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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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Nastock 浏览：12477 回复：0

  让市场的归市场，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利用利率和税收政策来取代行政性政策，让房地产市场回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仍然是最好的策略。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需要认真讨论和做出长期考量的。结构性改革本身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对于本届政府来说，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维稳之外，也需要为未来留下更多的财富。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以定调未来一年的经济政策为著称，历来是关注财经政策最为瞩目的重点。与往来不同的是，今年是十年来最晚的一次会期。有媒体将其解读认为这表明当前的经济形势复杂，使得定调越发困难，以至于“定调会”迟迟未开。
    从职能上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除了总结上年的经济工作外，主要是判断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以此确定宏观经济调控基调，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这些任务的完成建立在非常庞大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公开资料上可查，从7、8月开始，中国的党和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就开始收集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的材料，调动的资源不可谓不多。近几年来，随着媒介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定调会的决策级别高，参与范围广，从这一点上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真正的决策型会议。
    问题是，定调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政策的决策困境。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越来越频繁，幅度越来越大，“收死放乱”循环再现。定调会在其间起到了什么作用？恐怕不容乐观。从实际看，更可谓失误连连。2009年定调2010年为“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但2010年的经济政策与2009年截然相反，下半年几乎全面反通胀，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根本无从谈起。2008年定调2009年为“扩大内需”，内需是扩大了，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产生了。2007年定调2008年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结果2008年下半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事实上，定调这一说法，违背了最浅显的经济学常识，经济的未来几乎不可以预测。经济学科发展至今，要预测经济周期的波动及经济危机的爆发，仍然束手无策，这也是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所以演化成巨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离成熟的市场经济相距遥远，其经济的复杂性、传导性更非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比，对未来的预测自然更不可能。从历史来看，中国近些年的定调会议，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偏差，甚至是反转性的偏差。依照这样的基调来制定经济政策，其后果就是政策跟着经济形势跑，经济怎么能不“收死放乱”？
    更进一步来看，真正的财经定调会，并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统筹，作为**产党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真正的经济决策中心。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次年经济工作，并为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基调，这才是真正权威的定调会。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于12月9日召开，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三天。
    从中国经济政策的实际决策程序上来看，中国法定的经济政策决策程序或机构让位于非正式的程序或机构，大会让位于小会，公开会议让位于闭门会议，例如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经济政策决议的权威性、领先性弱于党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权威性、领先性又弱于**中央政治局。更离谱的是大量仓促未经过法定程序推出的庞大经济政策，如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高达GDP10%的经济刺激计划等。
    问题也并不在决策程序或机构身上，多年稳定的政治结构业己形成其运行的逻辑，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关键在于有令不行。我们可以假定决策的内容是科学、合理的，但决定的政策几乎从未完整实施过。耗费巨大的决策程序形成的决议，最终被行政机构的陋规选择性实施，或者被放大、扭曲。
    例如中央一号文件（即每年初的《**中央国务院关于XX的若干意见》），一般都是涉农政策，但从结果来看，农业年年提，但“三农”的根本问题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如农民收入、农村改变、农业发展等。改变的只是涉农相关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分配，资本市场的农业股在此前后总流传着各式利好谣言。又如财政预算，多年来，两会中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财政收入预算增幅一般在8-10%，但决算增幅总是超出预算的100%。财政预算文件几成废纸，没有丝毫指导价值。至于打破正式文件的束缚，朝令夕改之事，充斥于每年的经济政策变动中。
    在这种决策机制的引导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会议、法定决议，哪怕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会议这样的非正式而实际起作用的会议精神，都难以让人相信。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及经济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等方面与中央政府多有疏离，虽然有利益本地化的因素，但也是中央政策权威性不够造成的。而中央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够是中央权威变弱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中央政府自己砸自己的脚，自己削弱自己决策的权威，让地方政府、让部委无所适从，继而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今天，中央的权威从未体现在经济政策的指导上，往往是通过握住人事权，通过人事调控来左右地方的经济政策走向。但这是长久之计吗？
    为决策者计，经济政策权威的树立与维持，首先要厘清经济政策的决策重心，即界定政府的角色，哪些是政府应该主导的经济政策。因为短期经济形势变化太快，跟踪短期，行政部门的决策必然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干预短期自然是适得其反。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以长期结构性经济政策为主，包括资源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
    其次，要明确规范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力归属，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制定经济政策，其程序是否规范与合理？历史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闭门的、小范围的决策机制，总会让人猜测，其背后必然是权力的寻租和决策的不透明，是决策之大忌。
    再次，经过合理、合法的决策程序产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要言必信、行必果。除非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应该坚定不移的走下去。绝对不能出现财政预算收入8万亿，决算却是10万亿。也绝对不是年年提经济结构调整，却光打雷不下雨。
    只有做到了这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会真正地起作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各级政府的文件才会被下级机构真正重视，才不会出现前总理朱镕基批评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才不会出现“地方和尚念歪了中央的经”。
    中国的问题不都像说得那么简单。改革开放是政府推出的一种政策，所以也只有政府能定义什么是改革和开放。而中国政府在定义自己的政策时展示了罕见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此，倘若未来可预见的政府采用了“某某模式”，采取了某些在现在看来简直是告别改革的行动，那也不影响坚持改革这一基本原则。
    当然，作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根本国策，经历过1989年考验的改革开放肯定不会轻易变动。但改革开放同时也是根据世界形势指定的外向国策，随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有趣的是，在中国极为重要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风暴，正在降临到改革开放头上——那就是欧元区濒临解体,由于欧元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成员国政府未能兑现其动听的承诺，曾被视为不堪设想，因而被人不屑一顾的欧元区解体这个构想，现已作为一种可能性得到各方公开的谈论。如果现在不能遏制欧洲债务危机，救助代价就可能开始扶摇直上，超出政界人士的掌控范围。
    对欧元区来说，最好的结果无疑是各国达成共识，拯救欧元；差一点的结果将是稳定的分离，回到统一货币之前的共同体概念；但同样不能不谈的是，欧洲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在这场危机中跟欧元一起破产，从而造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西方的最大危机。
    哪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也难以对这样的事情保持冷静。中国政府拥有据说价值达11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的各级官员对“赚钱”这一概念的敏感度高于外国同行。意大利的官员也许认为国家面临破产风险，或者干脆直接破产了都没有什么，但中国人理解的破产却似乎是失去一切财富和荣誉。
    如果意大利脱离欧元区，靠大量印钱来偿还国债，那么不仅仅是官员，整个中国都会把意大利当成90年代初的俄罗斯，把欧盟解体和苏联解体当成一回事。占绝大多数并不太熟悉世界经济的官员将把这样的国家视为loser国家，对于往这个方向走感到恐惧。这种看法在官员中绝非一种预言，而是早已流传开来的想法。如果欧元区解体得足够快，那么，**在十八大之前就会把这一事件的检讨变为全党共识，而这对改革开放无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政治的改革上也一样。从我来中国的2003年直到去年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官方媒体不断鼓吹 “积极稳妥”推进政改。而在一年后的今天，大家已经看到“稳妥”到了“积极”的前面。
    中国官员在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一样，基本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中国既然会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抛弃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在欧洲出了问题之后，中国也完全可能会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终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欧元区解体的原因就是欧盟缺乏党的领导”，“意大利的悲剧根源在于对德国资本过于开放”。
    这样的虚拟结论或许有些可笑，但从官员整体的利益上看，即使对欧元区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恐怕结论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政府支持改革的根本动机和他们做任何事的动机一样，来自于确保他们主导的体制稳定。而确保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外部的市场、投资和技术。
    过去中国因融入世界而获得的奖品是WTO，它的意义正如胡锦涛主席前几天所说的那么重要。而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好像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能容纳这么多工业国，中美欧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凸显，WTO所代表的全球竞争被更加传统的地区竞争所取代。欧盟正在夺回自己对地中海和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和亚太国家谈论的合作框架是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环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人对此毫不热心——不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利益，而恰恰是因为一旦中国加入的话就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无论怎么改革，中国再也不会得到奖品了。
    采取一些赤裸裸的保守措施反而有利于中国得到西方的认可。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
这是《**宣言》的原文，但华尔街的三大评级机构毫不介意中国政府真的这样做。评级机构给予中国相当高的主权信用等级，这意味着更多的外国投资和更容易发行国债。相反，如果中国购买大量希腊国债以支援欧洲，评级机构将毫不犹豫地降低中国的信用等级，就像他们把援助希腊的法国银行降级一样。完全独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评级机构只是越来越强大的跨国公司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必须与西方国家接近以换取跨国公司的进入，现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已经不需要考虑西方的国家意志。
    假如欧元区的分裂在使中国在2012年告别改革，那么，从长期来看，改革会彻底地被“稳妥”吗？告别了改革的中国还能稳定吗？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回答。因为谁也说不清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开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先生作为总设计师所制定并推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是一种设计，它只规定了一个方向性的目标而已：在21世纪中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却没有规划好该怎么做到，只是让官员们摸着石头过河。人们甚至说不清改革开放目前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其本身的正确性，还是因为**确实强大无比的好运气。而运气，则是无法预测、评估的。
    十年来，没涨没跌的上证指数就反映了官员们对股市的认知和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