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炮轰郎咸平：4万亿投向无误 他无知基本事实

qwe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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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i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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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2010

一提GDP老子就想K人

mikeluan

热烈欢呼将有4亿精英进城！ 加上城里现有的4亿精英，别说是房子，就是狗屎都能卖光。不评价樊－郎，只要看过他们的视频，再问问自己都学到了什么就行了。

san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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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zhe

反正都比我厉害

leo6022

樊纲基本上是个买办

mopdog

孤立的看地方经济是不合理切短视的 只看到广州的经济发展而不看到对内地的 影响是片面的 有好的也就有坏的
不能说是有才的人都去了好的地方 剥削的本质是小部分人享受大多穷苦人的体力脑力贡献 谈公平合理尊重理解是不现实的
简单说  20%人高享受 80%人低温饱 连资本主义都不是 虚假的繁荣是剥削带来的正常现象 不是抹杀贡献而是权利的占有者不作为 你看到的是什么
从 医疗教育社保劳动就业 劳工保障  住房 只能说做的是问题百出 就算美国也比中国在法制上都完善更不要说现实中了
中国的民生被当做面子工程 面子工程被当作仕途的筹码 当官为了权 有权就可以贪腐 腐败不是最危险的 危险的是不作为
明明可以而不为 为的是手里那点权 要是说清官是名声好那么现在的官 恐怕连名声二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就拿 文强 这种手里一点权就能10年不倒的权利之徒 只能说 官不透明 管有内幕
何时中国涉及凡是16岁小姐的都能抄家砍头罚三代 何时中国的道德才能回归传统 看一个国家的文明不用去看厕所什么的就看看性工作者年龄就可以 中国和泰国一样 软弱不堪

[ 本帖最后由 mopdog 于 2010-7-7 20:58 编辑 ]

sanmy

虚高城市化使城市陷入亚健康 领导干部态度应端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历经了60年的曲折发展，现已进入城市化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2009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6.59%，这一令不少决策者为之兴奋的数字，表面上在自豪地告诉公民们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实质上却掩盖了数字背后的过度城市化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城市化亚健康问题。


　　预测表明，10年后的202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45%，20年后的2030年将进一步提升至61.6%，届时将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即使这样，我国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差距仍很大，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然而，我国各地却在“十一五”时期掀起了一股追求城市化水平的高指标、忽视城市化质量与健康等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仍将蔓延。

　　我国现行城市化水平已超前于工业化水平2.4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3.1个百分点，城市化的高指标导致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市民化与本土化难度大，城市水荒、电荒、地荒、民工荒等日益突出，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发展质量难以提升，虚高的城市化使座座城市无一例外地陷入亚健康状态。

　　如何确保国家走健康城市化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行适速适度的城市化，正确处理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辨证关系，使城市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这就要求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逐步淡化城市化水平的高增长指标，突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量化指标和城市化进程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保持合理适度的城市化增长率，该快时慢了不行，该慢时快了也不行，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速度以保持在0.6—0.8个百分点为宜。因为健康的城市化是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全面提升与统一，是城市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而且城市化质量比城市化速度更为重要。

　　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不同主体功能区等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应该有所差异。各地区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目标，严防脱离实际的比指标和比速度。

　　在适速适度的城市化背景下，把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作为重中之重。重点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改善城镇环境质量，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市民和农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共同宜居，共同分享城市建设成果、城市文明和美好的城市人居环境。通过逐步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使城市健康成长，使市民的生活更美好，使城市化的道路更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健康的领导意识与健康的心态相结合。目前全国各地在规划编制“十二五”过程中，受部分领导干部发展城市化的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不少地区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城市化，一味提出城市化水平的高指标，城市化的道路不健康，推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不科学。在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城市经济实力、人口集聚、政府财力、市场文化程度等要素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脱离地方实际盲目城市化，有些当政者把城市化水平当成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形成不健康的城市化意识。为此，在“十二五”期间应逐步端正部分领导干部关于城市化的态度，树立健康的心态，正确对待城市化，科学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 (方创琳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室主任、教授、博导)

sanmy

莫让高房价毁了中国城市化
        作者：傅蔚冈
        核心提示：高房价的城市化，导致了外地人口无法在城市中有序落户，所以近年来出现了城市人口的增长慢于城市面积增长的现象。如果高房价问题不解决，那么可能这种现象就会在各地上演，最终让高房价毁坏了中国的城市化。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看望农民工时指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逐步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一个农民工向总理反映：融入城市最大的障碍就是城里的高房价。事实上，不仅仅是农民工，城市里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也在为高企的房价苦恼：虽然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之下，房价已有所回落，但国内很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仍然遥不可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价工资收入比，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超过了20。
房价的快速上涨被认为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每年将近有10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能真正成为城镇居民，但由于常年居住于城市，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住房需求。城市居民随着收入的增加，也有不断改善原有住房条件的要求。在居民住房需求增加的同时，城市化还带来大量的配套商营房屋和服务用房需求，譬如办公、机关、社会服务、医院、学校等方面的用房快速增加。多方需求上涨的背景，体现在房地产市场上必定是房产价格上涨。从这个角度而言，房价的快速上涨几乎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一致特征，无论是中国、越南、俄罗斯还是印度，几乎都是如此。
不过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高房价，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没有为外来人员解决住宅需求的动力。正如经济学家华生所说，中国城市化是封闭性的，基本为户籍人口服务的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第一个最主要的畸形就是只为户籍人口服务，不为外来人口，包括农民进城的人口服务，这样就走向自我循环的道路。几乎在所有的一线城市，外来人口都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当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无法通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解决时，那么商品房就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唯一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房价问题也就很好理解了。
其次，在户籍制度下，房屋还是社会福利的载体。在任何国家，房产绝不是仅仅用来提供人居住的，还有很多其他属性，如自由的领地或是一种用以投资的资产。但在中国，房产除了这些一般属性外，还具有额外的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居民在所属城市的福利载体：从集体户到个人户的落户需要住房、准生证的取得需要住房、孩子入托入学需要住房……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城市居民几乎无法获得自己在一个城市应有的福利。
再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是高房价的最大受益者。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但是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卖地收入实际上都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就会有通过提高房价从而收获更多土地出让金的激励。在不少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据了地方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当然乐见房价上涨。
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的房价始终以超越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往前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高房价对于城市化是双刃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高房价而获得的巨额土地出让金，使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但高房价所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它让很多外来的中低收入者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现在很多城市都倾向于引进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但殊不知在一个城市中，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需要一个合理的比例。一个城市如果高中低收入并存，那么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高收入阶层可以获得低收入者的服务，从而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给高收入者提供服务而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但是在高房价下，每个人所享受的服务都因为高房价而被克减了：由于高房价让那些低收入的外来务工者无法融入这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服务成本将会极高，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无法享受到服务——每到年关时节各城市经常出现的“保姆紧缺”就是一个明证。事实上，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在为高房价而埋单，房价的挤出效应让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更好生活，从而带来内需的减少，反过来也影响了城市化的有序推进。
高房价的城市化，导致了外地人口无法在城市中有序落户，所以近年来出现了城市人口的增长慢于城市面积增长的现象，各地新建的新区虽然富丽堂皇，但却没有人居住：鄂尔多斯耗资50亿元兴建的“鬼城”就是这种畸形城市化的缩影。如果高房价问题不解决，那么可能这种现象就会在各地上演，最终让高房价毁坏了中国的城市化。（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sanmy

社科院：2013年左右中国将结束高速城市化
“在中国，要素是被政府强力干预的，因此如何选择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事实上决定了城市化模式的选择。”2010年4月14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研讨会暨首部《宏观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表示。

　　刘霞辉说，中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为45.68%，正处于加速阶段。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这一期间的城市化增长率约为1.09%，城市化率则在47.93%~53.37%之间，此后中国的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

　　刘霞辉认为，城市化中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这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也直接会导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顿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刘霞辉建议，控制城市化进程中成本过快上升，政府应起到关键作用：一是政府要降低行政成本，建立一个高效、低成本城市运营机制，以及选择比较合理的福利水平。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政府管理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低效运营，因此，必须进行调整，除了国家要在战略层面进行土地规划外，地方政府也要配套改革。

　　二是要推进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社保体系的建设，以中国为基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整体社保体系。合理控制支出规模，提高保险覆盖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政府要介入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中去。城市化中的土地和住房是中央政府没有介入过的，这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有关。不过，现在中央发国债，直接从地方政府手里购买经济适用房，目前数量小，但这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冰冷的毛毛

现实与理论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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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my

高房价将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城里人都望而生畏的房价面前，农民要想在城市居有其所，更是难上加难。高房价无疑成为农村人口进城的“高门槛”，甚至成为比户籍制度更大的“围墙”，阻碍着农民进城的脚步。

人民日报再谈房价：目前中国房价到底有多高www.eastmoney.com2010年07月08日 09:55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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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居》，一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议。为什么虚构的故事和情节能产生这么大的现实反响？主要是由于它折射出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道出了无房族的困惑与无奈。近年来，房价过高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安其居， 才能乐其业。住房是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住有所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课题。

　　● 目前中国的房价到底有多高？
　　“商品房”、“房价”这些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城镇居民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虽然名义上是免费住房，但由于“僧多粥少”，人们总体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筒子楼、大杂院、三代同居一室的情景，很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后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后10多年， 城镇住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1998—2008年，新建住房65亿平方米；城镇居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28平方米，为1978年的4.2倍；商品住房发展迅速，城镇住房主要由市场供应的格局基本形成；住房保障初显成效，到2008年年末已解决800多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9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5%。
　　在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近年来房价过高的问题十分突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房价曾一度有所回落，但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房价迅速回升并大幅上涨。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涨幅达25.1%。大城市更为明显，今年一季度北京商品房均价达21880元/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88.4%。前不久，央行公布的一份针对全国储户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那么，目前房价到底有多高呢？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文化、地理环境等状况的差异，衡量房价高低还没有一致认可和普遍适用的标准。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房价问题时，大都参考两个指标，一是房价—收入比，二是房价—租金比。房价—收入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反映的是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和负担程度，一般认为比值应在3—6之间，而200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10。房价—租金比指每平方米月租金与每平方米房价的比值，通常认为低于1∶300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已经显现。目前，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租金比在1∶500左右乃至更低。另外，也有人把中国的房价与国外一些城市的房价对比。2009年12月纽约房价最高的曼哈顿区的中间价格约合每平方米人民币2.75万元，德国首都柏林的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均价约合人民币1.7万元；同期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已接近甚至超过这两个数字，而我们的收入水平却相差数倍。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部分城市的房价确实明显偏高。
　　当然也要看到，当前人们所热议的高房价，主要还是针对一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而言的，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房价水平的高低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客观判断。
　　● 房价过高症结何在？
　　面对过高的房价，很多人坦言越来越看不懂楼市了，买房似乎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到底是什么促成了目前的高房价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推动。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投资需求日益旺盛。但目前投资渠道偏少，近年来房价持续走高，使很多人以为房价只涨不跌、买房只赚不赔，纷纷加入“炒房大军”，住房消费存在严重的“投资化”倾向。投资过度就是投机，投机性购房之风愈刮愈猛，对高房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资金推动。因为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市场流动性充足，也就是说市场流通中的钱过多。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规模近10万亿元，相当于过去三四年的增量。资金充裕必然刺激投资需求，而一些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尚未完全走出低谷，大量资金就涌向房地产市场，必然使房价过快上涨。
　　地价推动。近年来，“土地财政”导致的地价上涨成为高房价的一大推力。所谓“土地财政”，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收入。比如，2009年沿海地区某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达1200亿元，是地方财政收入520.79亿元的2.3倍。由于很多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对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过于倚重，再加上现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不完善，价高者得，造成“地王”频出，地价与房价相互影响、交替上涨。
　　制度原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史只有10多年，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比如，由于住房兼具民生和商品双重属性，大多数国家住房既有市场供应的商品住房，又有政府支持投资的公共住房，我国在过去10多年较为重视通过房地产市场解决住房需求，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欠账过多，造成住房供应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再比如，房地产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不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使拥有或囤积大量住房的成本过低，也助长了投机。同时，房地产市场还存在不少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的问题。
　　特别应看到，房价过高还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近年来，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发展及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对住房产生了新的较大需求，住房供应问题比较突出。按照1998—2008年的城镇发展速度推算，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52%左右，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今后5年内，预计城镇每年增加1500万人，每年新增家庭500万户，其中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更加显著。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住房改善需求显著增加，也加剧了城镇住房的供需缺口，带来了住房价格上涨的压力。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高房价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在住房领域的反映。比如，长期存在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大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中，造成这些地区住房压力过大；比如，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成为引发“以地生财”问题的重要原因；比如，腐败现象在房地产领域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弱化；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着影响。高房价不单单是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提问
　　网友：有人说高房价说到底是刚性需求支撑的，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房价走势？
　　答：所谓刚性需求，是指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部分。房地产市场中的刚性需求，主要是指人们买房自住的需求，既包括首次购房，也包括改善性住房需求。一方面要看到，由于城镇化加速、消费结构升级、“小家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住房的刚性需求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刚性需求会受价格、政策和心理预期的影响，如果房价过高，大部分刚性需求会推迟实现。只有房价回调到部分购房者能承受的程度，刚性需求才有可能释放。因此，仅靠刚性需求，支撑不了高房价。但刚性需求的存在，可以避免房价暴跌。
　　●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房价过高问题？
　　“蜗居”、“蚁族”、“房奴”、“裸婚”……这些热词的流行，表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历史和现实的很多教训都深刻地警示我们：房价问题事关全局，如果长期居高不下，必将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
　　高房价直接造成普通群众买房难。面对目前过高的房价，很多人只能望房兴叹。“我不关心房价了，反正也买不起”，道出了目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无奈。而对于因各种原因迫不得已必须买房的人来说，则会给自己甚至整个家庭带来长期、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高房价容易助长经济泡沫化。房地产业牵涉行业众多，房价过高必然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品的价格上涨，造成背离经济发展基础的“虚假繁荣”，使经济泡沫化程度加剧。一旦泡沫破灭，房价大幅下滑，众多行业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下。比如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和比例将急剧增长，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并进而对实体经济带来重创，甚至引发整个经济的衰退。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使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和低迷，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还未散去。前车之鉴，教训极为深刻。
　　高房价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少专家认为，房地产并不是一个对技术进步有明显推动的行业，它的过快发展，会增加更多的高耗能产品需求，使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大。高房价使实体产业大量资金纷纷向楼市转移，必然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的资源分配、金融支持和发展空间，不利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在一些地方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带动，财政收入主要靠卖地获得，银行收益和资产质量主要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业已成为许多城市的经济命脉。这种过度倚重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长期下去将严重危害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高房价使内需增长面临长期抑制。内需不振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高房价会对扩大内需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人们为了买房往往透支了几十年的消费，使消费产生严重的结构性不足，过度消耗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抑制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
　　高房价将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城里人都望而生畏的房价面前，农民要想在城市居有其所，更是难上加难。高房价无疑成为农村人口进城的“高门槛”，甚至成为比户籍制度更大的“围墙”，阻碍着农民进城的脚步。
　　高房价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房价的飙升使开发商获得巨额财富，也使那些收入高、买房早、买得多的群体财富增长加速，而其他一些群体则被挤出住房市场，从而使本来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和各阶层间差距拉大， 引发了社会情绪的焦虑，成为造成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甚至加剧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
　　因此，房价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sanmy

樊纲讲城市化支撑房价，人民日报讲高房价将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看来这就是樊纲被调整出央行货币委员会的原因之一，呵呵
一说到期离任，没做考究#*22*#

[ 本帖最后由 sanmy 于 2010-7-8 23:50 编辑 ]

sanmy

其仁等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离任
来源： 人民网 发布时间： 2010年03月29日 10:43 作者：  
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扩张政策到了必须退出的时候；夏斌：货币政策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李稻葵：如果CPI超3%，货币政策当局应考虑通过加息进行调整

　　明天（3月30日）下午，央行召开的2010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将迎来三位新成员：周其仁、夏斌、李稻葵。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已到期离任，国务院日前批准了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共3位经济学家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

　　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分别是黄达、余永定、李扬、樊纲。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下称《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有“金融专家一人”，此次三位金融专家同时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意味着货币政策更注重外部金融专家的力量。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拥有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他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央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教职，并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

　　夏斌、李稻葵昨天接受本报和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联合访问，阐述了他们的货币观。

　　新人新关口

　　在三位金融专家新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同时，中国货币政策的方向实际上也到了一个新关口。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货币政策在信贷规模、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等数量型工具上，已经启动了有紧缩效应的退出机制。而对于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是否启动，则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夏斌昨天对本报记者指出，2009年货币政策整体描述是过于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以应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

　　李稻葵昨天对记者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但通胀形势也比较严峻，他认为如果CPI超过3%，再考虑到未来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当局会通过加息来进行调整。

　　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则相对严厉，他在3月中旬的一次访问中指出，过度扩张政策带来的成功是有代价的，现在已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了。

　　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高度政治化。夏斌、李稻葵均认为，不能屈从于某种压力而推动升值，但他们都认为，人民币要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对于汇率，周其仁也认为，汇率机制的根本问题是市场化问题，未来我们应看到中国采取更多市场政策来应对，包括汇率问题。

　　据记者了解，进入2010年前两个月，外汇流入导致的外汇占款依然在持续增长。前两月外汇占款增长超过4200亿元，同比增长速度超过60%。这给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央行货币回笼造成了压力。

　　CPI的超预期增长，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西南大旱等内外因素，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偏高，市场也一直在研判央行是否会推出加息政策。

　　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设置在央行货币政策二司。为了筹备明天召开的第一季度会议，3月25日，货政二司司长李波主持了一个专家座谈会，听取不同部门和人士对于货币政策方向的理解。学术界经济学家许小年、郭田勇，金融机构经济学家哈继铭、汪涛，以及来自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许小年和哈继铭等人在会议上建议央行启动加息政策。

　　委员重任

　　由于有较高的选拔要求，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一般都为一线学术界人士。根据《条例》，任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金融专家需要有以下要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金融研究工作10年以上，而且“非国家公务员，并且不在任何营利性机构任职”。金融专家每届任期两年。

　　近年来，基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高度关注，任职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引得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李扬、余永定、樊纲等几位历任委员的很多言论都曾引发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市场很多人士将学者委员的公开发言，理解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某种信号。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确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和决策信息，甚至是提前掌握信息。比如，按照《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处应当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召开的10日前，将会议议题及有关资料送达委员；在会议召开时，向委员提供最新统计数据及有关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委员的公开发言受到约束。按照《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违反规定透露货币政策及有关情况。此外，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任职期内和离职以后一年内，不得公开反对已经按法定程序制定的货币政策。

　　在此次学者委员扩容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放大到15名成员，学者之外的其他成员为国务院或部委官员，以及以银行业协会会长身份参与的国开行行长蒋超良。

　　货币政策委员会被认为是今后中国央行以及货币政策提高独立性的重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央行副行长、**局长易纲，从北京大学教授进入央行体系的第一个职位，即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sanmy

　　对话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李稻葵

　　“我的货币政策观”

　　编者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三位金融专家已经上任成为新一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上周末，本报记者专访了夏斌和李稻葵，请他们详细阐述“货币政策观”。

　　李稻葵：今年是股市和房地产调整年

　　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第一财经日报：经过这次危机之后，美联储过去所奉行的货币政策不管资产价格的逻辑，被证明有很大的问题。中国资产价格近几年的大幅波动，也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你认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范式和目标，是否要更多考虑资产价格因素？

　　李稻葵：关于货币政策范式的讨论，现在国际上有三派观点。一派是继续以通货膨胀为控制目标；第二派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考虑；第三派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应该更多控制银行贷款的上升，而且要对贷款进行分类，高风险、低风险的，对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的。

　　我个人认为，危机已经证明第一种观点有问题，而后两种观点有些道理。我认为，货币政策既要考虑资产价格，也要考虑贷款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事实上，国际上有讨论贷款规模这样一个呼声，而中国央行早就实行了，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都是把贷款总额作为被控制变量来考虑的。从这个意义讲，国际上还要向中国央行学习。

　　对于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两类价格比较有参考意义。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资产价格。因为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影响会非常大。我国经济有一个清晰的特点，就是货币存量和GDP比重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至少在大国中是最高的，我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重高于170%；日本经济非常倚重银行，也不过是110%；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的这一比重也不过在60%~65%之间。

　　日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应该如何结合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

　　李稻葵：很多人反对把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是货币当局无法判断什么是泡沫，泡沫有多大；第二是认为看不准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相关度，很多人认为没有相关度。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下，有无泡沫基本上还是能判断出来的，尽管不能百分百判断泡沫的程度。因为很多基本面数据很清楚，中国的市场往往是粗线条的，没有西方那样细。

　　二是投资者的情绪会影响资产价格。中国投资者情绪是单元化的而不是多元化的，也比较容易判断。这样是否存在泡沫就比较容易判断。货币政策就能进行逆势调整。

　　发达国家将输出通胀

　　日报：最近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很多指标都显示出经济复苏迹象，你怎么看全球经济的走势？

　　李稻葵：我的基本判断是，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存在，但不是太大。

　　这一轮经济的恢复，靠的是大量政府信用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发债券、印钞票。政府信用扩张缓解了私人部分信用度下降的危机，但放大了公共部门的风险。但在我看来，主权信用不太会演变为全面的危机，毕竟这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发出的货币是国际货币，而中国、日本、中东等货币外围经济体手中仍持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还会以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为主要的投资去向。因此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不至于演变为全面的危机，而世界经济应该会有比较稳定的恢复。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另外，支撑这一轮经济恢复的火车头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基本面非常好，增长动力非常强劲，他们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

　　日报：在政策环境上，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刺激政策的退出，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环境，你如何看待当前国际上央行退出政策的操作？

　　李稻葵：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讲，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搞清楚，危机之后，未来三五年，世界的金融和货币格局如何。

　　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特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基本特点，是掌握货币发行权的西方国家，会在未来三五年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本国资产价格以及通胀水平的上升，而这对发达国家是非常有利的。资产价格上升使得很多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通胀则使得负债的政府、企业、家庭缩减债务，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是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双重负债，通胀可以给所有的部门都带来收益，化解债务压力。因此我相信，西方国家将会进入高通胀、高资产价格、宽松货币的时代。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于反通胀的共识已经出现变化，就是他们试图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夏德提出要把通胀预期从2%提高到4%，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甚至提出容忍度要从2%提高到6%。这些人都是精英之精英，是最能洞察格局变化的经济学家，我相信西方国家的金融格局会向这个方面转变。

　　第二个基本特点，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或者说外围国家，将面临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因为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宽松，会使得热钱涌入这些国家，导致其货币条件放松。以色列等国家采取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收缩性货币政策也是符合道理的。

　　因此，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发达国家在输出通胀，输出国际货币，输出资产价格的上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被迫出现本国货币的升值。这个问题如果不认识清楚，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会做出准确的判断。

　　未来十年：需要宏观审慎

　　日报：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确认，你对中国经济的走向怎么判断？

　　李稻葵：未来5~10年，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将出现经济增速非常高或者说比较高的格局。这个增速甚至可能会与过去5年相媲美。

　　为什么这样讲？核心是未来城市化加速、消费升级、绿色产能革命，这三个方面带来的资本开支的上升。这让我坚信中国未来5~10年将会快速发展。问题在于未来5~1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比较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埋下的隐患。

　　具体看来，未来5~10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比较审慎。很多人在讨论日本的教训。我刚从日本参加会议回国，日本经济政策界有一个共识，就是日本过去十几年的问题，不仅仅是汇率问题，更重要的是日本快速发展时期货币政策过分宽松，从而带来资产泡沫，泡沫破裂带来了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实体经济的下滑。这需要我们非常认真研究日本经济衰退的深层次原因，不仅看汇率，还要看整个的宏观政策。

　　所以，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我认为经济增速不用太担心，核心是宏观上如何审慎管理。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如果仅仅为了未来5~10年的发展削弱更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的后代是会批评我们的。

　　日报：从短期来看，最近中国经济的很多指标复苏得非常好，物价走势也超出了市场预期，对于短期指标怎么看？

　　李稻葵：首先，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不是大问题，除非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第二，今年的物价上涨形势将会比较严峻。尤其是南方干旱，北方农业生产形势也不乐观，要防范地区性、部门性的生产停顿带来的物价上涨和预期的改变。

　　对于物价指数，还有两件事情必须引起关注。一是国际原材料价格，我认为还会涨，原因就是前面提及的货币中心国在输出通胀，他们正在经历一个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从低通胀调整到高通胀。这个过程中会让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二是国内因素，即劳动工资在今年乃至未来若干年会比较宽松地上涨，这是好事，但也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

　　用加息来管理通胀和通胀预期

　　日报：从短期政策来看，你讲到管理通胀预期。利率是管理通胀预期的很好手段，目前市场的加息预期也较浓厚。你如何看待加息？

　　李稻葵：我相信政策制定者会不断审时度势，不断根据通胀形势和通胀预期来调整，用加息来应对通胀，这个大的方向应该说是没有争议的。什么时间出台则要看下一轮数据。

　　日报：前几天你曾说CPI到3%就可能会触动加息，还这么认为吗？

　　李稻葵：不仅要看通胀数据，还要看通胀预期。二者不能偏废。

　　日报：你对整体刺激政策的退出怎么看，认同退出、紧缩这样的说法吗？

　　李稻葵：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认为，用“退出”这两个字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退出”应该用于西方，中国现在的政策远远超出“退出”这两个字，我们比这个更有影响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这些政策的力度远远超过简单的宏观政策调整。

　　比如，我们现在正在针对一些新兴战略型产业进行扶持，这本身就是刺激政策；推出的政策性住房，也是刺激政策。“退出”在中国环境下使用有误导性。我认为“调整”更合适。

　　我反复讲到，不要用简单的观察西方经济的范式来看中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正做出巨大贡献。这个贡献不仅仅通过出口来表现，巨大贡献还在于我们在调结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对世界资本品、信息密集产品、高端服务性产品的需求，等等。

　　人民币汇率问题：纯粹的政治闹剧

　　日报：对于美国发难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你怎么看，认同中国当前需要升值的观点吗？

　　李稻葵：我认为这完全是美国人主导的一个政治闹剧。这一轮国际上呼吁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和2002年、2003年那一轮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是日本首先发难，要求人民币升值，后来很多经济体都参与。而这一轮，只有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日本、韩国甚至欧盟等都是有不同意见的。

　　说成为美国的政治闹剧，是因为目前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几乎没有政治共识，奥巴马很多法案共和党完全不配合。面对这个压力，汇率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间，唯一可以凝聚共识的话题。这是美国政治问题的大背景。

　　另外，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博弈。我们要牢牢把握博弈的主动权。升不升值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要按照自己的目标、利益来调整，绝对不能被牵着鼻子走。

　　日报：你认为中国当前应该怎么做？

　　李稻葵：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占领舆论控制权和道德制高点，要把真相告诉世界。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主要的货币处于升值状态，对美国以外的主要货币升值15%。矛头指向人民币是不合理的。另外，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而美国是世界经济波动的制造者。而且，中国的很多顺差，实际上还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来的，是中国背了黑锅。

　　第二件事，是要多沟通。支持官员、经济学家去美国沟通，在全球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等。

　　第三件事情，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理由来调整汇率。按照自己的节奏，根据自身利益进行调整。我认为，如果9月份之前人民币能够自行调整的话，到美国中期选举就不会再成为话题。

　　资产价格：调整年

　　日报：你对今年资产市场价格的走势如何看？

　　李稻葵：今年是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调整年。关键词是调整。

　　从股市来讲，过去一年是流动性迅速上升的格局，无论如何是要改变的。再加上正在积极探索新的金融工具，包括股指期货、创业板，这些新的工具的出现会带来资产供给的上升。资产供给在上升，流动性在调整，投资者的预期在改变，这一系列的因素一定会使得今年资本市场出现调整的大格局。调整一定会带来改革，带来一些改进，基本面较好的企业会涨，一些基本面不太好的企业可能就会下去。这本身不是坏事。

　　房地产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而且我认为，房地产市场今年不仅是政策的调整，调整将是格局性的、体制性的。我坚信，2010年可能是中国房地产改革的元年。

　　从现在开始，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大规模地搞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这些政策出台以后，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得进城农民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让城市化进程有一个基本保障。同时，也会带来商品房市场的革命。价格暴涨，房地产商暴利，要跟这个时代说再见了。

　　任何大的格局改变，都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百姓的舆论压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变革的动力；二是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出来了，要遏制房地产过快上涨的局面。两头一夹，改革出台。这一轮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是从根本上把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改变，从简单的卖地获得收入变为发债，根本上改变地方财政的格局，让地方财政变得更加有可持续性。

　　藏汇于民已趋成熟

　　日报：对于中国央行巨额外汇储备投资，你有什么建议？

　　李稻葵：大的格局就两条。一是基本上保持稳定，本着对世界经济负责的态度来投资，大的格局不会改变。但要讲清楚，中国不愿看到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的迅速上升，不愿迅速撤出。如果撤出来，价格会跌、收益率会上升，对美国千千万万家庭也会带来直接的痛苦。

　　夏斌：三方面考虑确定是否加息

　　回归适度宽松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货币政策已经启动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信贷控制等举措，你怎么看当前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

　　夏斌：我想说的是，货币政策方向并没有变。所谓方向没有变，就是保持实体经济复苏的势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危机以来一直有的提法，只是2009年是“过于宽松”了，现在回归到一种应该有的正常的适度宽松状态。

　　日报：2009年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是重要的表现。

　　夏斌：我可以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把握当前的货币政策方向。

　　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机制是不一样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美联储资产规模增长了两倍，从8000亿美元到了2.3万亿美元，但是，到2009年4月份美国银行业贷款规模却下降了50%。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同时间基础货币增长了20%左右，但却创造了天量贷款。

　　这不仅是货币政策机制不一样，也是实体经济层面不同导致的。中国受危机冲击较小，危机是因为信心不足，当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多、政策信号刺激的时候，马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事实的发展是过于宽松了。

　　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1993年、1994年是明显的泡沫。1993年，中国M2增长率（37.3%）减去CPI增长率（14.7%）、减去GDP增长率（14%），这个差是8.6%；2008年，这个差是2.4%，但到了2009年上半年，这个差是21.4%。这个差衡量的是货币平减指数。用这个一对比，就可以知道去年的过于宽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货币增长，带来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日报：2009年货币政策M2的目标是17%，信贷目标是7.5万亿元，这个规模可以用适度宽松形容吗？

　　夏斌：从2003年到2008年，是中国经济一轮高速增长期，这期间的平均数，M2平均增长17%，信贷平均增长15%。从这个衡量来说，2010年的政策目标对应的信贷增长率是18.7%，是相对宽松的。

　　是否加息考虑三个方面

　　日报：2月份CPI增长超出市场预期，市场的加息预期很强烈，你怎么看加息可能？

　　夏斌：是否加息，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负利率问题，如果出现实质负利率，也就是CPI超过存款利率，就要考虑加息。

　　二是要考虑预期，如果3月份CPI很高，而预期后面几个月很低，负利率的趋势就是一两个月，那就不适合加息。

　　三是要考虑中美利差水平，如果美国保持利率水平不动，中国因为加息导致热钱流入，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日报：有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加息、调高贷款利率的话，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央企等因为付出的利息增多，可能会反对加息，并影响是否加息的决策。在你的观察看来，这是个问题吗？

　　夏斌：从目前来看，这不是问题。早前我国银行业曾经通过低利差扶持过国有企业，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恢复到危机前的汇率机制

　　日报：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怎么看？

　　夏斌：第一，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这一点不仅我们明白，美国的主流学界也明白。

　　第二，我们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方向没有变，我也认为应该尽快恢复到危机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第三，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是美国当今的核心利益所在。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医改通过之后，巨额国债的发行压力，美国国内的储蓄是支撑不了如此巨额国债的发行的，客观上需要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美国。这样，美元的汇率是需要保持稳定乃至升值态势，才能起到这种吸引作用，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日报：中国高额外汇储备问题也被认为是一个对汇率问题的压力。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向问题也被广泛争论，你怎么看？

　　夏斌：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属于东亚的，东亚的资本应该使用于东亚。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加快亚洲经济金融的合作。将本地区的高储蓄率，用于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渠道上，应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可以去购买这些地区的国家债券，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反过来又通过地区贸易促进中国自己经济的发展。这是大的战略问题，是需要明确的。

　　日报：你在之前的发言中曾经提到过，中国需要增加黄金储备，但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表达了相反的意向。

　　夏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已经非常清晰，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一定要走出去，成为区域货币、国际货币，这是中国经济长期战略的重要方向。

　　人民币怎样成为区域货币、国际货币、中心货币？实际上，观察历史上英镑、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中心货币的兴衰，他们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除了自己经济要好，都有黄金作为一定的保证。

　　目前中国黄金储备只占整体储备的极小比例，这和人民币的长远理想是不相符的。中国需要黄金等战略物资的储备，以作为人民币的战略准备。中国是大国，人民币是有理想的货币，这和一般的小国不同。

　　这是一个长期战略，见机会就要买。当然，这不意味着把外汇储备全部用来买黄金，也不意味着在价格高的时候买。这是操作问题。

　　另外，我建议开放黄金进口资格，这样可以通过民间机构进口黄金，中国央行再从国内购买，可以缓和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

　　日报：关于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你怎么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

　　夏斌：肯定要结合资产价格。尽管全世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理论上的统一，但通过这次危机，全世界的央行都认识到必须要关注资产市场价格。

　　问题在于，怎么个调法？

　　就房地产价格来说，在中国调控地产价格本身，不仅仅是央行一个部门的政策，还有税收政策、城市规划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就金融本身来说，两个重要的指标是首付、利率。我认为首付比例，这不是市场微观机构可以竞争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有很强的宏观杠杆率意义，应该有宏观政策统一起来规定，不能由各个银行自己去制定。

　　另外，要防止地产价格泡沫，要把房子变为真正的消费品市场。这就需要抑制对二套房、多套房的信贷支持。

　　我认为，很多调控政策可以从别墅等高档房屋开始。包括物业税等政策。

　　日报：还有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夏斌：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一个大国、穷国，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肯定是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过去3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成功之处实际上就是兼顾这两个方面。就业等指标是包含在经济增长之中。

　　这样的目标，意味着经济体可以容忍一定的通胀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要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是转轨国家，可以通过改革来理顺机制，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我们要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比如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通过改革，比如增加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减少商品房市场的需求，来起到降低价格的作用，这就是通过改革来理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