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洲：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对付通货膨胀
来自：MACD论坛(bbs.shudaoyoufang.com)
作者：旋转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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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完全无效 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物价上涨同时存在。下面给出公式举例说明： 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 这也可从均衡价格曲线得到证明，需求曲线的左移如果导致供给曲线左移幅度更大，则均衡价格反而上升。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这种看似有理的推论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 货币紧缩若有效，就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即负的乘数作用），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的变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即货币供应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周转）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销量和产量就越小，则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借款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等）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商品周转快慢会使其单位成本有很大差异。 因此，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企业利润在商品价格中平均不足10％，但它却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的影响有十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正反皆如此。）另外，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93年6月紧缩货币后，通货膨胀速度显著加快，年通胀率93年底已达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还有巨额的银行坏账及多得无法计数的三角债。 纵观历史，货币紧缩很少有过好结果。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绝大部分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所有经济危机最关键的病根都是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制约着整个经济运行，所以危机时产生的其它一切经济灾难都是由最关键的货币流通的这个病根带来的。 如美国南北战争后为恢复战前金本位制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至少下降了40％。 法国政府在1884年后的几年中因大幅削减修建铁路和其它运输系统的财政支出，使货币供应总量减少，导致了该国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严重的经济衰退。 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胡佛政府错误的紧缩政策，造成了更大的经济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在金属货币时代至少两次因货币紧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一次是王莽篡汉时期，结果导致王莽被推翻。另一次是鸦片战争失败，白银因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大量外流，致使通货严重短缺，结果导致太平天国革命。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前，曾有10年紧缩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结果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滞胀”（即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里根上台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谓“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却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凭着供应学派主要靠减税增加商品供给的理论和政策，美国在里根时期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 直至今天，美国虽主要依靠从中国等第三世界大量进口廉价商品来吸收泛滥的美元以抑制通胀，但减税及避免“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仍是美国国内治理通胀（尤其滞胀）的基本原则。那些据说精通西方（尤其美国）经济学的精英们，竟对“供应学派”“减税”等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货膨胀的常识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一边高喊着“通货膨胀是主要威胁”而紧缩货币，一边将杀鸡取蛋式的高税率政策一意维持至今。造成日益严重的大规模失业。 历史证明：货币紧缩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如同一味烈药，不可随便乱用。它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社会交换价值功能的特殊条件下，其目的是尽量卡死投机性囤积的资金供应，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祛邪”还须“扶正”，货币紧缩即使如此使用也还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如此“紧缩”实际上已非总量上意义上之紧缩，而是总量均衡基础上“缩”“放”结合各有侧重。 如解放初期，陈云等领导的反投机性囤积，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粮食、纱布，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当发现银根紧缩导致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后，又立即投入大量货币收购农产品，订购工业品。不但很快制止了投机，增加了紧缺产品的供给，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而且消除了银根紧缩强烈的副作用。这一“紧”一“松”的配合，堪称紧缩货币最成功之应用典范。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2.使这些国家的资金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拉美诸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国自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央行及管理层以货币紧缩政策和杀鸡取蛋的（企业）高税率政策完全实现了美国人的这些目标。不仅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转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而且廉价出口换来的外汇储备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美国因此获得了六重巨大利益。1.巨额公司利润。 2. 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3.中国美元购买美国债以货币形式再次支持美国财政。 4.抵消了美国进口他国商品而产生的美元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1]。5. 为形成巨额财富外流（流向美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创造了条件。6.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93年6月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许多错误，尤其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腐败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买办势力尚未发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导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93年6月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自主方向，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其巨大损失概述如下： 1.超过4-6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即确实已无法收回的坏账的2-3倍）。 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以上。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央通过高增值税率将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中央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嫁到地方，大大加剧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及离心倾向。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混乱。 当然，中国各级政府还得到了GDP的统计数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数字经常还是编造出来的[注2]。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央行和管理层紧缩货币、高（企业）税率政策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仅以工作失误是解释不通的。有三事可证明其恶治之故意： 其一，宏观调控时对舆论也前所未有的加强了控制，此前关于经济政策的正常争论自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传媒对宏观调控“必须与中央保持严格的一致”。如国家喉舌媒体的内参，原来的对象范围是很多领导，但自宏观调控后变成仅面向管理层个别领导。这说明大权在握的经济权威知道其政策将产生什何等破坏性结果及遭何等社会反对，因此先严格控制舆论防人之口。 其二，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长期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并且还要挤干泡沫（以为外国贡献最大的经济价值），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 其三，更不可思议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异口同声地将我灾难性宏观政策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而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却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注3] 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有意严重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随着2003年外资大量涌入我股市楼市，并乘人之危兼并参股我大量民族产业（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等金融命脉），已实现其剪羊毛坐底意图，我宏观经济政策便不再紧缩，而是配合外资利用经济波动掠我财富，掀起了一波以房地产和股市带动的经济高潮。新高潮虽缓解了经济紧缩之困局，企业（包括银行等）经营有了改善，但因其是配合国际资本爆炒楼市股市掠夺财富之目的，巨大的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高速畸形发展，使我资源配置严重错乱，我宝贵的土地和资源大量浪费在空置房屋的不断建造上。而关乎国计民生的众多企业仍然资金紧张，失业严重。 当外资赚够出货并反手作空我股市后，央行及管理层又迎合美国利益再度紧缩货币，以运作外汇储备为名而发行1.55万亿巨额特别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我几乎二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1.55万亿元相当于10年国债建设资金，此外还要白白赔上每年1500多亿元的利息负担，又是10年国债建设资金。） 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而且二次对冲将巨额资金用于制造经济衰退还将产生3倍负乘数作用（-4.65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并大大恶化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 尤其美国次按经济危机爆发后，央行为给美国经济危机救火，除连续大幅增加利率并配合国际资本打压我股市，以将资金赶往美国，并为其再次廉价控股我经济命脉创造机会外，还与**公司楼继伟等将巨额美元购买美国垃圾债券，造成我国力巨大损失。 管理层宏观调控15年利美损我，除以央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外，财政部十几年来的企业高税率政策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杀鸡取蛋的企业高税率（增值税、所得税）与货币紧缩政策结合在一起，彻底封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整垮了大半企业，造成极为罕见的大规模失业和惨重的经济损失。为保中央财政收入，以高增值税率将巨大经济损失转嫁地方，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统统落到农民身上，使我国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社会矛盾因而空前激化，并大大加剧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及离心倾向。 时至今日，在失业及通胀威胁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财政税收仍在大幅增长。企业经营却依然困难，从而面临廉价被外资兼并的厄运。大量失业人口则继续起着压低出口商品工资成本，从而为外国贡献经济价值的作用。我国内大量储蓄也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 总之，15年惨痛教训至少应使我们明白这样一条真理：宏观调控必须由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所主导，而不应迎合代表他国利益的意志及其所误导的错误药方。 | 
发表于 2011-8-11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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