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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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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格局的起点(大家看看这个观点)
香港几乎独自面对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但今天坐拥天文外汇的大陆已成其坚实后盾
吕俊
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似乎正在陷入不能自拔的下降之中。但这也许是中国改变金融格局甚至经济版图的一次重大机会。
当其他的经济体日益虚弱之际,我们手中还有筹码。我们强大的外汇储备和从中央到个人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给了我们行动的自由,这种宝贵的战略机动性是其他大部分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因此,跟随发达国家的防御性策略未必明智。
在国内,政府已经开始救助楼市。美国也想救助楼市,比尔·格罗斯(Bill.Gross)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楼市才是最需要启动的地方。可是山姆大叔用什么来救楼市呢?他的债务正在飙升,伊拉克战争和次贷危机一共花去了16000亿美元(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而且还要花掉约22000亿美元,这是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测算的结果。美国政府已经暂时丧失了财政上的战略机动性,因而无法拿出真金白银去支撑楼市,实际上美国居民几乎没有余钱来购置房产,因此连刺激楼市的政策都可以省略了。两国国内的经济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显而易见,而且互不冲突。
香港:中国国际金融利益的实现地
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国还未找到方向,但外资的策略已暴露。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特别是决定资金流向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保险资金存在一个既有的格局,基本上是美英资为主,欧、日、阿拉伯资金为从,统称为外资。凡金融动荡之际,美英资金的第一反应是回撤本土,贱卖新兴市场,并且吸引仆从资金返回美英。中国当然也属于被贱卖的部分。因为资金要回美国,所以才会出现一方面美元滥发到极致,另一方面美元还升值的怪象(也有其他原因)。回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经济不稳之际,外资的回撤尚有道理可循。但当今危机中心在美欧本体,资金仍要回撤,绝非理性。美元利息低得可怜,美股前景黯淡,美债券泛滥于市场,美英楼市积重难返。外资的回撤既不为了盈利,也并不更加安全。往好了说,是金融盲流。往坏了说,是引诱仆从资金回美国救灾。全世界的股市下挫,商品市场全线下跌,所有的外币资产只能从当地市场中退出,全部兑换成美元,然后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
恐怕不需要太详细的数据来证明香港市场正在遭遇的惨重损失。估值水平已经下到低得可怜的程度。消费类的公司正在十余倍市盈率的水平交易,大宗商品类公司定价低于重置价值,工业股无人问津,银行地产类的估值按常理无法理解。更有甚者,不少公司的市值居然小于公司账上的现金数!即便如此,我在对冲基金的朋友告诉我:借不到股票来卖空,因为卖空的需求太强了,存货股票都被借光了。可见,制约资金进一步流出香港,并且吸引仆从资金返回香港刻不容缓。
后次贷时代的国际进入格局还未成型。欧洲提出了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准备马上召开峰会。亚欧高峰会议刚刚闭幕,但是没有见到体系上的成果。恕我直言,中国现在恐怕还无力对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制度提出体系上的方案。即便是漏洞百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设计的。设计一个国际金融制度,并且使之体现各方真实的利益和实力,并不比造出航天飞机更容易。至今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中国甚至还没有意识到没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坐失此危局良机,放过扩大经济版图的机会亦不可取。综合平衡机会、需要与能力,只有从最确定的地方入手才能去抓住这个机会。
最确定的地方恰恰就是香港!无论后次贷时代国际金融制度演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的国际金融利益最容易在香港实现。指望由纽约或者伦敦来实现我们的利益多少有点可笑。伦敦和纽约的监管当局从来不会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去修改规则,但是诸如禁止卖空这样的规定确实被制定出来保护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加强香港的地位,就是加强香港的规则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并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争取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而现在,加强香港的地位,使之成为与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新的国际资本避风港的战略机遇已经到来。
战略布局:外储买港上市国企
世界上有很多法律完善,治理良好好的城市,例如墨尔本、悉尼、新加坡、东京、大阪,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更充分的条件———充足的投资机会和稳定的信心。香港有今天的地位,与成功渡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分不开的。在那一场危局之中,香港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奠定了其后十余年繁荣的基础。那一役以后,全球各色对冲基金纷纷进驻香港,香港并没有变成数码港,但是真正成了金融港。投资者的信心其实就这么简单,别人倒了你没倒,你就是避风港,资金就会过来,格局就会改变,地位就会上升。
当今的形势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外资的撤出与做空抛售令救市成为必要。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全世界并不知道政府干预市场可能带来什么长期危害,因此决心难下。今天,前有港府干预市场的成功经验,后有美欧多国政府竭尽全力干预金融市场的先例,对于政府救市的合理性质疑的人越来越少。第二点,当时全凭香港关键决策者下定决心。丘吉尔对不列颠空战发出的感慨“还从来不曾有如此多的人从如此少的人那里得到如此大的好处”,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对当时香港决策者的评价。
但今天,香港不应该再独自面对这场金融狂潮。中央坐拥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救市的能力远超当年。外储的运用问题现在众说纷纭,难点在于规模庞大、目标明显,买什么涨什么。最后变成只能买美国政府债券,收取微薄的收益。将外储用于购买香港上市的国企股。国企股涨与不涨均可。假设外储购买国企股同时,国企股飞涨,正好达到稳定香港市场的目的,失去方向的全球资金会涌向香港这个诺亚方舟,香港在国际金融版图上的地位大大提升。不仅如此,很多股票同时在内地挂牌上市,而且往往是权重股。港股涨A股必涨,同时解国内之困。万一国企股不涨,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外储一定能买到大量的股票,也真正投出去了不好“安置”的外汇资金。以今天在港上市的国企股的估值,不出五年必获得翻倍暴利,比购买外国政府债券的收益强过太多。因此,外储进香港买国企股几乎是必赢不输的战略布局。
外储救港,部分人担心两个问题。第一是法理问题。即外储应该购买外国资产。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法理上“摩根大通”持有的“中国移动”股票是摩根大通或者其客户的资产。在外资基金手中的国企股是百分之百的外国资产。所以外储购买这些资产法理上完全可行。就某一标的资产,只要不属于纯粹中国居民拥有,无论它属于哪一国,外储低价购进高价抛出都是为中国创造财富,不存在与民争富的问题。事实上,也可以先开放港股直通车,外储再进入香港。
第二,经济基本面“不好”,怕买了亏钱。我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的趋势投资方法。中国的经济再不济仍然是8%的增长,比较发达国家经济体可能的负数好去太多。否定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特别是大型垄断国企的价值是绝对错误的。中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处境与他们的欧美同行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欧美同行内含了破产和股价下跌到几乎为零的可能性,而国企股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两者之间的估值下限完全不同。因此,同样在盈利不佳的经济处境中,国企股的投资价值远胜外资股。我坚信,外储在目前价位买入国企股,五年之内获得翻倍回报的概率是极高的。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听信没有操作经验的所谓“专家”或者别有用心的“外资大行”。我甚至认为,目前再评论国企股没有投资价值的行为政治上不正确。
巴菲特已经加快买入美国股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为了香港的规则通行于世,奠下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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