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红制度来结构调整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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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6个城市高调扫黄 中央事先曾大量明察暗访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05:07  西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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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伊河大桥垮塌已发现51具遗体 仍有15人失踪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11:17  新华网
　　新华网河南栾川8月2日电 (记者程红根、李钧德) 记者从河南省栾川县获悉，经全力搜救，截至8月1日晚，伊河大桥垮塌事故已发现遇难者遗体51具，仍有15人下落不明。有关部门除了继续对沿岸重点地区进行搜索排查，对遇难、失踪人员困难家庭救助和新桥架设等工作也在积极、有序进行。

　　记者在栾川县潭头镇汤营村伊河桥塌桥原址看到，为解决救灾物资运送和群众出行难题，当地政府已在原伊河桥上游不远处搭建了一座人行便桥，民警在桥的两头维持秩序，协助过往群众过河。在塌桥上游不远的河道上，一座宽2米以上、可通行小型车辆的人工浮桥也正在紧张搭建中，预计两日后可正式通行。记者还看到，有关部门人员也来到现场进行勘察设计，计划在这里建一座新汤营桥。

　　据在现场负责事故善后工作的栾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宏森介绍，垮桥事故发生后，县有关部门抽调100多名公安政法干警和140多名乡镇干部投入搜救和各项善后工作。对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15名失踪人员，5个搜救小组，每组7至8人，分别由副科级干部带队，坚持不懈地对原汤营大桥至嵩县库区两岸的重点区域进行认真搜索排查，同时采取奖励办法，鼓励沿岸群众积极参与搜救。

　　由80名公安民警和50名基层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还采取包户的办法，积极协助组织搜救和遗体处理，并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对部分家庭困难的遇难失踪人员家属，栾川县有关部门及时给予救助。据介绍，截至目前，累计为遇难、失踪人员家属发放救助金、抚慰金33.1万元，为受灾户发放面粉3.5万斤、大米1.4万斤、食用油7000余斤。对需要入住敬老院的9人和需要特殊照顾的困难家庭15户，民政部门正在进行入户调查，视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为五保户、低保户。

　　为有效防止灾区发生疫情，当地还组织13名医务人员，对灾区污水渠、垃圾池、厕所、外环境、临时帐篷进行消毒，护送7名伤病人员转镇卫生院进一步治疗。

　　有关部门还对村中群众危房、伊河险工险段展开排查，对所需物资及时储备发放，对冲毁农田情况进行调查并抓紧抢修，以确保下次汛情到来时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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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官员称至少五成高新企业受减税利诱造假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1日 21:23  新世纪周刊
　　科技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至少有五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以享受极为优惠的税收减免

　　□ 本刊记者 周琼 实习记者 杨艾莉 | 文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产业政策导向，不经意间创造了新的“商机”。

　　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4月14日共同出台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不论高新区内外)，其企业所得税可在三年内从25%减为15%。

　　政策落定，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代办机构一夜暴增。其中北京的代办机构与个人达到两三百家，为全国之最；长三角及珠三角次之，每个地区也有上百家之多。海南省因对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再给予50万元的创新经费支持，亦成为中介的抢滩之地。

　　这些顺应国家产业调整政策而生的高新企业认定中介，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所，也有各种商务咨询机构、科技交流中心、科技顾问公司，还有声称与地方科技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有关系”的单兵作战者。它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不仅为申报高新企业跑程序，更能为企业创造申报“高新”所需的“条件”。

　　“伪高新技术企业”相应而生。“至少有五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不合乎条件，是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的。”科技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中介机构：“没条件创造条件”

　　根据《办法》规定，要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需要同时满足六大条件，包括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通过自主研发，也可通过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五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获得)，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在3%-6%之间(不同规模有不同要求)；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等。

　　2008年底，全国有15541家企业通过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中10547家是原有高新技术企业，占新认定企业总数的76.3%。

　　2009年前十个月，又有2760家企业通过认定，大部分原有高新技术企业则被拒之门外。

　　但“严格”把关之下，仍有玄机。资深税法律师刘天永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1日1日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打破传统的税收优惠空间，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定为25%；同时，过去地方给的区域性税收优惠也被一律取消，内外资企业均失去或正在失去避税空间。在此背景下，《办法》甫一出台，迅速在全国企业中掀起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来争取税收优惠的运动。有分析认为，目前全国已获得资格认定的近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约七成通过各类中介完成。

　　据本刊记者了解，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机构通常设在地方科技部门，由科技、财政、国税及地税四家组成评审机构，再按行业抽取相关专家共同组成评审组。虽然评审中采取隐去企业信息、公示评审结果等“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环节，但到目前为止，评审过程仍以看材料为主，材料只要编制得当，符合相关标准，基本上都会获得通过。

　　本刊记者以企业人士身份，向一些中介机构咨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代理事宜。有中介表示，要先对企业情况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接单。更多中介的态度则是来者不拒，“没条件创造条件，缺什么补什么”。

　　广州圣格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旗下“高新科技服务网”自称与国家和地方科技部门均有“交往”，自2008年以来每年为十多家企业申报高新，“目前还没有不成功的”。该公司业务员在电话咨询中表示，知识产权是申请高新企业中惟一的硬条件，“其他的都很简单，都可以在材料上操作”。

　　但即使是让诸多企业头疼的知识产权指标，该公司也认为有办法解决，“总可以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中找到一些特色和有差异的地方”去申请专利。实在不行，也可以牵线搭桥帮企业买一个回来，专利的价格视情况，“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

　　一家名叫励君商务咨询的中介机构的接单员还建议，可以牵线帮企业购买软件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软件著作因申请快、价格便宜，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市场上颇受欢迎。

　　至于《办法》中规定的研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可以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出来”。

　　另一家中介告诉本刊记者，《办法》规定的技术人员及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之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表上随便填，有些省市需要社保局出具证明，但那个很容易仿造。大部分省市什么证明都不需要”。

　　前述中介表示，视服务内容多少，每成功完成一家企业的认定收费在5万-15万元之间。

　　另一家在全国主要城市均设有办事点的科技交流中心，把整个“做材料”和买专利(或在其引导下申请专利)的过程称为对企业的“培育期”，这个期限最长一年，最短数周。从2008年至今，据称该中心已“培育”近千家企业，成功率在95%以上。

　　该中心一位负责人在匿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其客户以年销售额在亿元左右的中型企业居多，“对这样的企业来说，税收优惠的好处较为明显”。

　　高新企业虚假繁荣

　　显然，高新企业认定的实际操作尺度过于“宽容”，正是虚假申报存在的空间。这种宽松传统，在过去20年使中国高新企业总数和总产值一直呈现出虚假繁荣景象。

　　中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统计，最早于1989年在广东起步。据悉，广东省科委在1989年起草全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时，最初曾希望按照国际通行的口径，即主要根据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与销售额之比，通过设置某一界定值，选择出统计对象。然而即使以较低的水平设置界值，如国际为6%，中国以2.117%为标准，当年广东符合入选标准的企业仅有86家，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就显得更加惨淡。

　　于是，广东提出“产品法”统计办法，即参照美国尖端技术产品(ATP)分类体系，设置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将计算机与通信等九大类产品纳入其中，企业的总销售额中只要有50%的产品属于该目录范围，无论该产品是自主研发还是来料加工，甚至是仿制，都可获评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各地统计数字就显得“好看多了”。这时获得认定的高新企业有荣誉、无实惠。

　　1991年，国务院发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认定标准仍主要采用“产品法”，但规定通过认定并进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将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产值增长情况列入各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范围，“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进一步放宽高新技术园区的入园条件，‘阿猫阿狗’都可以入园，享受优惠政策。”前述科技部官员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广东省科技部门官员也告诉本刊记者，几年前，广东省科技厅一位领导看到报上来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不高，曾斥责下属工作不力，并指示“统计工作也可以变通”。

　　1996年，国家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扩展到国家高新区外，并专门针对区外企业出台认定办法，制定了除产品外，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沿用到2000年国家针对高新开发区内的企业制定的新认定办法。

　　“但在实际操作上，如果严格按照认定办法的规定评审，能评上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各地都采取了宽松的态度。”前述科技部官员说。

　　截至2007年底，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共56047家，实现产值22109.9亿元。前广东省科委副主任蔡齐祥说，“有人看了数字很高兴，说我们快赶上美国了，但其实很多企业做的事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只不过是个组装工——我们的很多高新企业跟人家美国的高技术企业不是一回事。”

　　2008年出台的《办法》，尽管对技术研发投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也没能扭转乾坤。2009年3月起，财政部牵头，国家审计署操刀，国税、地税及科技部门配合，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116家高新技术企业抽查发现，有85户不符合条件，不合格率高达73%，其享受的税收优惠达到36.31亿元。

　　审计报告披露，很多被抽查企业在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收入等方面均不符合标准：有的企业虽已填写6项或以上知识产权，但是并无知识产权证书、转让合同或者独占许可合同予以支持；另一些企业虽然可提供知识产权证书，权利人却不是公司，也没有签署转让合同或者独占许可合同。审计还发现，企业每年研发费用比例不符合规定要求、高新收入占全年收入比例未达到60%、企业申报材料上有关高新产品收入总计与专项审计报告不符等情况比比皆是。

　　政府角色反思

　　所有的罪责，似乎仅由企业，而且是造假企业中的一部分来承担。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造假盛行的局面，一场自上而下的整肃风暴正在开展。据悉，目前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已被撤销，部分企业在今年将面临更为严格的复审。

　　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显示，财政部今年对高新企业的抽查已经开始，“查的范围比去年还要大”。

　　上述科技交流中心一位业务经理说，今年以来，该中心的服务从帮助企业申报资格延伸到促其建立高科技企业发展体系，使之合乎《办法》的规定。“这叫先上车，后买票”。

　　但前述科技部官员指出，2009年的审计抽查结果不仅反映了该项评定造假成风的状况，更揭示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与动力普遍不足的事实。

　　本刊记者了解到，绝大部分通过五年以上独占许可的形式购买专利的企业，其目的是获得高新的荣誉及减税政策，一旦通过认定后，鲜有进行成果转化。一位代办机构业务经理告诉本刊记者：“越是大企业，创新的热情越小，相反是一个小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有创新的危机感。”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和平在2009年11月《科技管理研究》撰文称，有些企业通过购买、受让等方式拥有的专利可能与企业主营业务毫不相关，而一些新药和国家级植物种子的认定比专利认定更难，却不能作为认定高新企业的条件。他建议《办法》要明确专利应与企业主营业务高度相关，同时增加弹性，令真正能反映企业创新行为的指标或内容也得到认可。

　　前述科技部官员则指出，在人类发明创造活动越来越多的今天，政府已没有能力通过一些简单的指标来给企业归类，将其贴上“高新”或“非高新”的标签并给予差别化待遇。他认为《办法》的立意不错，但事实上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把企业分为三六九等，人为地干预了公平竞争环境，破坏了市场秩序，“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不仅是对效率的破坏，也制造了新的腐败空间，给企业以错误导向”。

　　一家跨国公司大中华区的研发总裁认为，如果政府一定要引导企业创新，也应鼓励真正的创新行为，无论企业的规模、盈利、高学历员工比例等情况如何。他建议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保护知识产权，构建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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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股市铁公鸡依然常见 分红才是硬道理2010年08月02日 08:04人民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股市“铁公鸡”依然常见

近日，上市公司美菱电器发布公告称，今年上半年利润增长近600%。公司获利如此丰厚，股东理应获益。可翻翻旧账却发现，公司自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11年没有分红！该公司上市17年共募集资金4.06亿元，而对流通股东的派现总额仅为0.27亿元，派现比例不足7%。更让投资者难以接受的是，这家上市公司今年又提出了新的再融资方案。

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在A股市场绝非个案。尽管近几年上市公司对现金分红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连续多年不给投资者分红的“铁公鸡”却比比皆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金杯汽车，上市18年来没有给投资者分过一分钱。

不仅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成群，斤斤计较的“葛朗台”也不在少数。从分红派现的水平来看，相关数据显示，美国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占公司净收入的比例在上个世纪70年代约为30%—40%；到80年代，提高到40%—50%。到现在，不少美国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50%—70%用于支付红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分红派现率”水平都很低，它们的年度分红水平大多是每股派现几分钱或一两毛钱。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现在国内上市公司的分红随意性强，分红政策不规范、不透明、不严谨、不严肃、不稳定，而且往往是年终分红，大多习惯于一年分红一次。而在国际成熟股市，上市公司分红大多“按季分红”，也就是说，一年分红四次，而每年分红一次的公司则较少，分红政策透明、连贯而稳定，并预先向投资者公告。一般而言，一旦投资者知道了某公司去年的分红水平，也就能预测该公司至少未来两三年的分红水平了。

低分红助长市场投机

专家分析，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司分红；二是买卖差价。前者鼓励长期投资，后者则助长短期投机。面对大量“铁公鸡”，投资者只好将投资的重点放在炒股上，通过买卖差价来赚取收益。这是中国股市“投资不足、投机有余”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分红中存在明显的“厚外薄内”现象。有些上市公司在海外上市后，“低价发行，高额分红”。然而，一旦回归A股市场后，情况正好相反，变成了“高价发行，低额分红”，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很难体现公平。还有些上市公司在分红上不积极，股东利益得不到保证，可高管们的薪水却是年年上涨。

此外，有些上市公司分红的出发点并非是回报投资者，往往在分红后就“狮子大开口”，推出再融资方案。对于这样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恐怕很难放心对其进行长期投资。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对于上市公司分红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些公司虽然实现了盈利，但是由于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现金需求较大，如果一味满足股东对分红的需求而进行现金分红，无疑会减少公司用于自身再发展的资金，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成长，不利于股东长远利益的实现。因此，一些处于成长期的上市公司，因为有更好的投资项目而将公司利润更多地投入扩大再生产，以谋求公司的持续发展，而不是马上与股东一起分享利润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

促分红还需完善制度

从目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和业绩报告的情况看，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相当不错。截至7月29日，已公布中报的上市公司有150多家。在已经发布中报或业绩快报的公司中，业绩增长的公司超过七成，其中不乏业绩增长超过50%、涨幅超出预期的公司。然而，上市公司在市场上赚到了钱，但在年中分配向投资者大比例分红或准备分红的仍然不多，广大投资者很难从公司的业绩增长中得到应有的回报。

为了督促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分红，近年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04年12月生效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2008年10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需要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并鼓励上市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这些规定都从一定程度上规范和约束了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据统计，根据已实施方案或已公布预案计算，A股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现金分红总额约为3495亿元，相比2000年只有322亿元的分红总额增长了10倍多。

有投资者建议，要让“铁公鸡”拔毛，需要加强规范，建立强制性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对于有分红能力而不分红的公司，应当从税收、高管薪酬增长、再融资等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金融系的姜付秀教授认为，政府部门的规定与制度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只能起引导与督促的作用，要在中国股市建立完善的分红机制、培养正确的价值投资理念，关键还是要让市场说话，只有上市公司真正把股东当做企业的主人，将实现股东利益视为自己生产经营的出发点才有可能自觉进行合理、公平的分红制度建设。

她认为，这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增强责任意识，树立“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理念。另一方面，全社会特别是投资者自身一定要有权利意识，通过手上的资金来进行监督和“投票”，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励与淘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利润真正回馈股民，实现市场公平，从而夯实中国股市稳健、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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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涿州采砂业失控威胁生态 政府废止招商合同2010年08月02日 11:57新京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6月10日，拒马河河道内，一辆铲车正往货车上装砂石。河道内到处都是深深的大坑。本报记者 杨杰 摄

- 核心提示

河北涿州，采挖河砂已严重威胁拒马河的生态。当地政府正为几年前的“违法”行政买单。

2001年起，涿州欲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先上车后买票”，在政府默许下无证开采。

采砂业带给砂石老板的是暴利，但给拒马河和当地百姓带来的却是满目疮痍。政府年收9万地税，而单为砂车碾坏的公路维修就要4000万。

于是，涿州痛下决心整治采砂业，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不过其“一刀切”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治滥采，却引起砂石厂主反弹———**和私采。

如今，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被行政诉讼和采砂企业盗采的双重压力。

东北商人徐颖达在河北涿州开了一家砂石厂。

去年7月23日，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收到了限期拆除采砂设备的通知。涿州市水利局认为该厂不符合继续采砂的条件。

一年过去了，徐颖达坚持认为政府在违法行政。

“没有提前行政告知、没有听证会、没有补偿款……”今年6月19日，徐颖达说，这一年他都在讨说法。

在讨说法的，不是徐颖达一个砂石老板，而是几十个。

这让涿州市政府压力很大。不过，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说，政府这次下了决心。取缔砂石厂，治理拒马河，已是涿州市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

据介绍，流经河北、北京的拒马河，是涿州的主要行洪河道，如今已濒临砂石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河道更是千疮百孔。采砂导致河床下降、河势不稳，丧失基本行洪能力。

2009年7月起，涿州掀起“治砂风暴”，对全市的河道采砂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市委书记亲自牵头，现场督导，该拆就拆，该取缔就取缔。”白景华说，此次涿州市政府“有壮士断臂的魄力”。

而部分砂石厂老板称，他们是当年涿州政府招商来的企业，与当地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在正常经营中被取缔，“全然不顾当初招商时的种种承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政方式，有何公信力可谈？”

政府招商河道采砂

与诸多工程在建设的北京近邻，涿州看到了砂石市场的商机，以此招商引资

徐颖达是2003年初到涿州开砂石厂的。

2002年时，他的一个朋友到涿州投资开采砂石，后来推荐他也去。朋友说，河道采砂是个利润非常可观的项目，涿州政府也十分欢迎投资该行业。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褚世昌是2002年到涿州开砂石厂的。他介绍，2001年北京全面禁止在河道采砂，而此时期，北京诸多工程项目正上马和建设，并且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砂石是建筑必需品，因此价格一路高扬。

涿州距离北京不足一百公里，交通便利。北京禁采后，大批砂石商人蜂拥至涿州。

当时的涿州市领导看到了“商机”，要将涿州打造成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带动涿州经济发展。

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涿州的砂石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流经该市的拒马河。他称，因北方干旱，加上上游北京段建设“引拒济燕”工程以及抽取地下水等原因，涿州段拒马河已干涸15年了。而干涸的河道利于采砂。

白景华介绍，那个时期，招商引资是各地市县领导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的涿州市领导，将河道采砂作为一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002年，涿州电视台轮番广告，宣传当地拒马河砂石资源丰富、政府鼓励采砂行业的政策。

褚世昌成为第一批集中到涿州投资的人，他多次参加涿州政府组织的砂石招商会。

他回忆，当时涿州的市领导还在拒马河河道上的砂石厂召开现场考察会，让当地老板现身说法，描绘采砂“钱”景。

十分之九的企业无证

“先上车后买票”，企业在水利局备案后就可开采，政府曾承诺办证，后来默许了无证开采

“找个村子买块地，签个承包合同，再经镇领导同意，就可以开采了。”褚世昌称，当时到涿州开采河砂，对企业要求的门槛不高。

徐颖达称，当时都是和拒马河边的村子谈价格，村委会同意就成交了。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按国家规定，河道归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政府水利部门进行监管与治理。不过，因涿州段河道长年无水，加上是无堤河道，许多老百姓在河道耕种了庄稼。而每段河道归附近村庄集体负责维护，村里又具体承包到了户，河道实际上形成了集体所有的性质。

徐颖达介绍，当时的砂石企业只要和村子里签了包地合同，拿着合同去涿州水利局备案，就可以开始开采了。涿州政府部门代企业向省水利厅申请采砂许可证。

褚世昌、徐颖达等砂石厂老板均称，当时涿州市政府承诺，“可先上车后买票”。

2002年，徐颖达以不足4000元每亩的价格，与百尺竿镇二站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了途经该村的拒马河河道150亩地，租期10年。

徐颖达拿到了许可证。不过更多的企业是无证开采状态。他称当时有几百家砂石厂，后来大约十分之一拿到了采砂许可证。“当时市政府称还要为企业办采矿许可证，但一直没办下来，我们就边采边等”。

褚世昌承包了一块70亩的河道。据了解，2002年前后诸多与不同村委会签协议包地的企业，合同期多为十年以上。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2002年前后，因涿州市政府大力招商，采砂企业达到100多家，还不包括没在水利局备案、没有任何手续的小作坊，而这种小作坊甚至比备案企业还多。

“省厅对采砂企业数量控制很严，很多采砂许可证没批下来，但政府当初又承诺企业能办下证来，于是，很多企业在政府默许的情况下，无证开采。”7月中旬，涿州市一名曾担任招商任务的市领导回忆。

暴利与采砂失控

砂石厂老板们一夜暴富，村民们却发现道路毁了，土地沙化了，双方由此冲突不断

6月21日下午，沿涿州至涞水段公路，向拒马河河道方向走，越来越多的运砂车飞驰而过。扬尘弥漫，路面上随处可见坑洼。

“国家明文规定，55吨以上的车不允许上路，你看看这些车，哪一辆不在100吨以上，什么路轧不坏？”一名涿州当地砂石厂老板说，涿涞路是涿州连接京津的一条省级公路，因超载车长年运行，路面千疮百孔，每年车祸频发，“不到两年就要修一次路”。

随着砂石价格逐步攀高，更为面目全非的，是拒马河。

“一个规模一般的砂石厂，一天能产价值20多万元的砂石。一个成年人用铁锨挖一晚上就能赚个三四百块。砂石厂白天黑夜不停挖。盗采的人也越来越多。”家在河道边的涿州本地采砂老板孙东明说。

今年6月23日，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介绍，按国家规定，每年汛期不能采砂，并且河道采砂有严格标准，但许多企业都在违规采，挖的深度和宽度远超规定，甚至将河道挖出几十米的深坑。

许多人一夜暴富。

据传，一个外地砂石厂老板采砂不到一年，买了5辆豪华轿车。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采砂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危害却凸显。道路被轧坏，机器噪音日夜轰鸣，地下水沉降，扬尘造成污染，耕地日渐沙化。河道里，连树都栽不活了。

另一方面，河道当时多是以不到4000元每亩的价格承包出去的，村民们发现，钱都让砂石厂老板赚走了，留给他们的只有破坏。

据徐颖达讲，镇里曾要求砂石厂每年向村子捐助数万元用来修路、打井等，但许多砂石厂老板并不愿意。于是，经常发生村民到砂厂偷沙子，甚至挖断路面禁止运砂车通行的事。双方冲突不断。

百尺竿镇西豆庄村支书张少华兼任镇大信访调解中心副主任，6月28日，他介绍，随着采砂企业增多，引发的信访和官司剧增。

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2001年以后的那段时间，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心切，对采砂业的管理疏于规范，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政策，让政府部门对采砂企业的监管困难重重。

他认为，那段时间，拒马河道的采砂失控了。

收税9万修路耗4000万

据介绍，涿州发展采砂业并未带来经济贡献，而维修轧坏的路面却耗资巨大

“市人大和政协代表，多次向政府提出整肃采砂。政府越来越重视过去无序开采的危害，加大了治砂力度。”今年6月23日，王金峰说。

据白景华介绍，采砂业给涿州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非常有限，2008年仅收到地税9万元，而每年用来维修轧坏的公路，政府支出费用4000多万元。

王金峰介绍，涿州市政府逐步加强治理，通过控制企业每年需要换发的采砂许可证，从而控制采砂企业数量，至2007年，涿州采砂企业从原来的数百家只剩下52家。

2007年6月15日，涿州市政府向52家砂石厂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整顿期间停水、停电，并让市供电局强行拉走了各企业的变压器，进行封存。

52家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均停止更换，政府没有通知整顿何时结束。

6个月后，52家砂石厂老板开始联名**。曾从事过司法工作的徐颖达，被推选为信访代表之一。

“我们这5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是招商引资企业，是历经政府多年整顿考验的企业，我们一直是合法企业，为什么政府突然就不让干了？”徐颖达说，如政府所说，这些企业没有采矿许可证，但涿州市领导当时承诺政府代办，并且每年都核发了采砂许可证。另一方面，当时他们与各村委会签的协议，还远没有到期。

2008年初，52家企业老板与涿州市交涉无果后，到保定市**。

徐颖达称，保定市主管信访的政法委书记称他们都是合法企业，不会被取缔。

因这些企业频繁**，涿州虽然没有给这些企业换发采砂许可证，但又让他们恢复了生产。

昔日合同一概作废

涿州宣布砂石厂与乡、村两级签的协议全作废，而砂石厂主们称当初政府正是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允许开采

2009年1月，涿州市委书记黄恩桥调离涿州赴河北省国土厅任职。黄恩桥2000年起任涿州市长，他任市长期间，涿州大力发展河道采砂业。

黄调离后，对采砂一直持从严治理态度的市长王舟出任市委书记。

当年3月，涿州市人大和政协受市政府委托，要求组织代表对全市河道采砂情况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和提案。

在涿州开砂石厂的徐颖达、褚世昌等人收到了政府命令，停止采砂并撤出河道。

涿州市政府2009年度“治砂大事记”显示，当年6月1日起，停止一切在拒马河的采砂活动，将企业的变压器、动力线拆除并封存；两天后，市政府要求供电局对采砂企业强行停水停电；6月28日，政府发文要求所有河道内采砂企业必须在两天内将采砂设备全部拆除并撤出河道。

2009年7月，涿州市政府掀起治砂风暴。

政府制定了《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提出，乡、村两级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均无效，全部废止。

《办法》明确提出砂石资源归国家所有，县级水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其他任何人无权出让和转让砂石矿产。

涿州的两个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名为《涿州砂石料整顿纪实》专题片，“城市上空乌烟瘴气，道路损毁严重……拒马河已成为掠夺者们的淘金温床，我们的母亲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破坏，河道告急，道路告急，环境告急，我们必须对非法采砂者断喝一声，住手！”

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被告知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要求将采砂设备与厂房限期撤离河道，否则政府将组织强拆。

“意味着我的砂石厂被取缔了。”徐颖达说，2009年7月中旬起，他又与20多家砂石厂老板开始**。

这些砂石厂老板称，当初政府部门正是根据他们与村子签的合同审核验收和发了许可证。如今政府一纸命令，这些合同又变成无效，“岂不是出尔反尔？”

收回河道缴费开发

涿州市将砂石资源拍卖给少数通过验收的企业，有规划开采。不过，未通过验收的企业，却加入了盗采行列

2009年，52家砂石厂中28家被允许继续采砂，其余被取缔。

“这是涿州历史上决心最大的一次治砂。”涿州市砂石料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治砂风暴完全是政府一次“壮士断臂”的行为，“及时纠正历史形成的无序采砂行为”。

“市长和书记当时承担的压力太大了，这群砂石厂老板哪个不是身家数千万，他们四处告状谁能受得了？但就是这样，治砂风暴也不会停止。”王金峰称。

根据涿州市《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政府对河道内的采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进行有偿开采。

2009年获得许可证的28家企业，被要求停产，原砂石厂进行竞拍。

“办法上注明了原企业主具有优先竞买权，除非原企业主放弃经营权的，才进入拍卖程序。”代表市水利局组织拍卖的王金峰称，28家砂石厂还有14家没通过验收，通过的14家全部“拍”给了原砂石厂企业主，每亩交8000元的资源费，“之所以让原企业主购买，也是为了减小治砂改革的阻力”。

众兴砂石厂的老板孙东明是14家竞拍成功的企业老板之一，他有两个砂石厂，一个他自己竞拍下了，另一个还被搁置中。

他说政府部门没再给换发采砂许可证，“告诉我们可以生产了，对采砂许可证是否更换，采矿许可证何时能办下来，政府无明确答复”。

7月5日，河北省水利厅大清河水务管理处副处长严增才介绍，河道砂石是否要归国土部门管，开采是否需要采矿许可证，资源费如何收，目前国家尚无明文规定。他认为涿州是在进行探索，“做了就值得鼓励”。

对于采砂企业先前合同一概废止，严增才认为应该给予企业适当补偿。徐颖达曾向涿州市水利局提出行政复议，水利局回复认为，徐颖达的砂石厂采砂许可证到期，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故不再核发，不存在赔偿问题。

当地砂石厂老板告诉记者，政府“一刀切”取缔砂石厂后，原来盗采的企业依然在盗采，后来被取缔的企业，也加入了盗采行列。

今年6月22日晚10时，漆黑的夜色中，记者看到涿州孙庄大桥北300米处灯光闪烁，采砂机器发出轰鸣声。

“把我取缔了，我就偷偷采，更自由。还不用每年给政府交这个费那个费了。”被取缔的一家砂石厂老板称，其实去年被取缔的企业现在多数在偷采，“给村里、镇里一些人拿点钱，没人管，关键要找个人罩着你，就没人来查了”。

当初“大方向就错了”

无论被毁坏的河道，还是现在砂石企业的强力反弹，都成为涿州为昔日政策要付出的代价

在严增才看来，涿州当初的采砂，犯了根本性错误，大方向就是错的。

“河道采砂本就不应作为一个产业来大力发展，而应是作为维护河道、清淤防洪的一个辅助行为，采砂是为了河道顺畅。”他称，按相关规定，河道只能在非汛期进行清淤性采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涿州发展采砂业，涿州申办许可证，“我们批得很少”。

不过，严增才说，他知道涿州政府领导当时急于上采砂项目，于是“才有了先上车后买票的状况”。

2005年，严增才到涿州考察拒马河，“触目惊心啊。我当时就找到涿州市的水利局长，告诉他决不能这样采砂，将来这个损失太大了，也弥补不了，一旦来洪水，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严增才说，虽然近些年没有发洪水，但一旦出现洪水，涿州60万人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严增才称，他当时要求水利部门必须停止无序采砂，但“当地的水利局负责人当时也很无奈，说这是市领导大力举荐的招商引资项目”。

严增才说，他后来见了当时的涿州市领导，表达了自己意见。不过，对方很不快。严增才感觉，当时涿州市领导把“打造京津砂石料供应基地”当成一个很骄傲的政绩。

严增才认为，涿州现在大力治砂是明智之举。虽然他觉得拒马河已破坏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做再大努力，都很难回到以前状况。但若继续无序开采，“后果不堪设想”。

“采砂是一个暴利行为，哪怕多干一天都能多赚个几十万。争议更多来自既得利益者。”严增才认为，涿州市政府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是引起砂石企业主反弹和遗留诸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涿州市政府必然要为以前的行政行为付出一定代价，目前所承受的压力，正是为昨日行政行为的“埋单”。

□本报记者 黄玉浩 河北保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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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自揭姜蒜暴利链 千万级别只是小炒家(图)2010年08月02日 08:24东方早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山东金乡被业内戏称为“大蒜华尔街”,近千辆满载着大蒜的三轮车在等待交易。现在生姜也卷入涨价潮中。

“没见到姜，也没见到仓库，但我名下的姜可能这一辈子都吃不完了。”今年初，在上海打拼的高级白领张华(化名)拿着近300万元的资金跟着朋友投身到了炒姜的队伍，成为一名“资金炒家”。

半年多过去了，他手上的姜已经从买入时的每公斤4元涨到了每公斤9元，张华自言雄心不大，“到了3倍就抛”。而这些“盈利”都将依靠一纸买卖合同和一个炒家的圈子来实现。

“稳赚不赔”

买了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姜囤着

马克思说：“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对于2009年的大蒜炒家来说，100%的利润还是太少了。“我的一个朋友，去年拿了几百万元去炒蒜，几个月盈利将近10倍，拿了几千万出来。”这种疯狂的利润和赚钱的速度让张华怦然心动。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张华学语言出身，从事过传媒、投资等多个行业，目前在上海有自己的公司。“我以前做的事情和农产品一点关系都没有。”张华说，其实现在除了大宗的蒜价和姜价之外，他对其他有关蔬菜的情况也一无所知。“纯粹是为了盈利，朋友赚钱的例子摆在面前，今年我就跟着一起做了。”

“老百姓买股票、买基金，为的是什么？赚钱呗！”张华没有把自己炒姜的事情告诉父母，他说老人家都70来岁了，要是跟他们说自己买了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姜放在仓库里，不知道老人会有多担心。而他在买姜前也仔细思考过这笔生意的“投资价值”，“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风险，是稳赚不赔。”

张华参与炒姜的模式很简单，去年炒蒜赚了钱的朋友是“带头大哥”，他在今年初又继续投资炒蒜和姜，张华和他沟通过后认为炒蒜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所以张华没有炒蒜，而是选择了炒姜。“带头大哥”用去年的利润投资了1000多万囤积了数千吨的姜，张华先是出资100万元从朋友手中接手了一部分姜，后来他继续看好，又增持了一部分。“我朋友建仓建得早，我从他手里拿姜的价格已经让他有了一部分利润。”

“高点出货”

越来越像一个小的私募基金

“目前很顺利，又有新的合伙人加入了，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的私募基金。”张华参与的炒姜事业在另一位朋友后变得越来越红火，他从“带头大哥”手上接了一部分的货，后来的合伙人又以略低于当时市场价格的价位，从他和“带头大哥”的手上接了一部分的姜。“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利可图。”

“带头大哥”去年盈利的故事在他的朋友圈里堪称是一个传奇，但这个模式看上去却非常简单。“低买高卖，赚钱走人。”张华说，大蒜的保质期短，保存要求比较高，必须要放在冷库里保存，这也使得炒蒜的周期不是很长。而像“带头大哥”这种千万级别的投资者在炒蒜的浪潮中只是一个小水花，“我们绝对是小炒家，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大蒜种植面积达70万公顷左右，占全球大蒜种植面积的60%以上，“大蒜之乡”山东省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大蒜年均产量70余万吨。如果按照新蒜上市时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收购，整个金乡县的大蒜价值约7亿多元，要是按照昨天金乡大蒜最新市场价格每公斤10-11元计算，这些大蒜的价值已经高达70余亿元。张华说，去年“带头大哥”就是以每公斤1元多的价格入市，然后在高点出货，获利巨大。而金乡大蒜只是占全国市场的一部分，与涌入炒蒜的资金总量相比，千万级别的炒家确实只是“毛毛雨”。

“一般的大炒家不会把货在自己的手上存太久。”大蒜一个炒价周期为3个月左右。在炒蒜的圈子里，真正的大炒家有的只赚20%或者30%就出手了，张华说不同的资金量决定了不同级别炒家的心态。像他们这样的小炒家中，有一部分人本来就是从事蔬菜进出口贸易或者自己拥有一定的销售渠道。这类炒家往往能做到利润最大化，张华说，这些人能一点点消化掉手上的蒜，“不管是出口也好，还是在自己的渠道消化掉，都可以直接实现盈利。”

“击鼓传花”

不用去市场，下家自己会找来

“击鼓传花？可以这么形容我们吧。”张华说自己算是纯粹的“资金炒家”，“带头大哥”有经验、有圈子，张华把资金交给他来打理。虽然张华投资了近300万元来炒姜，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在东北的仓库，也没有看到过那近千吨属于他的姜，他有的只是一纸买卖合同。张华手上的姜成本价格是每公斤4元，这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姜已经涨到了每公斤9元，而他预计的出手价位是每公斤12元，“当时我们商量好，不出大的意外，到了3倍就抛出。”

“带头大哥”负责买入和卖出以及日常的管理，张华称，这些炒家之间有自己的圈子，不用到市场上去，自然会有下家或者有出口商找到来拿货。“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商品交易，合法地赚钱。”

所谓的“击鼓传花”就是博弈，是炒家根据市场来判断商品的价格，“很有做期货的感觉。”张华认为蒜和姜都是老百姓日常会消费的商品，大宗的蒜姜交易距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最终的交易价格实际上还是由普通消费者来承担。炒家不断地转手，价格也就随之走高，但其实不管蒜和姜的价格是多少，对于批发商来说，他们只是在批发价格上加上一定的利润再批发给零售商，而零售商再加上零售的利润形成最终零售价格。“各个角色分工不一样，他们基本利润率是固定的。”就在昨天，上海市内的菜场里生姜的零售价格已经是每公斤15元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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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调查称餐具消毒厂污水横流无消毒设施2010年08月02日 09:04央视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古先生在一家餐馆准备用餐时，发现没开封的餐具表面竟有残留的红椒末。







工人先后清洗了5箱用过的餐具，而清洗餐具用水却一直没有换过。







地上摆放的待清洗的餐具。

央视8月1日报道 CCTV《每周质量报告》7月10日播出：《消毒餐具乱象》，以下为节目实录：

【提要】

没开封的消毒餐具竟有残留物

【同期】这如果吃了的话肯定会吃坏肚子的。

生产条件不达标

消毒设备不到位

餐具消毒企业如此消毒

【同期】记者：没消过？ 没消过，这些没消过。

《消毒餐具乱象》 《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 敬请收看

【演播室】

近年来，我们到有的餐馆吃饭的时候总会看到，原来直接摆在桌上的餐具被封上了一层塑料膜，而使用这种封了膜的餐具，消费者需要支付1块钱左右的费用，那么按照餐馆的说法之所以要收费是因为这种餐具是经过消毒公司集中清洗消毒之后才包装的。按理说，术业有专攻，专业的消毒公司、专业的清洗消毒设备再加上专业的真空收缩膜包装，这些消毒餐具本该提升消费者用餐的卫生指数，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可是我们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这消毒餐具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干净。

【正文】

不久前，河南省武陟县的古先生在县城的一家餐馆准备用餐时，发现没开封的餐具表面竟然有残留的红椒末，这让他大倒胃口。

【同期】消费者

这如果吃了的话肯定会吃坏肚子的，上面写的这些(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怀疑。

【正文】

在这套消毒餐具的外包装上标明：这些餐具都经过了机械消毒，而且是采用防二次污染包装膜包装的。既然经过了专业的消毒，餐具上怎么还会出现残留的红椒末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些消毒餐具的生产厂家辉县市天大消毒服务机构。而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当我们提到他们这里的消毒餐具里有残渣的问题时，这里的负责人却表现得不以为然。

【同期】辉县市天大消毒服务机构 负责人

你就是洗的再干净你也挂一漏万，是不是？不一定哪个地方有洗不到。

记者：你这个洗得干净吗？

洗得不干净，毕竟这个消毒设施各方面都没有完善，是不是。

【正文】

这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停水停电所以并没有正常生产。虽然没有看到这些餐具是如何消毒的，但是在调查中记者注意到，这家餐具消毒企业位于一个农村院子里，车间总面积不到80平米。在今年5月11日卫生部颁布实施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中明确规定：餐具集中消毒单位不得建于居民楼内，包括清洗、消毒、包装在内的生产场所总面积不得小于200平方米。参照这一规范，这家企业的生产条件明显不合格。

在和这家企业负责人的进一步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他们这里餐具消毒企业还有不少，而且都和这家工厂的规模差不多，几乎都无法达到规定的要求。

那么这位负责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决定到其它的工厂一探究竟。

在天大消毒服务机构的附近，记者找到了这家中洁餐具消毒中心，还没走近这家工厂，远远就闻到了一股食物残渣发酵后的馊臭味。在工厂门外的一堆垃圾旁边，摊开摆放着许多刚洗完的筷子。

【同期】辉县市中洁餐具消毒中心 工人

记者：筷子放在外面这是干嘛？

晒嘛。

记者：能消毒吗？

能消毒，都是(这样)消毒的。

【正文】

走进工厂，记者看到这家工厂的车间就是这间不到50平米的小屋，显然无法达到规定的要求。残留在餐具表面的食物残渣混合着污水在屋子里面四处流淌。

车间里工人正忙着清洗餐具，他们首先把餐具放在这个装有洗涤剂的整理箱中，经过简单清洗之后，将餐具放到另一个装有清水的整理箱中。

记者注意到，工人洗完一个整理箱里的餐具后，将剩下的洗碗水倒进了另外一箱等待清洗的餐具里。

苏北人

记者暗访黑豆腐坊 老板称工商税务都管不了(图)2010年08月02日 08:04城市晚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遍地撒满了粉末状的大豆





如此豆腐怎敢放心食用





黑豆腐坊不敢立牌子

“谁来管都不好使”

黑豆腐坊老板一眼识破记者身份

实习记者刘诗尧报道/摄

本报讯 近日，家住长春市绿园区车家村的王先生发现，每到傍晚出去散步时，都会被一股浓黑的烟雾呛得睁不开眼睛。他很惊讶，哪里来的烟雾？经过打探，才知道6月份曾被查处的黑豆腐坊又重新开张了。27日，记者来到“豆腐村”暗访，已经“千锤百炼”的黑豆腐坊老板轻易识破了记者身份，态度十分嚣张，并扬言，“记者算什么，前阵子工商来查也没用，我们现在不也都还干着吗！”

无人敢指路只怕被报复

27日11时许，记者来到了这个有着“豆腐村”之称的车家村，一进村子，就看到村子里有许多居民家门口挂着卖大豆的招牌，但却看不到豆腐坊的牌子。“我想买豆腐，豆房坊怎么走？”记者问，“没有、没有,这附近什么加工点都没有。”一位居民神色慌张地回答。记者拐进了一条胡同，经过再三询问，一位中年女子小声地说：“由于他们都是无照经营，最近总有工商局的人来查，所以谁都不会告诉你在哪的。”

记者在村子里转了1个多小时的异常举动，引起张女士的疑惑，“你找豆腐坊干什么？”“买豆腐，就是找不到哪卖”，记者谎称，张女士指着不远处黑色的铁门说道，“你刚才路过了好几回黑色的铁门那儿。”顺着张女士指的方向，记者来到这家豆腐坊。

黑心作坊内苍蝇享美味

随后，记者顺着巷子走进去，远远地就看到了冒着黑烟的烟囱，走进院内，正中间摆放着一台碾碎机，下面撒满了呈粉末状的大豆。后面的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加工豆腐的场所，生产条件极其恶劣，肮脏的墙壁满是污垢，加工设备也是锈迹斑斑，生锈的铁桶里洗着豆腐布，狭小的豆腐坊内满是苍蝇，正享用着刚做出的豆腐。

窗边一个大型的漏斗状的机器正在运作，下面是一台像筛网的机器，机器有很多豆腐残渣，有一部分豆腐渣从窗户上顺墙淋到地上，院中的鸡把它当作饲料，和苍蝇一同品味这“人间美味”。靠近小屋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似乎是放置成品豆腐的木质框架，上面有许多白乎乎的豆腐半成品，容器里泡着的黄豆上有很多死苍蝇，地下污水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加工的工人赤裸着上半身，手里拿着的衣服脏兮兮的，沾满了油渍和脏物。

“聪明绝顶”识破记者

记者进入黑加工点后，里面的人都十分警觉，“你们是干什么的？”一名秃顶男子问，他就是加工点的老板。“买豆腐！”记者回答。“别瞎掰了，你们是记者，是来暗访的吧！我们这什么都没有，你们赶紧走。”

无论记者怎么“解释”，对方都是以恶言相向。记者表明身份后，黑豆腐坊的老板更是破口大骂：“你们这帮记者赶紧哪凉快哪蹲着去，我还能怕你们？前半个月工商、税务他们都来了，结果怎么样？我们该开还得开，他们也管不了我，更何况你们记者了。”

此时，旁边走来一位手拿扁担的工人，指着记者的鼻子说，“你们赶紧给我滚，我们这边的村民都不是好惹的，随便进我们屋，打坏了我们可不负责。”随着争吵声音越来越大，黑加工点的工人也越来越多，闲言碎语中记者听到，“旁边那么多家，就去查呗，非在这家查什么，我们脾气都不好，你可给我小心点。”老板嘲笑着对记者说，“你们自己来肯定不好使，要是带个工商过来，我们还能和你们说几句，单独来的话，你们啥也不是。”

豆腐加硼砂谁来都不怕

无奈之下，记者从这家黑豆腐作坊里走了出来，又找到了第二家黑作坊。记者刚推开门，该黑加工点老板犹如惊弓之鸟，大声喊道，“你们是记者吧？来这里干什么，赶紧走”。这位老板的话让记者哭笑不得，这里的黑豆腐作坊的老板眼力竟然都如此之好，一个照面就能识破记者身份。当记者质问到豆腐的卫生问题时，该老板满不在乎地说：“现在天这么热，豆腐很容易变质，所以我们在做豆腐时，都会在里面加上点防腐剂，也经常加点硼砂，那又能怎么样，也没见谁吃死。”

“我们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我们怕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做的油豆腐用的油也不是啥好油，要不然哪能卖那么便宜，现在豆油都那么贵了，没钱还不让人生活了，谁来能怎么样？就这么做了。”黑加工点老板瞪圆了眼珠说。

对此，记者查询后发现，按照《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明令禁止硼砂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因硼砂添加入食品中起防腐、增加弹性和膨胀等作用，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据了解，在6月23日，长春市绿园区车家村的两家黑心豆腐坊因加工环境恶劣，且无照经营，曾经被绿园区工商局铁西工商所查处过，但黑加工点屡教不改，态度极其嚣张。车家村生产的各种豆腐根本没有生产日期及厂家的相关信息，还被批发到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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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官员：一些工会干部不敢谈不会谈工资 身份尴尬力不从心2010年08月02日 12:12财经国家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工资集体协商不会影响企业发展

开展集体协商不是工会的一厢情愿，它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集体协商的认识，二是如何形成推动的工作合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敏

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近日表示，到2012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要对已建工会企业全覆盖。而在此之前，因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等引发的劳资关系问题受到社会热议。

那么，当前劳资关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矛盾越发紧张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进行制度性预防和化解？集体协商机制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财经国家周刊》就此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

劳资冲突需要制度化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请问，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劳动关系矛盾？

张建国：实事求是地讲，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劳动关系矛盾高发、多发期，主要是劳动关系领域利益分配不平衡的结果。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是有的企业工人收入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二是工人诉求渠道不畅通；三是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劳动关系矛盾长期积累，无法及时有效化解。

2009年全国人大在《工会法》执法检查时发现，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及福利、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等三类劳动争议案件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79.21%。近年来，部分企业发生职工集体停工事件，大部分也是因工资分配问题引起的。可以说，在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分配天平严重倾斜的前提下，劳动关系双方的任何小摩擦小矛盾，受劳动者失衡心态的催化，随时都有升级的可能。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劳动关系矛盾，有没有一种制度化的预防和化解的路径？

张建国：既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利益分化现象，那么劳动关系矛盾就不可避免，只不过，我们要通过设立规则，来为劳动关系矛盾提供一个制度化的预防和化解途径，让这些冲突能够容纳在制度语境下，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集体谈判可以通过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关系来预防和化解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个人缺乏对资方必要的制约手段，虽然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利益分配的绝对量可能会不断增加，但很多时候，劳动者利益分配的增幅会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劳方和资方在分配上的绝对差距，非但没有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相反，如果建立起集体谈判机制，一旦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分配出现不合理的苗头，劳方即可启动集体谈判程序，通过协商及时化解因利益分配不合理引发的劳动关系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集体谈判还会减少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在没有合理的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情况下，劳动关系矛盾内部化解的空间和可能性越来越小，大量的企业内部矛盾呈现外部化的特征，本来属于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会演变成为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苏北人

“黑老大”恐吓村民当上村主任 聚敛数千万财富  
2010年08月02日 15:41:27 　来源： 北京晚报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早上7时，记者就来到二中院附近守候，一直未见押送被告人的警车到来，在二中院南门洞下只有两辆空警车。程宁摄（来源：北京晚报）

　　今天上午，(北京)密云县王晓雷恶势力团伙的18名成员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33岁的王晓雷以盗采砂石料起家，靠威胁、恐吓、贿选等手段当选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村主任，并以非法手段聚敛数千万财富。市检二分院起诉指控王晓雷涉嫌非法采矿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多项罪名。据悉，此案从抓捕案犯到开庭审理仅用时1个多月，创下了此类罪案的审理纪录。

　　盗采砂石打砸执法车辆

　　法庭上，身材粗壮的王晓雷认可部分指控。他承认自己没有开采砂石的许可证，却在几年间盗采了4至5万立方米的砂石料。“你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公诉人问。王晓雷沉默良久，才吐出了一句“知道”。

　　王晓雷初中毕业后一度待业在家，靠和父亲卖废铁来维持生计，但短短几年间，王晓雷摇身一变成了身价数千万的村委会主任。这都发端于2006年前后，王晓雷和弟弟王辉做起了盗采砂石的生意。河南寨镇平头村地处潮白河岸边，王晓雷兄弟经常雇佣大吨位货车，在河道、绿化带、耕地随意盗采砂石，一个晚上就可获利十多万元。短短几年时间，王晓雷兄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出入豪车、保镖开道。

　　为了对抗执法人员，王晓雷供养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为其非法盗采砂石等行为“保驾”。2008年4月，怀柔区打击盗采的执法人员发现王晓雷团伙的盗采砂石活动，执法人员暂扣了盗采砂石车辆的钥匙。打手们立即一拥而上，对执法人员驾驶的车辆进行打砸，把执法人员从车中拉出，夺回被扣车辆钥匙后逃走。

敲诈勒索强收过路费

　　2007年，平头村进行村委会选举时，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王晓雷又盯上了一村之长这个职位。为了得到选票，王晓雷用尽各种手段。“选他当主任，每人可得50块钱。”一名村民说，谁不选王晓雷，打手们就砸谁家玻璃。选举前夜，打手们手持棍棒在村里街道上横行，打砸公共设施。在王晓雷如愿当上村主任后，打手们在村里鸣放鞭炮，坐着汽车招摇过市以示庆祝。

　　当选之后，王晓雷兄弟掌握了村里的土地，他们在村里大肆圈地，并以办鱼池的名义将集体所有土地用围墙围起来，秘密盗采砂石料。3年来，王晓雷成立了自己的运输公司，公司拥有的十多辆大货车、挖掘机就价值上千万元。

　　在平头村的主要路口，有关部门为检查过往大货车盗采砂石料设置了路障，但这些路障却被这个王晓雷团伙作为生财之道。打手们守住路障，只允许王晓雷经营的辉煌恒达、盛世恒通两家公司的车辆通过，有外地大货车经过，就以各种理由每辆车强收30至50元的过路费，有的大货车主，半年就被迫交了数万元过路费。

　　对此敲诈勒索指控，王晓雷在法庭上辩解说，他并没有授意强收过路费，这些都是手下人干的，他刚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但知道后他也默许了。

“总统包房”里束手就擒

　　王晓雷多年来横行乡里，无人敢管。2009年10月，平头村党支部书记发现王晓雷公司车辆遗撒砂石，予以制止，王晓雷听说后赶到村委会院内，持铁锹打砸村委会的轿车。今年春节时，王晓雷在他的盛世恒通货运公司院内要求司机擦洗车辆，一名司机稍有不从，王晓雷就持铁锹进行殴打，他的手下也对这名司机拳打脚踢，致被害人轻伤。

　　今年6月8日凌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动用200多名刑警及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特警队员，在怀柔一家洗浴中心的豪华总统包房内，将王晓雷抓获。据悉，这个包房一晚的价格达数千元。同时，其他房间内的几名打手也被警方拘捕。警方将包括王晓雷、王辉在内的几十人带走，并在其住所等地查获大批管制刀具、猎枪子弹等违禁物品。就在6月8日警方拘捕王晓雷的3天前，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王晓雷又一次当选为村主任。

　　被抓捕前，王晓雷在村里有车队、狗场、大棚等多个产业，他的私家车不乏奥迪A8、途锐、凌志等豪车。担任村主任期间，王晓雷兄弟租用村里150多亩耕地，却从未交过租金和电费，3年来拖欠上百万元。王晓雷被抓获后，当地村民曾放鞭炮庆祝警方为民除害。(记者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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