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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经济环境与经济环节尚未全面暴露长期问题前，任何短期的幻想与人为的拖延都可能是致命的。市场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市场也好，社会主义市场也好，只要是货币价值总量的市场，本质没有不同。
当前的市场让人想到了今年日本政府多次短期抛出日元干预汇率，短短几分钟汇率价格走势像一把日本武士刀直插向天，空头暴仓惨烈，可结果呢？空头依旧收复了政府干预的“失地”，继续得寸进尺。可以预见，中国的金融市场政府的干预作用将在未来大打折扣，并非政府干预失误，也非要放弃政府干预，只是经济结构带来的市场状态远非出几个消息、砸一些钱、花几周时间可以解决。
官方的“利好”消息漫天都是，电视里充斥股评急切的叫买声，大众媒体甚至搬来了国外的投资界“佛祖”级人物，说当前的价格很低，有长期投资价值。可如果投资者当前真的买了，然后呢？从盘面可以看到，机构在倒仓与出货，甚至不排除基金从开放式倒仓至封闭式基金。个人投资者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股票后等着市场自发走高？
利用保险资金扮演救生员的角色？似乎保险业与金融环节的关联是有限的。早先的一份关于保险业的独立报告显示这个行业已经存在着窟窿。巨大的保险业背后就是银行信用，加上券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商业银行利率开放，券商可以将持有的股票向银行抵押，银行系统至此已经完全裸露出来，连内裤上的花都看的见。保险资金也好，券商资金也好，基金资金也好，如果五十步救百步，结局？似乎未来唯有开放外汇资本管制了。
结构产生功能状态，结构导致的问题必须从结构本身入手，简单地绑几根木桩支撑不了多久。最初的结构问题在哪里？是扭曲的公有制国有企业与股票市场的经济定义与非市场化的造市手段，是利用投资者的信用补偿国有企业信用的动机，是在此基础上的劳动者所有权共享的缺损，是在GDP增长招牌下的与国际资本不平等的交易，是根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偏差与长期货币金融政策偏差。
1、公司业务分拆上市剖析：
业务分拆上市的经济原理依据是什么？牵强的解释是为了达到上市财务标准，以最好的项目吸引资金。事实应该是市场中完整地业务才能对应完整的所有权共享，分拆的效果和公司虚假注册、学生考试作弊没有不同且更对社会价值的稳定影响更恶劣。
业务可以拆分后进行某种所有权共享吗？可以，但前提是共享双方或多方管理支配权某种程度对等，如分销商制度。业务可以拆分后上市进行所有权共享吗？不可以，原因是市场本身不提供管理支配权对等机制。
我们在遵守国际普遍的上市标准吗？没有。利用分拆上市达到一般上市标准，却实际损害了国内价值公平的标准，通过损害一种标准符合一种标准本身就是偏差，从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长期回报匮乏已经可以看出这样的偏差。人为的标准转换手法只能造成价值的不稳定与实际损害，业务分拆的上市公司本身没有市场价值。
2、股份制改造途径剖析：
股份制改造必须要通过市场介入完成吗？不是，只要股东入股进行工商注册变更，首先是股份公司，其次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即股东来源范畴不同。
为什么国有企业一定要到市场？因为对企业来说市场可以筹资，筹资额可以首先解决大股东的历史信用问题，其次通过注入资金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因为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形成有经济代表性的市场，才能成为国有体制占主导的经济“晴雨表”。
问题之一：股东入股准上市公司并非对其业务、对其市场、对其管理有兴趣，而是对上市后的自身的信用扩张有兴趣。上市公司筹资首先是为了解决大股东历史信用包袱问题，由此造成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人为制造大量关联交易。
问题之二：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是低成本筹资场所，但市场的宏观经济作用必将从微观集合中显现，它将不再是从企业或投资者角度出发，其机构与功能将完全改变。市场将不依赖于微观的愿望，日益显示其在宏观经济环节的独立性与影响力。
3、股份制国有股份卖出/合作的对象剖析：
企业不能大规模卖给职工或一般自然出资人？不行，牵强的解释是普通劳动者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资金规模；国内资本买断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真正的解释是一方面如果真的拿到市场上，企业的长期信用问题可能暴露，可能被还价至三文不值二文；另一方面政府失去与外资合作的底牌，发展战略的根本就是引入外资合作。对外资来说无论企业历史信用负担再重，至少作为政府垄断的资源有信用保障，并且可以获得不菲的优惠作为补偿。因此国内的劳工层收购闸门不能打开，否则可能引起吸引外资价值体系的崩溃。
管理权+现金=所有权？谁可以按照此方式赋予管理者收购企业的权力？只有代理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政府部门。牵强的解释是对管理者的奖励机制；为困难企业寻找管理处路。真正的解释是通过强行剥夺企业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力；在代表抽象国家利益的具体一小群人中间重新分配所有权。问题：劳动者在所有权重新分配中被剥夺了参与权利；管理者群体可能成为无监管下的利益窃取者。
卖给市场投资者？最好，从上市报表每股资产掺水开始，到发行价格人为抬高，再到上市价格人为作弊炒高，市场投资者沉迷于交易获利，加之国内市场的封闭性导致的市场间横向价值比较缺乏，市场投资者几乎不问价值照单全收。这也是某上市公司老总嘲讽市场投资者智商有问题的原因。券商扮演了抬高价格的中间商角色，证券监管部门则利用涨跌停板与T+1规则和券商唱价格双簧。
与外资合作？其次好，原因是政府又有GDP增长的账面保障了，同时又有同相关财团进行交易与参与利益分配的机会。问题：劳动者部分利益在与国际资本的交易中丧失；各种近乎破坏环境的开发区与招商引资；外资较民族企业享有更优的生存条件；政府内部相关机构腐败案件丛生，据官方统计该类案件60%以上与外资项目合作有关。
与民营企业资本合作？其其次好，原因是民营企业有其市场竞争效率，国有企业有其信用保障背景。但从经济规律看，没有长期合作的两家具有独立所有权的企业，合作只能是在缺乏竞争优势的两者间发生的短期行为。从所有制长期构架看，私营与国营最终将成为利益对手而非合作者。
4、股份非全流通剖析
必须全流通？不是，可以不在市场上全部流通，但股价上（价格低）应该反映出不完全市场中出让所有权的折价，投资非全流通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目的是获得稳定的红利分配。真正的原因并非必须全流通，而是不允许全流通。历史原因是：全流通可能引起公有制度的崩溃与国有资源的流失，因此最初未被设计在市场结构中；另一方过程中引入的全流通将造成全流通企业的市场价格预期高于非全流通公司，流通股本的增加将引发市场价格体系崩溃与国企市场筹资额下降；结构改变引起的市场价格体系崩溃将引发投资者补偿要求。因此当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被允许全流通，都不分红，股价由此失去了作为市场价值事前标准的分辨作用。问题：投资者担心全流通；市场投机者利用全流通；政府讳言全流通；没有人从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类似收购企业车间），非流通部分的股权转让就直接可以获得控股权且价格较市场便宜很多；法人股持有者可以较市场投资者获得多得多的收益分配。已经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充斥着微观利益的争夺，犹豫与拖延正在增加该部分信用总量的累积。
5、游戏规则剖析
其一：上市当天不限制价格与涨跌幅；其二：涨跌停板限制；其三：T+1。规则导致市场最初价格状态被抬高（操控价格），券商作为上市承销商可以利用较长的时间周期与较窄的价格波动区间从市场全身而退。现象：上市当天高的离谱的换手率与高出发行价几元甚至十几元的收盘价格。问题：市场被人为割裂为三级市场；市场价格无法作为企业价值的事前标准联系；投资者被迫承担交易规则导致的信用风险；操控价格被默许造成双重监管标准；券商的恶性竞争除了在损害市场的价值联系，在增加自身的经营风险，同时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金融管理机构成为价格操纵的间接参与者。
金融管理机构违法操纵交易程序，违法制定“以股低债”，故意混淆债权与股权，借此掩饰国有大股东债务问题。
金融管理机构违法制定“分类表决机制”，利用股东大会的程序缺陷实际通过有利于大股东的“表决”，借此帮助国有大股东信用问题的实际解决。
6、证券市场的微观功能与未被重视的宏观经济功能
1、微观：解决国有企业历史信用问题的场所。
2、微观：投资者借助企业价值事前标准与市场价格标准联系的博弈场所。
3、微观：政府社会保障机构保障资金来源的卖场。
4、微观：国资相关管理集团利益攫取的场所。
5、宏观：明确的货币系统事前标准。
6、宏观：明确的微观价值比较标准。
7、宏观：明确的信用总量储备环节。
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一、最初建立市场的动机与问题基于以下几点：
1、 初建市场经济构架，证券市场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因公有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概念的不明确，国企不完全上市流通。
3、 市场的现实功能是为国有企业筹资，用投资者信用填补国有企业信用，以解决其历史遗留的企业信用问题。
二、市场发展动荡瞬间：
1、 国有企业包装上市，分拆主营上市，股份拆细上市。
2、 投机导致指数大幅震荡，管理层采用T+1与涨跌停板交易规则限制。
3、 上市公司频繁出现信用问题，管理层采取上市程序改变且加强监管手段。
4、 市场长期均价出现下跌趋势，T+1与涨跌停板被长期保留作为承销券商工具。
5、 开放式基金作为保障股票发行、稳定市场状态的嫡系主力被集中“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由此接手封闭式基金的连续亏损造成的信用问题。
6、 信息环境中上海、深圳市场功能的重复、投资者偏好导致深圳市场内容与方向的变化。
7、 全流通可能带来的市场价格状态崩溃与潜在的补偿要求迫使全流通被长期搁置。
8、 已上市公司大量再筹资，配股、增发、可转债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承销公司合作利用价格作弊抬高股票价格。上市公司无破产之虞，退出二板市场后进入三板交易价格可以高于二板市场，ST类股票价格下跌持续漫长周期。
9、 股票市场价值联系的不稳定造成实业与金融的寡头模式崩溃。
10、管理层将全流通的宏观经济问题人为转换为股权分置的微观经济问题，利用不合法的股东大会程序借此解决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信用问题。
11、管理层将市场作为筹集社保资金的卖场。
12、券商因经营与信用扩张产生大面积信用危机。
13、深圳市场中小企业板块并没有产业标准与交易机制创新，相反高价、低标准上市。
14、开放式基金群因资金周期同步无法减持股票以便增持现金，所持股票被动下跌。
15、 WTO的最后执行期限迫近，利率、汇率、银行改革集中在一个时期与股票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管理层发布“九条”意见有其经济与政治背景。
16、中小投资者大面积亏损被迫出局。
三、问题与出路
1、 所有问题的核心是微观信用问题导致的国家信用问题，管理层不能够再通过各种方式掩盖信用问题。国有企业的信用不能依赖市场代其承担历史风险。国有企业的利益监管无法从当前的政治构架中实现，必须改变当前的政治竞争构架。国有企业的利益监管不能剥夺劳动者参与的权力。完全无法生存的国有企业必须依法破产，以免损害整个经济机体。
2、 市场的前提是制定长期的价值联系标准与法律框架，管理层应严格按照执行标准，而非人为操控与事后亡羊补牢。同样对管理层的监管无法从当前的政治构架中实现，必须改变当前的政治竞争构架。
3、 上市并非国企改制的必然途径，在市场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与稳定的价值联系前，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和市场之间建立防火墙。
4、 上市公司应全部主营上市，股份全流通。历史遗留的不流通问题应制定时间表，按照市场价格机制存量解决。
5、 合并交易所，严格上市标准，减少券商数量，完善破产、退市机制。
6、根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改变以引入资本、依赖GDP的经济增长方式，转而以调控货币总量、改善教育，改善国内就业，提高人均收入，提高产业标准，良性的价格上涨的促进内需增长的道路。对应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改变所有权共享机制，明确劳工组织的经济与法律地位，并从法律框架下确定政治竞争格局的变革框架。 | 
发表于 2004-11-8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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