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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8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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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马克思主要强调经济资本, 布尔迪厄则更加强调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亦即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等,他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指出资本以多种形式存在,其中有三种基本形态:1,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2,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3,社会资本(也可称为政治资本),以社会声誉, 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在他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 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进行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是同“场域”(space)的概念相联系的。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里, “社会”是一个“场域”的范畴。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 基础之上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是场域的构成要素。换言之,场域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强加在每一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是权力分配的结构,任何个人欲获得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场域因此也是一个利益冲突和争夺的“战场”。 而阶级指的就是在该场域结构里位置相接近的人。“场域的结构,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一场域内的报酬、利润、制裁,都有相对确定的结构。但是,这种外在的结构,并不能机械地约束参与者的行动。这是因为惯习在起作用” [6] 惯习(habitus)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
布尔迪厄认为,“对外在客观性内化的程序的解释是其创生结构主义的重要任务。在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教育通过仪式、游戏、训练将社会空间结构描摹在人们的心灵上。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具有某种大体上一致的系统方式,并对外在场域作出回应。”惯习是通过体现于个人的躯体上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人们的生活实践都是由惯习这一深层的生成原则决定的。作为人们生活的生成原则,它还是社会实践的分类体系。通过这样的实践,人们相互区分开来。“它是理性的运作者,但是只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原本就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历史系统之中,因此超越个人。它又是一个策略系统,实用的逻辑。惯习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方式并不具有严格的推演规则性,它总是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景的遭遇中,确定自身,遵循一种含混不清的实践的逻辑,与日常世界关联。”[7]简而言之,惯习就是一个场域结构里各个位置的人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而形成的心智结构,而这种心智结构又对产生它的场域结构具有生成性的型塑作用。
中国自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的建立已经基本破除了经济剥削的物质基础,故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本家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虽然经济剥削的物质基础已然瓦解,但由于5000年阶级社会的漫长历史,长期因循下来的惯习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并且还会反映到社会场域中来,并依然不断地支持着种种压迫的产生,由于这种惯习对社会结构的不断侵染,新中国的社会存在着倒退的危险。“毛泽东最后认为竞争的关键,或者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掌握问题,因为最后决定竞争胜负的支配权是综合的,在生产资料占有之外,更重要的支配权存在于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把握。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强调要由平民阶层自己来掌握国家机器,自己来把握话语权,毛泽东强调复辟的极大可能性,根源在于毛泽东看到了政权和话语权结合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设和维护,而是政权和上层建筑的掌握。”[8]
事实上,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不久就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思想上的阶级”的观点。他在1957年7月提出的“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9]的判断,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提出的国内重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宣布的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属于剥削阶级的判断,在1959年8月16日提出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判断无一不是指向于此。故而,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显然观察到了新中国社会存在着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利用其占有优势地位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人民大众进行二次压迫的危害,而在这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喝他们的血”的“政治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背后的则是历史长期浸染而成的惯习和惯习反作用而生成的社会场域结构。这样来看,毛泽东要搞一个“深入到灵魂深处的伟大革命”就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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