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中国制造” ——产能过剩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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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中国制造” ——产能过剩系列报道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长期收入 浏览：4709 回复：11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杂志

       继无锡尚德轰然倒下，华锐风电(行情 消息 资金)内外交困之后，另一家在过去10年的中国制造业超级繁荣期中快速膨胀起来的行业巨头熔盛重工，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似乎还只是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冰山”无法承受环境变化，开始崩塌的前奏。

　　7月1日至2日，员工围堵熔盛重工南通基地讨薪事件成为财经焦点新闻，一时间沸沸扬扬，其后熔盛重工股价连续大跌，并被迫停牌一日发布预亏公告。从风光无二的中国民营造船第一巨头，到员工讨薪、寻求债务展期、暂停股票交易，熔盛重工的沦落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其股价从2010年11月19日在港交所挂牌时的8港元一路下跌到2013年7月8日收盘的不到0.8港元，总市值蒸发近500亿港元。公开渠道数据显示，从年初至今，熔盛重工已经将自己原本近2万员工中的40%裁员。

　　2008年8月，在全球金融危机越演越烈，铁矿石价格开始从顶峰滑落之际，总部位于江苏如皋，成立不满五年的熔盛重工踌躇满志地接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超级订单，冒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和资金压力为这家铁矿石巨头承建12艘40万吨的超大型矿砂运输船(VLOC)。彼时双方都洋洋得意，为创下了全球最大单笔造船订单的新纪录而倍感自豪。熔盛重工也因此声名鹊起，随后风光上市，但着锦烹油的好日子似乎从此匆匆，随后便是陷入沼泽后的漫长挣扎。

　　同样在这片名为“产能过剩”的沼泽中挣扎的不仅仅是以熔盛重工为代表的中国造船业，还有中国的钢铁、水泥、煤炭、电解铝、平板玻璃、陶瓷、造纸，乃至光伏、LED、工程机械等等诸多行业。

　　今年3月25日，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这本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空前成就，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心头一块沉沉巨石。内需乏力，外需不振，频现产能过剩的“中国制造”，出路在何方？从本期开始，《中国经济信息》将集中全社采编力量，遍访企业、专家、行业协会和有关部门，为读者带来《问诊“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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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症状到底多严重？

　　纵观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有些悖逆主流意识的结论：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人民对工业品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各种工业品的短缺才是人们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在亚洲金融危机重创日本和东南亚，以及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全球制造业产能大举转移中国之后，“产能过剩”才成为中国经济领域里一个新的名词，在此之前，官方常常提到的近似词汇，乃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直到2006年，国发〔2006〕11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第一次将“产能过剩”这个词汇写入了大标题，产能过剩问题才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种博弈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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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大宗商品产能过剩

　　45年前，我们的前辈曾为了“赶英超美”大炼钢铁，时至今日，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总和的一倍还多。世界钢铁协会提供的数据称，整个中国的粗钢产量是7.165亿吨，欧盟与美国总计不过约2.6亿吨，中国钢铁已占全球总产量的46.3%；2012年全球粗钢产能平均利用率仅为78.8%。但据中钢协统计，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中重点大中型企业盈亏相抵后，吨钢利润仅有2.6元。与此同时，2012年, 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7.454亿吨,从澳大利亚进口3.668亿吨,从中南美洲进口1.892亿吨,从亚洲进口6080万吨,从独联体进口3570万吨,从北美自由贸易区进口2420万吨，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可以说都在为铁矿厂商打工。

　　不仅仅是钢铁。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我国水泥总产量约22.1亿吨，已经超过《水泥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2015年总需求的预测，约占全球水泥总产量的60%。而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2012年中国电解铝产能约达2700万吨，实际产量为2027万吨，产能利用率仅约74%；市场销量1902万吨，产销率略超95%。中国电解铝产量已经占到世界电解铝总产量的四成以上，连续十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全行业九成以上的企业亏损。

　　201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国别报告估计，中国的整体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0%，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产能利用率最高的时期也不到80%。商务部信用与评级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则称，中国风电整机行业产能过剩率在50%以上。此外，中国大宗商品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大宗商品经济数据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大宗商品产能过剩品种与非过剩品种比为6：4；而在产能过剩产品中，产能利用率低于80%的产品数占了近九成；利用率小于70%的占了51.51%。该报告表示，产能过剩程度位列前十的主要工业产品有：阔叶木浆、不锈钢板、冷轧板、锡、甲醇、镍、PVC、无缝管、沥青、铅。金属领域就包揽了其中六成，而产能利用率最低的为不锈钢板，仅为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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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剩，过剩，屡治屡剩？

　　直到2013年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的通知》（发改产业[2013]892号文）为止，中国中央政府遏制和预防产能过剩的努力已经持续十余年，但收效甚微。从有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不但从2001年起就屡遭调控的平板玻璃、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过剩状况毫无缓解，造船、白酒、煤炭、汽车、风电、光伏、装备制造、造纸、LED照明等在这10年间飞速发展的行业也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产能过剩的状态。

　　尽管如此，一条条新的生产线仍在不断投产。工信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在建的钢铁产能仍在3000万吨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预计今年将建成100条以上，在建、拟建的超过210条；2012年全国共有浮法玻璃生产线约270条，其中停产冷修的约30条，产能利用率约79.9%，连续三年持续降低。尽管如此，2009年至2012年底，全国仍新建浮法玻璃生产线近100条，目前在建、拟建的浮法玻璃生产线超过30条。而电解铝行业在建、拟建的产能还有1000多万吨，根据在建产能测算，2015年全国电解铝产能可能超过3300万吨以上，远超规划。

　　中国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冶金、焦化、水泥、电解铝等领域，这更衍生出对上游大宗能源产品和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始至今中国煤炭进口量从1100万吨到2.89亿吨，激增近27倍；铁矿石进口量从1.48亿吨到7.454亿吨，增长近4倍；铝土矿进口量从88万吨到3961.1万吨，暴增44倍……与之对应的是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价格一涨再涨，中国企业被迫付出高昂代价“出海找矿”，开拓市场。从轰动一时的“力拓间谍案”到最近的澳大利亚矿业大亨辱骂中信泰富事件，从频发的诸多行业面临“双反”贸易纠纷到海外并购屡遭挫折，无不折射出这种内外重压之下的无奈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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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怎么成了慢性病？

　　屡遭调控的种种过剩行业，缘何能频频绕过政策红线不断野蛮生长乃至积重难返，成为在水面上不断融化，水面下不断长大的“冰山”？这恐怕与“诸侯经济”和“GDP至上”的现状不无干系。就以税收为例，开篇时我们提到的熔盛重工，就有资料显示，2010年其母公司江苏熔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纳税额超过其后七家最大企业的纳税额总和。就在业务萧条、内忧外患的2013年5月份，该集团仍是如皋县第八大纳税企业，纳税额人民币2554万元，而去年同期其纳税额超过1亿。

　　另一方面，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也是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大部分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均处在产业链中游，集中体现出名义产值大、就业人口多，配套企业多的特点。仅就不久之前的欧盟对华光伏“双反”一案而言，业界保守预计将影响中国光伏产业约40万就业人口。在行业巅峰时期的2010年，仅江苏一省的光伏产业就实现工业总产值1988亿元，接近全国2/3，占全球约35%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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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一：暗渡陈仓以绕开管制

　　以白酒行业为标本，我们似乎可以一窥其中奥秘。尽管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白酒生产线”被列入“限制类”，禁止新建白酒生产线，也不再发放白酒生产许可证，但各地酒企依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扩产增产。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2年，中国白酒总产量已经达到约1150万千升，按照每瓶500毫升容量计算，这相当于230亿瓶，按照全体13亿中国人计算，平均每人每年需要喝掉17.74瓶白酒。

　　但吊诡的是，正是从2005年白酒产能被调控开始，整个产业反而开始爆发性增长，到2012年，白酒行业产量累计增幅已高达2.3倍。以“国窖”闻名的四川省泸州市，其地方政府2012年6月发布的《泸州市酒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就称，到2015年，全市白酒产量达到180万千升，白酒配套综合加工能力突破200万千升，销售收入达1000亿元，实现利税250亿元以上，这大约相当于2012年山东全省白酒生产能力的总和。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许多企业还以保健酒、药酒等名义新建生产线，投产白酒产品，变相绕开有关政策的限制。

　　不仅仅是泸州市有如此野望，今年6月，本刊记者在安徽亳州采访时便发现，安徽[istock]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istock]股份有限公司以搬迁改造的名义，建立[istock]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istock]生态产业园，并在园区内新建属国家明令禁止的白酒生产线项目的酿造、勾储、灌装等设施。这一产业园被列为安徽省“861”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1205亩，约80万平方米，园区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18.7亿元，全部由古井贡方面投资建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亳州市国土部门一位负责人认为，该产业园属于搬迁与技术改造，不属于国家禁止的新建项目，所以供地不存在任何问题。

　　不过，2010年11月26日，[istock]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istock]业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所做的披露却表明，该公司原有厂区非但没有准备搬迁的迹象，反而投入巨资进行了技术改造与扩建。此外，《安徽[istock]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istock]股份有限公司白酒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一份现已公开的材料，其中多次强调，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可新增生产9 万吨成品酒，年新增销售收入 72亿元。

　　地方政府的态度决定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利税大户的[istock]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istock]业，其发展扩张，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理由不支持。从项目建设之初，亳州市有关领导便多次视察该项目，甚至个别市领导担任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但在《禁止用地项目目录》中，白酒生产线却被列为禁止项目，并规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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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二：顶风作案造既成事实

　　再来看钢铁行业。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严禁各地借等量淘汰落后产能之名，避开国家环保、土地和投资主管部门的监管、审批，自行建设钢铁项目。”

　　但早前在江苏溧阳，本刊记者就曾发现，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于2009年新建了一座1250立方米炼铁高炉，并于2010年4月投产。该项目当时仅由溧阳市发改委立项审批，并由溧阳市环保局进行环评批复。而早在2002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就规定，从2003年起，炼铁50万吨及以上、电炉30万吨及以上、转炉炼钢80万吨及以上、普通钢50万吨及以上、特殊钢35万吨及以上项目必须由国家环保总局审批。

　　时任江苏省溧阳市发改委主任柳建平当时则向记者不断强调：“申特钢铁公司1250炼铁高炉是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之下，由溧阳市审批的。它不属于新增产能。是淘汰了溧阳四五家企业的产能，在不新增产能的前提下严格按照产业政策，按照专门程序和管理制度审批的。”

　　而在山东寿光，巨能特钢违规私建1250立方米高炉，被环保部叫停后仍违法生产，并继续建设配套设施。寿光市环保局向记者提供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下发的环法[2010]46号文件，内容为巨能特钢违规项目未经环评擅自开工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决定书。寿光市环保局投资科的李科长无奈地称，企业的违法扩建，单靠环保局的力量无法监管。

　　不仅是地方企业，大型钢铁央企也频频违规扩产扩建。2012年，国家审计署就曾在审计公告中披露，2006年至2010年间，宝钢集团所属宁波钢铁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未经核准或超出核准规模，违规新增炼铁产能442万吨、炼钢产能666万吨； 2007年，鞍钢集团未按规定报经发展改革委批准，自行新增产能150万吨，截至2010年底超计划投资81.2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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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三：未批先建黑产能漂白

　　在电解铝行业，早在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曾明确提出，今后三年内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2011年4月20日，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遏制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紧急通知》，随后叫停了23个总规模774万吨、总投资770亿元的拟建电解铝项目。

　　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中国电解铝产能年增幅在25%左右，原铝消费年复合增长为17.5%。在此背景下，电解铝厂家加速向电力等成本相对低廉的西北地区转移，特别是被业政策所“豁免”的新疆。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电解铝新建产能的地域分布中，西北地区占了71%，仅在新疆地区就有近10家大型电解铝企业开始投建，规划总产能在1500万吨以上， 研究机构预计， 2013年新疆地区电解铝产量约为240万吨，同比增长33%；截止到2013年末，新疆地区运行电解铝产能约为310万吨，开工率约为84%。更有行业分析师在媒体上表示，由于国家要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能，提高了电解铝在环保等各方面的准入门槛，如果以电解铝项目名义申请难度会很大，而很多企业为了规避不成功风险，便以科技含量较高的铝加工项目等名义来申报，而在实际建设时却是电解铝项目。

　　2013年4月，有公开报道引述行业人士言论称，未经审批的电解铝产能占已建成产能的85%，而在2011年的另一则报道中，电解铝产能还只是“超过六成属黑户”。

　　而在水泥行业，工信部数据显示，2012年有216条在建水泥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建成投产，届时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假设2013年需求量增长到24亿吨，富余程度也将达到30.54%，而这些还仅是已经被纳入统计的产能。就在最近，本刊记者在山西晋城采访时，当地企业就反映称，晋城市现有8家手续齐全的水泥企业，而在阳城县就有3家，而该县还存在有多家无手续的类似企业。由于竞争激烈，受访企业的100万吨产能开工率仅有20%，日销售额不到五百吨，三班倒已变成一班半都用不了，需要政府及时关停无证企业，规范市场，使政府的监管真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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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标本兼治成不成？

　　我们有理由相信，亳州市和古井贡酒(行情 消息 资金)的案例，只是这十余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普遍作为“推手”，甚至直接参与微观层面企业运行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曾经的光伏之都江苏无锡，多晶硅之都江西新余，还是煤炭之都内蒙古鄂尔多斯(行情 消息 资金)等等，当地单一产业集聚和爆发式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扶持，故而等到企业纷纷陷入产能过剩沼泽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自己曾付出的高昂“沉没成本” 继续出手，想尽办法延缓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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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是大夫还是病根？

　　对“看不见的手”定理的信徒们而言，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当中，似乎政府能够“不干预”，让企业和市场自发调节产能才是终极理想模式，但在中国当前的实际经济环境中，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运作，甚至本身就是诸多企业最大的股东，要使政府完全退出对行业的规划和干预，可谓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早有论者指出，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出现，与近十年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飞速跃进有极高的相关度。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数据表明，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合计占到行业总需求近55%,而我国的人均水泥消费量更是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峰值水平。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财政和GDP的超强拉动，正是近10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完成政绩考核的最主要途径。

　　“地方政府在竞争的过程中不适当的提供了各种优惠，即各种形式的补贴，所以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 “很多企业的决策恰恰是瞄准了政府的优惠”。他将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成因归结为四大方面，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恰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治理产能过剩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政策事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早在2009年就曾提出，中国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针对狭义产能进行干预，而且包含控制污染排放以及推进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方面调控目标，产能过剩治理还与国企改革转制目标具有呼应关系，并与总需求管理和调控通胀等宏观目标存在联系。在如此复杂的多重目标之下，区分适当产能闲置和产能过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界限”的认定。这也是产能过剩定义的一个实质困难。他更指出，无论是统计部门还是产业政策部门，在产能利用率数据常规性系统发布方面都没有明显改进，也很少对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专题研究成果，或者对有关政策成效提供分析报告。有关部门行政管制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可能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

　　针对中央政府的治理手段，金碚也有自己的看法：“治理产能过剩的手段仍然是行政手段为主，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政府要求企业一律不允许投资，能做到么？钢铁行业一律不批？很难说。行政性的办法只能一个标准，也就是按照规模大小和技术落后程度来优胜劣汰。怎么不被淘汰？这就得企业做大。所以就像一个竞争的生态圈，企业只求大到不被淘汰。这也是产能过剩讨论并治理了这么多年，一直进行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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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否不再“老鼠赛跑”？

　　“起床，上班，付账，再起床，再上班，再付账……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无穷尽地为这两种感觉而奔忙：恐惧和贪婪。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就会以更高的开支重复这种循环。”

　　罗伯特·T·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老鼠赛跑”概念，正好可以诠释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困局。可怕的是，诸多身处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中国企业，也深陷于这种模式而不能自拔。它们投资，扩产，滞销，再投资，再扩产，再滞销……在沼泽中不断用力挣扎，却越陷越深。

　　在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企业一般有两种选择：其一，精简和改造自己的商业模式，使其更具有持续性；其二，便是继续提升产能，同时期盼价格回升。在一片愁云残雾的光伏行业中，英利集团的选择便是后者。在2012年年报中该公司便表示：“产能规模对于光伏制造企业的盈利性和竞争力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扩张产能达到规模化经济，这对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这一决心的表现，在2012年已经跃居全球光伏企业出货量第一位的中国英利，给自己制定的2013年出货量目标是：同比增长40%。

　　英利集团的选择在中国企业中颇具代表性。追求规模效应，力求边际成本低于竞争对手，这在个体企业的战略选择上本无可厚非，但在夹杂地方政府各种政绩诉求的背景之下，各种扶植和补贴政策，却使得这种价格战、规模战变成了无止境的损耗黑洞。

　　“前途大好的行业，却把原本应该数年实现的产能在两三年之内一下子释放出来，市场根本没有这个需求，最后只有消化不了”，金碚说，“地方政府往往有一种快速增长、急于求成的思路，追求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讲究‘扶优扶强’——谁要能做大做强，讲究快，十年的能力压缩到三年就可以完成，那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光伏产业便是其中典型”。

　　金碚将这些企业陷入扩张死循环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为技术空间受限。中国制造业产能目前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而是因为企业都在一条路上，盲目的随从大流走，并且盲从可审批的那条路。大家用同样的优惠政策，同样的审批制度，做着同样的东西，这势必造成拥挤。产能过剩并非是因为产业空间没有了，而是因为大家都挤在同一个技术平面上。他更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经营模式应当从平推式的发展向立体式方向发展。平推式就是在同样的技术平面上形成产能，立体式则是每一个产业的高地都不在一个平面，每个产业高地都有储备空间。

　　“我们的产能过剩就是急于求成造成的，而现在这个阶段不可以。这同样是值得政府和行业企业深刻反思的问题”，金碚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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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中国制造”曾是一个奇迹。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具备如此强大的 基本工业品生产能力：她以占地球陆地表面积不 到20%的土地，生产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铁、煤炭、太阳能电池板、工程机械、平板玻璃和建 筑陶瓷，超过60%的水泥，近40%的电解铝，以及 接近四分之一的汽车。但在经历加入世贸组织之 后“黄金十年”里光速般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 的制造业正面临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考验：严重的 产能过剩。“中国制造”病了，由于消化不良， 这架超级机床的组件，正在逐步闲置锈蚀，落上 灰尘，一个接一个环节，蔓延开去。

　　什么是产能过剩？北京大学的卢锋教授认 为，产能过剩是一种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的闲置 富余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的现象，通常伴随价 格下降和利润减少以至持续亏损，在中国，这 一合理界限大约为产能利用率低于80%。而在我 们眼中，产能过剩，是建成后从未投产的风机厂 房，是仓库中堆积如山的原铝铝锭，是港口在寒 夜中缓缓自燃的煤炭，是静静停靠在码头苦等船 东接船的巨轮。它还是中国辽阔土地上遍布的各 种工业园区、大大小小干枯污染的河流和天空中 似乎永不消散的沉沉雾霾。

　　这些“过剩”的产能，并不是停留在纸面 上一个个静止的数字，而是千万个就业岗位，成千亿过往投资，上万亿GDP；为此付出的不可计 量的土地拆迁、社会维稳、污染治理、基建投入 等等成本；以及上上下下无数官员和企业家的政绩、雄心和升迁资本，事业、理想和毕生追求。

　　2013年以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秉持“克强经济学”，在多个场合频频强调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并称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其决心毋庸置疑。但对产能过剩的担忧， 伴随着中国高速工业化的十年，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紧急通知，三番五次的环保风暴，经年累月的宏观调 控和治理整顿，却依旧不能阻止无锡尚德这样风光一时的行业巨人在全球经济骤然失速时倒下。 我们不禁要问，要寻一剂“良方”，真的如此之 难？

　　经历过上一次中国经济下行周期的人可能还记得“国企三年脱困”、“下岗再就业”、“剥离不良资产”等等词语，那是为了中国经济能重新走上正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可以想见，当 “过剩”的产能被市场无情淘汰之后，被目为失败者的辛酸悲哀很快就会被新的繁荣遗忘，便如电影《钢的琴》那破败萧条的区区400万票房，还不足《小时代》浮华迷醉的一小时即忘。在这一专题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们一直能够感受到来自企业、政府乃至普通员工面对“落后”如何定义，面对“淘汰”如何善后的困惑和失落，但鲜有媒体脱离宏大叙事，去关注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中的各方参与者是如何在重重博弈之后，共同选择了眼下这个“共输”的结果。

　　为此，自本期始，本刊将陆续为读者抽丝剥茧，理清逻辑，找出产能过剩痼疾之成因，还原产能过剩“越治越重”背后的复杂利益博弈，探寻企业在产能过剩沼泽中求生的出路抉择，以及各级政府和官员面对产能过剩焦虑而矛盾的心路历程。

（策划：王亚东 高国辉 张万武

统筹：张兴军 王豫刚

主笔：王豫刚

采写：张兴军 张继勇 杨国华 郝 杰 钱玉娟  陈 芬 姚 尧 樊翠真 刘 玮 张晋阳

摄影：刘星雨

图表：王豫刚 孔令朝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