的是人家的自信,人家完备的监管制度,完善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体系,开放的市场体系,先进的交易制度。但是,片面的国际化鼓吹者不是去学习这些积极的方面,反而要求我们中国石化(600028)公司的股票价格要和纽约的价格相同,这样的削足适屡恐怕是任何已经国际化的证券市场都不会去做的。美国的投资者一定不会用中国市场的可口可乐价格去评判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香港的投资者也不会请问内地市场长江实业该是个什么价值。每一个市场都有其独立的价值评价系统,都有其给自己的公司定价的自信心,谁把自主定价权交给了别人,实际上是在出卖长远利益。
最重要的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起飞的经济大国,市场定价权至关重要,也势必会成为国际资本倾力争夺的目标。盲目接轨,不仅容易导致市场定价权的轻易旁落,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我国自身定价体系的形成。进一步讲,在我们产品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的同时,中国公司的股票值多少钱,便不完全取决于自由贸易,不完全取决于国际买家了。如此,我们又怎能轻言接轨,并声称这是什么“历史潮流”呢?
我们看到,在A股趴在“地板”上的股票在香港可以不断走牛,飞扬直上,如同仁堂(600085);我们还可以看到,在A股上市都难的股票,在纳斯达克却牛气冲天,如盛大网络。这样比较后,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股市调整了三年之后,还要嚷嚷股价偏高,叫嚣与国际接轨呢?
当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因为中国人寿在海外上市存在瑕疵而大发责难的时候,投资大师巴菲特却战略性买入了中国人寿的股票,人家就是这样,一方面利用定价的主导权打压你的股票价格,一面暗中挖掘你的公司价值,而我们还要谈什么与国际股市接轨,难道国际化就是把我们最优质的资产便宜地卖给海外投资者、让自己的投资者失去分享我们优质企业的成长利益吗?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有许许多多优质公司选择海外上市,难道我们还不能从A股失去中国石油这样的优质公司而惋惜吗?
已经到了树立信心,主导我们股市的定价权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只能看着更多的巴菲特分享中国石油、中国人寿的优质资产带来的财富增值,而自己却在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断面对财富缩水、再缩水。
如今,面对唱衰中国股市的论调,如果我们也盲目相信了所谓接轨的必然,那么跌去的,便是国人的投资信心,涨起来的,却可能也是国际资本的腰包。
不是么?2004年年末,当我们看到国内的券商、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个个愁眉不展的时候,却蓦然发现,我们周围的许多国际投行、对冲基金等,都在作着喜气洋洋的年度总结,大赚特赚呢!
伪命题4:最煽情的伪命题——监管风暴
由于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存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缺陷,证券监管部门也确实在努力寻求一些新的探索,试图去平衡制度上的重心偏移,其中包括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用重典、处重罚。表面看来,这种监管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认真分析起来,很多监管实践却引起了市场诸多微词。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银广夏案。在银广夏股价高高在上的时候,监管是闭着眼睛的,而在媒体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之后,监管机关才采取行动。但是对于一个股价已经从数十元跌到二、三元的公司进行处罚能算是及时有效的监管吗?投资者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资产已经被掏空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出现了,一纸行政处罚能摆平什么呢?对上市公司的罚款,最终还是要让作为股东的普通投资者来分担。
监管的前瞻性是市场最关心的问题,类似大庆联谊(600065)、蓝田股份这样的公司,本来可以在上市之前通过严格监管将他们拦在股市之外,避免投资者受到伤害;对亿安科技的监管也应当在其股价冲过百元之前,而不是从百元跌落十元之后。只有及时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如果监管总是发生在投资者受到损失之后,这样的监管能说是有效的吗?
说到处罚的问题还要涉及一个监管信息公开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被稽查,都要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公告,而监管机关似乎不负披露的义务。对于上市公司来讲,能拖延披露就尽量拖延,谁愿意暴露家丑呢?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现象,监管的稽查已经开始了几个月,而投资者对这种情况还不知情,还在买入这样的股票——待到信息披露时,已经“很受伤”。
乱市用重典,类似“严打”的风暴式的监管有其迫切性,凸现了力度和决心,对从根本上释放金融风险也有帮助,但问题是监管需要技巧。
有人说,结构畸形的中国股市就像一个罗锅病人,有病自不待言,治病也无须争论,但监管风暴类似于用夹板来治疗罗锅病症,一脚下去,罗锅倒是没了,但人也一命归西!如此,这监管风暴岂不成了医家笑柄?
监管风暴的快感中暴露出的“一刀切”和“休克疗法”,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如何在治病和活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事实上,如果罗锅病人在现实生活中治不好,现实的做法应该是让其病情不再扩大,并使其相对健康地生活,让他的一代健康成长。
事实上,我们看到,监管风暴的弊端已经为监管层所认识,所以才有了“铁三律”的变通执行,也才有了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等和市场承受能力结合起来的说法。
伪命题5:最尴尬的伪命题——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证券市场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股市本身便是“制度创新”的产物。
但是,在股市建立之后,我们却发现制度创新成了证券市场中最尴尬的话题。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国债回购;不论是证券咨询,还是代客理财,我们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即当事人搞任何“创新”,都需要监管层的允许,否则创新便成了违规,便面临着被处罚的危险。
我们看到,虽然制度创新在我国证券市场被叫得最欢,但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却从来难以实行。最好的情况,便是创新被默许,但依然需要以“不出事”为基本的前提。否则,一但有风吹草动,创新者便只能“关门大吉”。
而这些,背后折射的便是行政审批权的依然故我,是市场化推进的步履蹒跚。这样的“制度创新”举措一旦发生问题,所谓制度创新便可能沦为“制度试错”,结果,便是监管水准低下的曝光,是监管公信力的丧失。
制度创新是保持市场活力的必须做法,但创新必须有周全考虑,科学论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出发点。一旦创新不是建立在“三公”基础上,在创新的外衣下便会创造出新的顽疾,要么刚刚推出就被迫收回,虎头蛇尾;要么运行起来,便成为悬在市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们看到,“C板”诞生了,可惜在一片反对声中没出满月就夭折了;保荐人制度出台了,中小企业板推出了,但江苏琼花(002002)事件的曝光,却让琼花成为罂粟,让保荐人成为笑柄,并最终伤害的是有关部门的权威。
试错是允许的,在新兴市场,摸着石头过河无可厚非,但如此草率,拿市场和投资者做活体实验就过分了。制度创新不能是制度试错,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的是执政力。
还有,在我国股市,真正的金融创新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的所谓创新只是从发达国家股市那里“拿来”的现成货色。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发现,“拿来”本身就存在“拿”得好与坏的问题,更遑论拿来之后,还需要行政审议其“拿来”的对与错了……
制度创新求发展,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实在是很长,很长……
伪命题6:最幽默的伪命题——媒体力量
在今天的证券市场上,媒体的力量已越来越大。在中国股市的每个节点,我们都体会到了媒体的力量,这力量在逐日明晰,也在天天扩散。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证券媒体的主流确实勇敢而艰难地承担着自己责任,揭露了诸如银广夏、蓝田、德隆等一批严重危害股市健康发展、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害群之马,媒体被期望成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神。
但是,在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看到事实的另一面,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国有股减持辩论也好、千点论辩论也罢,都对市场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财经媒体的专业素质问题、灰色利益驱动问题以及看客般的职业操守问题,一些媒体沦落为股市谬论的传播者、鼓吹者,成为利益集团的喉舌,在他们的鼓噪下,投资者被严重误导。
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媒体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媒体报道的各种信息则是他们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由于散户群体认知判断能力较弱,他们往往依据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所以我国股市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要求更高。
媒体传播、舆论监督力量的壮大是市场进步的标志。但是,舆论从来便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如何不去伤害市场本身需要正视。
媒体的责任、从业人员的操守,已经是明白无误的,我们无须多谈,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很多报道证券市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对一些人来说,上市公司只是一些股票,上市公司发生的事仅仅是他们报道的新闻素材。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股票不仅是一组数字代码和名称,而且是无数投资者的喜怒哀乐,是无数投资者的身家性命,是无数普通人的希望与失望,是能够带来憧憬中的幸福或潜在中的灾难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媒体从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出发,从呵护中国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出发,还会津津乐道地去传播“推倒重来”吗?还会去大谈让我们的股价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我们的媒体从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出发,真实地报道你所发现的、你所探究的真相,能够在没有考察、研究过纽约、香港的市场情况下,就去赞美人家的市场如何完美,而上海、深圳的股市如何漏洞百出吗?如果我们我们年轻的记者能够亲自品尝一下作为投资者的苦乐,还会去盲目地、成篇累牍地追随“洋风尚”吗?
实际上,西方的成熟市场也是多元化的市场,包括市场获益方式的多元化、交易理论的多元化;所谓大师也是林林总总不同类型,有以投资面貌出现的巴菲特,也有奉交易为圣典的索罗斯;华尔街历史上有大蓝筹价值投资时代,也有网络生化科技成长时期——断章取义地截取其中的一种理论、一个时期、一个人物来鼓吹,这种“拿来主义”会令人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这种理念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种交易模式的保护伞和兑现工具被传播、被扩散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市场的悲哀了。
从媒体的传播原则上讲,宽松的、相对自由的报道空间是需要的,自由地发表关于股市的观点、意见也是应当的。但是,无论发表什么观点,无论是批评、揭露,还是提倡、褒扬,媒体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应当是从根本上去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创造有利于股市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而不能被学术利益误导,被经济利益驱动。
我们看到,所谓“成熟市场”里的“成熟媒体”并没有因为“安然”、“世通”丑闻就去赞美伦敦股市或者东京股市,因为那里的媒体在任何时候都懂得,只有最大程度坚守那个市场里公众的共同利益,才能赢得长远的发展。而这种潜在的意识,才是我们的媒体所应当向人家学习的。
在这里,笔者引用人民日报《科学把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运用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去把握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所谓总揽全局,就是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这是观察和处理资本市场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