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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z96524 at 2005-7-25 21:30郎咸平对中国股市最新评价 [转帖]
郎咸平在复旦的精彩演讲
我再来复旦因为复旦是复旦，我的那个国有企业大讨论就是从复旦开始的。
今天我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改变你们的一辈子，改 ...
郎咸平教授讲了那么多国外的经济历史，然后用这些标准往中国股市上一套，这就是郎咸平教授吗？
我感觉好象又一个王明。 楼上的，你懂什么？证券市场公司治理，法则是统一的。中国必须建立良好的体制、法制，还市场经济本来。中国市场才有救。朗现平的话没有错。
王明搞革命跟建设市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希望你要分清楚。 “郎先生，像你这种人，讲个股份制就会激动地要死，说难听点，你就是偏执狂，神经病一个。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她们的价值观是社会哺育的，他们有着”普遍价值观(Common View)“。他们只凭直觉来判断，是社会意见的缩影。” Originally posted by 股市潜规则 at 2005-7-25 23:00
郎咸平教授讲了那么多国外的经济历史，然后用这些标准往中国股市上一套，这就是郎咸平教授吗？
我感觉好象又一个王明。
王明是谁? 他揭露了顾雏军侵占上市公司?
还是揭露了利益集团侵占国资?
股市潜规则又是啥东西?呵呵! 学习.谢谢. 这些大道理基本分析版８０％的朋友早就明白．怎么解决？解决的了吗？
我们能做的只剩规避风险． 好文！好文！观点太正确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了
所谓经济学家
葛丰2005年07月28日
中国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而在当前由“郎顾之争”引出并激化的公平与效率的论战，其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比较与互换，而在于它再一次唤醒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德先生也就无所谓赛先生
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局限性），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是的，在未知领域日渐被征服的今天，火爆而如同中世纪宗教辩论般的科学争论几乎已经绝迹。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语境在大踏步拥抱赛先生的今日中国还会存在吗？不曾想，原本极容易否定的答案却被一名姓郎的教授搞了个不明不白。
“郎旋风”的横空出世因为其迥然不同的观点立场而勾勒出原本甚是模糊的“主流经济学家”阵营的轮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看似繁华的表象下，或者，反而由于其显学的地位而日渐削弱了学术赖以进步的自由争论的基础。真理未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也未必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说得好：“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因此，且不论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或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是否需要继续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最起码，仅仅依据主流与否而评判其各自研究的价值是荒唐的，而至于如影相随的人身攻击则更是彻头彻尾的倒退。
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注定艰难而曲折的长期过程中，经济学、经济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理论不能证明，只能证伪”，因为“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够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或许，这就是张维迎为什么认为“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的原因），对此，我们深感切肤之痛的是曾对经济学肆意歪曲、凌辱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发动俄罗斯糟糕的“休克式疗法”的青年改革派们过度拥有过巨大的权威以及傲慢的自信。这些熟视无睹于残酷的现实，
而能够从瑟瑟发抖在莫斯科魔鬼般的冬天的小贩中看到企业家精神复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一度狂热拥戴他们的民众最终得到了什么？一个寡头轻易窃取了改革果实的权贵资本主义。
周恩来总理以其惊人的睿智曾说过，“现在给法国大革命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而在当前由“郎顾之争”引出并激化的公平与效率的论战，其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比较与互换，而在于它再一次唤醒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德先生也就无所谓赛先生。人们不应忘记，二十多年前，当董辅礽、吴敬琏等一辈经济学家开创性并历史性地为发生在中国古老大地的深刻变革源源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及预见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允许他们坦承“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董辅礽，1979）的自由的环境。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螺旋型的，但其主旨毕竟是发展。今天，一度被某些“经济学家”所力挺的顾雏军和他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看来岌岌可危了，而一度被重炮轰击的郎咸平关于顾在关联交易、对财务数据做手脚、挪用科龙资金用于收购等方面的指责亦在一步步得到验证。关于这场风波的始末，可以留待众人探究、评述的角度和空间实在太多太大，这其中当然包括如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学术良知、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反思与考问，但归其根本，郎咸平有句话说得好，“学术不存在诽谤”，真正的学术的尊严赖批判与被批判而非诽谤与被诽谤而存在。
诚如文首的引言，争论本身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克服思想简单的局限性，郎咸平不失精准的预判应该推动而不是压制普遍性的对于这一点的认同与尊重。众口一词的炮轰以及众口一词的追捧不会是什么好事。凯恩斯说：“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或是郎咸平这样的“另类经济学家”，最好都能够这样认为。
当然，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确实在受他们影响的芸芸众生先行这样认为。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28日 第五版) 来看看老平 支持浅规则 Originally posted by 留平头 at 2005-7-28 15:32
支持浅规则
谢谢兄台的支持。
这里的水太深了，《所谓的经济学家》好象是有备而来，针对性很强。 郎可不是王明，他讲过叶铭琛和QFII的故事，就是说不能盲目引进外国的东西。郎比较推崇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认为没有这些基础制度和理念，引进外国一些制度就没有基础，引进了也是白引进。同样表现在中国的私有化方面，郎不是反对私有化，但认为中国没有私有化必须的基础，所以私有不一定比国有强，国内有分量的经济学家只有郎和林毅夫认为国有制不一定导致企业无效率，但他俩出发点不一样。另外郎是傲了点，但他在国际财务学界的地位不是浪得虚名，傲的资本还是比较充足的。 Originally posted by bluewoods35 at 2005-7-28 16:50
郎可不是王明，他讲过叶铭琛和QFII的故事，就是说不能盲目引进外国的东西。郎比较推崇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认为没有这些基础制度和理念，引进外国一些制度就没有基础，引进了也是白引进。同样表现在中国的私有化方 ...
兄台所言极是。
在下本是打了问号的。
无论哪个行业，能够成名的，必然有独到之处，更何况是对于复杂的治国之术。
但除了革命一词比较容易简单的概括对于腐朽事物的解决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自然非常复杂，这在今天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对于问题的存在，我们的D和ZF其实是非常的清楚，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而且现在处理问题的水平更加高明了。
只是有些著名学者有时有意或无意中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他们采用断章取义的一贯手法，或者利用记者的倾向性的提问，再加上某些所谓学者自身口无遮拦，就更加容易被利用。
本人对某著名工程的操作手法就感蹊跷，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权威学者联名上书呢？很多事情不是偶然的，潜规则使然罢了。
我们其实期待着权威学者们真正的为民谋事，为国强民富谋事，而不是为个别利益集团谋事。 唉，现在经济学家也面临诚信危机啊，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某些经济学家成为一些民企的代言人》，虽然里面大多东西都是出自偏激人杨帆笔下，但还是曝光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另一面，给个链接：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4677
经济学家如果没有解决办法那么谁来提出解决办法？(转贴)
争论中国经济是上升还是下降根本没有意义(转贴)最近许多媒体报道经济学家们在辩论“中国经济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下降”问题，鄙人认为没有意义。
因为第一、历史证明世界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事先预测经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轨迹，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成功预测了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道路和结果。 中国经济所有的发展道路和结果都是全国普通民众一步一个脚印和血汗探索出来的。
第二、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问题发表过一些观点和看法，但是实际上这些看法和观点早在他们发表之前，已经被天天在经济第一线实践的民众和有责任之士所发现和提出。只是他们并不出名因此没有被国人所重视。 如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早在80年代处经济刚刚开放不久就有民间人士提出；中国的环境破坏和保护问题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科学家提出批评。
第三、今天花时间和精力来辩论中国经济是否继续高速上涨，还不如认真研究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许多问题几乎已经家喻户晓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去认真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可行的解决办法。
因此争论上升和下降问题没有意义，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经济学家如果没有解决办法那么谁来提出解决办法？
经济学家莫拿良知换出场费
2005年08月12日07:12 证券时报乔新生（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据媒体报道，自从中国、国资委和公检法部门联合调查组进驻科龙集团以来，发现了众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2004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科龙集团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期间，有十几张转账支票给了与会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后来对科龙财务资源部副总监询问得知，当时科龙给参加研讨会的知名学者出场费是每人8万元，另外根据每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的稿件，按每字10元人民币支付稿费。仅参加此次研讨会，部分经济学家就有10多万元的收入。
专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专长，为企业出谋划策，收取费用，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参加某个企业组织的研讨会，并且收取高额费用之后，居然对外宣称自己跟企业家不熟，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我想，作为研讨会的主办单位，必定会对这次活动追悔莫及，因为专家在收取了大量的出场费之后，居然声称自己跟企业家不熟悉。看来，科龙集团做了一次亏本买卖。
作为经济学家，在对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发表意见的时候，必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表客观公正的见解，帮助公众了解企业的真相。即使有选择披露信息，也应该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坦率承认对举办活动的企业了解不够。如果拿了人家的钱，再说与人家不熟，那么不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就是别有用心地误导公众。
如果这样的经济学家多了，那么社会的安全系数就会下降。因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必须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既不受雇于市场主体，同时也不充当政府的代言人，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导公众对市场主体和政府进行评判。
在专业讲台上，学者对自己发表的任何意见不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专业素养，向同行发表学术意见。可是，如果学者在公众场合指点江山，发表对企业家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意见，那么，他必须承担起责任。因为，这时学者其实是在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专业意见，这些意见有可能在公众中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我们需要经济学家在公众场合发表对中国企业，乃至中国企业家生存状况的专业性研究意见；我们需要学者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自己的专业研究基础之上，对国是发表议论。但是，企业家在扮演公众知识分子角色的时候，不能够转移公众的视线，不能掩盖真相，更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企业家而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果人们发现经济学家不再值得信赖，如果公众从大众传媒上不能得到正确的专家意见，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处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公众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因为经济学家的错误导向而产生危险的后果，如果那样，不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且整个社会将会陷入到尔虞我诈的蛮荒时代。
拯救经济学家的灵魂，拷问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系数。如果在社会中，缺乏那种利用专业知识发表权威意见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或者知识分子，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更加不透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市场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将会更加困难。所以，强调经济学家的道德责任，唤起他们的耻辱感，并且辅之以法律手段，矫正部分学者不良的心态，是中国今后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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