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XIAO
文_本刊记者 萧三匝 编辑_袭祥德 摄影_邓攀
有人给总理写了封公开信，你是不是想到了当年的李昌平？
但吴海根本就没听说过李昌平—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前乡党委书记。
吴海是桔子水晶酒店的CEO，该酒店公号文章都是他写的，不多，但够猛，公开信是其中一篇。他公号上的照片，不是光着膀子扛麻袋的民工造型，就是谁都不尿的颓废诗人范儿。一个字，野。
我们刚见面那一阵，我有些吃惊。这人如此谦和，甚至有些羞涩，一身运动服、球鞋，该寒暄寒暄，该递烟递烟，完全不是照片上那人啊。当然，平头还是那个平头，眼袋还是那双眼袋。
“人都是多面的。”他嘿嘿一乐。
一
“今天，我想对李克强总理说句话，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一个政府如果对企业（指守法企业）不好，实际上就是对人民不好。”
“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说出来，做企业十几年了，太憋屈了！”
文喜看山不喜平，公开信以悲情起笔。
正文分四个部分：一，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二，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三，解决方案；四，我还是想做点事的。
单看信的内容，也没什么新鲜的，不外乎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吃拿卡要、寻租捞钱，问题是措辞，辣。
“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大太太的孩子管着我们，偏房生的也怕大太太生的，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这群婊子养的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
“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我们说了，可能让大太太的一个孩子感觉不爽、或者受了批评、或者进了牢房，大太太其他的孩子会整死我们。”
然后一一点评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是如何给企业找茬儿的。
“夜深人静该睡了，晚安东城，晚安中国。”几千字的信，最后还是以悲情终。
这哪是陈情表的文风。
但吴海觉得是，或者按他的说法，这是一份政协提案—他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东城政协开会，他在会上单独发言，讲的内容跟公开信一样，当时赢得了全场鼓掌，领导也说讲得好。他发言的目的是呼吁改善营商环境，只不过，发言稿标题是按官方语言写的。会后，他跟领导说，如果有机会把发言稿递给北京市政协，再递给全国政协，没准儿对国家有点帮助。但后来他又觉得这事儿没谱，就搁一边了。这次发在公号上的文章，标题本来是《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考虑到别种问题，就换成了《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他不是第一次上书了。几年前，他就趁一次会议的机会给北京市副市长递过一份关于如何打造国家品牌的建议书。
这次为什么写公开信？直接的原因是，李克强总理3月底去国家工商总局视察，明确指示要简政放权。吴海在网上看到这条新闻是几天后的事了，那天凌晨一点，他开始奋笔疾书，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改完错字，在自己还没后悔之前就发出去了。
“有人说我是吐槽来了，或者是拦轿喊冤的架式。我这是一份标准提案的写法，只不过政协提案有字数限制，最多八百字，我这是长篇，他们竟然看不出来！我是希望对国家有帮助，不是为我的企业喊冤。你说我是小企业吗？绝对不是。很多营商环境的问题，人家小企业都能克服，我还克服不了？不可能的，我资源比它们多多了，认识的人也比它们多多了。”
吴海不想当斗士，更不想当怨妇。虽然文章标题就说自己憋屈，但真聊起来，他并不认为自己特别憋屈。“因为每个人都憋屈。况且，当你把腐败看成一种税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他也评估过风险。
比如，措辞是不是有点过？他想，公开信是他在政协发言的老百姓(603883,股吧)版，措辞不那么四平八稳也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风险是激怒基层政府职能部门，遭致对方报复。因为在制度、规定缺失或不明确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治死你，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最怕这个”。
他不怕风险。“现在又不是文革，我相信我不会是张志新的结局。我说的是对的，国家又正好在做这个事，大环境不错，政府不会这么来对我，这我有绝对的信心。”
我给他讲了李昌平上书以后的遭遇，他认为李的遭遇是必然的。“他在那里混不下去，是因为他是站在体系内说体系不好。咱不是在体系内的，我要是政府的人，还真不敢写，我只是政协委员，就不怕。”
说到底，吴海只是觉得，制定政策的方式需要改进。比如，政策制定者大都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中小企业主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政策制定程序的不合理最终导致了制定出来的政策漏洞百出，这就客观上给执行的官员提供了寻租空间。
他想为政府打补丁，而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改革措施这些年落实的也不少。“我们感觉政府有的方面确实改进非常大，老百姓嚷嚷，跟着凑热闹，他们也没做公司，哪知道这其中的详情？比如说工商注册，按照规定，它多长时间内必须完成，根本不用找代理，你办不完，我可以投诉你，没准儿就把你开掉了，现在是这样的，以前可能吗？”
公开信一出来，立即炸了锅，怕什么来什么，区域经理纷纷给吴海报告，他们去某某部门办事，人家劈头就问，“信里说的是不是我们？”吴海赶紧让区域经理说，“不是”。
最紧张的是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晃着手机对我说，在我们见面前一天，弟弟还发短信问他会不会摊上大事。
赞赏的是两类人，一类当然是企业家；一类是政府领导，“政府很多人给我打电话，东城政协非常开放，跟我说，‘你写的东西是对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我们替你撑腰’。”
“真能起到效果吗？即便是正规的提案、议案，很多不都石沉大海了吗？”
“不能完全这样说。所有的政协提案，只要是针对哪一个部门、针对哪一件事，他们必须回复、必须解释，你不签字他们过不了关。”
“但你这提案涉及很多部门。”
“有国务院深入发展改革领导办公室嘛。”
他挺执着。
二
公号上的吴海可不是个严肃的人。
在那里，他是个文青，细腻、复杂。
他能为自己收养的一只流浪狗“十二”写一篇《她的一生》：
“你有什么才艺？”编导问我，“每个老板开场都要表演才艺”。
“我没有什么才艺。”我回答道。
“那你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读书，每天早上，和我的狗一起。”
“那你就带着狗来吧。”编导和负责人商量后无奈地说。
我理解真人秀，其实观众就是看老板耍耍猴，让观众乐呵乐呵，最后观众会说“这个老傻逼还能折腾两下子”。
那天我穿着平常读书的衣服，抱着我们家狗上了节目录制现场，傻逼似的站在台上，讲了我和她的故事。
……
那天的节目是关于“做女人生意的老板”，评委是30位20多岁的女孩子，参加节目的老板有卖钻石的，明显每个女人都爱钻石；有卖女人内衣的，明显这是女人的刚需。所以，我理解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会把我淘汰。
可是，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是否听懂我讲的“我和她的故事”，实际上我讲的十二的一生就是女人的一生。她们太年轻，听不懂……
另一个足够文艺的桥段是，他把2015年春节给员工的拜年贺词写成了一首散文诗。他很痛恨自己进入酒店行业，他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这个行业不能给员工提供像互联网行业一样高的奖金。他甚至会为员工长本事以后跳到别的行业开心。
“你这文笔，要当作家的话，怕是韩寒都要失业了。”我真心认为他文笔好。
“是吗？我其实是比较烦文人的，我爸是文人嘛。江西文坛不是有‘三剑客’嘛，我爸是其中之一，写小说、剧本，但我从来不看他写的东西，就爱看金庸那类的。”吴海说，文人有些习性他不喜欢，“我跟我爸说《劳动法》不合理，我爸气坏了，说‘你们这些资本家’！我说凭什么员工不好我不能开呢？员工可是想开我就开我。结果我爸请人装修，装修工把他骗了，我说你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吧？请个阿姨，阿姨也骗你。你请人家的时候你就是资本家，你为什么站着说话腰不疼？国家就是让你们这帮文人给祸害了。”
虽然从小就不喜欢写文章，但在微博时代，他是达人，没事儿了就写着玩儿，内容包括融资方法、中国色情市场分析，甚至写一个黄灯值多少钱等等。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看到他是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吴海也是个愤青，尖锐、直接，火力猛。
他不承认存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于是写了一篇《梦见周鸿祎》。他虚构的梦境是：自己在东莞也开了一家桔子水晶酒店，“在酒店大堂里碰见了我敬仰的360的周鸿祎老师，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姐一个妈咪，我们四个人一起讨论起互联网思维”。
在接下来的四人对话中，他极尽调笑之能事，那完全是赵本山的拳法。
梦中醒来，他的结论是：互联网思维就是东莞思维，只不过东莞思维不够高大上，所以想出了互联网思维这样的名词。
最后他说：有人给桔子水晶酒店套上了互联网思维的光环，我已经想象出公司将来不同结果下两篇不同的新闻：如果桔子水晶做成功了，新闻稿的标题是《一个有互联网思维的传统酒店的成功》；如果失败了，新闻稿的标题是《一个只懂互联网思维皮毛的传统酒店的没落》。
他嘲讽别人，也自嘲。“我是有点文化但是小混混习气难改，总是留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日子。我写的东西如有冒犯请多担待，毕竟我干酒店是伺候人的生意，平常老被人欺负，压抑得久了，到这儿说话态度有时候没控制住，请多担待。另外，我在微信上面除了写自己的一些观点之外，主要目的是为桔子水晶酒店卖身做广告，如果影响了您的世界观，请您不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如你所知，他的微信公号是wuhai222。他告诉我，之所以起这个名儿，是因为他确实有点二。
三
“你认为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把球抛给吴海。
“我有良心，我很聪明，多面性当然也是有的。”他说，从2008年开始，他每年都给员工发孩子的教育基金，从两千到四千不等，他并不想因此获得什么回报；如今，跟着他干了20年的兄弟都有，如果企业能做成功，他自己赔钱都愿意。他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天性使然。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市场经济等理念，所以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由主义者，但我感到吴海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要听听他是否认可我的判断。
“我是很爱国的。当政府好的时候我就会爱政府，我对自己的定义是理性的爱国者。”
吴海认可这个国家的体制。在他看来，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体制，完全可以用这套体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认为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一样，都是由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
他也不认为腐败与体制有必然的关系。“腐败不是体制造成的，是人造成的，我拿企业举例子，你说阿里巴巴治理严不严？店小二都贪污，你能说什么？再好的体系能管住贪污吗？管不住。对精英的限制是必须有的，上面限制住了，他管别人也理直气壮。共产党的监督体系合理得不得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跟它比，因为它用的手段别的国家没有。”他指的主要是“双规”。
“体制没问题，而是人本身的问题。”吴海总结道，中国人的根本问题是高度自私，没有公德心。人的问题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一靠教育，二靠法治和规则约束，三靠经济发展。
有人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或者是让坏人不能作恶，坏的制度是能让好人变坏。吴海同意后半句，但他同时认为，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是需要时间的。
吴海给我讲了一个他与国家的故事：
周恩来去世那一年，吴海还是学龄前儿童，只听说过毛主席，没听说过周总理。等他上了一年级，学校组织师生看电影《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看电影时，有的小孩就哭了。回到班上，老师就表扬了那个哭了的小孩。吴海当时就后悔自己怎么没哭，因为哭了就能受到表扬。这就是第一个国葬给他留下的印象。
第二个国葬是邓小平去世。那时吴海已经在北京工作，他跟一个叫安迪的老外朋友坐出租车，正好从长安街过，看到广场降半旗，他就哭了。安迪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哭，他就讲了自己外公的故事。他外公是会说四国语言的高级工程师，苏联来援助中国的时候，外公说了一句话，“这帮专家是毛孩子，他们懂什么”，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中苏闹掰了，他又来了一句，“你看我说对了吧”，就住进了牛棚。吴海那时候小，但清楚地记得外公住牛棚的情形：一个糟老头子，穿件破破烂烂的棉衣，瘦得不得了。这件事对吴海刺激特大。因为邓小平出山，他外公得以平反昭雪，国家还给补了三千块钱，外公给三个女儿一人一千。
吴海爱抽烟，牙都黄了，“戒了一百年了，戒不掉”；非常不喜欢喝酒，因为做生意，练出来了，现在能喝半斤白的；至于作息，一般都是凌晨一两点钟睡，七点钟基本就醒了。他也爱看高端政经杂志和实用性强的书，畅销书、人物传记之类从来不看，最近看的一本书是《消费者行为社会心理学》。
他从来不想人生的意义，只想做点有意思的事儿。
樊纲：乱世出豪杰，改革出骗子
时间：2016年12月23日 14:00:54 中财网
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于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月，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梳得溜光，一副金丝眼镜，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做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小“托”小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作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于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于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个数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这些东西，不能仅当做一种“美德”来看，也得当做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遵守。
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心思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账，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
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是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容易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意儿，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向“别人”诚实的问题便突出了起来。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账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
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像“要债公司”、“家族势力”、“黑帮团伙”之类也会趁火打劫。
“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做“公共物品”来加以提供，就会有人来当做“私人物品”来加以提供，同时就难免产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再走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还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也就难以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定得越严密。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摘自樊纲著作《经济人生》)
(本文作者介绍：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野和其他的投资人并不一样。i黑马见到张野时，他正在摄影棚里接受时尚刊物的拍摄。为了配合，他穿了一身宝蓝色西服，搭配白色衬衫，白色运动鞋，发型够帅气，身型也恰到好处，他的同事开玩笑，称他“张仲基”。
张野的投资风格，也跟他的外表一般与众不同。在当前大多数人关注消费升级和泛娱乐时，他却表示不再看这些领域。而也是他，在屌丝经济之说铺天盖地时，曾提出不投“穷人”。
换个方式与世界沟通
采访当天，张野在北京东四环一家摄影棚内，接受一家时尚杂志的采访。当被问到媒体曝光量增加的影响时，他顿了几秒，只给出两个字：没有。对方一时无语。
张野并不是喜欢倾诉的人，也令媒体有些犯难。不仅“能不说就不说”，遇到尖锐的问题时，他还更喜欢反问。
与说话聊天相较，张野也许更喜欢用文字表达。在创投类媒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他的文章，表达他自己对创业投资的见解。
青山资本积极对外发声是在第一期基金募集之后。对此张野的看法是：“我们现在管理的是LP的钱。这就像创业一样，拿着自己的钱，你爱怎么都行。但有一天你融资了，你就要对公司和投资人负责。如果发出声音能让LP的利益更大化的话，我们就要发声。”
张野入行的时间不算长，而且还是半路出家。三年前，他从古典乐作曲行业转型风险投资。这是一段他讲了无数次的转变，却每次采访时都被问及。
这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热衷于，从“音乐人”和“投资人”之间挖掘出一些联系。
张野哈哈大笑，否认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他毕业于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曾是首个在“普罗科菲耶夫国际作曲大赛”中获奖的华人。而现在，专心投资的张野从来不把这种“业余爱好”挂在嘴边，顶多偶尔自我调侃，“我是投资圈唱得比说得好的人。”在不久前的互联网投资大会，张野就得了冠军，唱歌比赛的冠军。
他在有意地与之前的身份区分。现在，音乐和作曲已经不是他的事业，投资才是。他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不是转型，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沟通。”
学了十年作曲，但是张野并“不想靠艺术养家糊口”。在还没毕业之前，张野就开始了自己的原始积累过程。靠着中俄煤炭贸易之间的差价获利，他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还趁房地产热潮，做过桥贷款；甚至还曾跑到东北投资了一家大型农场，搞反季节蔬菜。2013年初，张野启程回国，只身来到北京，正式投身互联网圈，开始做天使投资。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圈子。刚到北京，张野还基本找不到项目来源。但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接触到了第一个创业项目——作业宝。这是一款试题解析产品，创始人当时还在腾讯工作。张野跑到腾讯楼下，跟对方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出手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当时我还没有什么判断的依据。”那时的张野刚刚入行，也对教育和互联网并不精通，但他凭直觉，感受到面前这个创业者的“饥渴感”。
他在作业宝创始人居住的小区旁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把整个团队的人都聚在一起。他跟着被投团队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做规划、定战略、谈合作，甚至帮忙录入试题。在这样的努力之下，作业宝项目在一年之后被一起作业网收购。
张野从这笔投资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但对他而言，更大的收获是，作为一个原本对投资无所知的人，他开始了解行业，了解投资的逻辑，完成了他作为投资人的“成人礼”。在这个项目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开始投资的时机成熟了。第二年，天使投资机构——青山资本正式成立。
不投“穷人”的逻辑
作为新晋投资人，张野第一次“火”起来却有些突然。
去年12月8日，创业黑马“2015创业社群大会”现场，360董事长周鸿祎发表演讲，批驳了“穷人不该创业”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
周鸿祎提到的内容来自张野的一篇文章——《“穷人”就不应该创业》。而“穷人”一词被周鸿祎单独提出来时，无疑是很刺激神经的。
当天张野就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你要火了！”当时张野还一头雾水。后来他才得知，“红衣大炮”周鸿祎认为，“穷人如果不应该创业，那中国谁还应该创业呢？”
“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好喷的。”张野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喃喃自语。
其实，看过张野原文和听过周鸿祎演讲的人会发现，他们讨论的，是两个纬度和层面的问题。周鸿祎维护的穷人是我们常见的概念，也就是财务上困乏的人。而张野文章里讨论的，却是“穷人思维”。
张野“躺着中炮”了。“合格的创业者，不应该被这样的话刺痛。至少要有抗压能力。”他说。
张野很看重创业者的抗压能力，缺乏这一点的人，是不会被他相中的。他和梅花天使吴世春的投资理念比较相像，主要是投人。
“天使投资人的意义，就是去寻找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企业家的人。你投资他们就好了，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反倒没那么重要。这个项目死了，再投下一个，因为他们终究会成为企业家。”张野对投“人”有着自己的理解。
张野对i黑马记者罗列了他认为优秀创业者应该具备的要素：饥渴感、执行力、思考深刻、个人魅力等等。最后一项最被他看重。他认为，创业者们大多没有什么背景，他们要做什么，就必须要能说服人一起干。一没钱、二没背景，说服人更多考的是人格魅力，自带“感染力”。比如滴滴的程维，张野认为，就属于这类创业者。
而与之相反，思维瓶颈、目光狭隘、模式不清、总是“自我感动”的人，则被张野归入“穷人”的范畴。这些“穷人”曾在他的投资职业中屡次出现，通常都被他婉拒了。
“创业说到底就是资源优化或者资源变现，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选秀节目。”张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风口来临前把握“大势”
除了看人，张野喜欢“攒”项目。他这么做也有无奈，有时看好了一个方向，苦于没找到合适的人，就先“攒”着，其实也是带有半孵化性质。
汪峰的Fiil耳机就是张野“攒”项目的典型代表。2014年夏，张野和吴世春找到汪峰，希望他能加入打造一款中国的品牌耳机，对标国外的Beats。当时，两人拿了十几款耳机现场“考验”汪峰，而汪峰能通过声音，就准确辨别出耳机的优劣。而张野认为，这就是优秀的产品经理素质，难能可贵。
搞定了汪峰，张野和吴世春又找来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角色，他们说服了华为荣耀的二把手彭锦洲出马做CEO，找来前缤特力的员工负责音效，以及德国Design Affairs公司负责外观设计。当把各种牛人“攒”到一起时，一个完整的创业项目就组建完成了。
“这是一个辛苦活。攒好了，成功率会提高，但也不是一定就会成功。”张野说。
但光凭辛苦显然无法在风险投资领域站稳脚跟。张野认为，自己的优势还在于对“大势”的把握。
他对创投“大势”的把握，从投资的案例中可见一斑。在2013年时，张野觉得互联网教育在2014年会是个好机会，于是投资了作业宝，后来该项目被收购；2014年初，他曾预测O2O机遇来了，于是投资了美容总监，之后，O2O变成了风口。2015年夏，张野预测泛娱乐+和消费升级会成为风口，投资了HIGO、花点时间等项目，现在泛娱乐+和消费升级也成为VC和媒体津津乐道的投资方向。
在张野看来，任何一个风口的来临都存在着标识。只不过有的标识明显，有的隐晦，这需要投资人通过外部的信息做出判断。而具体到某个细分领域，则需要观察产业链条上是否有较大的变量产生。当初他对O2O风口来临的判断，就是看到了移动支付的普及、LBS的应用推广，以及用户消费习惯的转变等。包括工业电力使用量和铁路货运量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是他用来判断某一行业变化的因素。
与作曲不同，投资是讲究时机的艺术。合适的时机从不等人，向来都稍纵即逝。
张野做事利索，投资也以“快”著称。现在，青山资本每天平均能收到30-50份商业计划书，大多数项目的投资，张野都能在一个小时内搞定，最短的只要20分钟，谈完直接打印合同签字。
曾有青山资本投资的创业者在朋友圈感慨说，刚签完协议走入地铁，公司账户就收到了投资款。为了配合快速决策，青山资本实施扁平化管理，随时可以开会决策。“只要认可，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呢。”
尽管投资速度快，但青山资本投资项目却并不算多，三年时间里，张野累计只投资了50多个项目，包括HIGO、花点时间、FIIl耳机、高能贩、悟空保等。
而张野对于大势的把握，还在于他总是能在风口来临前，就捕捉到动向。 “一旦一个行业成为风口，就不再是天使的机会了。”张野说。现在泛娱乐和消费升级的火爆，让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这两个领域，而张野却已经不太关注它们，尤其是泛娱乐。因为在他看来，它们已经“过了天使的机会。”
“作为天使，你要给VC一个缓冲的阶段。你投了之后，VC才关注这个领域，这时候你的项目才有机会。”而对缓冲时间的拿捏满是门学问，好比一道菜对火候的把握。张野看来，提前半年到一年最佳。太晚了，残羹都很难留下，太早也不行，“过早的正确就是错误”。
张野也吃过没有抓准时机的亏。就在两个月前，青山资本投资的一家手游项目就因此决定放弃。而大多数时间，张野还保持着投资的高准确率，所投项目“绝大部分都进入了下一轮”。
1
甲有5套房，不上班，靠收房租生活；乙有1套房，上班赚工资；丙无房，租房子住，菜场卖菜。
忽然有天要收房产税了。
丙说：太好了，我没房，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全力支持！房价大跌了，我就可以买房了。乙说：没关系，我只有一套，收那帮炒房人的税，我支持！房价大跌了，我可以再买一套。甲说：哦，房产税收多少？1%对吧？下个月房租涨5%！
房租上涨了，丙很郁闷，想换个房子，发现大家房租都涨了，只好忍。不过也不能吃亏，明天菜价也涨5%，恩，就这么干！
乙和甲去买菜，发现菜价涨了，很郁闷，想换个菜场，发现菜价都涨了，只好少吃点了。
于是乎，生活水平就这样下降了。但是，房价和租金都涨了，房价涨了交易税费高了，政府赚了，CPI就这样升高了。
启示：简单的故事，直观的道理，反而很多人都不懂。
2
一个北京人，1984年为了圆出国梦，卖了鼓楼大街一个四合院的房子，凑了30万，背井离乡到意大利淘金……风餐雨宿，大雨送外卖，夜半学外语，在贫民区被抢7次被打3次……辛苦节俭，如今已两鬓苍苍，30年了，终于攒下100万欧元(人民币768万)打算回国养老享受荣华！一回北京，发现当年卖掉的四合院现中介挂牌8000万，刹那间崩溃了……
启示：或许，人一生多半是瞎忙…有些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3
一个小伙子用2000元其中的1500元给MM买了部手机，留500元吃饭开房，骑着电瓶车去找MM，MM说:你是一个好人，可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改善方案：一个小伙子用700元租了一辆BMW5，然后去批发市场300元买了99朵玫瑰，告诉MM他喜欢手牵手去那些浪漫的小吃店，最多消费100元。当晚MM就跟他睡了，而且是因为爱情……
启示：这告诉我们商业模式才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而不是成本！
4
男：老板，你这儿洗澡多少钱？
店老板：男浴池10元，女浴池100元
男：你抢钱啊...…
店老板：你想去男浴池还是女浴池？
男：……果断交了100块。
进去女浴池一看，全是男的
浴池里的兄弟：……文明用语，又来一男的！
启示：营销从来不是靠低价，关键是引导客户需求。
5
一漂亮性感的女同事，其老公给她送午饭，没说话放下就走了！新来的男同事问:那是谁？她:送外卖的。问:没给钱？她:不用给，晚上陪他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男同事为她带了四菜一汤的午饭，整个办公室轰然大笑。
启示：商业模式不可简单的模仿，别人的模式一定有其前置的条件和准入标准，模式复制前一定要做到信息对称。
6
年轻人不小心将酒店的地毯烧了三个小洞，退房时服务员说根据酒店规定，每个洞要赔偿100元。年轻人：确定是一个洞100元吗？服务员：是。年轻人点燃烟头将三个小洞烧成一大洞。
启示:1.考核标准在哪里，人们的行动就在哪里；2.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订立标准；3.漏洞有时是致命的。
7
一士兵遭到敌军突袭后逃到了山洞。敌军在身后紧追，他躲在洞中祈祷不被敌人发现。突然胳膊被狠狠地蛰了一下，原来是只蜘蛛，他刚要捏死，突然心生怜悯，就放了它。不料蜘蛛爬到洞口织了一张新网，敌军追到山洞见到完好的蜘蛛网，猜想洞中无人就走了。
启示：很多时候，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
8
父亲丢了块表，他抱怨着翻腾着四处寻找，可半天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儿子悄悄进屋，不一会找到了表。父亲问：怎么找到的？儿子说：我就安静的坐着，一会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表就找到了。
启示：我们越是焦躁的寻找，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只有平静下来，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
9
某大公司准备以高薪雇用一名小车司机，经过层层筛选和考试之后，只剩下三名技术最优良的竞争者、主考者问他们："悬崖边有块金子，你们开着车去拿，觉得能距离悬崖多近而又不至于掉落呢？""二公尺、"第一位说、"半公尺、"第二位很有把握地说、"我会尽量远离悬崖，愈远愈好、"第三位说、结果这家公司录取了第三位。
启示：不要和诱惑较劲，而应离得越远越好。
10
有一家牙膏厂，产品优良，包装精美，受到顾客的喜爱，营业额连续10年递增，每年的增长率在10％～20％、可到了第11年，业绩停滞下来，以后两年也如此、公司经理召开高级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中，公司总裁许诺说：谁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公司的业绩增长，重奖10万元、有位年轻经理站起来，递给总裁一张纸条，总裁看完后，马上签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了这位经理、那张纸条上写着：将现在牙膏开口扩大1毫米、消费者每天早晨挤出同样长度的牙膏，开口扩大了l毫米，每个消费者就多用1毫米宽的牙膏，每天的消费量将多出多少呢!公司立即更改包装、第14年，公司的营业额增加了32％。
启示：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我们常常习惯过去的思维方法、其实只要你把心径扩大1毫米，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变化都有它积极的一面，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11
孔子的一位学生在煮粥时，发现有肮脏的东西掉进锅里去了、他连忙用汤匙把它捞起来，正想把它倒掉时，忽然想到，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啊、于是便把它吃了、刚巧孔子走进厨房，以为他在偷食，便教训了那位负责煮食的同学、经过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孔子很感慨的说：“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也不确实，何况是道听途听呢？”
启示：推销生意是一种组织性质的生意，因为人多，人事问题也多、我们不时听到是非难辨的话，如某公司攻击另一间公司，如是者往往令人混淆是非，影响信心、因此找出事情的真相，不是轻易相信谣言，辛辛苦苦建立的事业才不会毁于一旦。
本帖最后由 govyvy 于 2016-12-25 15:00 编辑
德国人为什么不提互联网思维？
2014-10-14 11:26:00 来源： 新财富杂志
商界导读：2014年，当中国企业家们为是否应向互联网“全面投降”而争论不休时，还有谁敢不把“互联网”和“互联网思维”挂在嘴上？
2014年，当中国企业家们为是否应向互联网“全面投降”而争论不休时，还有谁敢不把“互联网”和“互联网思维”挂在嘴上?
对，居然就是这个世界第四、金融危机以来唯一生机勃勃的经济大国。今年《中外管理》杂志组团探寻德国精密制造DNA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宝马、赢创、海瑞克、汉斯格雅等各类型的德国行业领军企业，也聆听了德国商科第一的曼海姆商学院多位教授对中小企业与创新管理的深入解析。但令我无比惊讶的是，我接触的所有德国人，不论管理者还是学者，抑或官员，竟没有一个主动提到过“internet”这个单词!
是德国人老土吗?是德国经济落后吗?是德国不懂时代和创新吗?恐怕没人敢这么说——反而我们在那里体验到了国内难以想象的至爽WIFI——那么，德国人又为何如此“冷淡”互联网呢?
其实，这就如同我此前讨论企业文化“三重门”时提到过的，我们要弄明白自己心里的信仰是什么，自己脚下的土壤是什么，进而弄明白自己最终的个性是什么，自己最终的作为是什么。
那不妨先谈谈最推崇互联网思维的，为什么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是真正信仰创新的，他们的土壤是催生创新的，他们的个性也是擅长创新的。我在与海尔CEO张瑞敏交流中曾有过共识：美国就是一个举国支持创新的生态系统。不论是幼儿教育，还是资本市场，核心都是为了创新而展开的。比如，美国幼儿园阿姨在剪纸课上，在示范剪出一条鱼之后对孩子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剪鱼!她示范的只是工具和方法，但她要你学会的却是创造，而不是模仿。资本市场也是如此，他们可以不断追捧微软、苹果、谷歌、脸谱，也会热购京东和阿里巴巴——哪怕它还在亏损，哪怕它来自海外——只要持续创新，就会获得资本市场的掌声。因此，虽然“微软”是美国的，但美国却是最不怕“微软”走向衰落的国家。
美国人很清楚，自己的“个性”本分，应展现在“创意”和“营销”，而非“制造”上。因为有的是比他们的土壤和个性更适合去“制造”的国家。于是，他们在将“制造”不断外包给全世界的同时，亦成为全世界“最应该”去创造和拥抱互联网及其思维的国家。显然，通过个性、交互、体验、大数据，进而持续引领创新和营销的制高点，对于无需为品质而操心的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品质，德国造!
而德国人，则选择了美国人让出来的“制造”。
一方面，他们比美国人更严谨，他们坚信人类无论如何创新，都颠覆不了对产品的需求，颠覆不了对优秀而稳定的品质的需求。想想看，要将一个几乎每台机器都需要的普通轴承做到使用寿命至少半个世纪，一台不管是否智能化的冰箱至少10年内不会有故障，一个很普通的房子至少在100年里不会倒塌，真的需要借助互联网来“交互”实现吗?
另一方面，美国式为创新而生的体系，注定只会催生少数塔尖上的明星公司。但是，德国式为品质而生的扎实体制，却使其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拥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提到“隐形冠军”，谁能不想到令人望而生畏且动辄百年基业的德国军团?这也是德国人绝口不提互联网，却“明目张胆”深感自豪的原因。
如果以为德国人自绝于互联网时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德国人近年提出的“工业4.0”，恰恰是德国人基于对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对自身优势深刻的理解后综合出来的个性化战略。他们知道自己的本分是制造，他们知道人类永远需要制造，他们也知道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他们只是把信息化融入进自己本来的优势上，以创造出自己符合时代与个性的进一步优势!
中国……
那么，中国呢?
当我们的教育坚守以考试为己任，我们的食品至今与有毒相依，我们的机器始终与维修如影随形，当我们连基本的人性包容和品质需求都满足不了时，我们却突然像美国人一样高谈个性化定制、云计算服务，是不是太“奢侈”了呢?在“创新”与“品质”两方面，中国企业会不会最终像中国足球一样不伦不类呢?
我无意否定任何潮流，而只想提及潮流的另一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制造业吧：德国工程展示了他们如何铺设道路砖的照片，让无数中国人震惊了
“稳中求进”，近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2017年的工作总基调定位于此。
这一基调同样适用于银行信贷投放。“现在经济增速放缓，我们以做优存量为主，维持业务平稳，同时尽可能拓展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广州一国有大行人士表示。
纵观2016年，住房按揭贷款成为银行信贷投放绝对的主力，近半数新增贷款流入购房市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需求疲弱，加上中小客户风险较多暴露，银行整体对企业贷款投放谨慎。
国际上“黑天鹅”频现，国内部分金融风险有所上升，让2017年的宏观形势更加复杂。一路狂飙的住房按揭贷款或被踩急刹车，经济出现企稳迹象但难言复苏，银行2017年的信贷投放将何去何从？
消费金融成出口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将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2016年10月起，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南京、合肥等20多个一线及二线热点城市陆续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掀开此轮房地产调控大幕。此后，央行吹风17家商业银行配合地方楼市调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监管部门对多个城市的房贷业务开展摸底排查，包括首付贷资金来源、是否严格执行首套房认定标准等。在火爆的楼市中，较多的需求来自改善型需求和投资。
华南及东南地区多位银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所在地区对按揭贷款实行限额管理，并且加强了对购房者的资质审查，申请按揭贷款的难度加大。由此，预计2017年按揭贷款投放将出现下滑。
“限购会影响需求，申请成功率也会有所下降，但按揭贷款仍会继续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毕竟这块资产质量是很好的。”浙江一位国有大行人士称。
北京一国有大行人士也表示，按揭贷款是获取个人客户的重要抓手，围绕住房按揭账户可以开发用户的信用卡、理财、出国金融、手机银行等系列需求。
零售业务被认为是经济周期性调整时期的“稳定器”，在按揭贷款刹车后，旅游、装修、留学、购车等消费贷款成为银行争抢的蛋糕。
“2016年以来，我们和很多同业都针对国企员工、公务员等优质个人客户开发了消费类信用贷款，额度30万、50万不等。” 上述广州国有大行人士介绍。
工行方面表示，消费和服务业正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招行方面表示，国内消费金融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条件，居民部门加杠杆大有可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招商银行在自身消费信贷业务的基础上，还相继跨界合作申请成立消费金融公司。
工行人士介绍，该行于2015年成立银行业首个个人信用消费金融中心，隶属于牡丹卡中心，随着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信用卡及信用消费等业务在工行业务中的贡献度稳步提升。
临近年末，房地产界最大的悬念，莫过于恒大能否在规模上超过万科。
根据双方的公告，截至今年11月底，万科实现销售金额3413.6亿元，恒大销售3488.5亿元。虽然无法断言恒大的年度销售能够超过万科，但在稳坐了十多年的头把交椅之后，万科的地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根据官方数据，2014年绿地就曾在规模上对万科实现超越）。
在这背后，过剩时代的房地产业正在显现新的格局：在阶层真正固化之前，每个野心家都试图抓住最后的市场红利，实现超越。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原副会长顾云昌将这一阶段描述为从“春秋”到“战国”。意为房地产业正从最初的群雄并起、各自为战，转变成合纵连横、图谋霸业。这一比喻生动反映出近年来的现象：规模房企在完成最初的布局与积累之后，对内进行策略、管理的优化，对外寻求兼并整合。
在此过程中，不同规模、类型、风格的房企演绎出不同的商业故事，但成败如何殊为难料。2016年资本涌动、市场暴涨带来的种种变化，虽看似“乱象”，但也可能预示着旧秩序的松动，与新世界的诞生。
“第一军团”的幸福与烦恼
在2010年之前，业界习惯将房地产业的“第一梯队”授予“万保招金”。这四家房企因策略合理，以及较早登陆资本市场带来的资金、管理优势，能更好地享受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红利。
2010年前后，一批房企实现上市，并在此过程中积累大量土地储备。随后，第一梯队的阵营逐渐演变为“万恒保中”。今年，碧桂园与恒大又强势崛起，碧桂园超越保利、中海，恒大则对万科发起挑战。
十几年间，随着行业老大万科的规模从不足千亿扩大到3500亿，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规模差距，也从此前的不到一倍，拉大到2-3倍。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在经过十多年的品牌和规模优势叠加之后，第一阵营变得愈加难以撼动。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曾在今年11月提出“4000亿理论”，即未来5-10年，前十名房企会占据市场份额的35%－40%，平均规模将达到4000亿的水平。他认为，资源将向大房企加速集中，中小企业要想超越会难上加难。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的判断与之类似，但要更加谨慎。他认为，十强房企的市场占有率应在30%左右，平均规模在2500-3000亿。其中，最高者可以达到7000-8000亿，最低者则在1000-2000亿——很显然，阶层的差距将成倍拉开。
对于这种变化的趋势，宋延庆认为， “每家企业又都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如万科的“均好性”、恒大的标准化、中海的成本管控力、碧桂园在三四线城市的竞争力等。
他认为，这些独有的优势，容易在市场上升期形成核心竞争力，并使规模和品牌效应最大化。2016年前11月，恒大和碧桂园均实现了超过100%的销售增长，原因正在于此。相比之下，“过于平稳”的保利和中海，销售增速并不大。万科则受困于股权纠纷，销售受到影响属于意料之中。
12月24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焕宁在谈及今年煤矿重特大事故上升时说，今年7月份以来煤炭的价格大幅上涨，在这种价格的刺激下，好几年都开不了矿、赔本的小矿，一下子抓住了机会，违法违规偷采。“要煤不要法，要钱不要命，这个劲头大大超乎原来我们的预想，也知道价格一上涨问题会多，但是没有想到冲击力会这么大。”
当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杨焕宁在回应乌日图委员询问时，发出如上感慨。
乌日图提出：最近两个多月，连续发生煤矿重特大事故，引起全社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关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部门的工作也很认真辛苦，但是在一些地方安全生产的规定就是落实不下去，严格不起来，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杨焕宁在回应时说，当前煤矿领域的安全形势典型地反映了整体安全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煤矿总的事故下降了10%，另一方面重特大事故上升，今年1至11月份发生9起，去年同期只有4起，起数增长了125%，死亡人数增加128.8%。“我们做安全监管工作，也感觉自己工作没做好，深感愧疚。”
杨焕宁进一步回应道：从这9起重特大事故来看，一是瓦斯爆炸这类煤矿事故占多数，9起中7起是瓦斯爆炸;二是发生事故的煤矿都是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和部门规定属于应该退出和关闭的;三是普遍存在着违法违规生产，9起事故中4起都存在着越界偷采，1起属于停产后，没有经过恢复验收就擅自生产。
“这三个问题正如乌日图委员讲的，不仅仅是几个矿出了事故，更重要的是现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杨焕宁说，“我们最近派了很多暗查暗访组到下面去查，夜里一去就能看到问题，主要是小煤矿。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现在事故为什么多发，今年一下子比去年翻了一番。”
房地产的工程时代即将成为过去
赵卓文（广州市同创卓越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进入2016年，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动作一个比一个大，看得人眼花缭乱。
恒大的海花岛首期销售122个亿的“纪录”刚刚产生，碧桂园在大马的森林城市项目开始了全国性的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
万达宣布“去地产化”，调低了2016年的销售目标，开始轻资产的运营模式。
由于宝能收购事件而颇受瞩目的万科，战略调整步伐一直没有停顿。“万创复活”，令人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春节前夕，万科高级副总裁、广深区域总经理张纪文集合下属各一线公司领导层召开闭门会议，宣布：
“广深区域在2016年要逐步展开团队公司化的变革，我们计划把区域范围内所有地方公司的设计部、营销部、工程采购部和成本部从万科剥离出去，以团队为单位创建各自独立的公司。未来，万科只是这些公司的股东之一。”
这个本属于万科内部的变革，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房地产专业公司的极大关注。建筑设计公司、策划营销公司、造价咨询公司、工程监理公司，都将面临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万科业务部门独立出来的专业公司。
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这两年房地产新开工项目呈下降趋势。专业的竞争本来已经够激烈，又来一个万科系的对手！过去大家都以承接万科的项目为荣，现在万科不但自己做，还来外面接单。
万科甩掉了设计、营销、工程这些部门，说明了什么？
（1）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资本时代。宝能收购万科股权事件，带给地产大佬们一个直接的感受是，未来的地产商都是给资本打工的。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从上市房地产企业公布的数据看，房地产开发利润率连年下降。2013年平均净利率约13%，2014年下降到12%，2015年更是下降到8%左右。
万达、万科这样的企业，选择“轻资产”经营，回报水平远超自己用传统办法去投资开发，而且还回避了市场风险。
“瘦身行动”在所难免。
（2）设计、营销、工程这些专业部门，不再构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通俗地说，对于开发商而言，工程师已经贬值，工程师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规划师、设计师、市场分析师、房地产策划师、造价工程师、营销精英，这些曾经在房地产起步与腾飞阶段，被开发商视为人才而大量招揽，在项目产品打造、成本控制、营销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专业人士，正面临被扫地出门的窘境。
房地产的工程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因为房地产的资本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夏一仁 | 北京、重庆报道
在中国股市动荡的2015年，黄奇帆的名字爆红于社交媒体的民间舆论场。
这大概因为他所主政的重庆市，在全国经济普遍放缓的大局势下，经济增长依然高歌猛进。据重庆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十二五”末，重庆市的GDP已经达到1.57万亿元，5年年均增长12.8%。
作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被认为是省级行政首长中最精通经济的管理者之一。以至于，在中国股市动荡的2015年，黄奇帆被股民们寄予了厚望，每隔一段时间，便有黄奇帆即将赴北京任职的各种小道消息流传于社交媒体。
消息的源头无法考证，但在民间的舆论里，黄奇帆俨然成为了“网红”，并获得了几乎一面倒的好评。
“管理经济的能手”
主政重庆之前，黄奇帆在上海涉足宏观经济管理20多年，曾是当年参与浦东开发的主要人物之一。2001年赴任重庆之后，黄奇帆历任重庆市副市长、市 长，在他任职长达14年时间里，他参与和见证了重庆从一个远离海岸的山城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他本人在经济管理上的知识和才华也得以充分发挥。
早于2012年9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撰文称赞黄奇帆管理重庆经济的表现：“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 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说再过两年按件数产量会达地球的三分 之一。”
现在来看，黄奇帆当初所预期的重庆电子梦，如今已实现了。重庆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张五常曾评价黄奇帆说：这个人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黄奇帆的经济发展策略跟他认识的一些其他地区干部的构思相近，但胜出的地方有三点：其一，构思比较有系统和清晰；其二，他做出来的有大气；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难题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他确实是管理经济的能手，拥有微妙、高超的经济管理技巧。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实践能力，兼而有之，相当厉害。”重庆市政府经济部门的一位官员接 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的那些主管经济的同仁们对黄奇帆都非常佩服。“他擅长的领域包括金融资本和土地，推动改革也很有办法。”
黄奇帆在重庆14年，他先后经历过6位市委书记。2010年开始任市长，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搭档。黄奇帆的一位下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评价他说，虽经历了多任市委书记，但他始终能够把握住分寸，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他是实干家，干活的人。”
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在重庆政商领域，黄奇帆被认为是风险管控的高手。
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黄奇帆仍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他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其中，产能过剩的风险是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
“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黄奇帆说。
因此，过去的这些年，重庆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在过去的那些年，当全国每年煤炭产量从20亿吨上涨至50亿吨时，重庆严格控制在4000万吨；当全国钢铁产量从1亿吨暴涨至10亿吨时，重庆仍然 是600万吨；重庆还避免了全国一哄而上的光伏电池、风力发电产业的风险；全国火爆但事端频发的P2P信贷，重庆也基本不碰……
而在房地产领域，黄奇帆也一直注意谨防过剩，控制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
分析人士认为，重庆的这些做法与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思路颇为相似。
黄奇帆曾接受媒体采访说，他理解供应学派理论几个重要特点：政府要保持较低成本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较好地发展；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让各类大中小微企业竞相发展；形成同等国民待遇的市场，使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必要的时候，政府出资补助可增加就业的企业来稳定就业。
在黄奇帆看来，政府是造环境，环境造好了，这个地方就发展了。
重庆市政府一直努力营造“五低”环境。所谓“五低”，就是低税费成本、低融资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五低”环境。重庆市工业企业的利润也因此连续数年增长为全国第一。
金融的着力点与房地产调控术
因为擅长金融管理，黄奇帆还有“金融市长”之称。
在重庆，黄奇帆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他认为，这是解决融资问题的关键。据他透露，2014年，重庆市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得来。
但他并不看好火爆全国的P2P互联网金融，曾多次公开批评，而且早于2014年就暂停了P2P网贷公司的审批。
在黄奇帆看来，中国P2P实际是个“貌合神离”平台。没有坏账准备金、存款准备金等金融机构应有的设置。就像开一个赌场，赌民之间在赌，赌场只是提供牌和桌子。P2P公司通过其网络平台，让想借钱的人与并不认识但愿意借钱的人沟通。“谁在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
他解释说：P2P是一个互联网金融，它做的是一个平台，“P”和“P”之间互相贷款，但是这个平台本身不进行任何贷款。“中国一下子出现1000多 家P2P公司，最近这几个月倒闭了30%，原因是什么？就是违反了金融的基本原理。”他认为，P2P把老百姓的钱汇集到平台上，这个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 平台作为法人，又把钱借给大户。这种模式没有任何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乱创新。
作为市长，黄奇帆一直紧盯房地产调控。
在他的经验里，控制好三方面，房地产就会平稳发展。也就是，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跟规划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总量要平衡，还要控制房地产的按揭。
他解释说：超过25%一定供过于求，低于25%又供应不足，不适应城市化。如果一个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中，房地产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长远看没后劲。
黄奇帆认为：“调控地价十分重要，别以为地价高了赚钱，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它是个好事，但如果唯利是图，一根筋把地价推高，长远就使得房地产价 格过高，工商企业房产资源成本过高，最后使得这个地方工商经济萧条，无法良性运作，这地方的人气都转到了泡沫房产，而不务实业，最后毁坏了整个城市发展的 方向，后果就很严重。”
他因此强调，楼面地价拍卖，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游戏规则。
从“地票”制度到PPP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黄奇帆成为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三中全会之后，黄奇帆还是三中全会中央宣讲团的成员之一。这被视为中央对重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予以肯定，重庆的不少经验也被纳入其中。
据黄奇帆说，三中全会的文件里设定的各种改革有330多项。重庆政府这几年，总体上每年推进的改革也有100多项。
仅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为例，全国各地都出了很多文件来推动这项改革，重庆也在2014年出台了《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但到了2015年初，全国真正实施PPP项目签约然后跟进实施的大约5000多亿，其中2600亿来自重庆。
黄奇帆分析，重庆做得好的关键是重庆的改革方案抓住了PPP的要害，即投资收益。投资必须要有盈利才能吸引投资者前来。
而在重庆的所有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数“地票”制度。这是重庆自2008年起探索的一项土地改革制度。
所谓“地票”是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具体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 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可在重庆市域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规划的农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重庆“地票”制度实行这些年来，15万多亩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 85%全部归农民，收入近300亿元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另一方面，“地票”制度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之后，重庆关于“地票”的改革更是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2016年01月31日16:40 综合
惊悉袁庚董事长仙逝，不胜沉痛。袁董是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一代伟人，蛇口精神之父，平安事业的孕育者、推动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亦是我本人终身受益的恩师，我们铭记不忘。
坊间一直有传说，我曾是袁董的司机，可惜我无此荣幸。80年代初，我在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作为一名普通干部，负责员工工伤保险等福利工作。袁董当年就是蛇口的神，通常只能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8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向上级提出倡议，传承百年招商，重操保险旧业。这个提案在当时听来如天方夜谭，我本无大的把握，却意外获得袁董的关注和支持。很快，在大车总（原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车国宝）的引荐下，我终于从蛇口乘船到香港拜见了袁董。
平安从创立、起步、发展、壮大，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离不开他老人家的关心和支持。拿到平安成立的正式批文时，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开心和兴奋。平安得到袁董最多的关心和呵护的阶段，是在袁董退休之后。退休后，他不出任任何社会职务，惟独当了平安的名誉董事长。他说：“我不参与平安的任何经营管理，我的唯一使命，就是要支持像马明哲这样的有理想、有追求、敢想敢做的年轻人，为他们营造一个好的干事业的环境。”在平安的每一次董事会上，袁董都不断重复这一句话。也就是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历经艰难坎坷，坚持走到今天。
平安没有辜负袁董的信任和嘱托，我们从蛇口起步，“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我们从一家13人的单一财产保险公司，发展成为覆盖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及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今天的平安，资产规模超5万亿，金融客户及互联网用户超过2.5亿、员工130万、年利润数百亿、年贡献税收数百亿；今天的平安，拥有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竞争力领先的综合金融业务体系，跻身世界100强，全球第一保险品牌，市值在全球金融机构中排名第12、全球保险集团排名第1。
这一切，如果没有当年袁董的博大胸怀、高远智慧，没有他给予我们这帮年轻人充分的信任和毫无保留的支持，都不可能存在。袁董是老革命家，我们知道，对平安等诞生于蛇口的企业的支持，寄托着袁董对于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深重情怀，平安任重道远，未来的路还很长。
近年来，我们每年看望袁董，说说自己的工作和收获，袁董已经听不到也说不出话了。但我们相信，他知道，平安是蛇口的孩子，从来不曾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在创业，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去的30年，我也一直和同事们反复重复袁董的一句话，“蛇口基因能保存多久，平安未来就能走多远！”
袁董是豁达睿智之人，幽默刚毅，军人风范。如今，袁董已去，然其音容笑貌、谆谆教导宛在。此刻，我与我的家人、全体平安人向袁董在天之灵敬礼，表达我们的无限敬仰和深深追思，袁董风范长存、永垂不朽！
向袁董家人致以最诚挚、最亲切的慰问，节哀、保重。
凭什么是格力？
凭什么是董明珠？
也许有人认为，董明珠喜欢说大话；也许还有人认为，格力是一家家电企业，没有资格代言中国造。
国家责任的自觉担当
其实，代言中国造并不只是一份荣光，而且是一份对国家、社会以及消费者的庄严承诺，是一份历史使命和国家责任的自觉担当。
回首历史，即使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也从不缺乏一份担当国家责任的自觉。
1938年，船运大亨、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组织了保护9万吨重要物资和10万人口入川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20世纪90年代，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等企业家以“振兴民族品牌”为号召，发起一场民族产业保卫战，从跨国品牌集团手中夺回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共赴国难是担当，为改革探路也是担当。中国企业的发展，从来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十八大以来，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正在建立，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日渐清晰，中国企业家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当流通和交换的决定权真正交给“看不见的手”，中国开始迈入一个企业家智慧迸发的新时代，一个创造全球领先的中国企业与品牌的新时代。
具体到格力，格力挺进全球500强，排名福布斯第385位，同时摘得家用电器类榜单全球第一；具体到董明珠，她是国家 “十三五”规划编制的“专家委员会”成员，也是仅有的4名企业家成员之一。
“代言”中国造，对于格力和董明珠，是企业客观实力和企业家主观愿望的结合，是一个成功企业对国家责任的义务和承担，更是一个优秀企业家践行中国梦的自觉选择。
“四造”范式诠释中国造
在代工和山寨已然无路的时刻，中国造必须也只能依靠“创新驱动”迎来光明。
回顾格力发展历程，可谓是中国造转型升级的先锋。总结格力的实践，精华是4个“造”：质造——精工品质制造；自造——自主创新制造；智造——智能生产制造；志造——百年立企制造。4个“造”相互关联，为中国造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探索样本。
注重质量是格力与生俱来的品质。还在小工厂的时代，格力就敢以“6年免费维修”“我比你重15斤”的标签朴实地把质量重于生命的理念传递给用户。
1995年，格力电器专门成立了空调行业独一无二的筛选分厂，对所有采购的零部件进行全面检测，严格控制外协外购件质量；1999年，开始在全员中灌输“零缺陷”的质量观念，并在设计、制造、采购等环节大力推行质量建设和质量管理。此外，格力还制定了高于行业标准，甚至高于国家标准的“格力标准”。这些努力都极大地降低了格力空调的售后返修率，在消费者心中成为“品质”的代名词。
如今的格力已然成为中国精工制造的榜样，也是世界家电行业精工制造的典范之一。
如果说“质造”是流淌于格力周身的血液，“自造”就是支撑格力崛起的骨骼。核心技术“花钱买不来，用市场也换不来”，格力在实践中得出这一条血的教训之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自主创新之路。20多年来，格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满腔战斗力，硬生生在“草都不长”的戈壁荒滩，闯出一条发展壮大之路。
自主创新对格力而言，包含了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创新与营销创新4个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持久战。
8000多名科研人员、2个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1个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6个研究院（制冷技术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院、家电技术研究院、自动化研究院、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健康技术研究院）、52个研究所、570多个实验室。累计申请技术专利15600多项，平均每天有11项专利问世。研发出包括1赫兹变频技术、双级增焓变频压缩机、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磁悬浮离心式压缩机等12项国际领先的技术。
格力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华丽数字，向世人证明其自主创新的能量。2015年，格力“自主创新工程体系”摘下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桂冠，这意味着格力式的“自造”，获得了国家级认可。
当智能化成为当今各行各业追逐的热点，格力又悄悄收获了“智造”的硕果。作为全球空调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过去的3年里，格力已经先人一步踏上了智能制造的全新征程。
2012年底，格力正式启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相继成立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技术研究院、自动化设备制造部等部门。
在随后的两三年内，格力投入近100亿元，自主研发出100余种自动化产品，覆盖了机器人、智能化AGV、注塑机械手、大型自动化线体等10多个领域，拥有20多项技术专利。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均产值从几年前的90多万增长到2014年的196万，并且大幅提升一些关键控制区，尤其是核心部件区的质量控制水平。
目前，格力正在谋划建立更高端的智能装备产业园，计划用5年时间，将格力装备制造产品打造成为与格力空调一样的世界级产品。用董明珠的话说，格力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装备制造业之路。
因为志存高远，所以风雨兼程！格力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是因为立志打造一家服务世界的中国造“百年企业”，这就是格力的“志造”。
长风破浪当有时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格力“四造”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国造的范式之一。凭借“精工品质”为重的“质造”，中国造自强自立；依靠自主创新为主的 “自造”，中国造破茧成蝶；借由“转型升级”为径的“智造”，中国造走向辉煌；秉承服务世界理念的“志造”，中国造必将成为世人所爱。无论是“质造”、“自造”、“智造”还是“志造”，中国人都有信心撕下中国造“大而不强”的标签，重塑中国造的形象。
作为国家发改委 “十三五”规划编制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董明珠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的艰巨，她说，“国有企业越发展，越有能力，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
为了推动“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早日实现，履行企业家与专家委员的责任，董明珠此次毅然举起 中国造大旗，提出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愿景，吹响了新一轮征程的号角！
世界很大，中国造想去看看！
每每看复星集团发布的一个个消息，总为之震撼和佩服，不管是在金融保险业的布局，还是在快乐健康领域的出击；不管是国内市场的封王称霸，还是在国际市场的攻城略地，都彰显其眼光、气魄和实力。
最近复星集团将外滩金融中心的所有权收入囊中，使其朝商业帝国的迈进步伐又向前跃升了一大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建筑，而是复星集团打造商业帝国的重要筹码和道具。梳理复星集团的战略布局其金融布局无疑是其核心中的核心，不仅可以为快乐健康产业提供强大资金支持，更可以独立运作，自成系统，而这样的一个路径正符合了金融寡头和产业寡头融合构建商业帝国的基本模型。其采取的中国动力嫁接世界资源的做法，针对快乐健康消费快速增长而进行产业布局的战略无疑是一条正确而又轻便的通路。
复星集团现在是在收的阶段，还未到获的时机，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犹如一个小孩到了地里，乱挖一通，什么东西都往筐里装。未来阶段，复星集团会进入到挑挑拣拣，专业化分拣阶段，那个时候的产业链条共振，精细化管理，专业化突破，涉足领域的称王称霸才会到来。这样的时间不会太早，但可以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代表投资建议。另：投资一个伟大的企业，需要伟大的格局和胸怀；同时我也说：任何伟大的企业，都有伟大的积累阶段，都有伟大的等待和忍耐阶段，承受不了这种伟大的等待和忍耐，也收获不了伟大的收获。格局很小，鼠目寸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者，还是远离这种股票。
人靠绝活立身，企业靠好产品实现高收益。当一个组织撂荒了绝活产品，怠惰就会奴役这个组织了，死亡就逼近了。你真想有绝活吗？真想做个独一无二的人吗？那你就要守住你原本的根性，归根复命，守住真常，也就守住了自己的本，就守住了绝活的自身，当然会做出有魂的绝活！
王育琨
中国经济增长率由两位数变成了一位数，经济不景气，传统企业受到极大冲击。有些企业到了产品升级换代的关口，产品创新面临巨大难题；有些企业受“互联网+”的诱惑，几次三番投入资金和人力，结果还是搭不上移动互联的快车；在经济萧条期，企业家不知道该怎么经营企业了。
陷入困境的企业，究竟该怎么办？在近期与企业家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不停地提出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了跟任正非的一次晤谈。
那是两年前，任正非约我喝茶。我们谈起稻盛和夫。我说：“今天我们这里兴起了学稻盛哲学热，有些企业家是想让员工学习稻盛哲学，改变工作态度，激发潜能多干活，少要报酬。人们过多关注稻盛的工具和术，而没能深刻反省他厚重的“无名之朴”。人们没有去反思，为什么一个制作精密陶瓷的，就可以创造三家世界级500强的奇迹……”
任正非立刻打断我的话：“王老师，你不了解稻盛和夫！”
我一愣。旋即一笑问：“任总，我哪里错了？”
任正非说：“你说"一个制作精密陶瓷的"，太过轻淡！稻盛做的精密陶瓷，是电子陶瓷等功能陶瓷，精密医疗器械和电子网络的核心部件，以后大量会是陶瓷的，而全球陶瓷京瓷做得最好。京瓷已在引领一场实实在在的新材料革命，将极大地推动通讯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精进，做到了全球第一，我们只有追随的份。华为拥有全球一流的数学家，但他们却拥有全球一流的化学家与物理学家。我们赶不上他！”
真可谓醍醐灌顶！任正非与稻盛和夫都是“不随大流”的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凭借在现场头拱地拱出一片天空。他们最知道一切精神、理念、好主意、创意，都必须有一个物质产品的载体，才可能存在。否则就只能是虚幻的空想。
企业家不谈空想。他们能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绝活产品。是他们在做极致好产品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精神和价值。真正的企业家都知道唯有抱元守一、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才是生路。他们看轻说法，而重在打磨产品一刹那一刹那的精进。那里既是原点，也是终点。而偷懒者，却只要一些说法和概括。结果，抽离产品载体，所有的说法最终都只能是说法而已！只说不练久了，就是骗子！任正非的话，听着很过瘾。这是他的方法论，他的知行合一之道。
人靠绝活立身，企业靠好产品实现高收益。人本身也是个独一无二的绝活，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客体。哲学、心法、理念，都是一个人或组织在锻造绝活和好产品的法宝。而这个法宝一旦脱离绝活和产品的实际载体，就不再有任何意义。知行不合一是没有出路的，只是想模仿学习这些心法，当然只能竹篓打水一场空。企业人推动世界变革的，是通过极致好产品而不是思想。
任正非给我的棒喝，让我看清了我自己和不少世人。
首先是对企业生态的认识。企业究竟是一个家还是一个战斗的团体？这两个性质的生态，有全然不同的运行法则。如果企业是可以打造家文化的，那无论员工如何怠惰，都是家里的一分子，都不可以被开除。你对这样怠惰甚至搬弄是非的员工不处理，就是对脚踏实地做事的人的伤害。这样的伤害多了，你怎么指望这个团队竞争力？企业就是一个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团体。一切对客户的最终产出负责。如果迷失了这个最初的和最终的标准，企业必定会走背字。
其次，让我认识到现在“国学热”背后的疲惫和软弱。大家都在讲做人做事的基本品质，可是就是不在有效性的绝活上用心思。你好我好，就是对不起客户，最终也会抹掉自己存在的价值。华为坚持把“以客户为中心”作为衡量一切抉择的最终标准，毫不含糊。利比亚战争时期驻利比亚的首席代表夏尊，回忆战争期间华为团队背起装备往一线进发去抢修设备的经历时说，“所有华为人只想着业务，业务就跟鸦片一样驱动着我们。”
再次，有些企业家，眼里面只有钱，只有企业规模，满嘴却是仁义道德国学。以前一直不清楚该怎样去称呼这些人。这回任正非简单直接，那样的人是伪君子，是骗子。企业家的本位就是带领员工做出好产品，用绝活利乐大众。好产品绝活出不来，想用段子和语言去利乐大众，那个不合道呀！错失本位，有时候自己在那里没睡装睡，而实际上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任正非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是中国知行合一根脉的传承。你真想有绝活吗？真想做个独一无二的人吗？那你就要守住你原本的根性，归根复命，守住真常，也就守住了自己的本，就守住了绝活的自身，当然会做出有魂的绝活！只是，人们太懒了，太矫情了，太舒坦了，不愿意勇猛精进，结果把怠惰放出来，撂荒了初心和最终目的。
当一个组织撂荒了绝活产品，怠惰就会奴役这个组织了，死亡就逼近了。
作者系地头力智库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
第一个常识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0的一项政策措施”，许小年说。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他说。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我这里讲的中央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没有激励，没有信息，我感觉到这也是常识，这个常识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他表示。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佐罗(音)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创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许小年称。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1929年10月，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骘藏将“保守”“文弱”“猜疑”归纳为汉民族的三大属性，并认为三大属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还有一些比桑原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发表此论时，民国北洋政府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中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可以说，比起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国力已经大大跃进了，但为什么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此时中国认为没有日本的介入，中国的革新就无法实现呢？
剖开日本学者恶评中国的表面，其实深层是另有玄机的。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学者们说这句话时，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军国神话”正如日中天。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本，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亚洲老大，东方一哥。凡涉远东外务，国际都要看日本脸色说话。作为东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骄傲，日本当然不满足于左右远东外务，邻国的内务它都要染指，这里，当然就包括介入中国事务。
从大历史视角解读观察，日本学者的一切高论，都可看做是为日本全面吞并中国“做理论准备”。新生国民政府还未长大，此时中国国力仍远不及日本。而强劲的邻国是不养邻国的，给不了中国太长的成长时间。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长的，随着胃口的扩大，耐心逐渐缩小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史实，虽然赶走了北洋军阀，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仍无法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高看一眼。政坛上优秀政治家仍然不多，官绅阶级也无望觉醒，国民党虽然宣言动听、招牌很新，但有些党员在腐败与堕落的程度上与旧官僚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一般民众，更被指出，是“地地道道的群氓”。
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无论官民，都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中国靠自身，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外力介入。说白了，就是日本去统治中国才行。
为什么日本统治中国，中国才会新生呢？
因为在日本眼里，自以为本民族是“优秀民族”。20年代的日本鄙视中国，偏爱德国，除了德式军国体制符合日本国情外，还有一个与德国一样共识：
民族优劣论。
德国历代政治强人，坚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最优等民族”。而日本的强人也坚持认为，“世界最优等民族”应该加上大和民族。
与“优等民族论”相对应的，当然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劣等民族论”。德意志第三帝国把犹太人、罗姆人看作劣等民族，“大日本帝国”也不屑地将周边中国人朝鲜人视为无法比肩日本的劣等民族。
即便在崇拜西洋的近现代，日本也未失去“优等民族”超强的自尊心。活跃于20世纪初叶，以远藤隆吉、芳贺矢一为代表的日本一部分国学家认为：失去了优秀感，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写到：“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要取之”。强调“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不少持“日本人优秀论”的日本国学家把本民族看做完美无缺的民族，从人种到历史传统都大加颂扬，蔑视和贬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大和民族的体质容易适应外国的风土，人种是最优秀的，因此经受得了对外征战，有帮助世界发展的责任；日本历史上的立宪制度极善极美，地理文物纯善纯美，形成了日本的国体和人情，元首和国民如父子般亲密，相互敬爱之情极深，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紧急时举国一致，献身牺牲上战场；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节义、勇气、廉洁等特性，是国民性卓越的证据。
甚至“好战”也被他们说成是日本人的长处——“好战”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竞争，而喜好竞争则是因为喜好进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进步民族。
日本“优等民族论”另一个代表人物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日本人的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汉民族曾经拥有，现在汉族人已经荡然无存。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和这样优秀的民族自然有权统治其他民族。诸如写出《日本国民的真精神》的天眼子就主张，对外政策也要践行“国魂主义”，“向海外伸张我国威国风，扩充日本化之领域”，“进取经略非仅限于派遣兵队，割占他国，而应将我国之语言、风俗等有关我国风貌，尽可能向外国扩充之”。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劣论，日本学者将“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上升到历史高度——
“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中国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已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且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因而有所谓‘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
今天看日本学者说这些话，如果仅是促就中国文明进化，像辛亥革命那样支持中国，当然不是坏事。然而，关键是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政治制度上并不落后于日本，况且民国政府已经去旧迎新，虽然中国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毕竟是历史一个进步，只是需要一个成长期，如果硬说中国此时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华夏民族的复兴就没指望，那么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真的是别有用心了。
果然，在日本的这些理论出台几年后，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先是进占中国东北，随后是全面侵华，再后是在南京，悍然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接受採访时表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海外侨胞可以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切身体会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
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宗教发展现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开展宗教公共外交还需要注意宗教的正反两面性、扩张性、虚实兼顾性以及“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
2014年底，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访问台湾时去高雄看望星云大师，谈到宗教和人生。星云大师特别提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性，认为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而宗教因其信众多，教义覆盖面广，可以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资源。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突出，是社会思潮中十分活跃的文化力量，成为各国“软实力”博弈和文化相互渗透的重要平台。
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
近几十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趁势而上，迅速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发展自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中国国家利益向全球延伸，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全球目光聚焦中国，包括宗教在内的公共外交作用随之凸显。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强大的文化纽带。但现实看，宗教却依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认知薄弱、信任程度低、分歧严重的领域。
过去中国外交谈起宗教和人权往往“谈虎色变”，是中国与西方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斗争特别尖锐的领域。地处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改为人权理事会）曾目睹中国与西方国家每年就涉华人权提案激烈较量，而宗教自由问题正是美西方用来攻击中国的主要武器。这些场面现已成记忆，但在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中，宗教问题依然突出。
如何卸除这种外交“负资产”包袱？如何利用中华文化包括中国宗教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正能量？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深入分析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当前各种宗教互动态势，增强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和设置相关议题的能力，以引导国际舆论，塑造中国宗教良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虽已囊括宗教因素，但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消除负面影响，运用宗教资源开展正面的公共外交尚欠缺。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宗教领域的博弈和浸润无处不在，宗教所特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已经突破国界。不少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其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信息传遍各国信众。如总部在台湾的佛教组织慈济基金会，分会遍及五大洲，自1991年援助孟加拉水灾以来，已经援助了70余个国家。慈济不仅提供援助，还利用自己的电视台、出版物和网站广作宣传，其公共外交能力值得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应包括宗教自信，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信仰、宗教和文化都是影响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渠道。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进入21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试图以西方民主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它忽视了伊斯兰教对中东和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伊斯兰内部派别的世代纷争，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中东许多国家社会结构撕裂，国家治理能力丧失殆尽，极端宗教势力日益坐大。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严峻，而地缘宗教环境则相对温和：东亚地区日、韩受汉传佛教影响；东南亚国家以南传佛教为主要信仰；蒙古受藏传佛教影响；印度以印度教为主导，南亚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中亚、西亚、俄罗斯和中东欧主要是东正教。目前，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最广。基督教在西方占主流，并在拉美和黑非洲全面扩张，呈南北发展态势。伊斯兰教从西亚北非向东延伸至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形成东西方向“弧形圈”。这种“南北与东西”的描述形象道出了当前全球地缘宗教环境概貌。
中国与广大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总体置身国际宗教冲突之外，不是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的主要目标。中国安全威胁部分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但中国周边地区并非其核心区域。而且，中国经略周边初见成效，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通过跨国合作以应对区域极端势力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也有从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层面实现与邻国在宗教上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的深刻含义。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要兼顾周边国家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连接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
相对有利的地缘宗教环境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2009年，中国成为中东最大商品出口国和沙特石油最大买家。中东每年来中国义乌的人就逾20万。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在中东大规模售股，卡塔尔、科威特等国主权基金趋之若鹜。中国市场成为伊斯兰金融投资优先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来不仅有四通八达的石油管道和基础设施，还有涓涓流水的宗教往来。相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定会拉紧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传统友好纽带，为公共外交开辟新资源。“新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韩、日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因汉传佛教形成的文化纽带，如在公共外交中善加利用，可对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防止冲突起到“托底”作用。汉传佛教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中日民间交流最早始于佛教界。冷战期间，中日宗教“血缘”关系为化解两国对抗发挥了作用。佛教交流有可能成为中韩日民间公共外交新的平台。
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推动藏传佛教有效促进中蒙关系，并利用南传佛教在东南亚有广泛信仰基础，更好服务于中国东南亚战略，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筑牢周边战略依托。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边境线长4060多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东南亚傣族、泰族群体历史上都是从中国云南、广西迁移到东南亚半岛，与中国境内傣族有天然族缘和宗教缘。
中国目前进行资源合作的区域，无论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还是索马里，往往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大，其共性是国家治理能力弱，宗教势力强。中国外交既要重视与其政府打交道，还要研究其社会、文化结构，特别是宗教的作用，通过宗教资源开展公共外交，为拓展双边关系创造条件。“官办民办”相辅相成，经济与宗教同步推进。
侨务公共外交要充分运用宗教资源
一个国家地理版图会发生变化，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渊源难以完全分割。
中国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与华侨华人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侨务工作运用宗教资源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宗教优势，是重要课题。侨务公共外交可利用中国丰富的宗教资源，针对海外侨胞宗教信仰各异、信众颇多的侨情，开展与信仰有关的工作。侨务公共外交需要进入宗教场所，与信众接触。如华人庙宇，除了祭祀功能，通常是文化教育、中药医疗、调解纠纷、信息交流场所。我去年访问南美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地从事华文教育的是佛教组织，华文学校设在宗教场所旁，由佛教组织资助。我去看望了主持兼校长和学校教师，对他们给予热情鼓励，收效良好。
在东南亚庙宇往往是华人社区重要活动中心，“神缘”与“亲缘”紧密结合。当然要处理好中华传统宗教与侨胞所在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共生和谐。我曾在京接待来自印尼的穆斯林社团联合会代表团，介绍中国侨务和宗教政策，鼓励他们与在印尼华裔社团和睦相处，减少了他们从宗教出发对印尼华人的疑虑。据当地华人反映，这样的交流对于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颇有助益。
中国是传统意义宗教大国，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海外侨胞宗教信徒不计其数。中国又有“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与“和风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发挥宗教的“亲缘”作用，展现中国儿女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增强祖（籍）国的文化吸引力和精神号召力，是中国营造“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周边环境的重要推力。
开展宗教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是宗教正反两面性。2011年以来中东出现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随后中东社会支离破碎、“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势力蔓延，说明外部势力干预是重要原因，但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动乱的内因之一。
同时，宗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扶贫济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用宗教弥合分歧，其贡献不容小觑，成功案例也不少。
二是宗教扩张性。宗教本质上有传教诉求和扩张性。无论是早年欧洲人口对外大迁移，还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反向大迁移，世界移民历史与宗教扩张和传教有密切联系。由人口迁移造成信仰版图变化，引发地区冲突，与宗教冲突也有关系。中东问题久拖不决，这是原因之一。
三是宗教虚实兼顾性。宗教信仰对信众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而且宗教严密组织性具有较强动员能力。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网络遍布全球，在环保、发展、救援等领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
四是宗教“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宗教在各类冲突中既作为“放大器”推波助澜，也时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如伊斯兰“弧形带”、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都是地缘政治、宗教盘根错节的地区，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
作者: 编程浪子2016-12-14 09:15:28
要干成某件别人干不成的事，必定需要别人没有的资本（优势）。
当模特，凭的是身材好；
当牛郎，凭的是体力好；
当公仆，凭的是脸皮厚；
当骗子，凭的是口才好；
中大奖，凭的是运气好；
做投资，你凭的是什么?
如果找了一圈，你还找不出自己的优势，那你就是这个市场的“贡献者”，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尽快离开。
如果你还是不忍离去，那么就继续寻找，当什么时候你找到自己的优势，再回来不迟。
那么要投资成功，需要的最重要的资本到底是什么？自己是否拥有这些资本？
我认为这是每个投资者都值得花大力气在进入市场第一时间就去弄清的问题，我也曾经很多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在开博第一篇博文《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过的秘密》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
其实简单的说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八个字：制定规则，遵守规则。
制定规则：这个市场80%的人并没有制定出自己的规则或者说完整的合理的规则。如果你已拥有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规则，那么你就成为了那20%拥有了初步优势的人。
遵守规则：相比第一条，这才是核心。制定一套合理的规则其实并不难，难的是遵守它！在这20%的拥有规则的人中，又有80%（甚至更多）无法坚持遵守自己的规则，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成为20%的20%，最后那4%拥有优势的人。
其实这两点又是相铺相成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制定了规则，就是无法遵守，无法遵守的主要原因我想有这两个：
一是根本不信任自己的规则，其实这等于还没制定出自己的规则，因为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规则必定是坚信的，所以严格的说这并不属于那20%的初步优势的人；
二就是贪婪，信任自己的规则，但不满足自己规则的期望收益，或者本来是满足的，但经不住其他股神“成功案例”的诱惑，渐渐唾弃自己的规则。
制定规则，一生遵守，重复重复再重复--这就是投资最重要的事。
所以对于追求自由，喜欢随心所欲每天都要有新花样的人来说，投资这种一成不变的事确实是有够无聊的。
投机，我也不是没有过，但就是为好玩，just for fun，只是玩玩而已。人家要跟我讨论股票，我都要跟人说清楚，是讨论投机还是投资？是for fun还是for money？如果for fun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买你喜欢的就好了，反正你也不会把房子卖了扛着钱去拉斯维加斯。我曾经在邮轮上用两百块钱玩了三个晚上，赚了两千块钱。如果你作为投资的故事来讲，三天翻了十倍，这叫什么故事？！但你敢拿几百万这么赌吗？不敢。所以投资是另外的讲法。
我从头到尾真正投资过的公司最多五六家，卖掉了一些，我持有的公司一般在三家左右。巴菲特的哈撒韦一千多亿美元市值，也才投十来家。我不怕集中，我不是一般的集中，我是绝对的集中。
找到被低估的公司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做投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来自马克恩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就是这家企业The Whole Life能够赚的钱折现到今天，价格就是现在市场表现出来的那个过高或者过低的玩意儿。怎么去评估一家企业是否被低估，团队我认为当然是重要的，还要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很好的文化，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沃伦·巴菲特曾经向股东推荐了几本书，有一本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你去看那本书，你会发现韦尔奇对企业的文化问题是很在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巴菲特对此也很在乎。他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只看财报。只看财报只会看到一个公司的历史。我从不看财报，至少不读得那么细。但是我找专业人士看，别人看完以后给我一个结论，对我来讲就OK了。但是我在乎利润、成本这些数据里面到底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你要知道它真实反映的东西是什么。而且你要把数据连续几个季度甚至几年来看，你跟踪一家公司久了，你就知道他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好多公司看起来赚很多钱，现金流却一直在减少。那就有危险了。其实这些巴菲特早说过，人们都知道，但是投资的时候就会糊涂。很多人管他们自己叫投资，我却说他们只是for fun，他们很在乎别人满不满意(这家公司)，真正的投资者绝对是“目中无人”的，脑子里盯的就是这个企业，他不看周围有没有人买，他最好希望别人都不买。同样，如果我做一个上市公司，我也不理(华尔街)他们，我该干吗干吗，股价高低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买公司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鉴别因素就是，这家公司的行为跟华尔街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的关联度？如果关联度越大，我买他的机会就越低。华尔街没什么错，华尔街永远是对的，它永远代表不同人的想法。但是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如果自己没了主见，你要听华尔街的，你就乱了。
我的逻辑就是巴菲特的逻辑，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他熟悉的行业不等于是我熟悉的行业，所以他投的股票不等于是我要投的。去年他投了一家公司，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懂，果然，他投了以后，那支股票可能涨了50%、60%。人家问我是否着急，我说不着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能赚到的钱。反过来讲，比如我投网易这样的公司，这也不是他能够赚得到钱。再比如Google，巴菲特也没买。因为他对这个生意不了解，不了解没有赚到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你不了解也敢投，第一你也守不了那么久，80块买的，可能100块、120块也就卖了，其实你也赚不了钱；其次如果你四处这么做，可能早就亏光了。正因为没有在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和企业身上赚到钱，说明你犯的错误少。我的很多成功的投资，好象行业根本不搭界，但是对我来说是相关的，就是因为我能够搞懂它，知道管理层是否在胡说八道，企业是否有一个好的机制，竞争对手是否比他强很多，三五年内他会胜出对手的地方在哪里……无非就是这些东西。看懂了，你就投。比如我也曾赚过松下股票的钱，7块钱买的，涨到20多块卖了，放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是做这行，我做企业的很多理念来自于松下，我也拜访过他们公司，也知道他们的缺点和优点，觉得这个公司不可能再低于7块了，而20块让我觉得可买可不买、可卖可不卖。所以，你作的投资都是跟你过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能搞懂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判断跟市场主流判断没有关系，两者可能有很大的时间差。我判断的是它的未来，而市场是要等企业情况好了才会把价格体现出来。
成长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投资的定义在我来讲就是拥有一家公司的部分或者全部，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拥有”。假设某家公司去年每股赚一块，今年赚两块钱，成长率百分之百，有人说明年可能还会再涨。后年呢？后年不知道。你如果是你自己的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你会买吗？你说只要后面有人买我的股票，你就会买。这就叫投机。对于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我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办法，我没注意到是否巴菲特也这么讲过，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价格，这家公司如果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还买不买？如果你决定还买，这就叫投资；如果非上市公司你就不买了，这就叫投机。就像我当时买网易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个价格买到(那么多量)，因为NASDAQ有个规定，一块钱以下的股票超过多少时间就会下市，所以很多人害怕下市，就把股票卖出来。在一块钱以下就卖了。因为他们怕下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呢？这就是我投资的道理。我买它跟它上不上市无关，它价格低于价值我就会买。步步高就没有上过市，但我因此就把公司卖了，这没道理啊，很荒唐，你说我创立公司后只是因为它不上市就卖了，那我开公司干嘛？
这些确实是我骨子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