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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8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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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背景下的经济学
知识论背景下的经济学
尽管经济学作为一个术语早在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在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的时代(1776年),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包裹在更为宽泛的道德哲学的范畴里面 ;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大学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非常成熟的时代,经济学长久以来并没有挣脱与其他学科的血肉关联而自立门户。但是,200年来经济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完善和成熟的学科之一:说它完善,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所指向的对象,已经几乎涉及了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层面;说它成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对于前一种成就,经济学界的人士会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参加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科际对话中,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每每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学霸权主义”相讥讽。对于后一种成就,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来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观照经济学,有助于为经济学找到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确切位置,有利于确立经济学的真正的学科性质,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
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经济学架构,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西方知识生产制度色彩的一种知识架构。在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逐渐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展渗透的同时,所有学科的研究与教育都深深打上了这种制度的烙印。这种烙印的表现就是,各个学科逐渐地相互分离,他们之间的科际界区日益明晰,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种学科之间的对话正在逐渐演化为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西方的工业生产的制度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网络,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也同时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每个产业中的细胞(如厂商和技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谙熟知识领域中极其渺小的一个部分,这是现代工业分工的奇迹,也是分工的悲剧。就知识生产的现代体系而言,这种在工业分工生产的思想引导下的专业分工,它给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似乎更深,也更加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就是在经济学一个学科之内,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就已经足够令人瞠目,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制度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经济学家们已经从整体上淡出了思想家的视野,而成为被一种貌似科学的烦琐方法(尽管其结论可能极其简单肤浅)所捆缚、被自己画地为牢式的学术信仰所囚禁、从而丧失复杂与多元思想能力的经济学“技师”。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越来越罕见了,当其他学科在不断以精深的思想探索本学科的多元的学术维度的时候,经济学家却从整体上(主流上)偏好于分析技巧上的繁复精巧,这从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所钟情的经济学家类型以及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所钟情的论文类型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不良的趋势。而那些有着独特思想和深刻理念的经济学家,在与主流经济学进行的显得有些悲壮的抗争中,确实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强大而专制的力量。
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中,听到德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所作的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Economics)。这个题目与我所思考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知识的生产,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描述的现代经济学的独特发展趋势和特征似乎可以找到答案。经济学家们所习惯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陌生的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以及许多由经济学家所创造出来的晦涩的术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构成一种“市场准入”障碍,加大了其他学科进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甚至也加大了经济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相互沟通的成本。尽管这些话语系统所表述的思想也许非常浅显和普通,但是形式上的包装所造成的“市场准入”成本,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难以接近的似乎深不可测的学问。这种思想深度与学科范式的悖论,是导致经济学充满信息不充分(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就极易导致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是在一个学者进入经济学主流的群体后,会有一种来自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压力和他自身想维持现有位置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使得他会有一种激励去努力生产不具备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但是却充满隐晦的术语体系和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的经济学知识。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的是,在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群体之前,越是缺乏独特与深刻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者,就会越是有动力以各种形式上的包装寻求经济学主流的认同与接纳。这些人中有四流的数学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也有带有理科和工程学背景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来说,迅速熟悉并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刊物上所充斥的各种并不高明的数学语言和术语系统并不是困难的事,他们甚至会努力凭借学科背景创造出更具“市场准入”门槛效力的数学表达和术语系统。这些故事,对于经济学家的圈子而言,都是彼此心知肚明但不便明言的事实。那种经过华丽包装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象“皇帝的新衣”,人人都明白其中的奥妙,却少有人出来说出真相,因为担忧会被别人认为是“看不见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料的傻瓜。”于是“皇帝”可以照旧昂然地走下去,这对经济学而言,如果不是一场灾难,也至少是一种难以在短时期内弥补的损失。在一本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著作中,有一幅非常幽默的插图,作者是12岁零3个月的史蒂文·塔克,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向一位正在阅读《经济学家》杂志的人介绍他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是创造新综合的开拓性尝试。我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具有奥地利渊源的新古典交叠世代均衡经济周期模型,这个模型同时又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中性特征、非自愿失业、局外人权力、递减的规模报酬、非理性预期,以及在原教旨主义不确定性世界中运行的最大化的当事人,又不断受到内生的技术冲击的打击。如果该模型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我就一带而过。”
近代以来,经济学逐渐拓展着自己的疆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屏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
已经有许多文献在探讨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并质询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在其他的社会科学中是罕见的一种现象,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有学者探讨法学或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熊彼特(Schumpeter, 1883-1950) 在他的旷世巨著《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的开篇中,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是语焉未详,颇有些不得要领。熊彼特认为,假如将科学解释为“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的学科的话,那么经济学只有很可怜的一部分带有数理、计量或者统计意义的领域可以算作科学。为了使经济学可以进入所谓科学的殿堂,熊彼特放宽了科学的定义,即认为科学从广泛的含义上来说,就是“任何一门知识,是人们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 这个宽泛的定义所具有的包容性,连熊彼特本人都承认,甚至可以将巫术也包含在内。尽管这种定义有过于宽泛的嫌疑,但是,将经济学定位为一种“知识”确是带有启示性的行动。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与“知识”定位并不是相互同一的,知识所涵盖的范畴的广阔程度,几乎可以将人类自有史以来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总和囊括其中,这些知识中包含着大量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相抵牾的性质和内容。而经济学的“知识”定位的启发意义在于,经济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这种纯粹科学的研究有着本质上的区分,而将经济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等同起来的“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倾向,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是福音,它甚至会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起到某种误导的作用。
纯粹科学具有明确的可观察性和可重复试验性。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尽管有些微观的带有统计意义上的观察经常被应用到研究中来,也有经济学家从对经济现象的统计中得到某些重要的结论或者定律,但是科学却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事实并不构成科学,构成科学的是对于事实的阐释与解析,正如苹果落地并不是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对于苹果落地的万有引力解释。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也在一本对于“经济学主流”的尖锐批判的论文集中谈到这个话题。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F. A. Hayek)因为“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同时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的研究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转向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学主流中“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多有批评。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重大的差别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象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现象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 。这种观点很容易被经济学说史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经济增长要素分析,《高级宏观经济学》,罗默)
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在时间上的知识累积性使得自然科学的进步很容易觉察到,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在当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识,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这些知识不需要经过再次同样的研究程序所证实或者证伪。但是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纷纭的难以判断的意见与观点,这些纷纭的理论产生两个主要的后果,这两个后果使得经济学的情形与纯粹自然科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进展的,经济学说的历史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反复,在一个阶段往往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历史条件、经济形态、国家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上的路径依赖都导致完全否定或者完全肯定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危险的事情。
经济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不断循环上演的事实,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学历史时都曾不厌其烦地频繁使用诸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术语的现象 ,暗示着经济学说的发展与纯粹科学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的区分。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J. M. Keynes, )开始它的曲折坎坷的故事,充满对旧的谬误的革命与假革命和由此带来的新的谬误。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它对于根深蒂固的古典宏观经济学信仰的革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种牢固不移的新信仰迅速成为过时的谈资,以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on)以及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发展了一整套的方法(尤其以IS-LM模型为代表),试图调和日渐遭受抨击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然而对于象托宾(J. Tobin)这样的称自己为“永不放弃”的“老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而言,坚守《通论》(Keynes, 1936年)中所阐述的思想精髓从而反对形形色色的“古典的反革命”,仍旧是他们的使命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带来的对于“滞胀”的解释乏力,新古典综合派遭受了来自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和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猛烈抨击,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严重缺陷被有力地揭示。但是宏观经济学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些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和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s)等松散的学术联盟又在谋求对经济学的新的“革命”或“假革命”或“复辟式的反革命”。
经济学歧见纷纭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的累积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开篇中说:“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形,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累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 ,这种评价让许多经济学的研究者感到沮丧和抑郁,尤其在他们发现熊彼特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时候。有些学者嘲讽经济学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中存在的共识比其他社会学科要少得多,这种情形是与自然科学无法并提的。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的方法论、市场出清假说、就业与产出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市场与国家的作用等方面,经济学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斯诺登(B. Snowdon)等人也说道:
“使公众感到不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包括 n个经济学家的小组中,很可能出现至少n+1种意见。这可以追溯到凯恩斯,他常常被指责同时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有人嘲笑说,即使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学家全都集中到一起,依然不会得到一个能够简明地反映现状的结论。”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在1934年的《科学方法》中,认为每一种发现都包含有“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他似乎也同意爱因斯坦所信奉的原则,“探索那些高度普遍性的规律……通过纯粹的演绎,从中就可以获得世界的图画”,“获得这些规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够达到,而这些直觉都是建立在某种类似于对经验对象的理智之爱一类事物的基础之上的。” 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内心所释放的某种直觉或者灵感有时确实会极大地增进我们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否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就很难断定,换句话说,真正屏弃逻辑的直觉知识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就象我们所不能断定其价值的占星术和巫医。在波普尔看来,批判性地检验理论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些检验方法一般都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从一个尝试性地提出但还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证明的新思想出发,凭借逻辑演绎的方法得出一种预测、一种假说、一种理论体系;然后将这些结论彼此进行比较,并和其他相关的陈述进行比较,以便在它们之间发现所存在的逻辑关系(例如对称性、可推演性、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具体来说,检验一种理论大体有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是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是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要求,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这样,在波普尔看来,只要一种理论经受住详尽而又严格的检验,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没有被其他理论取代,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理论证明自身具有某种活力。
从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出发,我们可以观照一下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我们可以将科学简单地划分为经验的科学和逻辑的科学,而在大部分时候,经验科学和逻辑科学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某些科学领域中,既包含了经验的成分,也包含着纯粹逻辑的推演。就逻辑科学的要求而言,只要确定理论的结论是根据假定的前提合乎逻辑地推理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证明结论和假设前提的内在一致性(coherence),就可以证明其科学性。在经济学中,我们看到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学工具和语言来证明经济学命题,这种趋势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相信,数学是最适合于进行逻辑分析和论证的语言。但是,就经济学而言,它是兼具逻辑性与经验性的学科,仅有逻辑检验和推演并不能断定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对于任何经济学命题,除了逻辑的推理与分析之外,还必须进行经验检验。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篇广为人知的论文中(早在1898年,《经济学季刊》就发表了凡勃伦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艾克纳的题目仿此),艾克纳(Alfred S. Eichner)认为,内在一致性检验只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要证实任何命题,就必须进行三种性质的经验检验:第一是相符性检验(correspondence)。这种检验就是确定某一理论的结论与从对现实世界所作的经验观测中能够得到的东西是否相符;第二是普解性检验(comprehensiveness),即鉴定理论是否能够包容与所研究的某种现象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第三是精炼性检验(parsimony),其目的是确定理论结构中任何具体要素(包括内在假定)对于说明经验观测的东西是否是必要的,不必要的标准是去掉该要素并不降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这三种经验性检验大约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最后一种检验 。
在艾克纳看来,今天流行在经济学界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由四个基本因素或理论构件组成,而这四个理论构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经验确证,它们是经济学出现根本性错误和歧见纷纭的根源。这四个要素是:(1)一组无差异曲线,这种无差异曲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的;(2)一组连续或者光滑的等产量曲线,这种等产量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3)所有不同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4)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全部投入的一组边际产量曲线。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的验证可以证明(布劳格,1980;米香,1961;哈考特,1972;艾克纳,1976等),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都缺乏有效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它们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空洞的概念,很难经受相符性检验。这些经验验证所揭示的,似乎都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无效性,其实,许多经济学家的验证同样证明,在许多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方面,也同样存在缺乏经验有效性的危机。作为宏观经济学基本构件的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尽管概念并不空洞,但是同样经不起相符性检验,当然就无法接受实践检验。
经过这样的釜底抽薪式的考察和检验,不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受到严重挑战,就连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有效性都受到根本性的质疑。事实上,直觉已经提示我们,经济学正在面临着一种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危机,这种危机很容易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因为我们已经在传统的经济学教条中深受浸染积习难返,从来没有准备(也没有勇气)对这些我们奉为真理的经济学基本构件按照科学知识学的标准进行检验。而且我们所担忧的还有经济学本身的生存问题和经济学家本身的信誉问题:假如我们抛弃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标志着经济学家200年智慧结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抛弃那些作为经济学大厦基石和作为经济学推理的根本依据的理论和内在假定,我们还剩下些什么来维系这个学科的生存和繁荣?经济学在近年来的基本趋势表明,经济学家只是迷醉于逻辑上的演绎推理,因而对数学形式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当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的同时,也同时逃避了对这种数学推演进行经验上的严格验证。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酷爱和推崇数学推理的经济学家)深信一句可以作为辩护盾牌的名言,即一门学科只有在熟练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算是一门科学,因此他们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实在是不遗余力。但是他们也许没有发现,其实数学毕竟只是物理学这样的“硬科学”的通用语言,它并不是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更加类似的生物学的通用语言,而且不管如何数学化,科学的结论最终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就象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1919年埃丁顿对日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太阳的强大引力将导致光线弯曲的预测。
我对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的关心并不在于试图剥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甚至也不在于向经济学家们揭示经济学本身在研究方面的误区。这些论述和探讨的更深的用意,在于提示经济学家们谨慎地使用“科学”这一术语,警惕各种对于经济学的“伪科学”的包装,关注经济学的经验意义,避免经济学泡沫化和空洞化的倾向。各种反思的结果证明,经济学距离“科学”还有很远的路程,经济学是逻辑和经验(历史)的统一体,经济学家对于演绎推理的偏好已经将经济学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著名的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06-)曾经对这种不喜欢经验调查而迷醉于演绎推理的“数学学究式的经济学家”提出忠告,他引用了《美国经济评论》的执行编辑在关于编辑政策的声明中的一句话,即“关于数理经济学和经典经济理论的文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突出版面,而具有更多经验、注重政策和解决问题等特点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减少”,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发展相当有害的趋势 。里昂惕夫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批评他的同行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他指出,经济学家只是对构建形式化的模型并逻辑地推演该模型的特征和特性感兴趣,而根本不去关心这些模型的假设是否真实。他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鼓励经济学家应用一种“一种系统地寻求事实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同行所接受”。“里昂惕夫悖论”( Leontief Paradox)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学教条的一种强有力的质疑,使得从事贸易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得不修正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以解释现实社会的发现 。经济学范式的危机说明,经济学家们必须从单纯注重纯粹的逻辑演绎的方法论转向逻辑方法和经验(历史)检验并重的方法论,坚持任何论证都只有被经验证实之后才能成为经济学累积性知识的一部分的原则,这是经济学逐步向科学迈进的唯一的道路,否则,经济学就将永远立于科学的门外。
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一直持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尽管在经济学中有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划分,但是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应该加入价值判断仍然莫衷一是。我曾经在一篇有关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的读书笔记中阐述了对于价值判断的看法 。在那篇笔记中,我原则上同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观点,即虽然区分“经验事实”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道德中立”的原则,拒斥“那种认为经济学可以而且应该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观点’中汲取价值判断的糊涂观念”,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必须秉持的理念。但是韦伯同时也指出,“无疑这并不是说,仅仅因为价值判断最终依赖于特定的理想,因而从根源上说是‘主观’的,就必须从一般科学讨论中排除价值判断” 。当然,韦伯这种引起许多非议与误解的“无涉个人意念的价值判断假设”,有其浓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话语背景,这个背景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与社会认知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判断论战” 。对韦伯方法论应该进行的必要澄清之一,就是尽管韦伯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获得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但他从来没有试图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联。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中应不应该涉及道德和价值判断,而是道德和价值判断应该以何种方式进入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经济学的伦理学渊源是大家已经熟悉的事实,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学是广义上的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还指出,直到不久以前,经济学还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课程。这些事例是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由此,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非伦理”(non-ethical)特征与它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 。尽管经济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经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拓展,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在前提假定和论证范式中都发展了它的工程学特征和数理形式。随着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断强化这个趋势,我们看到,经济学逐渐脱离和淡化了伦理学的影响。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这些伦理考虑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在那些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存在,它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对于这一点的阐明,是阿马蒂亚·森对实证主义者的一个非常智慧和有力的挑战。实际上,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发展源泉,一个是工程学,一个是伦理学。工程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注重逻辑的推演和判断,而忽略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不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因而也就不能回答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Socratic question)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疑问。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工程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伦理学的一面却遭到了漠视,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利的趋势,可以说,与伦理学隔阂的日益加深是经济学出现贫困化现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不能断言这是唯一的原因。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重新引入价值判断和道德哲学的智慧,是包括阿马蒂亚·森在内的许多现代经济学家试图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渊源关系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他们对于经济学基本假设和论证范式的反思和重新表述上。经济学教科书所灌输给经济学学生的对于人性假设的固执的偏见,是影响经济学价值趋向的重要因素。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当作自利最大化。但是,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这种严重忽视伦理考虑的人性假设既不是对于真实世界中人性的最佳近似,也不能说明自利最大化就是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伦理考虑对于人性假设可能提供的补充,这两种考虑分别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ethics-related view of motivation)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ethics-related view of social achievement)。“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这个动机是与人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判断有着紧密联系的;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这个观点认为对人类的社会成就的评价是一个富有伦理性的命题,这对于弥补现代经济学单一的人性假设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也就是说,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所提出的深层问题,是对现代经济学中基本人性假设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修正,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富有智慧的诘问和质疑,这些论述值得我们仔细地研读。他认为,“自利理性观(self-interest view of rationality)是对‘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的断然拒绝。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自己追求的东西只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且其中还可能包含对于非自利目标的促进,那些非自利目标也可能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或者愿意追求的目标。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作是非理性行为,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把所有人都自私看作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作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队骑兵攻击一只跛足的驴” 。当然,在阿马蒂亚·森的论述中,否认人们总是唯一地按照自利原则行事并不意味着坚持认为人们总是不自私地做事,他承认自利动机在人类日常交易和决策中的主要作用,但是他的理论又同时提醒人们,用自利最大化来描述人类的行为是武断的、简单化的、不符合真实世界的现实的,实际上,存在着人类行为动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种反思对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基本假设的根深蒂固的“自利理性观”,来源于对于亚当·斯密学说的严重的曲解和误读,这种误读导致人们不但不能完整地理解斯密理论的精粹,而且给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有一篇著名的随笔《国家之船上亚当·斯密的旅行》(Smith’s travel on the ship of the state ),在开篇中说:“《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它的广泛基础是,‘虽然精明的原则并不总是支配着每个个人的行为,但却影响着每一个阶级或阶层中的大多数行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强大动力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促使劳动者们辛勤地工作,促使发明者开辟新的分工领域——简言之,它支配着那些自由放任的国家并使之富裕起来。” 在这里,斯蒂格勒将共有的精明(prudence)理解为“自利主导着大多数的人们”,并将它作为斯密整个学说的核心和基石。这种误解或者说曲解至今都是主流的经济学文献理解斯密的主要方式。而事实上,包括森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这种概念的偷换对于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理论是非常有害的,尽管在《国富论》中,斯密讲述了广为流传的自利的屠夫和酿酒师的故事,但是在他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了他本人思想中的斯多葛主义的源泉:“根据斯多葛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 在斯密的学说中,广泛的自利被用以解释分工和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斯密就此便认为自利或自爱(self-love)是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的充分条件。实际上,正是斯密自己,从来就反对将人类多元的经济动机描述为一种单一的追求,他甚至强烈地指责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简化为某种单一的品德的不良倾向,他对哲学家们这种“特别的钟爱”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对于斯密来说,恰恰是他的后来的继承者们将这种他所憎恨的“特别的钟爱”强加在他的身上,如同斯蒂格勒的随笔中所显示的,他被信奉者们尊为“自利”的宗师,这对于斯密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谈到“亚当·斯密与自利”的时候,森说:“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如果对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和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主要缺陷。”
理性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启蒙时代的主旋律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系统地反思弥漫中世纪的思想蒙昧和精神箝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人类重新沐浴在对于自身理性和理解力的骄傲和自信中,替代了上帝的意志从而使得人类的判断成为“万物的尺度”。正如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启蒙”就是个人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16—18世纪的欧洲,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最为洋溢和茂盛的时刻,各种社会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一道取得了迅猛的进展,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开始了它最初的萌芽和孕育。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们(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与斯密同时代的大卫·休谟[D. Hume,1711-1776]以及斯密之前的威廉·配第[W. Petty,1623-1687]、约翰·洛克[J. Locke1632-1704]、弗朗索瓦·魁奈[F. Quesnay,1694-1774])还带着任何一门学科初生时的深刻印记和特征:他们既是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同时也是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巨匠。从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相信人类自身的理性最终会穷尽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曲折和漫长的,但是终极的目标却是清晰而坚定的。有学者曾经谈到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叙事方式的分野,认为西方文化的叙事方式是理性叙事,而中国或者广义说东方的叙事方式是历史叙事。由中国和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叙事方式推演开来,我们会发现在这两个迥异的文化传统中贯穿始终的两种精神:在中国是历史叙事下的尊重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在西方则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这种文明气质上的差别也决定了中西学术的基本差异。
经济学这种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学术从本质上来讲正是西方理性精神和科学叙事模式的一个重要代表 。近200年来,经济学家们的理性主义的努力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使得经济学成为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和完善的社会学科。理性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所带来的最大的后果,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所开创的方法论的无比的自信,这种方法论从古典时代便奠定它的基本的假定和研究方向的框架,可以说,在亚当·斯密为数不多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后世经济学发展的所有源泉性的因素。后来经过大卫·李嘉图(D. Ricardo,1772-1823)、里昂·瓦尔拉(L. Walras,1834-1910)以及边际革命的先驱们的努力,经济学逐渐扩张和完善了自己的学科疆域,并在数理形式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而在20世纪,保罗·萨缪尔森(P. Samuelson,1915-)的数理性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样板。经济学的数理化从此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形成了对峙关系。如果说,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理性精神这一事实是经济学最初孕育和拓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在经济学逐步巩固了它的数理形式并朝着这个方向过分发展的时候,此时洋溢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精神逐渐演变成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是一种相当值得警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弊端,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对于理性的过分夸大,从而导致对于理性的误用,另一方面是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经济学日益走向“数学逻辑形式主义”。让我试着来分别论述这两个有关联的主题。
对第一种弊端抨击最为激烈的思想家莫过于哈耶克(F. Hayek, 1899-1992),在他的名著《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中,他批判了康德哲学中的建构理性的倾向(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对人类理性的力量边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理性是人类在学习和理性化过程中积累的力量,正是理性赋予人理解世界并驾御这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同时,理性也导致人类产生狂妄,这种狂妄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理性和理解力的过度的骄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主义的精神成为人类“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敏锐地从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进步中看到了这种“致命的自负”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也就是说,每一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对人类的自由不断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强化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和理解力上的幻觉 。尽管这些论述并不是用来作为对经济学的批判的,但是这些思想却为我们反思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在我看来,经济学家的骄傲正是来源于这种“致命的自负”。在一些经济学家的观念中,经济学往往被拿来与精密的自然科学相类比,他们的理想学术目标便是努力运用理性的力量,将经济学发展成象物理学一样精密和严格的充满着各种定律和公式的科学,而通过这些颠扑不破的定律和公式,我们便可以相控制自然界一样控制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盛洪先生将这些经济学家称为“傲慢的经济学家”,而另外一些“谦卑的经济学家”却与此不同,他们承认人类的有限理性,对人类理性的力量保持一种谦虚的姿态,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自然演变充满敬畏 。在哈耶克1974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演中,也表达过对这种“理性万能主义”的批判态度:“经济学家们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地模仿得到光辉成功的物理科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在我们的领域中可能导致直接错误的一种尝试。它是一种被称为‘科学的’态度的方法——像我在30年前定义的那样,‘这种态度按词语真正意义而言,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涉及将一种机械的和不加批判的习惯思想,应用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领域。’” 这种貌似“科学”的理性主义正是导致经济学“不科学”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均源于经济学家对理性主义的夸大和误用。
与这种趋势相关的经济学中“数学逻辑形式主义”也是“工具理性”泛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产生了实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论框架:建立正规的数理模型,提出假说并运用专业的计量经济学对该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但是醉心于建立数理模型的经济学家往往(有时甚至是故意的)对这些模型的真实性采取回避态度,真实世界所彰显的各种现象被抽象和化解在简单的、被宣称有“解释力”的模型中,而许多在真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却因为无法数量化而被武断地舍弃掉。这是否是凯恩斯所宣称的“经济学的艺术”?假如经济学仅仅是一种由逻辑形式主义主宰的一种纯思辩的思想,那么这种“经济学的艺术”对于人类认识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质是无所裨益的。事实上,经济学不仅是逻辑的产物,它更应该是历史的产物,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的使命是对这个“真实世界”保持足够的关注和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日益明显,并日益演化为经济学期刊中盛行的一种不可违逆的专业标准,但是无数事实证明,经济学中数理形式和计量方法的运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海尔布伦纳(R. Heilbroner)有评论说:“经济学被赋予了与数学一致的声望,即严谨和精确,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有致命的弱点。”划时代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对于经济学数理化的“工具理性”倾向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作为经济学家内心矛盾的最真实的反映。他一方面没有拒不支持当时开创新方法的尝试,但是当这种方法逐渐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理论观点时,他开始对新方法的假定提出质疑和责问,并抵制将经济学转换成一种“伪自然科学”。尽管他也偶尔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但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的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的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洞察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并没有遵从他的这一宝贵训诫,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正向着凯恩斯所告诫我们警惕的方向毫不犹豫地奔驰。
在论述了与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有关的两个主题后,我们也许可以探讨一些有关经济学未来形态的问题。汪丁丁199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作了一些评论。在他看来,经济学并不象许多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相反,经济学还不“现代”,而是处在一种“前现代”状态。原因在于,当下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发展了极具形式化和逻辑化的专业形式,但是,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触及“人类的存在”这一个根本性的现代问题,没有解决人类最为紧迫的现代性危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并不“现代”,它所关注的还是“前现代”的问题 。如果接着上面我们关于“理性主义”极其负面效应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对于理性主义的极端的误用,是导致经济学在现代还没有“现代化”的根源所在。古典时代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代,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代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其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关怀,使得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经济学尽管在分析技巧上取得了很多进展(如动态规划和最优控制理论),但是由于对于“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和解释乏力,最终仍然不能使自身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学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代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评价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很难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许多因素的混合:对未来学术趋向的影响程度,对同时代的学者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在当代学术界引起争议和关注的程度,思想观念的新颖性和体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相当残酷的历史,它可能无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优秀的学者的鲜活的思想,而那些侥幸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学者,有时又不得不面临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阉割的命运。学术史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同人类的其他记忆一样,只会保存对于那些个性鲜明的学术“面孔”的记忆,而那些以陈旧的形式出现的学术思想,则难以逃避渐渐淡出学术史舞台的最终结局。在我们考察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诧异于同时代学者对一种学术思想的评价与学术史的“记忆”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差异:一些受到同时代学者尊崇的学者竟然在学术史上湮没无闻,而一些遭受同时代学者严厉抨击或者蔑视的学术思想反而在学术史上大放光芒。这种悖论显示出在学术的“主流”和“边缘”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差异。学术主流是一个时期之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学术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学术趋向,而学术边缘则是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与主流思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学术话语、学术范式以及所关注的主题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主流与学术边缘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格局,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的称呼,在学术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学术思潮的波动以及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学术主流和学术边缘之间存在着经常置换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为学术边缘的学术思想,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备受关注从而成为“显学”,而有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学术思想却有可能面临式微的命运,从而淡出学术视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谁家,还有待历史本身来验证。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 ,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 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
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 。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白痴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
另类经济学家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贝克尔,他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广泛的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帝国”的创立者,显示了观察非市场性人类活动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崭新的视角,堪称20世纪末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布坎南,尽管他并没有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从而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蔑视,但是他将政治概念引入经济学,其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影响“超过了20世纪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经济学家”,赢得学术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马蒂亚·森,他对于许多经济学的传统信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迫使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动因进行理论反思,他对道德哲学的关注呼应了古典经济学的终极关怀的诉求,部分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审视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视角,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纪交替的经济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活跃着的许多“另类经济学家”,尽管毁誉参半,尽管命运多蹇,但是只有他们才会因为独特的理论个性而进入学术史的“记忆”。“主流”和“边缘”之间的攻击和争斗是徒劳的,只有历史才可以评判一切思想的最终价值。“另类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经济学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处于“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激情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正如一位自称处于“边缘”经济学家地位的学者所说的:“‘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要枯竭。” 我想,“另类经济学”的价值也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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