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将形成新结构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7%。从2015年的情况看，前三季度已经达到51.4%，年底完全有可能达到52%。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将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倍增。
基本形***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镇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从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据是：第一，如果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与发展阶段、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为52%，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能接近或者达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规模城镇化率能达到60%，与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0个百分点。我的看法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农民工”应当成为历史。建议尽快将户籍制度改为居住证管理，由对人口的控制转为对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我的主要判断是：第一，“十三五”期间消费每年还会以8%～10%的速度增长。第二，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将由2014年的32.9万亿元左右提高到45万亿～50万亿元。仅从消费总量增加的趋势看,“十三五”实现6%～7%的增长是有条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极其重要。
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大约为20%，而我国仅为12.3%，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达到20%左右。
“十三五”以制度创新形成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毫无疑问，新的经济结构形成是增长的新动力。问题在于增长转型对改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关键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
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
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市场资源配置的重点由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必然要求增长动力的转换。从国际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趋势。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由于把握了工业化发展以及全球货物贸易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趋势，主动推进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十三五”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加快走向服务业大国，关键是加快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低一高”：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例如，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较低。以几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为例，122项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贸易领域，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三是服务业服务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未来房地产的本质是服务。“十三五”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转型的问题，核心是以健康服务为重点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四是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中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但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还比较突出。例如,电信能不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价格。同时，涉及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如何打破垄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可以说，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中之重。
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增长转型全局。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要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就是说，服务业市场开放将成为“十三五”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如政策性和体制性矛盾。从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严重偏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带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第一，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第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第三，金融结构不合理，普惠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明显缓解；第四，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转型亟须的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
以改革投资体制为重点，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消费失衡是结构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经济领域诸多风险的重要因素。当前，稳增长需要投资，问题是投资要有市场、要有效益，不能为了GDP增长而投资。我国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不仅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与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例如，北京再建几所儿童医院都是有社会需求的。尤其是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有估计指出，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到目前为止至少在1万亿元左右，而实际的供给还不到2000亿元，这就需要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有效益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国有控股为主的大银行体制与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不相适应。以加快发展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尤为迫切，这也是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打造广阔的服务业融资平台，降低金融信贷机构设立门槛和准入标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第二，创新拓宽现代服务业融资渠道，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高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自身的特点，改变融资方式，推出丰富多样的信贷产品，促使中小服务型企业享有平等、便捷的融资机会。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同时改革财税体制。目前，“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建议，第一，深化消费税改革。尽快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建议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推动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从“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提高税收的透明度。第二，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现有财税结构对上大工业项目的激励作用比较大，而对服务业发展的激励明显不足。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负，逐步削减和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第三，改革企业所得税。建议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将企业公益性支出全部纳入抵扣范围；提高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形成小微企业的自动减税机制；提高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调整教育结构。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巨大压力。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加快发展，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当得到缓解。从实践看，从一般性的劳动力到技能型劳动力的转型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人口的客观要求，问题在于教育结构与转型升级、发展服务型经济不相适应。“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改革。为此建议，第一，着力打破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新格局。第二，加大教育市场的开放力度。优化民办教育发展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形成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第三，转变教育发展理念。突破现有带有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等的教育体制，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
纵深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激发市场，激活企业。经济转型升级有赖于有活力的市场，有赖于公平竞争，有赖于打破企业创业创新面临的政策体制枷锁。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权的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简政放权改革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建议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第二，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除政府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要求备案。第三，除农业等特殊产业外，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规范权力运行。第一，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触及部门间行政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配置。为此，建议把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提上改革的重要日程。
监管转型是当务之急。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为此建议，第一，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要严格分开。若某些部门既是审批机构又是监管机构的格局不改变，“放管结合”就很难到位，监管领域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二，实现由专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变。混业经营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大趋势，而金融监管仍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这成为监管不到位的体制性因素，因而建议尽快组建金融监管总局。第三，逐步从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转型，由此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权威性。
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无论是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是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都是立足于人的发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今天，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告别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市场环境创造的主体。这是社会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政府在转型改革上应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自由贸易进程。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取决于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有多大的突破。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为此建议，第一，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制定“十三五”服务贸易发展目标，使其总额增长到1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提高到20%。第二，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与此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第三，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转方式调结构是“十三五”时期的关键任务。要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判断我国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严重超过了行业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就钢铁行业而言，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当年的粗钢产能为11.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0.69%，意味着约三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钢铁行业的严重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达47.52%。
从生产侧来说，生产了这么多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GDP的确上去了，但是没有消费，导致产能过剩严重。甚至有专家表示，中国在2008年之前，过剩产能20%左右，位于全球平均值。2009年之后，这个指标直线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超过30%。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一些进口产品受到国内消费者追捧，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不仅奶粉，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美国手机等都在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中名列前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1.教育：社会办学带来供给多元化
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将被进一步打通。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2.医疗：民间资本涌入解决“看病难”
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3.住房：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各地发改委要抓紧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4.消费：“海外抢购”将成为过去
中央给消费升级的潜在领域描绘了一幅明确的蓝图：要求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重点推动服务、绿色、时尚、品质等六大领域消费升级。可以预见的是，通过供给端不断地改革、完善，未来国内也能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的产品，老百姓也不用万里迢迢远赴国外往回背“洋货”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获悉，作为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北京市正在研究拓展服务业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领域，再推新举措，另一方面，正在研究服务业扩大开放与京津冀战略的融合，与自贸区政策集成共享，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首批复制推广经验有望在今年5月推出，部分政策有望在京津冀率先推广。
此外，在中央部委层面，除了继续大力推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之外，今年商务部将结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着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金融、教育、养老、医疗、文化、电信、互联网、商贸物流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去年5月，经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将在三年试点期内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形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11月，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首批11项开放措施、22项改革、141项具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