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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有一组数据引起了市场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历史数据显示，在十四大召开之日（1992年10月12日），上证综指大涨4.59%，随后11个交易日累计下跌34.80%；在十五大召开之日(1997年9月12日)，上证综指下跌2.74%，随后七个交易日累计下跌13.79%；在十六大召开之日（2002年11月8日），上证综指下跌2.06%，随后12个交易日累计下跌9.92%；在十七大召开的第二天(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创下6124.04点的历史大顶。 这组数据令人对十八大之后的A股表现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也确实在十八大召开前的两三个交易有所反映，而召开当日，上证综指录得了1.63%的跌幅。 部分做量化投资和统计分析的市场人士认为上述数据意义不大，因样本实在太少，不具备统计意义。然而，或许可以先不从统计意义的角度看这组数据，而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来看这组数据。 有一个游戏经常被玩到，就是让某人连续快速念十几遍“老鼠”，之后问他，猫怕什么？十有八九的人会脱口而出“老鼠”。这显然与事实相悖，可为什么会说老鼠呢？这是思维和记忆力的惯性使然。中国有一些谚语也表达了同样的道理，比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和“惊弓之鸟”等等。 这其中反映的是，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即便是一个理性的人，也会存在非理性的时刻。在相应的触发条件下，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会时不时地出现。 前四次党代会造成的直观现象就是，会议召开之后会导致市场短期下跌，而且跌幅不小。前四次党代会的召开和市场下跌时点的巧合性，令十八大的召开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具备这样的遗传属性。投资者是人，市场是由投资者组成的，市场有人的秉性和本能。“应激防卫”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可能对相似的历史表现毫不反应。 回到量化投资和统计意义上。其实，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量化分析，其研究的对象都是交易行为。只是为了简单理解这种交易行为而把它量化了，以便易于理解和识别。但可惜的是，这种演变最终成为了具有浓厚“形而上”色彩的内容。这可能与搞量化投资的人的出身背景有关。他们多是理工科出身，受到的方法论教育明显倾向于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自然科学具有答案的唯一性，而社会科学则不然。 如果样本数量足够大，其体现出的规律相信是具备足够的统计说服力的。然而，这样一组庞大的数据，是由单个数据组成的，每个数据或对统计结果都有影响，即便是噪音数据也不例外。噪音数据虽然不能指向大的趋势，但它的出现可以帮助理解为何市场出现了变化，尤其是一串连续噪音数据的出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党代会召开造成的市场波动是短期的，是市场交易行为，在影响过后，市场仍会参考基本面等关键因素运行。事件的短期效用只能用于分析短期走势，而长期走势除了某个单一事件可能的影响外，还要动态地加入各类长中短期因素。某个事件的短期效用过后，无论市场涨跌，再分析就要切换逻辑框架。 再回到党代会召开为何会导致市场下跌的逻辑方面，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每次党代会召开前都有维稳措施出现，而维稳措施并非没有尽头，一旦会议开完，就没有理由继续维稳。维稳预期的消退，意味着突然缺失了最瞩目的短期支撑因素，就像一个人吃了兴奋剂，兴奋剂的效力消退，必然会带来身体上的疲乏感，尽管这不意味着这人就从此疲弱不堪了。从实际的维稳措施来看，IPO暂缓等因素，确实不可能在十八大召开之后还一直延续下去，一些暂时退却的负面因素会卷土重来，这会打破原先的维稳平衡。 （本文作者傅峙峰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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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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