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yzsyt 于 2008-12-6 12:53 编辑 ] 看看自己的ID~ 果然是老人,:*22*: 2008-12-09 | 当前的股票市场与5·19行情有什么异同
1999年5月19日,股市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从1000点附近一跃而起,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上涨超过70%,很多个股价格大涨数倍。这是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股市走牛的“人造牛市”的经典案例,也是政策干预市场的杰作。在此之后,每当市场不好,希望政府出台政策干预股市时,投资者总是回想起当年的5·19行情。
现在市场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的股票市场政策面和基本面与9年前的5·19行情十分类似,言下之意将会出现第二次5·19行情。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下跌之后,该判断无疑带给很多投资者以希望的曙光,再看看手中的股票,大多数价格已经不到一年前价位的30%,于是很多人加入了抄底的行列。
当前的市场形势与5·19行情的确有些相似。5 ·19行情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而如今是全球金融危机;1999年,中国企业的出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内有国有企业改制的挑战,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如今是大量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有些甚至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1999年物价是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如今是物价从8%迅速下跌到3%,很快出现负数,通货紧缩的威胁日益加重;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上下,电力消费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如今电力消费已经出现负增长,工业增加值从17%左右快速回落到10%以下,GDP将出现“保八”的挑战。
在1999年的危机和挑战面前,政府采取了刺激股市的措施。因为政府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点,搞活股市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招活棋:只要股市活跃,老百姓的手中财富增加,可以刺激消费,有利于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泥潭;股市可以为国有企业融资,有助于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刺激股市上涨可以增加内需”。
从现象上看,当前的股市政策面及基本面和1999年真的十分相似,但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市场背景与5·19行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股票市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政府对股市的好感来自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使我们看到了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的缺陷,同时认识到直接融资的优越性,该认识在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被进一步强化。因为新经济泡沫破灭了,股市大跌,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是股票直接融资的优越性。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目标模式实际上定准了美国,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和美国类似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股票直接融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建立创业板市场”等都是在这种改革思路下的产物。
需要强调的是,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增加居民财产型收入”同样是美国的泊来品,直接来自于美国的“资产型储蓄”。维系美国高消费的重要手段是“资产型储蓄”,即通过居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增值来弥补储蓄的不足,资产型储蓄成为储蓄的替代品。无疑,如果我国能通过增加“资产型储蓄”(即“财产型收入”),就可以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十七大之后的股市大幅度下跌的事实告诉我们,“增加居民财产型收入”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弄得不好就成了“居民财产的再分配”。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至今,股票流通市值已经缩水5万亿元,指数下跌70%,几乎所有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作为理财“专家”的基金同样没有幸免,一年来基金共亏损超过1万亿人民币!
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居民财产型收入是靠不住的,储蓄才是正道。在次贷危机之后,温总理有一个总结,认为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三句话正是我国政府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总结与反思。如果说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不再迷信“东亚增长模式”的话,那么次贷危机将使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使我们重新认识股票市场及投资银行的风险与监管问题。
在几天前出台的“金融国九条”中,对股市的定调是“保持股市稳定”,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任已经落到“债券市场”,这是决策层对股市态度的重大变化,股票市场前头的许多定语和修饰词悄然消失了,此时再提“股市上涨可以刺激内需”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天真”了。
第二,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挑战,但赋予中国更多的是机会。正是由于那次危机,使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得以突破,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得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使中国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汽车业也是从那个时候进入百姓生活的。
住房制度改革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1999年后得到空前的发展,房地产投资成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全球重工业繁荣的直接推动力。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无法再找到类似的经济增长动力了。不仅如此,房地产价格泡沫将成为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包袱,而且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房地产都是如此。
另外,1999年IT产业正如火如荼,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IT行业的上市公司也成为当时全球股市上涨的龙头。中国股市在那一轮上涨行情中的龙头就是科技股,“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综艺股份”、“海虹控股”、“中兴通讯”等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没有主导产业的经济增长是乏力的,没有龙头行业和龙头品种的股市行情也一定是不能持久的。在9年后的今天,我们找不到类似房地产这样的经济支柱产业,也找不到类似IT行业这样的股市兴奋点了。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政策上,底气未免有些不足。
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世界经济需求端没有出现问题。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发达经济体在当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因此,当时的市场需求没有什么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制造业造到打击,为中国让出了市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暂时的,只要将眼光拓展得更宽些,亚洲之外是更广阔的天地。
而如今,“天下乌鸦一般黑”,全球金融危机使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遭到严重打击,全球的经济需求急剧下降,这对于严重依靠外部需求的中国经济来说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有一种选择是扩大内需,将中国的内部需求刺激起来,但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从短期看,如果给低收入者多些收入,则需求很快增加,但如何给这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呢?收入高的那部分人会同意这样做吗?从长期看,要增加需求需要政府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这都是艰巨的工程。
从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看,主要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通过这种方式增加需求只能解决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无法实现经济真正转型,无法使中国经济走上主要依靠自我循环的道路。因此,增加投资无法使经济出现转折,也不能使股市出现拐点。
第三,股市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前,政策对股市起决定作用,只要政策暗示做多,股市一定上涨。但2002年以后,政策对股市的作用越来越小,原因是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投资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前的机构投资者与2005年后的机构投资者有很大的差异,2001年前的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大多数是短线资金,很多钱是通过银行、信托、财政挪用来的,资金取得的方式并不十分合法。因此,这些资金只能做短线投机,当有政策暗示的时候,大家携带资金一起冲进来,这导致了2001年前的行情波动很大,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大,是典型的“政策市”。此时的股市博弈主要是庄家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或者说是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而2002年后市场悄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基金持有的股份占流通市值的比例从2000的1%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2005年的10%,2007年的30%,基金成为市场真正的主力。
基金的发展改变了股票市场的生态结构,博弈的对象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基金的迅速壮大使“坐庄”行为难以为继。道理非常简单,“坐庄”需要高度控制流通筹码,当市场出现了很多基金后,好股票里都有很多基金驻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基金是庄家的天敌”。2002年之后,基金规模出现超常规增长,基金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可以看作是基金消灭“庄家”的过程。当股市跌到1000点时,昔日的“庄家”基本上被消灭,因此股价见底。 2005年后的股市博弈主要是基金之间的博弈。
当市场的主要博弈对象是投资者与政府时,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自然很大,但2002年后,基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主导,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开始下降。
其次是市场规模发生了变化。1999年的市场规模按照流通股市值计算只有现在的15%,当时的流通市值是居民储蓄存款的10%,而如今,股票流通市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膨胀(主要是股改所致),流通市值很快将超过居民储蓄存款的50%(假如股价不变)。当市值很小时,只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操作市场的涨跌,而股市容量膨胀后,单个的机构很难操纵市场了。这也是目前政策难以改变市场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股市下跌到4000点以后,救市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刺激股市,但每次股市在短暂的反弹之后疲态依旧。这些现象已经证明现在的市场和以前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切忌以老眼光看新问题,否则风险难测。
总之,现在不是5·19。 dfsdaafsd
胡锦涛警告** 执政并非一成不变
(2008-12-19)●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昨天发表讲话,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领导的紧密关系。但他同时警告,假如不加强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失去政权也绝非没有可能。
胡锦涛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胡锦涛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加强建设的重要性,要增强忧患意识,要继续坚持**“艰苦奋斗”这一“传家宝”。
在谈到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十个结合”经验时,他说,“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另一方面,**也“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他提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没有**坚强统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设想的”。
相对于一年一度的“两会”或者2007年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的纪念大会会场里更安静,气氛庄严,显示改革开放在中国人心目的分量与不凡意义。
在演讲中,胡锦涛则是突出中国发展的困难。
他用了三个“世所罕见”: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他也坦诚中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此外,贫困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不过,尽管胡锦涛演讲中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坦诚**工作的不足,也表现出**在面对经济困难与社会矛盾频发现象的危机感,但观察界却认为,讲话内容对于能够真正有效遏制腐败的制度性改革的着墨甚少。此外,演讲多次强调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但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缺少明确的定义。
另一方面,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记者拦截访问,在被要求对胡锦涛讲话发表感想时,吴敬琏说:“将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贯穿到各个领域。” 太有意思了,太搞笑了,保准你乐得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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