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承诺 明晰国家价值追求（ 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 ）

胡喊三

实现共同富裕承诺　明晰国家价值追求（ 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 ）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胡喊三 浏览：4507 回复：15

最近16届3中全会的报道不多，昨天天专门找了些来看，觉得非常值得关注。

（一）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继续■突显协调发展■新领导集体一周年■市场经济十周年后的突破和完善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　林楚方

　　当全世界华人都在关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时候，10月14日，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此前结束。
　　两件事情相继相续并非巧合，“神舟”飞天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三中全会则更多的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对还未克服的困难。
　　尽管一次会议作用有限，但三中全会开幕前后，海内外人士还是给予许多期许，并作出各种解读。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政治运作规律，一中全会的主题一般是人事安排；二中全会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人代会做准备。
　　“只有到了三中全会的时候，新一届领导人才更加清晰地展示自己的执政方略。一定意义上，三中全会历来都比较重要。一些重大的决定也多在三中全会作出，此次三中全会展示了新领导集体的经济方略和执政意图。”一位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会议是新领导集体的一个执政宣言。”
　　本报记者在会议结束后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试图对此次全会进行多方位解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继续
　　在开会之前就已经公布的议程中，备受各界人士瞩目的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国内外许多传媒给予了积极评论，年届七旬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将之概括为“述职”。
　　对“述职”的理解，政治学学者毛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央全会主要是回顾成绩，布置工作，提出未来努力的方向，而述职则改变了这种传统模式。
　　“述职的制度意义是使得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更加负责任，有利于党内中、下层对高层进行监督，在集中开会的时候有助于表达各种不同意见。”毛寿龙说。
　　负责培养民主党派高级干部的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则认为，这是执政党高层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新举措。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表大会闭会后由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中央委员会闭会后，由中央政治局行使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马克思就是这么讲的，列宁也说，党内所有领导都是民主选举产生，要作报告，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倒置了。”
　　“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使权力失去监督，失去制约，缺少纠错机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就得不到保证。”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身体力行，带头退休。目前，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如何对党的高层领导，尤其是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有效监督则需要进一步探索，本次全会作出了新的努力。
　　叶笃初曾参与十六大修改党章的工作，“十六大修改党章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各级党员和党组织都要接受监督，也就是说没有例外。”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表示，要自觉接受全党同志的监督。一位中央纪委的官员向记者透露，正是因为高层领导人有这样的表示，从而使得《党内监督条例》制定程序得以启动。
　　而甄小英则认为，“此举有助于形成好的风气，防止个人说了算，错误得不到纠正”，还可以引导地方官员，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虽然述职只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漫长过程中的一小步，但不可忽视其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长远意义。

　　建设协调发展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等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拆迁引起的许多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位专家对记者说，“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蔓延城乡的土地征用问题是众多矛盾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其背后则是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包括贫富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等，这些都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前行。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本次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五个统筹协调是非常鲜明的特色，过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建设为中心长，公共社会管理服务短。现在注重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当前可能努力做的是再就业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这些方面矛盾比较突出，不解决就无法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叶笃初认为，将近200多天的时间，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一直在强调协调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在一段时间有其重点，过去经济建设是领头的，但环境文化法制等就不能齐头并进。
　　“城市拆迁和改造、农村土地征用、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很尖锐，三中全会已经注意到，”叶笃初说，“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有信心有希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是不协调的，一部分人的福祉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相信协调发展政策将会成为新领导人施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并取得重大进展。”有学者认为。

　　新领导集体一周年
　　从十六届一中全会，胡锦涛等同志组成新的中央领导层，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一年来，新领导集体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
　　尤其是年初爆发的SARS危机，使新领导集体不得不在极其复杂和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处理危局，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危机终于度过。
　　而在处理危机前后，新领导集体亲民和坦诚的作风，使其在一年的时间里很快地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公众中的地位，并赢得了普遍而真正的好感。
　　甄小英说，“能够感受到新领导人的务实、民主的作风，十六大以后，中央和民主党派座谈了7次，和民主党派高层的座谈已经制度化。”
　　“前不久我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人接触，他说感到很感动，总书记一个一个走访民主党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温家宝总理每季度都要和民主党派定期见面。”
　　上任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学习宪法、取消出访的大规模迎送、取消北戴河办公，新闻报道限制领导人出镜时间、SARS期间深入重灾区等举动，“有力地展示了他们的形象”。
　　另一方面，“确实感到新领导人以身作则，力图用自己的行动扭转这个社会的风气，给百姓以信心和希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也有观点认为，实际上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中国十几年积累的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而新领导集体是没有任何躲闪空间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领导集体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本次全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市场经济十周年
　　掐指算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到“完善”已经整整十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接受采访时用了四个字，“沧桑之变”，10年前大部分是国有经济，而10年后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壮大。
　　叶笃初曾参与过10年前“决定”的起草工作，“1993年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为之于未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总的看，十年风风雨雨不容易，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治之于未乱’的局面。”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10年也是变化最大的10年，其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心态及文化方面的影响难以估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10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人的观念的转变。
　　“过去靠政府，现在靠市场，大家已经逐渐习惯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慢慢地，每个人自主起来，知道了怎么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公民自立的社会在逐步建立。”
　　人们的选择逐渐趋向理性和良性，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参与意识增强了，很多事情被要求公开化和透明化。”吴江说。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发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尤其是管理等方面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利益多元化的客观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也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石小敏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民主锻炼，社会的转型是在实践中新的行为准则为大多数人认可从而完成转型的。

　　改革的逻辑和动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路径先易后难，这是由改革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而新领导层面临的是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和最艰难的问题。
　　石小敏认为，看似是先易后难，实际上，每个改革都不容易，总体上离计划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近的部分慢一点，边缘部分、影响小的部分快一点。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10年前“决定”中规定的目标，比如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目标，5年前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等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石小敏概括10年改革有一个逻辑，很多的改革，当初并没有觉得要改，而是等到市场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就感觉要改革的就太多了，不仅是国有企业，包括垄断部门、行政体制等都面临调整。
　　而改革的继续却引发出一个问题是：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何处？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专家钟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寻找改革的动力确实很难。”
　　钟伟认为，以金融改革为例，之所以一直没有破题，是因为政府担心会丧失对国有银行的支配，一旦出现财政危机，不能依靠银行途径进行解决。
　　也有专家指出，改革的动力就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部，许多问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到了改革的纵深地带。全会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突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是勇气，也是信心。

　　图：
　　市场经济引起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但原来计划经济中最核心、最顽固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这正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井韦／

（二）实现共同富裕承诺　明晰国家价值追求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10-15 16:24:24


　　
　　社评

　　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没有目标，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的只是改革的路径。
　　现在法治建设更根本的转型同样决定于执政党新的决断，即走向共同富裕。
　　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要造就一个比以往更加智慧更加强大的引领民族国家前进的执政党。
　　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要学会成为市场体制中的政治强者，开拓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通道，阻止社会走向过分失衡，引导改革平稳发展。

　　一九九零年代这个改革年代，已经以GDP快速增长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功绩载入史册。
　　现在执政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果说执政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承诺是此前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执政党领导改革的一个前提就在于去实现后一半承诺——“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使改革具有正当性的目标。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没有目标，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河的对岸从来就是清晰的，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的只是改革的路径。这是一个曾经令改革者无限向往的目标，一个可以让中国的国家治理拥有稳定社会基础的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问题在于所谓两头大、中间小的“夹心三明治”结构，容易陷入对抗与冲突，而共同富裕的目标正是要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成熟的社会，奠定社会稳定发展和民主治理的坚实基础。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执政为民和建设全面均衡的小康社会的方针下被再次确认，将使渐进改革在方向明确的轨道上推进。问题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让社会得以成长？是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共同富裕自然可以实现？
　　缺乏制约的行政权力带不来真正的共同富裕，一意扩张、缺乏约束的资本权力也不会自动去追求社会公正。执政党释放民众追求富裕的动力、领导民众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必然遭遇的难题便在于，民众对富裕与自由的追求是否可能受到缺乏约束的资本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侵犯？
　　当约束行政权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同样要制约的是资本权力。执政党要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就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与法治来约束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本报上期社评《历史契机不容错过体制建设千帆映来》指出，现阶段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处理财富的流向和财富的分配这两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建设，最核心的作业便是如何通过调整权力运作的机制来实现资源合理布置、财富公正分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利益磨合”。
　　一个良好的法治秩序不会从天而降。在目前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可以“自生自发”出何等模样的秩序？法律程序的建设是否有可能因为资本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影响而失衡？如果利益平衡机制本身失衡，或者公正的平衡机制来不及在冲突发生之前建立，利益冲突未必不会恶化。
　　以为未来的前途可以经过“自生自发”的利益平衡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的幼稚病。法治秩序不仅仅是一套程序，程序之中也内在地包含了政治目标。一个国家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很难有一个公正的法治；没有追求公正而且强有力的强制力量，也难保证一个公正的法治。经济改革启动之后的法治变迁和程序改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由国家力量在权力与资本的复杂网络中推进的，是执政党的改革决断造就了一个初具独立力量的法治秩序。现在法治建设更根本的转型同样决定于执政党新的决断。这种新的决断就是走向共同富裕。目前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方针之所以正确，正在于洞见了时代大势，重新确认了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
　　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要造就一个比以往更加智慧更加强大的引领国家前进的执政党。这样一个政治领导者必然对前途与目标胸有成竹。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一路走到底，还是及时调整改革步调，开始转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言，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在于，以利益的全面调整为重点，改革的难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必须在纷繁的利益结构中明晰自己的追求与方向。如果改革的后果只是使国家领导者在社会发展和分化中越来越软弱，社会纷争不息，又如何保证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如何应对剧烈的国家竞争和文明竞争？拉美化危机富于启迪意义之处就在于，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曾经是经济上的强者，却是政治上的侏儒，无力建立公正的秩序，陷入内部的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的权威领导国家战胜危机，使国家失去方向，在国家竞争中落后。而在外部威胁犹存的情况下，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要学会成为市场体制中的政治强者，开拓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通道，阻止社会走向过分失衡，引导改革平稳发展。要加强政治领导力，执政党需要在保障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前提条件下，在制度上系统落实共同富裕、执政为民的追求。除本报上期社评所说的财政预算审议体制改革之外，另一方面的努力方向在于，通过选举改革进一步强化执政党的执政权威，执政党在市场体制需要更为积极地扩大群众基础，党组织在加强与各种不同利益群体联系的同时将积极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而且这种协调会越来越借助法律性的程序以及实体规范。
　　今天的时代已经面临着全新的问题。执政党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创造的未来。这个未来，将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展开，也将在执政党通过政治改革让其执政基础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人民的进程中展开，在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和智慧的进程中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向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胡喊三

有专家指出，改革的动力就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部，许多问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到了改革的纵深地带。全会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突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是勇气，也是信心。

胡喊三

到底哪些方面要改？？要如何改？？？

对我们的股市肯定会巨大的作用。

胡喊三

但是关于全流通的讨论，我比较同意下面这篇文章的说法。

越说越远的“全流通”
南方周末　  　2003-10-17 11:26:10
　　■指点财经                 　□缥缈

　　本周，有关招行的转债讨论如火如荼。
　　对于招行的转债方案，在目前，多数专家、学者，都把问题推给了“一股独大”，事实上，你认真审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假问题。
　　招行发可转债有过违法、违规吗？如果违法、违规，则应以法规为优先讨论内容，而不是其他。

　　一股独大是个假问题
　　我知道，如果我国的股市，能够简单地解决“一股独大”，对股市当然会有好处。但是，我也同样知道，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的股市，包括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其股权结构，同样千姿百态，好企业大多是“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确实有不好之处，但是也有好处，凡事哪能一概而论？
　　有流通股、非流通股权的存在，对中国股票市场来讲，是一个独特的东西，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如果任何事情，都要提到“解决”非流通股，投资者随之而来的担心就是，将来这些“散股”是否流通？二级市场投资者获得补偿的希望还有没有？今后的上市公司如何进行经营？变数太多，投资者的信心就受伤害。此外，进行场外减持，引进外资“改造上市公司业绩”，这也没有确实的前景可言。
　　投资者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大家都是人，经营水平在比较大的范围来说，不可能差得太多：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市场差异，强搞全流通，后果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三无股票的业绩照样不佳
　　同样，你如果说一股独大不好，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那些“三无股票”的优势又在哪里？三无板块全流通，业绩照样不佳，其股权优势何在？由此可见，中国股市的主要症结，根本不在下面、不在企业、不在历史、不是因为股权集中或者分散，这才是近3年来，市场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简单的应对在于，如果大家能够认真地对待市场、分析市场，多多听取市场的意见，关注投资者利益，同样有望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及管理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
　　晚唐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怀古》，反对因为隋炀帝荒淫无道进而否定大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而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同理，股市的问题，如果确实出在人身上，就应该解决人的问题，文过饰非，越说越远，甚至把一切推给历史、推给股权结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从大局看一股独大
　　目前，中国在册的公司、企业，有数百万之多；而上市的、可交易的品种才有多少？只有1300多个！所以，股市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综合治理方面的一个局部。
　　对于证券市场，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这个证券市场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而绝大部分没有上市的公司，也能够通过日常经营、重组和并购等各种活动做得很好，运作发展也不比上市公司更差、至少不比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更差；而且平均来看，其增长数据甚至远远好过上市公司，这才是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主流。
　　按道理说，证券市场是个大概念，本应当是各个不同资金市场、票据市场、合同市场、技术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机构市场的总和，才能够提供更好的信息与服务（如规则、便利、空间和政策等），才会有更强的发展远景。
　　但现在这个市场并非这样，书生论道，满口空谈，市场间的分割远比股票是否流通的类别分割的影响更甚，银行、信托、基金、证券、包括监管，都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立法、规章、举措，市场分割，条分缕析，这种状况不改变、不求改变，仅仅上市公司的股票“全流通”，又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股票市场是一个需要激情的市场，同时，它也是一个充满利益的市场。股票市场不是证券市场，它只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局部，所以，股票市场不仅仅需要理性的学者、创新的企业家，也需要敢于承担责任、善于体察市场呼声的大手笔、关注全局的大智慧。当然，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走向公司法人治理、规范化管理的一个典型的局部，但局部还不是本质，不是总体。
　　我们从本周管理层的表态看，也是承认这些问题与差异的。据此，可以认为中国股市在短期之内，不会采取不慎重的办法来解决国有股权全流通的问题。

胡喊三

在改革和无为而治二者之间的平衡如何达到？看看现在的评论，关于胡温的行为的表扬，我觉得有些偏颇。要是说他们现在的一些亲民、务实，那就是说上一代。。。？？？^_^
有点偏颇，也没有必要在小的地方做文章，我们还是要抓住关键的方向。
所有制是关键吧？^_^当然其中肯定也会涉及全流通（与否、如何）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胡喊三 on 2003-10-18 at 09:44 ]

蔚蓝

如今股市的问题，是全流通能解决的吗？怀疑~
制度问题成了一个泔水通，一切责难全部到了进来~
接触过很多人，感觉大家把问题都归结到制度上，我想制度不是一个终极的话题，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好的风气，制度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后面的路长着呢~
鲁迅开始觉得中国的问题在某处，做了医生，最后呢？
一个民族病了，不是一个方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hmlt

在八十年末,美国研究人员就指出中国如果不同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这个气泡就会吹炸.政治和经济必须脱离,韩国就是例子.克灵顿将美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却为美国经济埋下啦隐患.违背拉持续发展的原则,失去啦经济领域进行自我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

xzpchi

政客的话不何长信，这就是真理，特别在中国没有长久的政策！

胡喊三

关键是这个指导性的东西到底对股市是好是坏？
首先，16，3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国企的股份制，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那么可想而知股市的重要作用又不得不提上来。
但是相对立的是，重用你是因为你有用。
新一轮的国企上市高潮就可能给我们的市场输入更多的”注水肉“。

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三大保险公司正在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而国航及铁路，钢铁电力，纺织行业的领头羊都要上来。

到底后市是福是祸，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资金的供给。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十分严峻：（

hmlt

哪位版主给我这生手加分,在此感谢

hmlt

对于全流通,我认为是和当初搞股市一样目的,推包袱.但又不想失去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当初保留法人股).全流通方案一定和中央的经济政策一致,中小企业全流通(推出去),国有特大型企业部分法人股流通,在中央能控制的百分点嘎然而止.

wangzhanwu

明年深圳将创新高，大局已定，没什磨可担心的。

蔚蓝

Originally posted by 胡喊三 at 2003-10-20 09:05 AM:
关键是这个指导性的东西到底对股市是好是坏？
首先，16，3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国企的股份制，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那么可想而知股市的 ...

说得好呀~
就像去年开会传来私企老总可以入党，让他们欢喜异常，结果呢？
今年周正义为代表的一批人就被刑拘了~
重视你，就是要规范你了~

蔚蓝

Originally posted by wangzhanwu at 2003-10-21 08:39 PM:
明年深圳将创新高，大局已定，没什磨可担心的。

好像两个市场的走势不是一个阶段~不过深圳肯定因此受沪市拖累，并且你的比较是成分指数，这个注意观察~

胡喊三

紧缩银根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

南方周末　  　2003-10-23 15:02:56
■经济月评

　　□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
　　9月经济小幅回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三季度GDP增速为9.1％，比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经济加速增长势头明显。而最近，国内外仍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要高，比如，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谢国忠以附加值对GDP贡献的比重衡量，仅根据出口、房地产和汽车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就推断出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超过10％。一时间，中国经济又要加速起飞的印象开始留在了一些乐观者的脑海中。然而，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一样。
　　1.在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多数指标增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月度数据看，我国经济总体增长势头有所下降，比如，从8月份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长就开始减速，该月工业之所以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还加速增长，主要是由几乎不受国内信贷政策影响的外商投资企业增长继续加速所导致，但国内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公有的）的工业生产确实有所减速。到了9月，各类工业企业增长速度都开始减速。实际上，这个月除了前期受SARS影响的居民消费和受明年降低出口退税预期影响的外贸出口继续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外，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2.“防通货膨胀论”也许有些言之过早
　　最近，同样是受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的思维所主导，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经济需要由防范通缩转为防范通胀，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中国物价水平可能很快就能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我不知道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在目前消费主要依靠“精英购买力”所支撑的情况下，作为“大众购买力”晴雨表的CPI（消费物价指数）又如何去飙升？尽管笔者一直认为通货紧缩确实是在离我们远去，但从来不敢认为通货膨胀就会立刻来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这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3.外资进入避实就虚9月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加速下滑，在继前两个月同比减少18.8％和28.3％的基础上再次减少了30.2％。现在，学界对此的解释有两点：一是SARS滞后影响，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作用。但这两点看来还不够，因为它们没法解释另一个现象，即外资在进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以虚拟资本进入的速度却在加快。根据央行的最新统计，9月份境外热钱流进中国大陆的数额为平均每天约5个亿美元。现在看来，外资这种“避实就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惹的祸。前不久，《CFO亚洲》杂志举行了一项调查，访问了66名在中国内地有业务的公司的财务总监，要他们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提出看法。结果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担心中国经济有过热的风险，有1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因此而延后了未来的投资计划。

　　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宜再紧缩
　　今年以来，央行几次采取措施紧缩银根，甚至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和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宋国青教授在他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说，“目前情况下静以待变的货币政策就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货币数量增长率不变，估计通胀率将会很快达到5％以上”。在此情况下，一些专家认为货币政策还需要加大紧缩力度。股票市场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央行将继续提高银行利率。
　　按上述分析，我国经济确实存在局部过热的可能，从理论上讲也确实需要采取相应的紧缩措施来进行调控。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再采用货币政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除了经济总体增长势头已经有所回落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比如，虽然在8月份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依然按惯性加速增长。但到了9月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与7月份相比都只低不高。
　　第二，根据我们的分析，由于主要受国内货币紧缩政策、出口退税下降、合同利用外资速度连续几个月下降等因素影响，明年经济增长幅度有可能出现相应回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货币政策加大紧缩力度的雪上加霜，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二次紧缩。
　　第三，最近的一份民间研究报告表明，当前的货币供应量可能恰到好处，并不宽松。这个报告衡量货币供应量增长快慢的方法与通常人们所用的方法———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有所不同，它直接采用经济学中最初始的分析方法，即用“货币流通量（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物价和经济”这三个指标的增长幅度进行比较。如果货币流通量的增幅等于后两者的增幅之和，则认为它是合适的。这份研究报告最终得出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结论：近几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从总体看不多不少，似乎刚刚好！
　　与之对应的是，央行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均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总体看，货币供应较为充裕”。之所以央行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这份报告采用了人们常用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这种简化方法，却忽视了这种简化方法的局限性。它只适用于流通速度相对保持平稳的情况，此时的货币流通量增幅与货币供应量增幅大体会相当；它只适用于进行短期分析，因为时间一长，货币流通速度就无法保持稳定。由于许多人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没有考虑到这些约束条件，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
　　成了一个流行性谬误。另外，央行的这份报告中的物价指数采用了CPI（即消费物价指数），而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量）对应的是经济总量，并不只是消费这一块，投资和进出口也应包含在内。所以，正确的物价指数应当是GDP的平减指数，而不是CPI。如果说在一个消费占据主导作用的经济中，CPI可以勉强替代GDP平减指数的话，但在今天的中国，在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CPI几乎完全背离的情况下，再用CPI来代替就显然不合适了。

　　三中全会有三个重大突破
　　本月，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于2003年10月14日胜利闭幕。本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已经有很多人作过分析，但在我个人看来，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三个重大突破：
　　1.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概念的一个根本性突破。这意味着：第一，绝大多数国有独资企业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国企改革的进程可以由“抓大放小”上升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阶段，国有经济在竞争领域可能将不再居主导地位；第三，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2.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晰。大家都知道，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都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的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肯定，等于给它一个正式的“名分”，对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
　　3.从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来看，其中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内容达四条之多。这表明“三农”问题确实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坚持一条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市场经济方面，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方面，遵循“兼顾公平”原则，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健康发展。前者属于市场活动范围，后者属于政府作用范围。
　　如果从上述角度来衡量，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但社会财富并没有同步的提高。根据大家公认的定义，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如公路、建筑物、机器设备、光缆和港口）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包括自然资本（石油和矿藏等生态系统）。英国剑桥大学PathaDasgupta教授最近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而根据联合国制定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据说它与GNP相比更能反映人的价值）来衡量，中国的状况却是在下降！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些情况，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其不平衡。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话说，中国经济结构表现出了三重“二元”格局，即城乡二元、以与国际经济接连程度来区分的外（向型）内（向型）二元、以竞争力的大小和有无来区分的活（经济）死（经济）二元。这是当前“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有景观。当然，除了三重“二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结构失衡现象，比如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和地区发展失衡问题。但不管是哪种失衡，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催生或者与其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城乡二元矛盾不解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难度将非常大。
　　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能化解城乡二元矛盾，其出路在于城市化。在这过程中，笔者认为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逐步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机制，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素市场的不统一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研究表明，市场壁垒极大地增加了物流成本，一些行业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四成。而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不仅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还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所以加速建立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各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势在必行。而且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城乡居民的各种补贴已经大部分取消，社会保障、住房、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二是要防范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发展城市无疑是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途径，这几年，各地兴起了“经营城市”势头，效果也确实明显。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问题，对公民财产的侵犯事件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在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时给予极不合理的补偿，引发一些失地农民和失房市民的极端抗争事件。所以，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要规范，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过多地参与具体经济活动，以防一些不必要的现象再出现。

ccfox

胡兄，好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