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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股票】
民国七十九年台股一万二千点大崩盘起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我的部位卖光了,损失超过五成。
但是我妈没有卖光他的股票。
后来,这些股票就一直跟着我了,成为我的「悬念」。
做股票,千万不要让家人知道,除非你的家人百分百了解你在做什么,换言之:既然你做了股票,就表示你已经是赢家了,或是你的方法是正确的;既然你的方法是赢家的方法,那么,那个了解你的人,一定懂得那些崇高的赢家心法。
可惜以上这些通常都是我们的幻想。他们不会懂的。
就跟我当年一样,不懂股市,但买了,也赔了;赔了以后还是不懂,只能说留校查看,于是就这样,每天都会看一下台北股市收盘行情,当然还有瞄一下当年那些被套牢的股票一眼…就这样(扣除当兵的两年不算),过了五年。
母亲的股票让我有所成长──当你把一档股票认认真真的抱了五年以后,你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领悟。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认认真真的做了五年以后,你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领悟。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认认真真的反省了五年以后,一定会有一些领悟。
不过,后来过了十几年我才了解到:五年似乎不够,而是五年、六年、七年…十年…,似乎只要人还活着,这种反省自己的动作就不应该停止。
换句话说:我每天都应该回到一个很深的原点,然后再从那裡思考我的人生。
原点是愈深愈好。
【小陈先生】
退伍之后,我进入一家在业界有些名气的工程公司,第一天上班接待我的同事陈先生,比我早半年进公司,閒聊中,才发现他竟然跟我是当年建中的同届隔壁班同学。
小陈带我去做测量,那时工地是在北二高的芎林头前溪路段。那天天气很热,工作时间又久,我略嫌不耐,测量放样的时候,我有点疑惑他为什么要求点位要这么准确?(零点几公分都很计较。)
小陈告诉我说:『就是因为土木工程师的施工范围体积庞大,施工造成的误差可能会很大,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更精确。』
我听到他这句话,愣了一下。之后很多年,他这句话都深深烙在我脑海中。
后来我跟小陈同事了四年。这位小陈先生,是我生平认识最聪明的人。
后来我在教股票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我们做股票或是做期货的方法,其实都只是『稍微接近股市真相』而已──换言之,误差是很大的;也就是因为这个误差可能会很大,所以当初在设计操盘系统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不可以放过,务必做到精准的设计──因为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做到如此精准,所以我们务必要求我们的出发点是精准的,以免将来因为环境与临时情绪的影响,而偏离正轨太多。
精准的出发点,包括正确的完整的技术,以及正确的完整心态。
【方法的选择】
我在北二高工地的时候,上面有三个长官:我们协理、经理、主任,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这三位长官的施工意见会不一样。
我们协理是结构专家,经理是施工专家,主任则是荣工处出身的老前辈。他们三个人意见常常不一样,但后来,我们的工程当然还是顺利做完了。
过了一些年之后,当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同学经常使用跟我意见不同的做法──这种行为让我觉得很困扰,因为来上课就是来学我的方法,而不应该用别的方法。
股市跟工地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股市中你完全自由,甚至你的老师也无法监督你,而在工地你则必须受到监督──换言之:『监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股市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之前,人不能够自己虚构出那个自由,然后诳称自己已经拥有自由。那是自欺欺人。
但是,很多人把在职场的工作观念带进股市,试图使用各种可能满足他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想当一代宗师的结果,当然不是好的。
又过了很多年,当我读到费曼物理学上面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之后,我才恍然有所悟:确实是有一个花费最少力气的理想方法存在,但是在股市中那个终极的方法暂时是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用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去『包抄』,藉着『逐渐缩小包围面积』的谨慎行动来达到接近终极方法的目的。
换言之:乍看之下,几种方法都不太一样(甚至相差极大),但这几种方法却是在『同一个中心思想』之下被领导整合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同一系统的关联性,谁也无法独身事外。
但是一般股市的操作者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採用传统科学的「试错法」,一个方法不行就再换一个,至于这个方法是怎么个不行,他们却用的是短期眼光的检验标准──这样是不行的。
一般人总是在找一种完美的方法,期待短期内出现最少的投资亏损。
我则是用不完美的方法,期待长期之后出现稳定的投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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