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给受苦股民的五点建议

烟雨尘

杨百万给受苦股民的五点建议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烟雨尘 浏览：2421 回复：3

针对今年震荡不定的股市行情，“杨百万”给投资者提出了五点建议。

　　要当机立断。股市风险莫测，保证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切忌大盘飘红时便头脑发热，海进海出，扔了西瓜捡回芝麻，甚至接下最后的“接力棒”。

　　要临危不乱。每当一些股民陷于绝望或极度恐惧之时，正是逢低吸纳或抄底的绝好良机，只要善于调整心态，抓住机遇，就能“乱中取胜”。

　要用心投入。不论是做短线还是做中长线，不用心投入，期盼股指天天向上跑，“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手中一时无股，也应做到“心中有股”，这样才能得到机遇的垂青。

　　要坚定自信。凡事没有主见、不能坚持正确判断的股民，十有八九是输家。有时明明是自己熟悉的、经过深思熟虑要想买进或抛出的股票，仅仅凭人家随便说的一两句话，就轻易地改变自己原来的打算，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幼稚病”，还是远离股市为好。

　　要泰然处之。对熊牛交替、潮涨潮落的规律性现象，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过去没有股市时，人们把所有的积蓄存入银行，一存就是好几年，甚至五年八年。如今股票被套，心里自然不会好受，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只要手中的股票基本面是好的，总有上涨的一天，暂时就当存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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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股神”，沃伦-巴菲特这个名字就会立即映入人们的脑海。他不是大腕明星，但是拥有最多的“粉丝”；人们对他的投资理念津津乐道，但却始终猜不透他投资的战略战术。有人出价211万美元和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共进一顿午餐，只为了能得到他两个小时的“言传身教”。
不久前，恰逢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笔者在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女性大会（MPW summit）上采访了沃伦-巴菲特，也终于看到了神秘面纱后面的智者。

爱讲笑话的股神：“市场把我们看作是癞蛤蟆”

九、十月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但以笔者的观察，巴菲特却还优哉游哉地享受着自己最爱的活动：桥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线上牌友是比尔-盖茨。巴菲特的精力十分旺盛，特别是他喜爱的活动，晚上十点多钟还饶有兴趣地组织大家打桥牌。

巴菲特给笔者的第一感觉是其语速极快，无论什么问题，他几乎都是脱口而出给出针对性最强的答案。另一方面，他对谈话者的反应要求非常高，否则谈话不会超过两分钟。一般语速很快的人，会给其他人一种急躁不安的感觉，但是，巴菲特的另外一面就是非常耐心友善。不管是谁和他攀谈，无论他当时在做什么，他都马上起身。

就拿拍照的小事儿来讲吧，当时笔者的相机拍照模式没有调对，连拍了五张，每一张都很模糊，又重新调整了拍摄模式，才最后拍了满意的照片。笔者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整个过程巴菲特一直笑容满面，站在原地，像长辈一样把手轻轻搭在笔者肩上。

金融危机以来，很多美国公司的CEO给巴菲特打电话，其实主要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需要他的资金和他的帮助。 “市场其实把我们看作是癞蛤蟆，而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由巴菲特创建于1956年，主营保险业务，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有商业活动）被看作是公主。如果收到一个吻，我们就会变成英俊的王子。如果我说不行，那么我们就是一只癞蛤蟆。”巴菲特调侃道，“我们有很多选择，但只接受了其中少数人的吻，然后把资金抛向他们。要知道，如果你没钱，人家就不会常亲你。”

在和巴菲特的交流中，他的亲和与幽默令身处金融危机的公司高管们笑声不断。在峰会上面对全球最有影响力商业女性们的簇拥提问，巴菲特幽默地说：“我想对于一个在高中没有约会的人来说这是天堂。”

在大会主题发言上，巴菲特也不忘幽上一默，“耶稣基督收的12个门徒都是在男性中挑选的，比例是4000∶1。要是最后的晚餐的画面里有6个女人就好了，也许整个世界都会改变。”

“过去女性永远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仅是与世界上一半的人口竞争，现在，现在不得不和100％的人口去竞争。”

巴菲特：“我看好中国市场”

笔者刚刚抵达四季酒店时就已经见到了巴菲特，不过他同高盛总裁行色匆匆地与笔者擦肩而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菲特也被蜂拥而来的美国媒体追逐。

几天下来，尽管不时有人与他交谈并上前讨论对美国经济未来的看法，但作为被邀请的唯一的中国女性，笔者自然不能放弃这个机会采访他。

笔者首先提问：“沃伦，每个经济周期的转折点通常都有什么特征？能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谈一谈？”

巴菲特表示，实际上每个经济周期都没有一定之规可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瞬息万变。

笔者又问:“未来你看好哪些行业？”

巴菲特回答说，并不是所有的行业他都感兴趣，即使是有些很有前途的行业。如果是单一地凭借某个行业来选股也是行不通的。他说，每个股票都有一系列相对复杂的选择标准，通常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不可以单凭行业来选股。

笔者向巴菲特介绍了中国现在股市的情况，中国股市过去一段时间的巨大跌幅，成为了世界之“最”。

笔者问巴菲特，“沃伦，你对中国市场的未来怎么看？”

巴菲特给出了令广大中国股民都振奋的答案。巴菲特说，“我看好中国市场，不要计较短时期的情况。未来十年中国股市必将是世界之最。”

实际上，就在笔者与巴菲特见面之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下属的中美能源以每股港币8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公司的股份，约占比亚迪10％的股份比例，交易价格总金额约为港币18亿元。比亚迪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最大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跻身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因为巴菲特入股，三个交易日内，比亚迪股价飙升89％。
为什么入股GE？因为“我很喜欢叫牌”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斥资30亿和50亿美元，先后购入通用电器和高盛集团的优先股。当人们对市场纷纷失去信心之时，“股神”巴菲特却逆市入场。

在回答为什么要入股通用电器公司问题的时候，巴菲特一直面带笑容，难掩对这项投资的满意。他先是来了句桥牌术语，“我很喜欢叫牌。”

“通用电气（GE）公司是美国面向世界的标志性企业。数十年来，我一直是通用电气公司及其领导人的朋友和赞赏者。”巴菲特说，“GE是非常著名的美国公司。基本上，它天天都有很多金融业务。他们需要一笔‘战备资金’，没有这笔‘战备资金’就不适于进行下一步方案。”

巴菲特进一步解释，“当时我正在想我们会以每年10％的固定收益赚回这30亿，还有就是评估非常有趣，” 巴菲特说，“该项议案实际上也是作出投资不久前才提出来的。我们有两位董事，事实上，是休-戴克，她先发了一封电邮给我。她非常有礼貌，甚至比查理-芒格(Charles T.Munger，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巴菲特的合伙人和挚友)还更有礼貌。她问：‘在没和董事们协商的情况下，您所做的决定，有什么缺陷吗？’我回答说：‘好吧，下个董事会上我们就会着手干这件事。’”

巴菲特表示，“快速及时地行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人们都知道可以直接打电话向我咨询，并很快就会得到一个答案。比如说，通用电器公司打电话时会问我：‘您在什么时间处理这件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巴菲特在高盛（Goldman）公司的投资上。“他们会得到一个答案并且它肯定会兑现。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收益。我们尽力让他们自己去偿还债务，这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有利的。”

巴菲特还特别谈到了对美国联合能源公司（Constellation Energy）的收购。美国联合能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LNT）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巴尔的摩市，是名列《财富》评选的200家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公司之一。联合能源集团是巴尔的摩电气公司的控股公司，其服务地区包括巴尔的摩市和马里兰州中部地区，约有110万电力用户及57万天然气用户。其所拥有各种类型的发电厂遍布美国各地。该集团在美国成功运营着3座核电站（共5台机组）。

数周前，美国联合能源公司的股票从每股50美元跌至每股14美元。接着，美国能源控股公司（American Energy）就给巴菲特打电话，叙述发生的这一切，破产的恐慌笼罩着整个公司，因为一般来讲，企业都有一系列的市值估价等级，如果他们等级下降，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提供更多的抵押担保，那样他们就没有了资金以及其它。

于是，巴菲特说：“那就打电话给他吧。”美国联合能源公司主席助理接了电话。她说：“盛克斯先生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不能打扰他。”也就是指大卫-索科尔（注：此人正式进入了比亚迪公司董事会）。因为大卫告诉她即使是递交只有两个字的纸条，只要她打断会议，那么她就有可能被解雇。但她还是接受了巴菲特的建议。

“当天晚上整个公司都很兴奋，我们可以出价，注入资金，他们知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公司也是一样，当他们正在商海中下沉的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地拉了他们一把。起初他们是拒绝的，用他们的说法就是犹豫，之后当晚我们就签约了。”巴菲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整个过程。
今天是一个经济‘珍珠港’”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到底会有多糟糕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巴菲特却总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我希望只要有我在，这个世界就不会太糟！”

巴菲特说，“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看过今天这样的信用市场。所以，我认为今天是一个经济‘珍珠港’。我们非常需要资金。请注意，我们谈论的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在降低金融杠杆。如果每个人都去抬杠杆，那么他们就会得到想要的钱，在任何时候，在借贷与花费之间，这都是广泛运用的真理。人人都想要达到更高的目标。现在，每个人都在降低金融杠杆（破坏金融体系向好的方向调节），而这种力量的唯一的阻力就是美国政府，只有美国政府才能抑制它，抬起杠杆。这是整个世界经济的需求。没有哪笔资金是完美的，所以我一直认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一定会通过的。”

而对于7000亿救市资金该怎么花，巴菲特认为关键是要以市场价格购买。因为如果是以市场价收购的话，美国财政部肯定会有利润。“你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况，这笔资金是以亏本的价格，向那些想要抬高金融杠杆却无能为力的人收购。也就是，当套利基金以22分的价格收购美林证券，他们就必须以价格的3/4获得阳光融资。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从市场中以那些资产的名义获得融资。”

“因此，如果那些资产以亏本价出售，没有杠杆作用的调节，套利基金或其他机构会收购小份额，大概是占交易的15％～20％。现在如果财政部以市场价收购，并以国库收购低价借入，那么所有的力量就会发挥杠杆调节作用，而将挣很多钱。并且我将有1％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个人可能会盈利或亏损70亿，但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政府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他们可以借无限额的资金，他们可以按成本价借无限额的钱，其他人没法做到。而且即使他们以市场价买入，那也是一个巨大的契机。由于政府的介入，可能市场价会提高一些。但是他们不能以某公司的成本或账面价值收购——那就是监管委员会进入的时候。”

“信心就像氧气”

巴菲特对投资总是有自己一套独特哲学，“很明显，如果要投资的话，就要投给一个只有拿到这笔资金才能存活的公司。如果正在运营某公司，并且每天商业票据能满足你的需要，那你就不会在乎到期付款日是43天还是17天，也不会延期偿债，因为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要划算，而你也很不喜欢为长期贷款付更多的利息。所有的员工也会努力工作，除非他们没有信心了。信心就像是我们的氧气一样，我们靠它存活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果让我们五分钟呼吸不到氧气，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巴菲特认为这是对信心两个字最好的诠释。全世界以及美国经济就是要与信心同行。“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不会兑现10月6日支付的65亿美元，而且会停止与Mars-Wrigley 的这笔交易（Mars就是M&M’s和Snickers的厂商；Wrigley是箭牌口香糖），然后把65亿美元投在芝加哥或其他的地方。”

“喜欢我的人，美国民众，都会担心这笔钱怎么样了。”巴菲特说，“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的几个朋友就问我：‘你们的金融市场安全吗？’其实市场金融体系并不是这样说说就行的。你一定要有信心，必须是合理的信心。但事实上没有人能确信明天自己的信用将一片光明，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相信由联邦储备制度辅助的美国政府，这才是我们市场金融体系工作中合理的信心
美国经济何时复苏？

对于美国经济何时才能复苏的问题，巴菲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认为主要看美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任何人，只要认为资金是万能的，那就错了。”巴菲特说，“我希望人们不要期望太高。如果没有这笔资金，这一切是浩劫，但是即使有了它，还是会存在很多问题。”

“1790年，美国人口只有400万，中国人口是29000万，欧洲人口是10000万，不管人口多少，他们都拥有相同的气候和自然资源。在218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我们建立了拥有了一个占世界GDP总额25％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它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体系，它释放了人类无限的潜能，这是前所末有的。”巴菲特说，“仅20世纪，在美国，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增长了1/7。在过去的几千年我们经历了几百年，但经济却只在一个千年的1/10得到了增长。”

“到现在为止，我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流感病毒侵袭、石油危机，你数数看，所有这些糟糕的事情对美国经济都造成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美国经济还是能达到1/7的增长点上。道-琼斯平均指数在20世纪以66开始，到现在是一万点左右。因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体系运作得很好。这些体系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它是有法律法规的，是我们所建立的符合人们需求的市场体系。”

巴菲特说，“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女人在家工作，还是75年前她们已经出来工作，地球都照样运转。我们已经进步了，并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美国民众保持更多的生产力，我要激发它们。这是件很难的事情。本来可以出色的运作，但现在是一塌糊涂。”

而令巴菲特比较担心的是救市资金和政策是否用得及时且充分。“一盎司的预防可以治愈一磅的伤痛，而这一磅的治愈却可能延迟一吨的治疗。”巴菲特说，“我们遭受了经济‘珍珠港’的袭击，而且花了几周的时间讨论这是谁的错误，你知道，船都停在港口以外，我们怎么能针对战役制定方案？确定到底需要多少只战舰？因此，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时，我们还在袖手旁观。那么，结果就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解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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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谈论改革开放30年，必须认识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向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而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巨大的社会灾难使大多数人，包括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是什么，情况则复杂得多。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等国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什么招数，只要能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大包干"形式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个思路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数人还是有目标的，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改革目标越来越清晰。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经济改革要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某种认同。
　　有些改革放慢步伐，有些领域出现倒退
　　改革虽已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记得1990年代中期，我去中原某省，市委领导一起讲卖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正常。后来发现许多地方都这样，寻租活动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处来：是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获利？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前一种观点，把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后一种观点。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我国政府曾派许多团体到世界各国学习人家怎么发展经济，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日本最好。邓小平本人对"四小龙"特别欣赏，其中最欣赏的是新加坡。）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曾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寻租获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若不愿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与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相反。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打破这些垄断和干预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微观干预的做法十分流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虽然十五大就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10年来，政治改革进度缓慢。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只能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正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掌握的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成败祸福，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的活动才日益盛行。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相反却在加强自己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这也是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防止"开放倒逼改革"的负面效应
　　改革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释放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府主导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目前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可直到现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良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改
　　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社会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当前，我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简介：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挑战，力主实行市场经济。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他自己说："我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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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明年面临衰退 樊纲先生的话是反向指标  叶檀
樊纲先生近日再次以喜悦的心情指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主动防泡沫，所以现在中国经济没有大泡沫。包括楼市，在经历了一年多调整之后，泡沫也基本被挤掉。没有大泡沫，后面就不会有大危机，因此不会有更大的波动出现。
    看来我们得感谢挤泡沫行为，让中国经济避免了美国式的危机。
    不过，这种言论实在违背经济学理论，也与常识不符。是挤泡沫行为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吗？当然不是，是数亿人辛苦劳动所积累的财富和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得以抗过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的风险。是中国改革经济体制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才使这片土地上拥有了更多的财富。
    挤泡沫行动除了伤害经济，并没有发挥其他效果。去年央行屡屡降息，股市闻降息而涨，今年央行屡屡降息，股市闻降息而降，挤泡沫行为敌不过市场规律。
    中国经济将追随全球步伐陷入深度衰退，只不过与美国表现形式不同。人民币未彻底市场化，当然搅不起美国式的巨大金融泡沫，但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却足以让中国出口遭受重创，进而影响整个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传导到金融领域。
    从去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影响之下的沿海制造企业破产案例，却被一些天生原当喜鹊的经济学家视作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大好事。现在他们心怀侥幸，因为中国经济没有泡沫，所以中国宏观经济不会出现问题。中国以往出现的经济衰退，难道是资产品泡沫造成的吗？上世纪80年代、50年代、30年代的衰退，甚至中国历史上的衰退，难道是因为政府不挤泡沫？这种结论是可笑的，虽然答案各异，但因为缺少真实的财富，与创造财富的机制的匮乏，则是基本共识。
    不要心怀侥幸，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还将追随全球经济衰退的脚步下行。
    美国权威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12月１日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自去年１２月开始即陷入衰退。由此算来，美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已有一年时间。RBS格林威治资本(RBS Greenwich Capital)首席经济师stephen Stanley表示，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和信用卡危机的升级，目前所经历的大衰退仅仅是一个开始。
    中国经济与股市迟早将会随之下行。不过，与美国不同，不是以金融泡沫依次崩溃的形式，而是以实体行业依次降低赢利、最终蔓延到金融市场的形式。
    陶冬指出，未来两三年，全年经济进入007时代，即零利率、零增长和中国经济保7%的GDP增速。事实上，从全球采购指数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只有6%，甚至更低。而从10月份发电量负增长来看，中国经济不可能达到乐观派的9%。
    我国的万亿元刺激计划是及时雨，但是，如果不能伴随市场结构的改进，作为央企与地方政府参与微观经济的帮助者，虽然可以稳定经济增长，长期来看会对中国的市场创富机制造成损害。过去中国经济是五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房地产和体制结构性的改革，今天是一驾马车——财政开支，能够稳住经济增长就不错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编制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11月中国PMI为38.8%，比上月再降5.8个百分点，为2005年该指数创立以来最低点。已经持续3个月下降。数据显示，本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呈普遍下降、加快下降态势，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口指数下降幅度达到7个百分点以上。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数据低于50就表示陷入衰退。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编制的数据一向是较乐观的数据。人民币汇率下滑，是一个信号，显示中国的出口与制造业已无法支撑人民币币值。
    如果病急乱投医，接下来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政府逼迫银行错配资金，将资金大量投向低效的大型企业以挽救实体经济，最终结果将导致坏帐成为中国银行业不能承受之重。
    并非心怀恶意，而是对投资者诚挚的提醒，我希望投资者把樊纲等经济学家的话当反向指标，当他一再强调中国资本市场没有泡沫的时候，事实上我国资产品价格已经缩水70%，迹近崩溃，当他们乐观地指出中国经济将特立独行时，中国沿海制造业已在经历狂风暴雨。
    从长期来看，中国会经历一轮牛市，但长期有多长？从熊转牛少则两年，一切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状况，取决于有关部门摆脱对大小非问题的驼鸟政策的速度和决心。所谓长期转牛，是一句废话。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人都要死的。死之前如何活才是真问题，牛之前如何做才有真意义。
注：下午参加文涛的锵锵三人行，深夜回沪。
    合作者是刘纪鹏教授，见他以哑嗓接无数电话，全是询问十教授上书之事。希望吕随启、赵晓先生都好。尽心尽力，已经无憾。
    做一广告。第一财经频道吴晓波、罗振宇等一干朋友的心血之作电视片《激荡》已经上映，周一至周五，每晚十点半。
    再做广告，朋友丛诚、朱大鸣先生新著已出版，前者在房地产金融素有研究，是公积金方面的权威，后者在房地产业有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