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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历史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作者：迟福林
■宏观大势·增长篇■迟福林
扩大内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它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后转型时代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总体来说，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客观地说，扩大内需面临的是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我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
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当前的短期政策选择，也涉及中长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
一、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扩大社会产品供给，满足私人产品需求是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以追求总量为目标，注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过去３０年内ＧＤＰ保持接近１０％的年均增长；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５０％左右的高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３０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发展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变化，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看，需要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我国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居民消费率反而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暴露出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回看十年，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命题；回看五年，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但是，由于近十年来外需的旺盛，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缺乏动力。更重要的是，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这次危机，外需大幅萎缩，客观上使增长转型的压力全面加大。与此同时，这次危机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我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二、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历史机遇
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应当说，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是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有可能是中长期的。退一步说，即便外需总量恢复，结构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这意味着过去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二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４—５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１４．８％和１５．２％，均明显超过同期ＧＤＰ增速。三是短期内宏观经济逐步稳定。从反危机角度看，在经济信心和宏观形势大幅跳水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救急、救市，防止市场崩溃。当前，４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效果开始显现，下一步的重点是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一揽子改革，大规模实施结构性调整。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如果能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切实采取一些大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可以为后３０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未来五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左右，未来十年把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５５％左右，加上政府消费，使消费率达到７０％左右。按照这样的目标要求，需要尽快制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需要尽快出台与此相关联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需要尽快推进相关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尽快采取有力的行动方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此，才能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三、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体制保障
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从我国的情况看，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特点。例如，第一，在构建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中，要求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一个财力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近日中央推出的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还需要更多的类似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安排。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未来５—１０年，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但这个趋势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能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第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尽快把生产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公共财税体制，把重点用于扶持生产的金融体系改造为重点用于扶持消费的金融体系。第五，推进政府转型。这是最为重要的体制保障。以扩大总量为目标是ＧＤＰ政绩观的基础，如果政府不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阶段变化调整政府目标，要改变ＧＤＰ政绩观就很困难。只有在政府理念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行为，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打破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 打破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
■本报记者 柏晶伟
6月28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以“扩大内需：体制与政策”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如何扩大内需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扩大内需是我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无论是从当前反危机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发，都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
打破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首先要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投资。有专家指出，要扩大民间投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例如，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投资应该加快放开，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这既有助于解决行业发展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再例如，目前投资最大的领域是铁路，但铁路的垄断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路网、价格、车辆调动等各个环节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民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愿意进入的，由此限制了民间投资，也对扩大内需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全面启动民间资本投资，要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环境。
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变“三个集中”的倾向。有专家指出，内需难以扩大、消费不足，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目前在初次分配中存在“三个集中”的倾向，即：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财富不断向资方手中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这导致劳动者难以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蛋糕，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因此，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扭转“三个集中”的趋势：一是推进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改革，从结构上解决国家、企业、个人如何分配的问题，建立稳定的利益博弈机制；二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尤其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从制度上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有专家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左右，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以2007年GDP水平测算（25．4万亿元），13％折合为3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劳动者能多拿到3万亿元的收入；再按工资比率测算，5％折合1．2万亿元。如果这3万亿元或者1．2万亿元能够分配给劳动者，并且投入到消费领域，将对扩大消费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专家提出，如果不解决劳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失调等重大问题，仅采取一些小的政策调整，无异于扬汤止沸。
要把城乡制度一体化作为扩大农村需求的制度基础。有专家认为，扩大农村需求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专家指出，扩大消费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果能够在制度层面解决1．6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改变其生活方式，由此所释放的消费空间将难以估量。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后，必然带动输出地的土地流转，尤其是在宅基地流转方面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目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在地方层面存在许多障碍，需要从国家战略上给予考虑。
有专家指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增收困难，根本原因是农村缺乏人力资本，就业能力不足。为此，各级政府应当出台“农村人力资本规划”，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民综合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有专家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城市化，但现在城市建设追求整齐干净，还有各种行政门槛以及歧视农民权益的制度壁垒，大大影响了农民在城市就业以及相应的市民化进程。
需要完善扩大内需的财税金融体制。有专家指出，扩大内需需要推进宏观层面改革，核心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在财税体制方面，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依赖；尽快开征环境税、物业税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产环节征收或消费环节征收）上进行变革。在金融体制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加强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建设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有专家认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存在明显的大企业贷款偏好，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隐形歧视，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由民间投资建立的银行，贷给中小企业的只有23％，这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发展受限；三是借鉴当前比较完善的支持出口的信用和金融体系，改革内销的信用支持体系，降低国内金融信用风险，鼓励并支持外贸出口企业转向内需生产。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人民日报：消费“马车”仍须加鞭 核心提示
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状况引起人们的反思，4万亿投资计划表明了党和政府扩大内需市场的坚定信心和果敢态度。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如何盘活并为拉动经济贡献力量，因其离老百姓更近，而引起广泛的讨论，也吸引了政协委员的目光。
本期话题是“促消费扩内需”，我们请网友支招，请委员建言，以期在观点碰撞中，让思路更加清晰。我们预先在人民网·中国政协网上作了调查，邀请网友从身边的事情谈起，说说对扩大内需的看法，并请他们支招。调查得到网友的热情参与，200多条留言中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
新闻阅读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80.4亿元，同比增长15.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我国扩大消费潜力巨大。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有高达20万亿元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当前，我国已经从增信心、提能力入手，打出扩大消费的“组合拳”。
国家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增加农民种粮补贴、提高养老金和低保补助标准、扩大社保覆盖面、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少消费者后顾之忧。
此外，降低车辆购置税、存量房贷利率打折、全面推开“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发放旅游“消费券”、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提振消费信心的有力举措。
有钱可花——
百姓腰包要鼓起来
【网眼网语】
IP：218.61.8.★ 关键是年轻人充分就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只要有了工作，就需要买房子、买车、买电器、买家具等，能拉动几个行业的内需，扩大消费。
IP：61.164.153.★ 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要让农民手里有钱，他们才会消费。
【委员回应】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关键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第一，增加就业。第二，让低收入人群工资有较快增长。第三，建立一种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有了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增加了，劳动收入比例就增大了。
全国政协委员赖明：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这种不合理表现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份额逐年降低、居民消费能力不断下降、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逐步建立合理的分配格局，就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生存空间、减少它们的负担，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同时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民向城市的稳定转移，从根本上提振农村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近1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收入预期直接影响了消费预期。不同地区可视不同情况，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杠杆增收减负，增强老百姓的财富支配能力，从而刺激消费。包括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施消费退税政策，对于购房、购车、旅游等重点消费领域，凡进行消费的居民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促使银行向企业和消费者发放更多贷款等等。
有钱会花——
后顾之忧要解决
【网眼网语】
IP：117.23.204.★ 国人普遍有惧怕心理,总觉得不存点钱，会有许多后顾之忧，看病、上学、买房、养老等。
IP：60.217.238.★ 中国人的习惯是攒钱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不起来，内需难以拉动。
【委员回应】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当前扩大消费需求，重在推进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变革。如果我们对未来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不清楚的情况下，即使手里有点钱也不敢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是难以改变的。建立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是提供给社会一个良好的预期。
因此，尽快出台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计划已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举措。初步测算，未来10年左右，要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需要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年增长率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估计在15万亿元—20万亿元。由此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刺激消费，不能简单看作是促成老百姓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消费的“掏腰包”行为，而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促进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为此，必须把社会建设作为根本着力点，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公共服务体制，真正激活农村市场。
有钱想花——
更高的需求要满足
【网眼网语】
IP：61.175.171.★ 要想扩内需，就要提高大家的消费信心，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服务水准等措施，来满足消费需求。
【委员回应】
全国政协委员张小济：当前推动服务、休闲等新型消费形式非常必要。大家不再局限于温饱阶段只用于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百姓之所以不愿去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意愿受到了现有商品种类或服务水平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发展信贷消费，重要一点是拓宽商品范围，完善信贷消费机制。当前已经迎来了电子货币时代，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不断更新升级。受收入水平制约，多数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选购多种自己中意的高价产品。而在推行信贷消费后，百姓可以预支未来的收入用于消费，只要政府引导得当，信贷消费便可盘活整个市场经济。
全国政协委员柳萍：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文化消费，拉动文化内需。出台减免税收政策，鼓励国有地方文艺院团在国内市场多演出、多活动，提高其竞争实力与票房收入；另一方面，出台价格指导政策，稳定、降低舞台艺术精品剧（节）目演出票价，使工薪阶层及普通百姓能够看得起大剧目、大制作，以此扩大演出市场、增加票房收入。
我国居民财产积累与分布的基本特征 我国居民财产积累与分布的基本特征
从财产构成来看，房产（净）价值在全国及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最大，农民土地价值的比重逐渐下降
金融资产在全国居民总财产净值中的比重略有上升，但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金融资产份额的上升所带动的，事实上，城镇居民总财产净值中金融资产的比重及其分布的不均等效应都基本上是稳定的。城乡金融资产构成份额的不同变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乡居民投资行为或投资渠道的差异性，例如城镇居民将更多的金融资产转化为房产，当然，这种投资行为也可能是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的。金融资产的积累仍是构成农村居民财产积累的主要形式。
就全国来看，房产净值占总财产净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35．4％上升到2002年的57．9％，7年期间上升了22．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中房产净值比重的大幅度上升造成的，房产净值占城镇居民总财产净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43．7％上升到2002年的64．4％，上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与在城镇居民中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不无关系（李实等，2005）。2006年房产价值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房产对（城镇）总财产净值不均等的影响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分析。从1995年到2006年期间，在城镇居民的房产价值在总财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房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却在不断缩小，主要表现为房产分布的集中率指数的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0．73下降到2002年的0．50，又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的0．40。从基尼系数的分解性质来说，房产分布对总财产分布不平等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分布差距，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在总财产中比重的大小。这样看来，房产分布一直是城镇居民总财产分布的一种最重要的资产构成，而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自身价值的迅速上升得以实现的。
房产净值在农村居民总财产净值中所占份额远不如城镇居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住房市场远不及城镇发达；不过农村住房资产的份额也在上升，并且自身分布的不均等性以及对总财产净值贡献的不均等性效应也在上升。
土地价值在居民总财产净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农村居民各分项财产中比重最高的，但在（农村）居民总财产净值中所占份额在逐步下降。土地价值在居民总财产净值中所占份额在1988年达58．8％，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财产积累刚刚开始，还缺乏其他财产形式。但到2002年，即使在农村居民中，土地价值的相对比重也下降了16个百分点，在全国样本中的比重也大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村居民并不拥有土地的完全产权，没有所有权，而只有一定年限内的经营权，并且缺乏土地交易市场，土地价值无法通过流转交易来实现，也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准确地评价。这种状况制约着对土地价值的估计。在缺乏土地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土地价值主要通过估计相关产出品的收益来实现，这一方面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土地产权不完全的情形下，也将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影响产出品的收益。此外，现实中的征地行为也使得土地收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由于在法律上农民并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在征地过程中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将导致征地补偿所依据的土地价值估算存在低估的可能，这甚至可能是在较大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现有的估计显示土地价值在农村居民财产构成中占有重要的份额，但这同时也应考虑到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背景。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占总财产净值的比重在城镇居民中一直都不居于重要地位，这一比重也比较稳定。然而，农村居民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重则有所上升，1995年—2002年间增长了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农民的生产性投资在这一期间虽有所增长，但也较为缓慢。耐用消费品价值所占比重在农村居民中基本稳定，而且比重较低；而城镇居民中则在1995年—2002年期间下降了将近1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并出现买方市场这一宏观背景在住户数据中的体现。非住房性负债在总财产构成中的绝对比重一直都非常低。在国际比较中不难发现，这可能也是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中产阶级人群比重严重偏低
我国中产阶级发展不足的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形成更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人群，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收入分配政策所试图实现的目标之一。然而，从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大量人群的财产积累额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他们集中在财产分布的低端范围，同时极少数财产水平较高的人群拖动财产分布曲线向右延伸，整个分布图形呈现出L型的特征。我们根据划分中产阶级的相对标准，将家庭人均财产数量处在平均水平的0．75到1．25倍的人群视为中等财产组人群，发现如果以全国财产均值为标准，将城乡合并起来看，大约只有15％的人群可视为中等财产组人群，而其中64％的来自于城镇住户。在全国样本中，61％的住户财产低于平均水平的0．75倍，可视为低财产组人群，23％的住户财产高于平均水平的1．25倍。
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中存在明显城乡差异。按照全国的统一标准，85％的农村住户属于低财产组，进入中等财产组和高财产组的分别只有9．7％和4．8％；而城镇住户中，低财产组和中等财产组的比重分别为28％和23％，高财产组的比重为48％。如果城乡的财产组划分分别以各自的财产均值为依据，农村住户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更强，中等财产组人群比重不到23％，而城镇住户中等财产组比重为28％，比农村高出5个百分点。城乡住户中，财产水平低于平均水平0．75倍的比重分别为50％左右，高于1．25倍的分别为23％和24％。因此，从财产的分布图以及相对分布比例来看，财产差距仍处在较高的不均等状态；从财产分布中也可以推断，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是非常低的。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李向阳：国际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及其影响
基于这场危机的发展进程和以往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金融市场有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企稳；考虑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存在4～6个月的滞后期，全球实体经济有可能会在2010年上半年企稳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下述三个领域的进展。
第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这场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崩溃和由此引发的次贷危机。作为整个危机链条的源头，美国房地产市场能否走稳至关重要。奥巴马政府为此先后推出了防止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政策和美联储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等措施，以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螺旋式下跌。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第二，大国联合救援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缺乏合作。此次金融危机自一开始，大国就采取了合作的立场，联合推出了相应的救市措施，如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大萧条时期的保护主义浪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合作的背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正在抬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危机中出现了金融保护主义。例如，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本国企业把海外资金汇回国内。在对金融机构的救援方案中，要求被救助的对象只对本国企业贷款。在全球资金匮乏的环境下，这些做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有着相同的结果。
第三，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和外围国家经济衰退对金融市场的反馈。2008年上半年之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集中于金融市场。伴随2008年下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先后进入负增长(日本和欧元区早在2008年第二季度就进入了负增长)，实体经济衰退形成的反馈影响越来越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从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开始蔓延到外围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为目前威胁西欧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
不久前，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莱恩哈特(Reinhart)和罗格夫(Rogoff)对战后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银行业危机平均会持续2年；实际房价平均在6年内下跌35%；股票价格在3.5年内下跌55%；失业率平均在4年内上升7个百分点；产出下降9%；政府债务的实际值平均上升86%。以此为参照，我们认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在虚拟经济领域的影响已经逼近底部。理由是：美国的房价已经下跌了30%；主要发达国家股票价格跌幅都曾接近或达到50%；银行业危机已经持续了7个季度。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和程度都还不够充分。一般说来，从金融市场企稳到实体经济企稳通常会有4～6个月的滞后。如果金融市场能够在2009年下半年企稳，实体经济在2010年企稳是完全有可能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企稳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强劲复苏。
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
过去半年，主要国际机构对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不断调整，从2008年底的-1%左右下调到目前的-2.6%～-4%。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不断地加深。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把这次经济衰退的起点界定为2007年12月，但美国经济的负增长始于2008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出现了进一步大幅下挫(-6.3%)。国际组织下调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基于下述因素。第一，消费者信心低迷。截止到2008年底，美国家庭资产价值(股票与房产)的缩水已经接近13万亿美元。这对习惯于依靠资产升值来负债消费的美国家庭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短期内继续依靠正财富效应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弱。第二，投资信心下降，金融机构惜贷倾向严重。尽管美国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向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金融机构所积累的大量“有毒资产”和“去杠杆化”趋势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增加信贷投放。第三，美元汇率的走强将会制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日本金融机构卷入次贷的程度较低，为此多数人曾认为2009年日本经济衰退程度会低于美国。直到2008年底，多数国际组织还预期日本经济衰退程度在－0.8%左右。然而，在最近5个月中，国际组织对日本经济增长率预测进行了大幅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对日本经济的预测结果分别为－5.8%和－6.6%。主要原因是：第一，日本制造业所占比例高，并高度依赖外需，因此经济增长不仅受国内消费投资信心下跌的影响，而且受外需萎缩的影响非常大。第二，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当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时，银行资产直接缩水，其贷款能力必然下降。第三，日本面临更大的通货紧缩压力。第四，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限。多年来，日本中央银行一直实施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政策，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同时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政府债务负担。第五，日元汇率走强对日本的出口形成了巨大压力。
从卷入次贷危机的程度来看，欧元区经济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从近期披露出的信息来看，欧元区银行持有大量的不良资产。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对200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已经分别下调至－3.2%和－4.1%。其主要理由有：第一，和日本相似，欧元区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比例较高，受外部冲击较大，德国和法国经济首当其冲。第二，部分国家如西班牙、爱尔兰等仍然存在房地产泡沫调整的压力。第三，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受到制约。欧元区货币政策受欧洲中央银行控制，不对任何一国政府负责。在这场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一直被人们批评反应滞后。欧元区财政政策则受制于“稳定增长公约”的约束(即成员国财政赤字/GDP不得超过3%)。目前虽然这个公约的界限已经被突破，但多数国家仍反对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经济。第四，来自东欧的金融风险正日益凸显。
新兴市场经济体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希望所在。但过去的半年间，它们受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以金砖四国为例，国际组织将2009年俄罗斯经济预测从原先的增长4%～5%下调为负增长，巴西经济增长率也被大幅下调。只有中国和印度经济还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由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全球经济的核心国家(美国)和核心部门(金融业)，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将是非常深远而广泛的。
一是全球贸易萎缩与保护主义泛滥的风险。根据世贸组织的最新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将为-9%，而经合组织的预测甚至达到－13.2%。这都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跌幅。如果危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全球保护主义泛滥就可能成为现实。
二是全球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风险。受需求下降和流动性短缺的影响，2009年全球通货紧缩的风险加大。尤其是发达国家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更大。经济衰退阶段的流动性短缺是市场缺乏信心的结果。短期内金融机构的惜贷倾向有可能会引发通货紧缩。但是，我们认为中期内通货膨胀风险会加大。为遏制金融危机，各国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其中包括连续大幅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到接近零，欧洲中央银行也把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市场直接注入大量资金以缓解流动性短缺；政府发行债务以救助金融机构。这些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一旦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流动性泛滥将会再次出现。
三是美元贬值的风险。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阶段而言，资本持续流入是美国摆脱金融危机的希望所在。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出现强劲反弹。但2009年1月，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减少导致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国债，进而引发了美元汇率的大幅下挫，5月份更是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由此看来，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以后，美国也需要通过美元贬值以振兴经济。另外，为抑制金融危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解决财政赤字无外乎两条出路：一是增税，二是通货膨胀。在经济的复苏阶段，面对消费下降，增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通货膨胀既有利于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又有利于转嫁金融风险。当市场对此形成普遍预期时，美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贬值。
四是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模式面临的调整风险。多年来，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低利率。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所导致的风险低估成为多年来美国利率维持低位的主要因素，正是这种低利率支持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支撑负债消费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元的霸权。这场金融危机将促使负债消费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五是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撑点。鉴于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从金融管理体制到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从金融工具到风险定价、从融资模式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都将面临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金融业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成为拉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的基础产业。而其他产业目前也大多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难以有大的作为。在这种条件下，为新的繁荣周期寻找核心产业是未来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我们认为，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产业群最有可能担当此任。理由是：清洁能源产业具备改变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功能；传统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高油价将是未来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发展清洁能源将强化发达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博弈能力；清洁能源产业最有可能确立发达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清洁能源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环境保护，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规则，为清洁能源创造市场需求。（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商务部透露，7月14-17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将联袂访华，寻求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
7月9日，本报华盛顿特派记者从一位参与此次访华准备工作的外交人士处独家了解到两部长中国之行的部分议程。
据该人士介绍，此次访问期间，中国科技部和美国能源部有望签订两份合作备忘录，分别是建筑节能合作备忘录和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备忘录。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尤其在清洁能源领域双方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美国绿色科技企业的巨大机会。既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又能为中国解决污染问题。两全其美。”骆家辉7月6日在华盛顿说。
骆家辉很早就意识到扩大出口对恢复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他在就任商务部长的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我就任部长后将充分调动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把美国打造成世界出口贸易的领袖。”
在扩大对华出口方面，美国商务部是有侧重的，骆家辉4月间曾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大量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在提高能源效率、环保和医疗等方面。”
中国的新能源市场潜力巨大。“十一五计划”要求，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将在2005年基础上提高20%。
依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计算，中国能效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将减少3.3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这意味着巨大的新能源市场。
美国企业早已盯上这一商机。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例，其自2005年就推出“绿色畅想”计划，4年间投资数十亿美元，向市场全力推出新型环保技术，销售额由2005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250亿美元。
和注重双边贸易的商务部长略有不同，能源部长朱棣文对新能源技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上述外交人士透露，“朱棣文部长还希望去天津参观中国绿色煤电计划示范项目——天津IGCC电站。”
该电站将建设中国首个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发电系统，预计电站的污染物排放量仅为常规燃煤电站的十分之一，脱硫效率可达99%，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规电站的15%-20%，耗水只有常规电站的1/2-1/3。
除中国完全拥有这项技术外，美国和澳大利亚也部分地掌握了该技术。由于成本昂贵，该技术尚未投入商业使用。
据记者了解，美国GE公司正同美国贸易和发展署政府一道研究如何将这类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
此外，上述外交人士表示，两位部长访华期间还“希望与中国发改委、商务部、能源局、科技部和建设部等部门的领导人见面”。(实习记者李默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四五月间，中国人寿、泰康人寿、人保健康和国泰人寿先后获批。截至目前，共有6家保险机构获得了同业拆借交易资格。
第一财经日报7月13日讯 距央行发布《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已整整两年时间，已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保险机构，正在为即将开展的信用拆借业务奋战。CBN记者独家获悉，目前已有中国人寿等六家保险机构获得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从事信用拆借交易的资格。
备战信用拆借
2007年7月和8月，央行分别发布了《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和《保险公司等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审核规则》，首次将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6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同业拆借市场申请人范围。
据了解，两文件下发后，各保险机构即积极着手进行资格申请。去年，平安资产管理公司和人保资产成为首批获得从事同业拆借资格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CBN记者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获悉，今年四五月间，中国人寿、泰康人寿、人保健康和国泰人寿先后获批。截至目前，共有6家保险机构获得了同业拆借交易资格。
同业拆借，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的无担保资金融通行为。同业拆借交易以询价方式进行，自主谈判、逐笔成交，利率由交易双方自行商定。
对于同业拆借市场，保险机构并不陌生。早在1998年，保险公司就被允许加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次年获准办理债券回购业务。2003年，获准从事境内外汇同业拆借业务。《办法》的发布，则意味着保险机构可以从事信用拆借业务。
CBN记者从中国人寿资产了解到，信用拆借业务将由该公司具体操作，目前该公司正在做相关准备工作，除了对同业拆借业务系统进行测试和演练，还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一位人保资产人士则透露，虽然公司首批拿到了业务资格，但还没有正式开展该项业务。
据介绍，保险机构除了需要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资格批复，还需通过中国保监会的资格审批。目前该公司还在等待保监会的资格审批。
再增短融渠道
保险机构一向是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开展同业拆借业务，意味着保险机构又获得一个短期融资的新通道。
一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认为，保险机构开展同业拆借业务，可以丰富参与银行间货币市场的途径。目前保险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短期资金融通，以质押式回购为主。虽然相对于回购融资，信用拆借成本可能略高，但融资规模可以不受债券持有规模的限制。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需要防范的一大风险是现金流风险。当出现大额赔付或大规模退保时，通过拆入资金可以满足短期给付需要，特别是对于短期赔付波动性较大的财险公司来说，可以缓解资金变现压力，减少了短期资金需求对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的影响。
此外，上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介绍说，保险机构进入拆借市场，与银行等机构之间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利率将更加弹性化，有利于银行间市场利率曲线进一步完善。
中央密集调研谋划下半年政策 凸显集体领导理念
2009年7月13日 8点11分来源：新华网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密集调研，凸显了一个理念，即强调集体领导、同舟共济
一个月之内，中央政治局常委已先后到达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研。
7月4日至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山西太原、大同等地，深入煤矿、工厂、棚户改造区，调查工业生产和民生情况。这已经是温总理连续第五周利用周末时间，到各省调研。此前四周，他先后赴福建、西安、湖南、河北等省市调研。而6月以来，赴各地调研的，远不止温家宝一人。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奔赴各地调研。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表示，中央高层选择在此时进行密集调研，有多重用意。
今年第二轮密集调研
目前，2009年已至年中。过去的半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平常的半年。伴随中央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出台，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艰难摸索，并终于在年中的时候，出现见底回暖迹象。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中央高层展开了新一轮密集的调研考察：
6月5日至7日，温家宝在陕西省西安调研；
6月7日至10日，习近平到甘肃省庆阳、陇南、天水、兰州等地考察；
6月11日至15日，贾庆林到辽宁省锦州、盘锦、营口、大连、鞍山、沈阳等地调研；
6月12日至14日，温家宝到湖南省浏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调研；
6月15日至19日，李长春到上海市调研；
6月15日至19日，周永康到安徽省安庆、池州、铜陵、巢湖、合肥等地考察；
6月17日至21日，习近平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喀什、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调研；
6月17日至20日，李克强到河南省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调研；
6月19日至20日，温家宝到河北省唐山、秦皇岛考察；
6月22日，贾庆林在北京市调研；
6月26日至28日，胡锦涛到黑龙江省大庆、绥化、哈尔滨等地调研；
7月2日至7日，吴邦国到安徽省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合肥等地调研；
7月4日至5日，温家宝到山西省太原、大同等地调研；
7月6日，贾庆林到河北省廊坊市调研；
7月6日至8日，习近平到辽宁省大连、营口、鞍山、沈阳等地调研。
专家称，6月份以来中央高层的这轮密集调研，已经是2009年以来的第二次。今年两会以后，特别是在4月份，中央高层也先后集中调研过全国14个省市区，了解各地的经济运行情况。而去年7月金融海啸爆发之前，中央高层也曾纷纷赴沿海各省市区集中调研外贸出口情况。
密集调研有益宏观调控决策
在我国经济总体上“企稳回升的关键时刻”，中央高层赴各地进行密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视察经济刺激计划的实际效果，这显然有益于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决策，此举意义重大。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要深入到地方，实地了解各地经济和民生情况，为中国经济把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只有实地了解了各地的真实状况，才能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李拓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但基础还不稳固”的判断，这是中央最高层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的最新判断。而之前高层到各地的调研，正是得出这个判断的基础和前提。
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密集调研，为下半年中央经济决策找到第一手材料，提供决策依据。专家认为，温家宝在6月份的考察中，多次强调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在官方定调中国经济“企稳”之际，中央决策层进行大规模调研，是要为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做准备。“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虽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都关系到下半年政策的制订，因此，中央高层此时密集调研，为制订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做准备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还有一个目的，中央高层下到基层，深入到企业生产的一线、到老百姓的家中，这对当地政府、企业以及老百姓都有一个鼓舞作用。”彭刚说，中央意图通过走入企业、走进老百姓的方式，统一思想，让各地能感觉到中央对基层的重视，进而促使方方面面都能在下半年投入到生产中去，掀起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使经济在企稳回升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后劲。“从中央高层的行程安排，不难看出，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中央高层的治国思路很清晰，重点也很明确，释放出十足的信心，对各地企业和群众的鼓舞作用是很大的。”李拓说。
集体领导、同舟共济的示范意义显著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考量，专家还对中央高层集体外出调研做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分析。几位专家认为，层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密集调研，凸显出了一个理念，即强调集体领导、同舟共济。
记者也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北方的黑龙江、辽宁，到中部的安徽、河南，再到最南端的福建、海南；从钢铁、装备制造以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科技行业，到以世博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从汽车组装车间，到矿井深处，再到农民的田间地头，中央高层，分工协作、全面兼顾、重点突出。
“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既分工明确，又抱成一团，形成合力。”王小广说，这既体现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反映了高层在危机面前，要和全国人民共度时艰的决心和复苏经济的信心。
出动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大规模高层次的密集调研，专家认为，这本身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之一。而这样的集体调研，是最能保证科学决策的措施。“高层在同一时间下到全国各地，是中央决策层在政策上达成一致的必要步骤。中国地大物博，各方面情况非常复杂。高层只有真正深入到了第一线，了解了实地情况，才能经过汇总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出台科学的政策。”彭刚说。
“中央高层密集赴各省调研，不但是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而且，这种分工协作，拧成一股合力，决心共度时艰的行政理念，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李拓说，中央高层这种集体领导、同舟共济的治国方略，已经被中国经济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复苏这一事实证明，是具有先进性的。这种治国理念，不但值得我们赞扬，更值得各级地方政府学习。“如果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能学习和推行中央高层这种集体领导、同舟共济的行政理念，拧成一股合力，鼓足干劲，群策群力，那么，走出经济危机，最终实现经济更加健康快速发展就会是指日可待。”李拓说。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明博士在论坛上表示，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并购重组市场的发展。
黄明认为，随着股改的完成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并购市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目前为克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并购市场的创新和规模扩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他表示，应当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为契机，进一步强调通过并购兼并形成规模经营的重要性。通过促使产业整合产生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可以借助股改后的制度新环境推动并购市场发展。首先，股改的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实现了全流通，这使得对原不可流通的股权进行收购成为可能，特别是在二级市场的并购有了更多的交易标的。
其次，股改改变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格局，引发上市公司价值重估。这种价值重估将成为并购活动特别是优质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推动力。
再次，全流通后的上市公司股权具有更加明确的定价机制，作为并购的支付工具更具有可操作性，而股权支付取代现金支付对并购发展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推动。
黄明指出，应当进一步推动并购交易的创新发展，提高并购交易的效益与效率。
据介绍，这些手段包括加快发展并购融资贷款，鼓励定向增发并购融资方式，发展公司债并购融资渠道，积极发展私募并购基金、吸引战略投资者所持有的大量资金构建并购基金，鼓励上市公司在兼并收购中积极尝试利用定向发行的权证和可转换债券。
黄明说，应当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进程。目前，国有控股企业并购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行政性重组与市场化重组的矛盾和国有资产保值与流失的矛盾。
为此，应当引导树立股权文化，强化股东行为的市场化重组，弱化行政化重组。要求国有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必须认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
此外，还要完善国有资产并购重组中的市场化定价和竞争程序。保值增值和资产流失的矛盾，其核心是在涉及国有资产并购重组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市场化定价和竞争程序。因此，越是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越要完善定价及交易的程序。
同时，鼓励上市公司树立资源整合型并购理念，积极谋求并购协同效应。因为从国际并购的经验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并购活动都自然地能提升企业价值，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黄明在论坛上提出，应当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监管制度，提高监管效率。一是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推动市场主导型并购发展。应当避免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把企业并购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而进行盲目干预。二是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特别是要压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上的审批链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内幕交易。三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规范化进行。加强对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活动的监管，切实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严防“恶意重组”，关注股权转让后的资产置换，推动上市公司实质性资产重组。要求对实质的资产重组后实现管理链条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做出详细说明，给投资者充分的信息披露。
黄明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更重要的是要能看到机遇。要有前瞻性，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应当积极稳妥地实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战略抉择。
据介绍，从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进趋势来看，至少还有二、三年左右的机会期。要加强市场研究，及时发现机会。海外并购要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为立足点。要讲究实效，不图虚名。
黄明同时指出，上市公司并购市场问题与不足仍然明显。其中包括，并购尚未成为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之一，交易支付手段与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政府主导型的并购活动在整个并购市场中仍居于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参与上市公司收购以借壳为主要目的，外资并购瞄准行业龙头企业，监管水平与监管效率有待提高。
楼市存量房异军突起 存量房住宅签约量104652套
2009年7月13日 9点54分
易安房地产担保有限公司市场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北京市存量房住宅签约量为104652套，其中6月份再次冲高，达到历年以来的最高峰值，月度成交达到23982套，这也是北京市存量房交易连续4个月月度成交额突破两万套。
存量房正成长为楼市的主体力量，截至6月，存量房成交已经占上半年北京楼市总成交量的62％，存量房与期房成交比已经达到1．6∶1。
（责任编辑：王河晖）
嘉实回报混合基金7月14日发行
2009年7月13日 9点52分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已于日前获得证监会核准，将于7月14日在各大银行及各大证券公司和嘉实基金网上交易进行公开发售。嘉实回报混合基金投资范围中股票资产占比30%至80%，债券资产占比5%至70%。
（责任编辑：席鑫韬）
消费.农业深加工.地产.金融.新能源.
看看死叉能不能得逞。
假象b:b b:b b:b
:*22*: 选择了上还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