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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3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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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 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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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2 1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