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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17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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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
作者：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 访问次数：282 更新日期：2006-6-6 19:16:43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尽管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但主要思想本质上还是一致的[13]。行为经济学并不否定决策者的理性，而是否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应该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大脑和神经科学等的研究来揭示理性形成基础和过程，以此来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实际行为。
四、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时代还是停留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式研究基础上，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利用实验数据、场数据和微观计量方法检验理性经济人的偏好假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一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开始着手进行两个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一方面，以拉宾等人为代表，寻求行为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力求简化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使之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来替代烦琐的心理学假定，就可以有效研究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另一方面，以史莱佛、格莱塞等人为代表，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同化行为经济学，比如史莱佛通过有限套利问题来调和市场有效性的论争，而格莱塞则试图在行为经济学中安置一般均衡。
总的来说，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承认其研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进或修正，而不是革命，行为经济学的宗旨是让经济学更现实，更具解释力[14]。行为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忽视当事人现实的决策模式，从而无法有效解释经济现象。但这不等于说行为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至少现在还不具备这种革命性影响。正如卡梅瑞（Camerer）和罗纹斯特恩（Loewenstein）所指出的，行为经济学并不全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建立了较完整的经济和非经济行为分析理论框架，并使得这种分析能够进行实证，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仍然是有用的[15]。行为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行为假定，由此也就动摇了其理论逻辑。
尽管如此，行为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决策理论，并把该理论广泛运用到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市场理论、行为法律和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等等。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不满足自身局限于分析个体行为，而把其理论扩展到博弈和社会行为范围，形成了行为博弈论，深入研究了博弈过程中的学习、互惠、公平等问题，并通过社会偏好的构造和引入，进入到经济学最抽象的领域－福利经济学，从现有的研究看，很有可能形成行为福利经济学分支。
所以，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而且行为经济学自身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在模型化方面走得非常艰难，这就给理论检验带来难题。但是，由于行为经济学动摇了经济学对理性的理解，实际上也动摇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无论如何调和，经济学再一次革命在所难免。
[1]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子项目“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学科规划”阶段成果之一。
[2] 准确的说，卢卡斯等人引发的“理性预期革命”是建立在预期的计算方法的创新基础上，而卡托纳对预期研究的贡献则建立在预期的心理模型创新基础上。从现在来看，卡托纳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亚于卢卡斯等人。
[3] 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的简单阐述也可参见Colin F. Camerer和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早期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参见Benjamin Gilad和Stanley Kaish(eds.)(1986):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Vol.A, Connecticut, Greenwich and England, London: JAI PRESS INC.
[4] 参见Shira B. Lewin(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 Matthew Rabin(1998):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 pp.11-46. Daniel J. Benjamin and David I. Laibson(2003): “Good Policies For Bad Governments: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June8-10.
[5] 在莱文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效用理论的处理和方法论本身的发展是内在一致的，参见Shira B. Lewin(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
[6] 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的处理很类似，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学原理不是来自行为主义，而是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
[7]经典文献参见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2000):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比较全面的综述参见Chris Starmer(2000): “Developments in Non-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he Hunt for a Descriptive Theory of Choice under Ris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pp.332-382. George Wu, Jiao Zhang and Richard Gonzalez(2003): “Decision under Risk”,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working paper, sep. 21.
[8]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西蒙，《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9] 森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就明确讨论了这些问题，参见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译本。
[10] 参见[英]F. A.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年中译本，邓正来译；Hayek, F. A.（1952）：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关于这一点像布坎南等均已认识到。参见詹姆斯·布坎南，《规则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12] Thaler, R. (2000),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in: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eds., Choice,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p. 241–268.
[13] 维龙·斯密斯广泛吸收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这一点和其他行为经济学家不同。
[14] 行为经济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修·拉宾明确承认这一点。参见Mattew Rabin, 2002, “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UC Berkele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Eo2-313.
[15]参见Colin F. Camerer和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 第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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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17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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