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空头能爆仓...........太肥乐

苏北人

俄罗斯央行宣布下调关键利率25个基点
时间：2010年04月29日 17:07:10 　　俄罗斯央行今日议息会议后，决定下调关键再融资利率25个基点。
　　俄罗斯央行今日在议息会议后，发布公告称自4月30日起将关键再融资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8.0%的历史最低水平。
　　这是俄罗斯央行一年来的第13次降息，自去年4月以来，俄罗斯央行已经累计降息500个基点。
　 .中.新.网

苏北人

从高储蓄率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Post By：2010-5-1 9:58:54

　　摘  要：金融危机以来，在中国高储蓄率的支持下，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再杠杆化”政策成为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的一个显著亮点，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从全球“大危机”中走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结构短期內难以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我们认为巨额储蓄不但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而且也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关键在于通过国內和国外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新布局，一方面提高储蓄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不断纠正国际收支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复苏奠定稳固內外经济基本面。

　　关键词：储蓄率，金融危机，经济复苏，金融“再平衡”

　　一、引言：高储蓄推动下的经济复苏

　　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导致信贷市场冻结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政府、银行、企业和家庭的高储蓄率为中国充分预留了“再杠杆化”空间，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

　　金融危机以来，以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再杠杆化”过程成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重要条件。2008年底以来，为了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迅速实施了包括4万亿元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大规模银行信贷投放等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这种“危机应对型”的“再杠杆化”政策已经释放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宏观经济也已成功实现“V”型反弹”。更为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外部冲击下，与西方所经历的被迫“去杠杆化”不同，高储蓄率支持下的中国企业和家庭反而明显扩大了其支出规模，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都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也明显增强。

　　总体而言，在高储蓄率支持下的“再杠杆化”过程，不但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一个显著亮点，也使中国成为从全球“大衰退”中率先走出的重要经济体。

　　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基于高储蓄条件的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高储蓄率不但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而且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复苏的重要前提，关键问题则在于如何通过金融政策的重新布局提高高额储蓄的配置效率，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复苏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复苏进程中的各种风险。

　　（一）关键在于中国的高储蓄率

　　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断走高的储蓄率，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提高的速度更快，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51.3%，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仅为12.6%、26.6%，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不但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印度。



　　许多学者已经证明高储蓄率是过去30多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惊人的储蓄率，中国的大规模投入才成为可能，而中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高的增长，并超过东亚高增长经济体，其关键原因也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高于东亚近邻。

　　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短期内仍然难以发生彻底改变。因此，如何高效率地使用高额储蓄，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动力就显得十分关键。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国内外金融政策的重新调整，即所谓的金融“再平衡”。

　　（二）基于高储蓄的资产配置：高储蓄的两个流向

　　在既定的高储蓄率下，高投资就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权衡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鉴于中国庞大的国民储蓄率，整体而言，这些巨额储蓄存在两种流向：1）通过国内金融体系形成投资，从而使资本积累增加；2）通过国际金融市场飘洋过海投资于国外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由于中国存在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私人海外投资存在诸多限制，因此，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者是中央银行，主要投资于以美元债券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从而形成外汇储备积累”。

　　首先，从国内层面看，一方面如果中国的高储蓄经由国内金融体系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考虑到2008年投资占GDP的比率已超过50%以及此轮经济复苏主要是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2009年中国经济将再现投资主导型增长，因此关于“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担忧自然会引起关注。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所经历的状况往往是一种高投资、高增长和低通胀格局，这说明高储蓄所支持的供给面反映更为迅速。这样一来，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之旅中，将高储蓄配置在国内，并避免产能过剩和通胀风险会是一个重要挑战，这既需要经济企稳之后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又需要相关的金融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

　　其次，从国际层面看，按照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恒等式：CA＝S—I，国民总储蓄率与国内总投资的差额即为经常账户的余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本质上表现为高储蓄未被国内使用的部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出口正在复苏反弹，出口降幅正不断收窄。事实上，我们认为给定中国相当高的储蓄率及中国吸引全球产业转移的优势。在未来的可持续复苏方面，出口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这一基本约束条件，未来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本质上将是一个资产配置问题，即在国内实物资产和海外资产之间进行权衡选择。

　　三、国内政策调整：以高储蓄促进可持续复苏

　　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复苏的重要条件，当这些巨额储蓄被配置到国内实物资产时，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国内资产配置应为中国长期复苏寻找新的增长点，既要推进高储蓄下的高投资，又要控制“产能过剩”；既要适度扩大政府、银行、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又要控制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因此，国内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应把握这一主线。

　　（一）高储蓄支持下积极财政政策应侧重调结构、促平衡

　　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来，中国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远远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健康。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仅为0.4%，加上2008年底以来实施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支出计划的支出规模，预计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仅在3%一4%之间。因此，健康的财政状况为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预留了较大的“再杠杆化”空间。



　　总之，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再杠杆化”政策未来仍可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因此，未来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当前的积极政策可否持续，而在于如何有效利用“再杠杆化”的政策空间转变财政的支出重点，注重调结构、促平衡，使财政政策服务于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1.财政政策应把握宏大的城市化主题，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找新的亮点。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总人口为13.21亿，其中城市人口5.93亿，城市化率达到44.9%。然而这一数字明显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本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与美欧等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因此，未来20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城市化空间。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经济应以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在人口老龄化来临之前，把握未来10年时间窗口，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将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以及城市功能的配套和完善，并以此促进其它相关产业的投资增加。这将成为未来中国实现可持续复苏与经济转型的重要政策线索之一。因此，“再杠杆化”政策必须为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持。

　　2.财政政策应侧重于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和区域结构平衡。未来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点应该是平衡经济增长的路径，这里有两个任务：首先，扩大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从而真正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并以此促进内需结构的“再平衡”。为此，财政政策应注重以下重点：第一，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低收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财政支出正在出现这方面的积极转变。在政府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方案中，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支出项目不仅直接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还投入了大量的非投资性财政支出，尤其是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这些非投资性支出会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其次，针对不同区域的增长格局，采取不同的财政刺激策略。从中国经济本轮复苏的趋势看，中西部地区复苏的势头快于东部发达地区。200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实际GDP增长率均在19年里首次超过东部地区，这对缩小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宽松货币政策应逐步回归适度宽松，控制通胀风险

　　虽然从目前的情形看，2009年乃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还是经济的平稳和持续复苏，通胀依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发现：虽然2008年底以来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但物价水平增速却呈现猛烈的反向运动趋势，这使得M2增速与CPI之间的缺口迅速扩大，并大大突破历史最高水平。所以，仅从当前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仍然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复苏。

　　然而，从长期来看，物价水平的变化本质上将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应当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效应”。更何况此次新一轮宽松性货币政策是史无前例的迅猛，如果用M2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来衡量中国宽松的流动性状况，那么2009年中国的M2货币供应增长率将为28%左右，预计名义GDP增长率为8%，那么今年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指标将超过20%，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从当前的最新数据看，2009年9月份中国的M2增长率从8月份的28.5%提高至年同比29.3%，创造将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图3）。



　　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复苏，这种史无前例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逐步回归适度宽松，从而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三）家庭和企业的高储蓄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复苏预留了较大潜能

　　从长期的视野看，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复苏将面临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这其中的两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提高私人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

　　首先，从家庭消费来讲，现代宏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强调当期收入对消费的直接影响，而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一永久性消费假说则强调永久性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在笔者看来，无论从哪个理论出发，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都是未来消费增加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储蓄可以直接转化为家庭的当期购买力，形成今天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储蓄可以形成金融资产，从而提高永久性收入，平滑周期性消费。因此，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及健康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将成为未来居民消费扩张的重要支撑。

　　其次，从提高私人投资来讲，尽管中国的企业储蓄率一直很高，而且事实上在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储蓄主体中，中国的企业储蓄一直占有最高的比重，而且也是增长最快的部门。据估算，企业储蓄的来源主要是企业利润的增长及未分配留存收益比重的提高。2003～2007年的5年间，中国企业留存收益占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中国大中型企业的利润增长也很迅速，年均增长率高达38%，这使得负债比不断降低。但是，这些储蓄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真正要依赖的是私人投资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储蓄的使用效率。

　　四、国外政策布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从更广泛的国际视野看，那么中国的储蓄率问题就不仅仅表现为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率，而且还是全球储蓄不平衡的有机组成。正是基于中国储蓄问题这种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国外政策的重新调整就理所当然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短期内，根据恒等式CA＝S－I，为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尽量把中国的高储蓄通过本土金融市场配置到国内，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与增长的源动力；二是长期内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逐步减少对美元储备的依赖，从而降低中美之间的储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冲击。为了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以下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

　　（一）推动本土化金融市场发展，使储蓄盈余留在国内，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和全球经济的不断复苏，未来中国重现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表现出了持续的复苏态势，虽然同比仍是负增长，但是负增长的速度在不断收窄，而且环比增长率改进的速度明显加快。预计2009年9月以后的出口将会不断改善，2009年年底出口将由负转正，这意味着经常账户收支顺差将很快重现，那么中国就只能被动加大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购买，中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会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人在不断增加。总体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因此，基于中国特定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局面预计不期将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复苏进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风险因素仍然来自于国际收支失衡。

　　鉴于此，为了缓解和解决中国的外部困境，一个十分必要的对策就是发展本土金融市场，这既是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应对“双顺差”格局的一项极为重要的预警性措施，也是中国从根本上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实现国内外平衡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

　　（二）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改革，纠正中美储蓄不平衡

　　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结算中的主导性世界货币，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在目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下，只要中国存在储蓄盈余，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使资金流向美国。因此，纠正中美之间的储蓄不平衡结构，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国际储备体系的改革，只要全球外汇储备资产集中于单一美元，那么美国的低储蓄率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纠正。

　　所以，从全球角度看，应当积极推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解决全球储蓄不平衡；而从中国角度看，则应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解决中美之间的储蓄不平衡。当然，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总结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高储蓄率一直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在2008年底以来，中国的高储蓄率又成为了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显著亮点，经过一系列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布局，中国的高储蓄率也将是未来可持续性复苏的核心条件。

　　在经历了一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在高储蓄率的支持下，中国应对危机和外部冲击的能力明显增强，而且未来可持续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也在不断增加。总体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复苏与增长甚至中国的崛起都已事成必然，关键在于这一进程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金融支持，以配合高效率地使用中国的高储蓄。

苏北人

刺激消费：经济增长新砝码？   Post By：2010-4-30 9:55:27

　   主持人：蒋秀娟(本报记者)

　　嘉  宾：迟福林[中国改革（海南）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蔡永飞（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对话背景

　　近期经济界热议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转变经济结构的办法。要保持中国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要使投资率和消费率维持相对合理的比例关系。4月17日，“2010发展中国论坛新闻发布会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态势分析座谈会”举办，经济学界部分专家再次聚焦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态势和战略转型等问题。有专家指出，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将有可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趋势。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如何？居民消费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调整消费与储蓄的合理比例？

　　——现状——

　　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待提高

　　主持人：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怎样？如果要实现经济刺激目标，消费需要达到怎样的水平？

　　迟福林：我们看到这两年在多方面作用刺激下消费发展态势是向好的，但同时消费率偏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是从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这些年消费明显滞后于投资趋势；其次，从历史来看，现在的消费率不是最高水平；再者，放到国际上去比，我们的消费率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至少有10%的差距。

　　刘尚希：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物质资本积累非常快，但人力资本积累却相对滞后。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健康、环境等等，因此在我们考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就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我认为，只有把这种发展方式转移到人的发展上来，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和消费密切相关。表面看，消费是物的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物的生产过程；但从人的生产来看，消费就是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是人的生产过程。如果消费停下来，人的发展动力不足，经济也不会稳定。我们往往把消费看作是一个工具，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与人力资本有关。

　　——未来——

　　5年形成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主持人：您认为我国有没有可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倘若可以，该如何实现？

　　迟福林：未来5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趋势？也即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9%左右调整到55%，我想有这个可能。大概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国家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基本格局。

　　为什么说可以实现？从理论上来说，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间，应该是一个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拐点；从现实而言，城市由住房和汽车刺激的消费的提升，已是一个现实；还有一点，农村在多种作用刺激下潜在的消费力开始释放，并且未来城乡结构调整农村潜在消费释放的水平会更高，因此未来5年左右有可能形成消费主导的趋势。

　　但这个趋势不是自然的过程，关键取决于两点：1.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调整，个人收入和国民收入要分配好；2.多方面推进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推进相关方面制度改革上将会有一些重要举措出台，这对于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途径——

　　公共消费需要扩大

　　主持人：公共产品的投资是否能算消费？

　　迟福林：改革开放30年，中国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的问题，然而公共消费即公共需求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尽管我们的公共领域投资很大，但这个需求是一个战略性的提升，而供给很难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个需求。

　　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涉及到收入差别问题，也涉及到消费倾向的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倾向问题。目前，由于公共服务自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消费倾向。我们不可能在3—5年内完全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3—5年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化的趋势？

　　我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有一个经济水平承受力的问题，更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现在为止，农村养老和城镇养老还没有统一起来，我们要统一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应该要高度重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对于我们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

　　主持人：现在我们国家投资率比较高，在很多基础设施上都加大了投资力度，这算不算是一种公共消费？这种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如何？

　　迟福林：有人说我们所投的基础设施都是为了消费。是不是真的这样？并不能完全这么说。实际上到了现阶段，有些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开始显现，这就有可能形成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但与此同时，消费本身确实可以拉动投资。如今我国还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这并不是在生活产品短缺前提下的一个投资需求，而是由消费需求所释放出来的投资需求。

　　政府补贴和农户收入相结合 提升农村消费

　　主持人：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的消费刺激有多大？

　　蔡永飞：家电下乡的目的应当是：带动农村消费。但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就显示出一种矛盾：家电本身的设计是按照城里人的使用习惯设计的，除去微波炉、空调这样的傻瓜式操作就可使用的家电外，更多的家电则同时要求配备与之相配套的设施。

　　主持人：家电下乡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其对农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从而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

　　蔡永飞：由于当时红红火火的家电下乡运动没有考虑到一些限制性因素，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了这种矛盾导致的现实后果：不少偏远农村地区购买了享受政府补贴的“被下乡”产品后，为了接收信号迫不得已跑到户外接听电话，为了洗一次衣服不得不将洗衣机抬到排水沟旁边……

　　导致这样一些结果的原因，一是政策的过度引导，打破了农村原有的消费生态结构；二是废旧家电的大批回收拆解和翻新加工，在循环利用、节约能耗的同时，也造成了加工产品的农村地区不必要的环境污染。

　　因此，我认为要真正发挥“家电下乡”的作用，首先是继续以“政府补贴和农户收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家电下乡”进程；其次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同时也要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观点争锋——

　　樊纲：反对政府在消费上“做过多事情”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在刺激消费问题上，“反对政府做过多事情，有人说政府要对低收入阶层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这并不可持久，过早提升某些价格可能会导致另一些人永远得不到新的就业。”

　　在樊纲看来，在刺激消费方面，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进行体制改革，对一些扭曲的资源价格、财税制度、社保、医疗、金融等领域进行调整和扭转，“而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花钱，否则可能将来会出现问题。”他说。

　　此外，樊纲还指出应该更多刺激中等收入阶层提高消费，“这是真正政府需要刺激的，一个百分点的税率换两个百分点的消费，边际收益比较高。”他如是说。

　　——数据说话——

　　12.5万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后则实际增长16.9%。在一些专家眼里，居民收入增长很多年来都难以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内需成长似乎尚需时日。

　　4.6%  今年“两会”期间，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就透露，去年扣除价格因素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速16.9%，2009年消费拉动GDP则达到4.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2.5%，比2008年提高6.8个百分点。

　　40%  2001年以来连续6年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消费，近年来有所好转，但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仍旧维持在4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左右的比例。

    ■ 观点提示




  　未来5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趋势，也即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9%左右调整到55%，我想有这个可能。　　——迟福林




　　从人的生产来看，消费就是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是人的生产过程。如果消费停下来，人的发展动力不足，经济也不会稳定。——刘尚希




　　我认为要真正发挥“家电下乡”的作用，首先是继续以“政府补贴和农户收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家电下乡”进程。　　——蔡永飞



来源：科技日报

苏北人

　——现状——

　　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待提高

　　主持人：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怎样？如果要实现经济刺激目标，消费需要达到怎样的水平？

　　迟福林：我们看到这两年在多方面作用刺激下消费发展态势是向好的，但同时消费率偏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是从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这些年消费明显滞后于投资趋势；其次，从历史来看，现在的消费率不是最高水平；再者，放到国际上去比，我们的消费率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至少有10%的差距。

　　刘尚希：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物质资本积累非常快，但人力资本积累却相对滞后。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健康、环境等等，因此在我们考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就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我认为，只有把这种发展方式转移到人的发展上来，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和消费密切相关。表面看，消费是物的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物的生产过程；但从人的生产来看，消费就是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是人的生产过程。如果消费停下来，人的发展动力不足，经济也不会稳定。我们往往把消费看作是一个工具，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与人力资本有关。

苏北人

　　——未来——

　　5年形成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主持人：您认为我国有没有可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倘若可以，该如何实现？

　　迟福林：未来5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趋势？也即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9%左右调整到55%，我想有这个可能。大概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国家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基本格局。

　　为什么说可以实现？从理论上来说，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间，应该是一个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拐点；从现实而言，城市由住房和汽车刺激的消费的提升，已是一个现实；还有一点，农村在多种作用刺激下潜在的消费力开始释放，并且未来城乡结构调整农村潜在消费释放的水平会更高，因此未来5年左右有可能形成消费主导的趋势。

　　但这个趋势不是自然的过程，关键取决于两点：1.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调整，个人收入和国民收入要分配好；2.多方面推进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推进相关方面制度改革上将会有一些重要举措出台，这对于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苏北人

　——途径——

　　公共消费需要扩大

　　主持人：公共产品的投资是否能算消费？

　　迟福林：改革开放30年，中国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的问题，然而公共消费即公共需求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尽管我们的公共领域投资很大，但这个需求是一个战略性的提升，而供给很难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个需求。

　　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涉及到收入差别问题，也涉及到消费倾向的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倾向问题。目前，由于公共服务自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消费倾向。我们不可能在3—5年内完全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3—5年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化的趋势？

　　我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有一个经济水平承受力的问题，更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现在为止，农村养老和城镇养老还没有统一起来，我们要统一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应该要高度重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对于我们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

　　主持人：现在我们国家投资率比较高，在很多基础设施上都加大了投资力度，这算不算是一种公共消费？这种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如何？

　　迟福林：有人说我们所投的基础设施都是为了消费。是不是真的这样？并不能完全这么说。实际上到了现阶段，有些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开始显现，这就有可能形成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但与此同时，消费本身确实可以拉动投资。如今我国还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这并不是在生活产品短缺前提下的一个投资需求，而是由消费需求所释放出来的投资需求。

苏北人

——观点争锋——

　　樊纲：反对政府在消费上“做过多事情”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在刺激消费问题上，“反对政府做过多事情，有人说政府要对低收入阶层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这并不可持久，过早提升某些价格可能会导致另一些人永远得不到新的就业。”

　　在樊纲看来，在刺激消费方面，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进行体制改革，对一些扭曲的资源价格、财税制度、社保、医疗、金融等领域进行调整和扭转，“而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花钱，否则可能将来会出现问题。”他说。

　　此外，樊纲还指出应该更多刺激中等收入阶层提高消费，“这是真正政府需要刺激的，一个百分点的税率换两个百分点的消费，边际收益比较高。”他如是说。

　　——数据说话——

　　12.5万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后则实际增长16.9%。在一些专家眼里，居民收入增长很多年来都难以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内需成长似乎尚需时日。

　　4.6%  今年“两会”期间，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就透露，去年扣除价格因素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速16.9%，2009年消费拉动GDP则达到4.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2.5%，比2008年提高6.8个百分点。

　　40%  2001年以来连续6年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消费，近年来有所好转，但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仍旧维持在4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左右的比例。

苏北人

我国人口城市化制度设计不利于农民向城市迁移。主要表现为：

　　 第一，绝大多数城市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工进城设置了较高门槛。有的地方实行总量控制，有的则收取一定数量的城市人口增容费和增容配套费，甚至规定以购买当地住宅商品房作为落户条件。要取得城市户口对转移到大中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很难实现。

　　第二，相当一部分城市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存在歧视性规定，农民工只好将子女留在农村上学。由于劳工输入地无法满足农民工为子女谋求良好教育环境的要求，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真正安定下来。

　　第三，某些地区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实行严格限制，或采用素质门槛限制，即要求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这等于将大部分农民工拒之城外。

　　第四，从社会保障情况来看，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而外来农民工一般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部分高危工种有工伤保险的除外），这就使农民工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其维权成本比城市职工更高。

　　（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是城市化滞后的直接原因

　　为了使新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快速形成，建国后，我国采用了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即运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从农业获取剩余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实行“剪刀差”政策是形成城市偏向政策的手段，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通过垄断产品流通，提高工业产品价格和压低农产品价格，制造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此外，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大规模向重工业倾斜的投资和建设，导致了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城市化进程跟不上工业化的速度。

　　（三）先沿海后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导致城市化发展失衡

　　新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在深圳、珠海等4个沿海城市设立经济特区，随即开放14个沿海城市，形成地区经济规模后整合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最后才将改革的春风吹到内地。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相一致的。中国先沿海后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前面的数据显示，开放最早的深圳特区的城市化率已达到100%，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城市化率也相对较高。就省际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的城市化率都已超过60%，而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省区的城市化率还不过32%。中国先沿海、后内地的改革开放进程，不仅导致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市化发展失衡的局面。

　　三、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我国应建立按照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要消除城乡不同户籍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权利差异，弱化户籍在招生、就业中的门槛限制，给进城农民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从而降低农民城市化的成本，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当前，应在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方面给予更多便利，将教育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社会制度，消除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二）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为城市化进程提供动力

　　城市化是以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进步的过程，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在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环境下，广东省城市化和工业化齐头并进，是因为广东省最早开放，经济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广东省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很好的样本。第三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城市化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进步更多地通过第三产业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来实现。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持续发展需要就业大军的强有力支撑，必须设法增加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就是吸收就业最多的产业。为了促进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在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同时，更要通过有效措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15]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城市化进程不仅受制于宏观决策，它也是一个经济学现象。因此，要借助市场力量来推动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减少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把投资决策权和生产经营权等资源配置的自主权交给企业，将进城或留乡的选择权留给农民。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内，资源配置和人员流动总是循着最有效率的方向来运行。政府所为应是保证市场的有效性，解决和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公共物品，制定市场规则，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正常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人力资源支撑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源

　　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更趋复杂和多样化，城市的产业门类更加齐全，对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要创造良好的人才制度环境，以培养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为重点。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不仅可满足城市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使一些结构性失业人群能够顺畅实现工作转换，减轻城市的失业压力，促进城市化高质量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化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尽管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城市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少的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我国城市化必将迎来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苏北人

商务部正酝酿推出《市场流通基本法》

2010年04月29日 09:10 　     中国商报


　　在市场流通和国内贸易领域，目前为止一直尚未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市场流通法律体系。日前，记者获悉，商务部正在酝酿推动一部《市场流通基本法》，系统规范市场流通体系。专家普遍认为，市场流通基本法的制订有望使流通业“喊了多年”的国家战略性产业地位获得确立。

　　流通业“基石”缺位已久

　　“外贸领域有《对外贸易法》作基本法;外资领域有三个外资大法为基本法；惟独在市场流通和国内贸易领域，一直没有一部以整个市场流通活动为调整对象的基本法作为市场流通立法的基础和依据。”河北邯郸阳光百货集团总经理韩玉臣日前在参加商务部座谈会时说，流通业呼吁国家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因此必然是徒劳地“空喊了那么多年”。

　　因此，此前的全国两会上，韩玉臣以流通业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两会递交了《关于要求加快制订市场流通基本法》的议案。在韩玉臣看来，流通业长期受忽视的源头就在于国内流通立法的缺位。

　　市场流通基本法长期被认为是整个流通业法律体系的“基石”。“基石都缺位，再如何补充枝梢末节能有何用?”韩玉臣说。

　　五年前，内贸立法首次成为商务部立法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一批法规纷纷完成起草、送审或出台。按照当时商务部的立法规划，商务部将从制订市场流通基本法着手，在3～5年内初步建立健全的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在其框架内，市场流通基本法是解决流通领域共性问题的牵头性法律。当时的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将此形象形容为“内贸流通法律的树轮廓”，五年内将不断为其“添枝加叶”。

　　但是，由于看法的不同，也由于流通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层出，商务部退而求其次，在一些迫切解决的领域诸如生猪屠宰和酒类管理、特许经营、农村市场批发、商业网点建设等领域出台了一些相关法规和部门规章，最为基本的流通大法却因此一直缺位。

　　一些人士据此认为，正是由于基本大法的长期缺位，整个流通领域立法的步骤因此被阻碍，内贸流通业也因此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状态”，许多基础工作未能开展。

　　立足市场秩序规范

　　市场流通业法律体系中缺位已久的“基石”终于有望被夯实。在2010年联商网大会上，商务部流通业战略专家、商务部研究院流通战略部副主任张育林透露，商务部条法司目前正着力酝酿制订市场流通业的基本大法，已连续召开数次战略专家小组研讨会、征求制订意见并开始着手起草《市场流通基本法》草案。

　　“基本法强调市场秩序，而不是注重管理、许可。”张育林在联商网大会间隙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市场流通基本法将是商务部对已出台的市场流通体系框架内相关法律法规系统化和有层次的整合，将此前分散、具体的市场规则抽象成系统化的法典。

　　“欠账太多。”对于中国流通业的立法工作推进，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宋则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道出沉重的四字评价。

　　这其实是被诟病已久的整个流通业的立法现实。“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内需、促消费，但流通业恰恰是扩内需、促消费的关键一环。”韩玉臣说，商业网点规划无序、商业大店高度集中过分竞争的流通领域种种不适应、不同步的畸形发展状况其实都来源于政府对于市场流通业的定位、规划及强调其重要地位的法律法规的空白。

　　“当前流通业的立法是查漏补缺。”张育林也坦言，当前流通立法缺位很多，已修订出台的也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修订。

　　不过，张育林透露，商业部门在流通领域的立法推进一直没有停止，包括制订市场流通服务业的基本大法也早在2005年就有倡议并开始调研推进。“主要还是各方认识不同，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其间也有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张育林说。

　　记者亦听到诸多反对市场流通基本法制订的意见。上海商学院教授周勇就在2010联商网大会上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我国的商品流通领域不需要制定基本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就可以很好实现对商品流通秩序的调整和规范。周勇教授的意见基本上代表大多数反对者的声音。

　　对此，张育林指出，“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重视第三产业，其实就是对流通业的重视表现。”张育林说，随着商业的迅猛发展，诸如商业网点建设无序、流通机制的不完善和市场的条块分割，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战略地位重视流通业，制定市场流通基本法已经势在必行。

　　张育林透露，市场流通基本大法对于政策予以流通业的支持和促进方面，也更为注重流通设施网络的扶持建设。“对于基础性的公益性的设施，例如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的公共服务的区域网络，业态组织和模式的创新，进行扶持和重视。

　　张育林透露，对于当前零售业普遍争论的“食利型盈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商务部也已关注到这种模式的弊端性，下一步有可能针对此展开调研，并可能支持创新的业态组织和模式发展。

　　新形势倒逼出“基本大法”

　　在张育林看来，市场流通基本大法制订终于提上日程源于当前国内整体流通服务业新形势的“倒逼”。

　　“流通业以规模取胜走了这么多年来后，种种深层次的弊端问题已暴露出来。”张育林说，流通产业链要求的位置已经必须提高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作用的高度看待。

　　眼前的现实是，无论是内外贸管理的职能部门从此前的商业部到内贸局到经贸委，最后到商务部，地方依然商务厅、商贸局、内贸厅、经贸厅等职能设置的分割，还是从市场内外贸完全不同的形式上，企业的经营上，都没有实现一体化，市场也依然是国内外两个市场。

　　张育林指出，在国际形势发生大变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单方面的出口转向内外贸协调发展，真正实施内外贸和国内外市场一体化。除扩大进口渠道，改变经销网络外，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扩大国内消费。

　　其次，流通服务业如何通过自身渠道建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正成为流通业的重任。“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中国国际上的制造能力和消化能力不匹配，中国制造如何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的地位，产业的融合显然可以通过流通业来发挥作用。”

　　最后，就是如何提高流通自身文化和流通效率的问题。“国内流通速度还比较低，区域性发展仍是普遍现实。”张育林指出，即使国美、苏宁这些已实现全国范围扩张的连锁企业，依然还没有在境外有实质性的扩张。而在批发市场领域的义乌，国际化成效也不大，国外的诸多义乌分市场并不成功。

　　而诸如此前商务部展开的万村千乡工程，双百工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这些专项工程如何形成长期机制，如何最终对统筹城乡发展着力也是流通业亟需探讨的新难题。

　　商务部流通业战略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导黄国雄教授在2010联商网大会上也指出，当前流通业亟需转型，提高流通效率。黄国雄指出，如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性发展是当前流通业的当务之急。2001年到2005年，零售企业凭借跑马圈地的扩张可以使增长幅度保持在54％的水平，而这几年整个连锁的发展却因为扩张放缓而“走下坡路”。据悉，去年整个连锁百强平均增长仅为15.5％，而今年更是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流通业国家战略产业地位确立“先导”

　　整合多数专家的意见，《市场流通基本法》的制订无疑对于流通业意义重大。“如果制订出台将是确立国内流通服务业产业地位的首部基本大法。”张育林说，意义可想而知。

　　而在韩玉臣看来，市场流通基本法的酝酿制订则一定程度上暗含流通业主管部门商务部行政思路的“变通”。

　　“流通业呼吁政策重视，呼吁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喊了那么多年，包括商务部也一直极力推动流通业纳入振兴规划，却一直未能得到政策采纳，为什么？”韩玉臣说，源头还在于国家对流通业的作用认识不够，《市场流通基本法》恰是要对流通业“正本清源”。

　　“流通服务业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让国家最高权力决策部门真正把流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张育林说，还是得从市场体系规范入手。

　　在张育林看来，当前是流通服务业纳入国家战略的“最好机会”。“最近几年国务院文件开始给流通服务业一席之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流通服务业，而当前正处‘十一五’结束‘十二五’规划开始，纳入‘十二五’规划是流通业可行的战略布局。”

　　但张育林认为，要国家对流通业出台实质性的行政规划，理论研究层面还需加强流通业市场的规范研究论证，具体做法上则需要在全国打造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站点和平台，提高商贸应有的地位。

　　实际上，整个流通业和主管部委甚至地方政府各方都在谋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前，上海提出建设国际贸易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争取国际商贸城市，义乌则提出由批发向整体国际化商贸城转型升级的努力。这些显然都是地方政府着力提高商贸应有地位的发力。

　　“把发展大市场大流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商贸一体化的区域性平台全国遍地开花，最终把流通服务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就并非妄想。”张育林说。

　　黄国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长期以来流通业一直反映政府重视不够，是边缘产业，一直没有基本法律就是表现之一，这也直接导致流通产业发展滞后。在黄国雄教授看来，市场流通基本法的制订不仅将结束我国长期流通业基本法缺失的历史，也将促进流通业的整体发展，规范流通业行为，为流通业的整体规划发展确立法律依据，流通服务业也因此可能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重视。

　　不过，目前整个《市场流通基本法》还处于初稿制订阶段，商务部条法司为此已召集专家展开数次研讨和意见整理，但具体何时能制订出台仍是未知数。

　　（中国商报 记者颜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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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长期能源合作平台建立 将加强节能减排合作


中央政府2010年05月02日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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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北京参加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的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的努力，并称赞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非常有意义，因为城市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可以有很多作为。

    康妮·赫泽高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她说：“我每次来中国访问，都会发现这里的环保理念在进步，现在中国人都在谈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低碳生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据她介绍，目前，欧盟的27个成员国已经与中国在节能减排领域有许多合作项目。今后，欧中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根据双方协议，中欧能源中心项目于4月30日启动，标志着中欧长期能源合作平台的建立。（记者牛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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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５月１日电（记者 陈菲 吴晶晶）由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日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的单位应当配备与其装卸货物种类和吞吐能力或者修造船舶能力相适应的污染监视设施和污染物接收设施，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征求意见稿规定，船舶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和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通过型式和使用性能检验，其生产、供应单位应当将其所生产、销售的设施、设备和器材的种类及其检验证书向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船舶防治污染设施、设备和器材及其生产单位向社会公布。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提高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控制、减轻或者消除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交通运输部起草了该征求意见稿。

    据了解，意见收集截止日期为５月９日。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交通运输部网站等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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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５月１日电（记者 卫敏丽）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更便捷的登记服务，加强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民政部正着手建立“全国公民婚姻登记数据中心”。

    据介绍，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建立省级婚姻登记与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婚姻登记实时在线登记和信息联网。当前，民政部正着手建立“全国公民婚姻登记数据中心”，开发完成了全国婚姻登记信息系统，正免费提供给尚未联网的省份使用。

    此外，对于已经联网的省份，民政部也要求各地开展历史数据补录工作，保证数据的准确、完整，同时做好将现有数据导入民政部数据中心的准备工作，为“十二五”期间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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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５月１日电（顾瑞珍、俞菁）记者从环境保护部获悉，我国初步将汽车、家电和办公设备等产品种类列入开展低碳产品认证的优先领域，并启动了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等。

    据悉，目前环保部已调整了《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发布了９项环境标志产品标准。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种类由１９类增加到２１类，７００余家企业生产的８０００多个规格型号的产品列入了清单。同时，启动了低碳产品认证工作，初步确定将汽车、家电产品和办公设备等排放温室气体较多的产品种类作为开展低碳产品认证的优先领域，并启动了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等。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已被列入环保科技工作的重点。环境保护部也已开展了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定量效应研究、低碳经济模型开发及其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应用研究等。近期，环保部还将围绕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减缓三大主题，开展气候变化与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开展温室气体监测和低碳相关试点示范工作，推进低碳产品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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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线”已破成品油时隔半月调价窗口再启

        距上次成品油提价才半个月，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早报记者查阅息旺能源数据显示，与4月12日相比，4月28日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连续22日原油加权均价变化率为4.56% ，再次突破成品油定价机制4%的“红线”。

　　“中石化将就此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希望做到按照定价机制及时调整价格。”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新华在昨日投资者电话会议上表示，自4月14日上调成品油价格破解油价困境，中石化炼油板块盈利情况有所好转，但鉴于国际原油价格还在上升，仍感较大压力，若油价持续上涨，会游说政府调价。

　　“毕竟前一次调价才没多久，估计现在调价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上游来看，油价总体走高态势已经形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管清友博客说。

　　“实际上，价格不重要，价格形成机制才重要。”管清友表示，在竞争压力不大、舆论呼声不高的情况下，成品油调价还是比较遵守规则的，但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的舆论压力，政府就会拖延调价时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2010年要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管清友分析，国家要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要从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去认识的。

　　“首先，我们经济结构面临三大问题：产业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投资过高消费过低；内需与外需失衡，出口过大。”管清友称，之所以资源会流向重化、投资、出口领域，有一点原油也就是资源价格便宜，资源税的改革主要是能通过价格改革来推动产产业结构调整。

　　“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通胀还没有起来，再过半年就不会有，资源品价格提高短期内会对CPI有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它会抑制需求。”管清友说。

　　可查资料显示，自198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于1986年和1994年进行了两次改革和完善，而此次资源税改革主要方向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一改革将增加资源类公司的税收成本。

　　有专家表示，中国现行资源税征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覆盖范围小，力度不够。目前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金属、非金属类矿产品以及生产盐，范围过于狭窄，远远没有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

苏北人

4%“红线”已破成品油时隔半月调价窗口再启

        距上次成品油提价才半个月，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早报记者查阅息旺能源数据显示，与4月12日相比，4月28日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连续22日原油加权均价变化率为4.56% ，再次突破成品油定价机制4%的“红线”。

苏北人

据了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已强调，今年要把产业结构调整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产业结构调整，由追求速度、规模的扩张转向更为关注水平、质量的提高。机械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体现在产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高效、低污染排放的产品，加快淘汰和更新高耗能、高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落后产品；大力发展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努力提高高端装备的自给率。 （刘瑾）

苏北人

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走强，一季外储增479亿美元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下，我国外汇储备再创新高。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4471亿美元，同比增长25.25%。

　　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79亿美元，同比多增402亿美元。1、2、3月份外汇储备分别增加161亿、94亿和225亿美元。而根据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季度增长情况，479亿美元的增量处于较低水平。

　　“一季度新增外汇储备较2009年四季度少增787亿美元，这可能主要是受一季度美元对欧元升值、贸易顺差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表示。

　　海关总署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减少近八成。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314.6亿美元，增长42.8%。6年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

　　

[ 本帖最后由 苏北人 于 2010-5-2 19:01 编辑 ]

苏北人

今年中国医药市场增幅有望超20%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谈圣采日前表示，未来4年，中国、印度、拉美和中东欧对仿制原料药的需求都将以14%以上的年均复合率增长，而2010年中国原料药出口有望保持15%左右的增长。

　　据谈圣采介绍，“2010年中国医药市场增幅可能超过20%，而今年全球医药市场价值将会增加4%至6%，新兴医药市场的增幅预计会达到12%至14%。”

　　另外，据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指出，预计未来5年，我国药品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以上，到2013年，我国或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据郭凡礼预测：“目前我国医药市场的总值有245亿美元，在全球的医药市场排名第五，但随着新医改的持续推进，到2013年前，我国医药市场的总值将达到70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 （记者 宦璐）

苏北人

海外需求回暖，国内光伏企业扩张备战

        光伏上网电价不出，国内市场启动缓慢，95%产品仍靠出口

　　去年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光伏行业迎来了4月之春。

　　月初，江苏中能副总经理吕锦标在德国考察，彼时的德国乍暖还寒，但光伏投资热潮却已开始兴起，“去年德国全年光伏装机容量为3.1GW，而今年仅上半年就超过了3.1GW，势头强劲。”

　　吕锦标在考察中发现，不仅是德国这样的老牌光伏需求大国光伏需求旺盛。今年以来，意大利，捷克等国家也兴起光伏建设浪潮，这也让中国的光伏企业出口一路攀升。

　　来自中国机电商会光伏分会的预测显示，2010年，全球太阳能光伏需求将增长25％，而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将增长15％，中国光伏企业迎来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美好时光。

　　扩张浪潮

　　疯狂扩张，是今年来国内光伏企业的主色调。

　　“一天24小时，三班倒，机器一直是满负荷在运转。”4月20日，吕锦标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吕告诉记者，进入2010年之后，买家提货速度非常快。此外，除了长单，江苏中能还有一些零售也在增长，“在零售方面，我们可以适当的提提价，即便如此也不愁销路。”

　　 在明显回暖的行情之下，江苏中能扩张增速。据记者了解，目前江苏中能核心业务共分两块，一是多晶硅料业务，目前产能已达1.8万吨，为国内最大的硅料厂，二是硅片业务，目前产能为500兆瓦，到年底产能将超过2000兆瓦。

　　“我们现在每个月硅料的产量在1200吨到1300吨，在逐步上提，到了年底产能可以达到2.1万吨，大规模生产能降低成本，我们目前的成本在35美元/公斤，到了年底就能达到30美元/公斤。”吕告诉记者。

　　而在硅片上，江苏中能也投入重兵，4月初，江苏中能母公司保利协鑫出资8.54亿元收购了无锡高佳太阳能公司70.19%的股权，收购完成后，高佳太阳能成为该公司的附属企业，高佳太阳能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从事硅片的生产，去年其产能达到了300兆瓦。

　　“此前我们的硅片多是由一些工厂代工，这样一来，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期上很难控制，现在我们自己大规模的做，上述问题就会解决了。”吕对记者说。

　　“回暖从去年下半年就已开始，不过春节后更为明显。”江西赛维LDK新闻发言人姚峰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行情火爆造成供不应求，有些产品需要至少提前两个月才能订到货，“目前的情况是，有人加价都拿不到货。”

　　在遇到金融危机之后，急速扩张的赛维曾一度停滞。不过在去年年底，赛维扩张的脚步重启，其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华融国际信托获得了总计为1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于扩大规模。据姚峰透露，赛维硅料产能在今年年底将达到1.5吨，“我们的工人已从2006年的200人增加到了如今的1.5万人。”

　　“赛维早在2009年初就已经预测，金融危机对光伏行业的冲击是6到16个月之间，到去年下半年，光伏行业复苏明显，2009年的销售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进入今年以后，销售势头更好，厂商忙于扩张在情理之中。”姚峰透露，目前投资硅片业务，几个月的赢利就很可观，一些小规模投入的公司一两个月就能收回投资。

　　来自江西省官方的数据显示，2009年，江西共有光伏投产企业37户，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的企业有16户，其中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年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而2010年，江西光伏产业收入将达到20亿元，同比实现翻番。

　　而其他国内主要厂商也忙于扩产浪潮中，无锡尚德投资者关系经理张建敏对记者表示，尚德一直在按照计划扩大规模，去年出货量在704兆瓦，而今年也达到1250兆瓦，英利绿色能源投资总监苗青对记者透露，去年其销量是525兆瓦，而今年将超过950兆瓦。

　　外热内冷

　　“光伏业迎来小阳春主要得益于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吕锦标对记者说，在近期考察德国市场的过程中，他发现，此前曾让我国光伏业界一片哗然的德国光伏发电补助下调议案的即将推出，不仅没有使德国安装光伏发电工程减少，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德国市场对我国光伏企业影响巨大。据记者了解，2009年德国占全球光伏安装总量的50%，在该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去年我国光伏业98%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德国市场。

　　吕锦标分析，之前传出德国下调上网电价补贴的正式实施日期是今年4月1日，这直接导致不少企业努力赶在此前把工程做完，拿到未下调之前的补贴，这让德国在今年不到半年的装机容量就超过了2009年全年。如今，这一法案最终可能将推迟到今年7月实施，他判断，在7月之前，德国市场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在吕看来，即使德国在7月下调光伏补贴价格，也不会对我国光伏企业造成太大冲击，他认为，这次补贴下调是基于之前光伏补贴法案基础之上下调15%，而2009年，多晶硅等原材料价格已经从高峰期的400多美元/公斤下降到60美元/公斤，企业生产成本也在下降，因此对企业影响不大；另外，欧洲其他市场也在今年逐步兴起，这将使得我国企业出口前景更为良好。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Suppli预测，在今年，随着意大利、捷克、美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其市场需求将占到今年预期增幅的50%。数据显示，捷克规划2013年装机容量将增长到2008年的10倍，希腊增长到30倍，保加利亚剧增到600倍。

　　不过，海外市场热浪滚滚，国内市场依然寒意未消。

　　“今明两年内，国内市场光伏产品销量很难超过5%，95%还是要靠出口来拉动。”常州天华新能源公司总经理谢潇拓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在敦煌10兆瓦项目之后，国内的光伏建设虽然热火朝天，但实质性进展并不多，很多地方虽然做出了很多建设光伏电站的计划，但仅是停留在蓝图上面，而一些在建的项目，规模普遍较小。

　　谢潇拓说，目前光伏企业对国内建设虽有热情，但短期内很难打开局面，只得依然寻找海外市场。他认为，造成目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光伏上网电价补贴法案迟迟不能出台，导致很多投资者观望气氛较浓，而去年出台的“金太阳工程”与“太阳能屋顶”计划对产业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此外，对于国内光伏电站建设，国家相关部门仍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4月初，国家发改委核定了宁夏发电集团太阳山电站、中节能太阳山电站、华电宁东电站、中节能石嘴山电站4个光伏电价，核定临时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1.15元。

　　“在未来几年，光伏上网电价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不会改变。”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光伏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之所以光伏上网电价迟迟不能出台，主要就是“补不起”，而目前，政府对补贴的心理价位和企业的心理价位相差巨大。

　　“即便去年的敦煌光伏项目补贴为1.09元/千瓦时，政府仍觉得太高，财政目前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如果能降到0.7元左右，才可能被普及。而目前企业期望的补贴是在1.3元/千瓦时以上，如此情况之下，政府进退两难，上网电价也就难产了。”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业界人士看来，国内上网电价不出，国内市场仍将难有起色。（叶文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