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3日（星期五）政策消息面情况专贴，欢迎大家添加。
访中国驻WTO大使:世贸新框架中国埋下伏笔2004年08月12日18:51
国际先驱导报驻日内瓦记者/李洁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147个成员在8月1日0点30分就“多哈回合”的主要议题达成框架协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随后就中国在谈判中的作用和利益维护问题，采访了中国常驻世贸组织(WTO)代表孙振宇大使。
《国际先驱导报》：孙大使，谈判辛苦了。先谈谈你对最近WTO达成框架协议的总体评价吧？
孙振宇：在经历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会议的挫折之后，WTO框架协议的达成对成员政府与广大企业界发出一个积极、正面的信息，有助于重新恢复人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所以，WTO总干事素帕猜称之为“历史性”的胜利。对于明年9月将卸任的素帕猜来说，这可能是他就任总干事以来WTO在多边贸易谈判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从框架的实质内容来看，应当说是各方经过艰苦谈判，相互做出一定妥协的产物。当然，由于框架协议仅仅确定了各重要领域进一步谈判的大致方向和原则，只不过是完成多哈回合谈判迈出的第一步，今后谈判将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入世时承诺的最高农产品关税很低，而西方发达国家迄今仍紧守其农产品贸易壁垒。
孙振宇：大幅度削减发达国家的关税高峰是这一轮农业谈判的一个重点。尽管经过八轮WTO贸易谈判，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平均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其重点保护的农产品关税仍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例如，根据2001年各国通报，美国带壳花生关税163%，未去梗的烟草为350%；欧盟烟丝为75%；日本牛肉为50%，大米为450%。相比之下，中国在加入谈判的承诺中，农产品的最高关税只有65%。
在谈判中，欧盟、日本、瑞士等成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市场准入中对其“特殊产品”(SpecialProducts)给予特殊差别待遇的机会，提出了“敏感产品”(SensitiveProducts)的概念。这些“敏感产品”不用大幅度削减关税。这就为日本的大米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奶制品、牛羊肉、食糖等政治上较为敏感的产品在所谓“非贸易关切”的借口下提供了继续受保护的手段。
《国际先驱导报》：有报道称，印度在此轮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的作用如何呢？
孙振宇：商务部易小准部长助理率领的中国谈判代表团由农业部、财政部、发改委、海关总署和常驻世贸团等单位代表组成。中国谈判代表团与以巴西为首的G20、以印尼为首的G33、以及非洲集团、LDC集团、ACP集团等广大发展中成员协调合作，互相支持，相互呼应，积极捍卫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当然，我们与美国、欧盟以及以瑞士为首的G10和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凯恩斯集团等发达国家也保持良好接触，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在谈判中发挥了积极、建设性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那么，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在谈判中的利益一致吗？
孙振宇：作为一个发展中成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就捍卫了我国的利益。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呢？
孙振宇：我国的确有一些特殊的利益关注。在谈判中，经过代表团据理力争，我国在国营贸易企业纪律、微量许可优惠待遇、“特殊产品”优惠待遇以及新成员待遇问题上的关注，在框架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为下一阶段谈判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打下了一定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框架协议的最终达成，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局出发，在确保我国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我们也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与启动贸易便利模式谈判中表现出一定灵活性，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会上会下的磋商，就发展问题的表述达成了一致，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
2004年08月12日16:55 南方周末
粮改自1985年开始，在曲曲折折行进了近20年后，终于迈出至为关键的一步：让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政府脱钩，真正实行自负盈亏。他们的对手将是经政府批准的私营粮食企业。
7月底，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的核心内容是国有粮企脱钩，走向市场。
它所传达出的明确信号是，粮食价格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不是政府之手。令整个粮食系统备受震动和关注的国有粮企改革，不过是其中应有之义。
从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历程看，《意见》的出台正是顺应大势之举。
由于粮食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中国政府在粮食问题上一直采取相当谨慎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自由购销体制后，从1953年起，粮食和棉花的流通体制迅速进入了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实际上，这种体制也成为中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先导条件之一。
从1985年开始，中央提出对粮食流通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粮改由此开篇。此后粮改所经历的一系列历程，从合同定购、国家定购和价格双轨制，到后来的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购销市场化试点等，实则是市场力量逐步压倒计划思想的过程。
当然，真理也是逐渐被认识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粮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让决策者相信，对粮食的生产、流通乃至粮食的价格，都必须使用看得见的手。粮食购销是国有企业的事，私营企业和个体粮贩收购粮食被严令禁止。
但是效果并不好。如果不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兜底，许多粮企早就破产了。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央和地方财政又都不堪忍受。
至于粮食价格，由于价格信号被扭曲，导致中国粮价往往大起大落。粮价高涨时，大家一窝蜂种粮，结果导致粮食过剩，粮价走低；粮价低迷时，农民无心种粮，结果又影响粮食生产和供应。总之，有了计划经济的痕迹，粮价和粮食生产都很难做到平稳。
所以，粮改进行到后期，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是必然选择。
和以往进行的各种改良式的粮改相比，此次把粮食购销体制的核心主体———国有粮企完全推向市场，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政策破冰至此，给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不过，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历史原因复杂，牵涉面广，如何推进既定改革，也须设计周全。比如，粮企与政府脱钩后，如果资产状况不佳，银行是否愿意为其提供大量贷款去收购粮食，可能就有疑问。去年，至少在安徽就曾发生银行拒贷的情况。
另外，从政策制定看，国家和地方要在全国组建大型国有独资或控股粮食企业集团，并积极鼓励各地县市采取类似行动。如果要确保国有企业在粮食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此举自然必要。但如果又怀有借此调控粮价之意，似乎又违背了市场化改革的初衷。
最后，既然改革的目标是迈向市场化，粮企脱钩后，能否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国有粮企与私营粮企同场竞技，也至关重要。但是从《意见》全文看，对私企在未来粮食市场中的市场准入、经营空间以及政策环境等都甚少提及。 CSFB专家陶冬表示中国经济软着陆机会大增
2004年08月12日18:50
国际先驱导报驻香港记者/王健平 报道
中国为实现经济软着陆而进行宏观调控，针对目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阶段性成果，《国际先驱导报》为此采访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陶冬连续多年被权威业内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评为“亚洲最佳经济分析员”。
早调控不耽误奥运和世博
记者：说起软着陆，恐怕还得先说说中国经济此前的情况？
陶冬：我判断是否经济过热，一般的根据是消费过度、投资过度或政府开支过度。但中国这次过热表现在几年后制造业产能的极度过剩。
我认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是全方位的。最明显的是钢铁产业，中国去年钢铁产量为2.22亿吨，居世界第一。其产量超过世界第二至第四大钢铁生产国的总和。在此规模上中国还进口了3700万吨钢，占世界去年钢铁贸易的1/4。所有新上的钢厂都指着3700万吨进口钢，认为“国内需求甚殷，完全可以再上新项目”。甚至有人认为“如果钢价维持在高位，我的项目一年可以回本”(当然，这以不还银行贷款为假设)。中国去年的钢铁总需求是2.6亿吨，而2006年需求最多可达3亿吨。但据测算，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国2006年钢铁产能竟可达到4亿吨。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铁矿石可供炼钢；即使有，也没有这么多船将铁矿石运到中国；即使有，中国也没有这么多电力来维持“电老虎”们运作。而靠贷款上项目，最终以不良资产的形式、靠国家买单来收尾，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中国不进行宏观调控，估计产能短期会翻一番的行业还包括电解铝、汽车、手机、聚乙烯、纺织、纺织机械、港口集装箱等。到一定阶段，这些产业会出现产能过剩。这将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发展，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记者：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儿？
陶冬：我认为投资过热的根源有两个，即银根过松、体制弊端。目前的货币环境基本仍维持着当年抗通缩的体制。随着通胀再燃，货币环境正常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通胀反弹、利率不变的情境，实际上等于减息。
体制弊端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GDP本位主义和银行体系缺少系统的风险规避机制。另外，民营企业的重化工化存在经验不足、决策不周的因素。它们的投资实际上是“理性”的投机行为(即利用信贷泛滥进行杠杆投资。赚了归自己，亏了属银行)。
中央采取措施使经济软着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中国过度投资现象还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不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讲，中国经济开始降温还不至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收一收，距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有足够的时间，经济可以进入新一轮周期。
调控得喘息，仍存瓶颈问题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来看，你如何评价中国此次宏观调控目前取得的效果？
陶冬：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工业增长速度减缓、货币贷款增速回稳等数据上看，“降温”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软着陆的可能性大增。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我们有四个理由看好这次调控：一是这次政策调整较上次早了12至18个月；二是尽管投资下滑，但居民消费和出口竞争力较10年前大有提高，为整体经济提供了一个缓冲；三是今天的国际收支、通胀水平和“三角债”问题远比1994年时小，而稳定的宏观环境提高了软着陆的成功可能性；四是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观念立场会随中央政府的决定发生改变的。
记者：这些数据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忧心舒了一口气？
陶冬：我觉得随着投资数字下来，至少在心理上有点“喘息”机会，但是在经济上“喘息”的空间还不是太多。因为所谓“过热”的最大症状是瓶颈现象，比如煤、油、电、交通等。6月份统计数字出来后，我们发现瓶颈现象还在继续，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出口商、农民和外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电力短缺现象目前尚没有明显改善。这中间虽然有部分季节性的因素，但电力和交通没有出现像月度经济数据那样的显著缓解。电力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很大，农产品对运输的需求很强，这个问题不解决，真正的“喘息”机会还没有到。
记者：中国经济要想好好“喘息”，看来还有待于瓶颈的舒缓？
陶冬：是的。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但有些东西却未必都能进口，比如说电力、交通等。中国是煤炭第一大生产国，而现在煤炭都供不应求。原材料、能源、电力、食品、交通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制约。
加息与放松银根的辩证法
记者：你认为宏观调控会持续多久？调控一旦放松以后，会不会反弹？
陶冬：这些问题现在还很难说。(调控放松)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所以我既承认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强调现在讲已软着陆还是言之过早。
记者：以你的标准，如何判定宏观调控是否成功？
陶冬：中国目前的调控成效，是在资金一片紧缺、民企出现资金断流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资金断流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会影响到经济中健康的肌体，这个隐性成本不得不考虑。目前调控的持续时间，我们不可能不考虑进去。
关键是要看，银根放松或者信贷微调后，投资会怎么反应？如果银行银根放松到其正常运作水平，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低效益建设均不再出现，调控就算成功。只有看到这个结果，我就可以确信，经济已成功软着陆了。
记者：在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上，你对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有何建议？
陶冬：我对此有两个政策建议：一是微调信贷政策。第一轮信贷紧缩已经取得初步进展，投资热得以暂时抑制。为防止因资金周转而可能出现的破产潮，银根宜适当放松，但整体信贷政策基调维持偏紧。以区别对待的方式，使正常的商业活动得以维持，而过度投资继续受到压制。
二是加息。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意味着不变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政策的连贯性应在动态中体现出来，即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政策，以维持一个中性的货币环境。加息未必意味着紧缩，而是根据通缩变通胀这一现实，将利率水平正常化。这和美国联储日前的加息性质是一样的。加息无法制止地方上非市场因素驱动的投资扩张，但对制止房地产过热和原材料囤积却有效果。同时，加息但放松银根，也为健康、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民企提供一条生路。 中央企业收购投资过热行业将受到严格控制
2004年08月12日18:49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齐中熙、刘羊旸)中央企业今后收购钢铁、电解铝、水泥等目前投资过热的行业将受到严格控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五点注意事项，强调收购这些行业必须事前报国资委，而境外收购也要先获得国资委同意。
国资委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收购活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投资过热现象，国家逐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工作。在这过程中，中央企业的收购活动，特别是在涉及上述行业的收购活动中，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企业收购活动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企业主营业务不一致，对被收购对象缺乏充分评估，规避风险的意识不强等，少数企业还存在盲目扩张的倾向。
为此，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国资委提出了五条注意事项。这五条注意事项是：
中央企业收购活动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格遵守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关规定，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当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严格控制的行业的收购活动必须事前报国资委；中央企业境外收购活动，企业在上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前应获得国资委同意；按照“突出主业”的原则，中央企业收购活动应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拟收购对象的生产经营业务应与本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业务相同或有较高的关联度；对拟收购对象要进行规范的资产评估、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对拟收购对象涉及的债权债务、土地划转、职工安置分流等事项要依法妥善处理；不鼓励中央企业之间对拟收购的同一对象进行竞购。 两难命题:中国要不要"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004年08月12日18:48 新浪财经
中国企业家 “市场经济地位”之争只是中国贸易摩擦多发期的一个插曲，也许中国政府不必要为0.5%的贸易额付出更多的代价
文/本刊记者 丁汀
要么再等15年，要么与WTO100多个成员逐一谈判——为出口企业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入世两年之后凸现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两难命题。
当然，这个问题真正棘手之处在于，如果中国政府表现出急于获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想法，那么必然要牺牲更多国家利益。“市场经济地位”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到底有多大？而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占出口0.5%涉及反倾销的贸易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
如果看看美国与欧盟的要价，其实选择并不难做出。不过，对于占出口产品0.5%的涉案中国企业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对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有失公允。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此历经磨难，但他们能对此期待更多吗？
“善意”的提醒
6月，当欧盟初步决定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消息传开以后，国内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讨论热烈展开。然后是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在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表示“关切”之后，埃文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人认为我们在决定谁是市场经济国家时有很大的商量余地，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事实表明，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他们都认为和中国讨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还为时尚早。更有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善意”的提醒：中国没有必要去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因为那会招致比现在更大的压力—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重攻击。
“非市场经济”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是西方国家在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是在反倾销调查中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法律技术概念。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下，调查当局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本数据计算“正常价值”，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原始数据。这正是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最多，而胜诉率却极低的重要原因。
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作为最终签署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保留15年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基于WTO“一视同仁”的原则，其他成员也搭上了“便车”，可以把中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要求得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需要和WTO成员一一谈判。
中国入世谈判的见证者、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是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最明确的中国人。“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他说，“这在中国入世谈判结束后就已明确了，不需要任何人重新确认。”
龙永图强调，“非市场经济地位”要求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证明自己是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行，“仅仅是针对个别企业的，并不针对整个国家”。他还提示说，在处理反倾销的问题上，中国要“依法办事”、温和处理，尽量摒弃政治化和情绪化的方式，因为“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是小商贩”。
在商务部内部，龙永图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这也是商务部各司局开会时明确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说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而言是不公正的，有人就问：既然是不公正的，为什么我们当初要接受？持这种观点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加入WTO我们签署的是一揽子协议，你在这方面的让步，和在其他方面的得利是放在一个筐子里的。”
对手的企图
“不言自明，美国希望借此对中国经济的私有化施加更大的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表示。埃文斯访华时已明确透露出了这样的信号。他抱怨说，中国经济有太多的关键资产和生产资料被国家拥有和管理——“中国经济制高点上亮出的‘待售’信号太少，我们需要见到更多的‘待售’信号。”
“你让他们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就得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李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不管是美国或者欧盟，显然都不会轻易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对中国而言，是否有必要为0.5%(中国反倾销涉案金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的贸易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值得深思熟虑。”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中国外贸尤其是反倾销的确有影响，但是大可不必把它提高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法律部主任刘建伟说，“因为它适用的范围非常狭窄。”
在已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中，只有南非是中国“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李雨时看来，和这些国家的谈判几乎没有意义。
所以，站在全局高度的“龙永图们”认为，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讨论是无意义的——虽然对某些涉案企业而言，这几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为什么不关注占多数的99.5%，而只对0.5%争执不休呢？”龙永图如是说。
仅仅是一个插曲
中国不同级别的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中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而围绕“市场经济地位”的辩论似乎只是“多发期”的一个插曲。
“我们的出口增长达到20%甚至30%，同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却在4%-6%徘徊，从去年开始才有所好转。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增幅越快，证明你越多地抢了人家的饭碗，人家当然要想方设法对付你。”商务部一位官员对“反倾销”案件的骤增并不感到惊讶，他的很多同事也持同样的观点。
这位官员回忆说，在1998年他刚刚调到原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都在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实现当年出口2000亿美元。那一年他们最终没能如愿，全年出口是1800多亿。但是现在，这样的目标，“5个月就可以实现了”。
“退一步讲，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他表示，“实际上涉及反倾销的出口额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不过占0.25%，占出口总额也只有0.5%。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8500亿美元，其中出口近4400亿，其中反倾销的涉案金额，不过22亿美元。”
从1979年8月欧共体首次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4年5月1日，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72起反倾销调查，总涉案金额186亿美元。2002年，全球共提起了285起反倾销案件，其中针对中国的有48起，在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体中，欧盟排在第二位，为27起，美国为10起。
为什么在世界贸易中排名第四的中国会成为反倾销的最大目标，而且“领先”的幅度又是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局长王世春解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头；二是中国出口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竞争优势趋同、产业结构类似；三是中国出口经营秩序“有待进一步治理和改善”。
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官员、专家和企业界人士都强调了其中的第三点。“有些企业在国内打‘价格战’习惯了，就不自觉地把这种策略搬到了国际市场上。”刘建伟说。
相对于近几年平均每年近50起被诉倾销，中国国内对进口产品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要少得多，自1997年12月首次提起反倾销申诉以来，截至到目前，中国企业对进口产品申诉并立案的反倾销案件共30起(其中85%限于化工、钢铁两个行业)，而经常因为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被选定为替代国的印度，仅2002年，即提起了80起反倾销调查。这是我们还并不熟悉的工具。
真正的“威胁”
官方的评价难以把握要点。但是刘建伟律师和李雨时副院长都明确地说，实际上，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而言，“特别保障机制”才是真正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现在看来，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将更多被新的贸易壁垒取代，”刘建伟说，“特保、反补贴、贸易保障措施，美国的301、337条款，欧盟形形色色的技术标准等等，这是大的趋势。国内的很多企业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特保措施将是比反倾销更大程度，也在更大广度上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壁垒。”
从世界范围看，贸易保障措施的立案较反倾销发展更加迅速，自1995年至2002年，全世界年内反倾销的立案数量从156起增加到285起，而同期贸易保障措施的案例，则从2起增加到132起，发展势头盖过反倾销。
同时，由于贸易保障措施可以在一个案例中对多种产品同时实施，且其对象是该类产品本国市场上所有的进口国家。所以刘建伟认为，实际上贸易保障措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反倾销。
由于保障措施调查程序比反倾销调查程序简单，没有计算倾销的内容，所以很多国家更愿意选择使用保障措施手段。
而特别保障措施(即“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也简称“特保措施”)则是针对中国的，也更加容易被采用的贸易保护机制，且带有更强烈的歧视色彩。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相关规定的，WTO成员可以在“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对其国内市场造成扰乱或产生重大贸易转移”时，针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的限制措施。
这是和“市场经济地位”一样，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中妥协的产物，但是它比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影响更加巨大。“因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只有在反倾销调查中适用，反倾销立案调查过程要复杂得多，你要证明存在倾销、对本国产业造成了伤害、在伤害和倾销中存在因果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刘建伟说，“而特保措施则容易得多，只要它认为你的产品对他的市场造成了扰乱，就可以直接对你的产品进口进行限制。”
刘说，这是“顺手就来”的手段，而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特保措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国外对付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的工具。据介绍，2003年，国外对中国实施特保措施的案例有10个，其中5个是美国提起的。“都是些小案子，从最早的座椅升降装置、管件接头到钢丝衣架，涉案金额最大的不过600万美元，小的则只有十几万美元。”刘说。
“我感觉他们是想要形成一个先例，因为金额越小，中国企业应诉的可能性就越小。先例出来了，以后照方抓药就有了依据。”刘建伟庆幸地说，“好在这5个案子，我们都去应诉了。在这方面，经济利益反倒成了其次的东西。” 上市监管链为何环环失控?
2004年08月12日15:46 新华网
中小企业板块开盘仅两周，“江苏琼花”因未披露上市前2500万元无法收回的国债委托理财事项，受到深交所的公开谴责并被立案调查，证监会开出了保荐人制度实施后的首张罚单。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埋有“地雷”的上市报告，董事会称不知情，会计师事务所、保荐人、承销券商直至证监会审查程序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专家指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中小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上的薄弱，也凸现出当前证券市场发行机制、交易监管制度的缺陷。
埋有“地雷”的合同把琼花拖向深渊
作为荣登中小板块的幸运儿，6月25日，江苏琼花在深交所上市时可谓光芒四射，股价一度飙升至21.85元的高价。而到了7月12日，深交所一纸公开谴责，令其股价应声跌停，中小板块所有股票也普遍下跌。
记者近日来到地处扬州市郊杭集镇的江苏琼花办公区。“好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从上市的巅峰落入质疑的谷底。”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在青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财务部门得到董事会授权进行的自营国债投资变成了委托理财，闯下这么大的祸，这真是“丢了西瓜拣芝麻”。
据了解，2003年6月，江苏琼花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对总额不超过2600万元的闲置资金进行国债投资，决议中特别写明“董事会决定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自行购买国债和基金等不违法、不存在变现限制的投资品种，以取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投资回报”。
或许是之前的一系列成功投资让财务总监施建新壮了胆，在未向公司董事会汇报的情况下，当年自行将1000万元、1500万元资金分别委托给德隆旗下的恒信证券、德恒证券进行国债投资。然而，正是这两份国债合同，埋下了“地雷”。
记者调阅的江苏琼花与德恒证券签订的委托购买国债合同显示，“甲方自愿以其现有资产1500万元委托乙方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记账式国债，委托期限12个月。本合同是2002年7月25日至2003年7月25日之合同的延续。”一位专业人士说，现在回头看来，此前的合作属于“钓鱼”，目的是诱使琼花进一步上钩。
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是双方合作的关键，然而，这份主合同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说明只是：“不会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记者发现，同日签就的《补充协议》却注明：“乙方保证甲方委托管理的价值1500万元国债的年收益率为9%。”
琼花第二次“上钩”之时，也是噩梦开始之际。今年4月份，德隆旗下各信托、证券公司打着国债投资旗号实际进行高利率融资的理财黑幕被陆续挖出，琼花公司的委托理财款项无法收回。
国债委托理财：高利率背后隐藏着高风险
就在今年4月28日，江苏琼花、恒信证券和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协议书，德隆国际同意为恒信证券的支付行为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然而，5月31日，恒信证券与德隆国际均未能履约。专业人士指出，琼花所遭遇的委托理财的戏谑，正是德隆黑洞的生动写照。
因害怕披露会影响上市而被追究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未敢向董事会和中介机构汇报。6月25日，琼花在上市公告中仅披露了国债投资情况，而未披露委托理财事实。
7月17日，江苏琼花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对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总经理等有关当事人作出严肃处理。
国债委托理财为什么会埋藏隐患？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交易经理郭昕炜说，高利率背后必然隐藏着高风险。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投资者在交易所买的挂牌国债，账户都集中托管在券商的一个席位上，没有分账户。有些证券公司就挪用客户的国债来进行抵押性“回购”，许以高利率的委托理财，成为券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
专家认为，国债本来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但国债回购或者券商以国债为基础的委托理财业务却是一种衍生产品。从内控制度来说，巨额委托理财作为一种商业协议，公司应履行严格的法律和审核手续，董事会授权后要有相应的审查和监督程序，不可轻信。现在看来，“琼花事件”里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关于收益的承诺相互矛盾，公司决策层和法律事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这埋下了隐患。
中小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薄弱
琼花国债风波发生后，琼花董事会道歉检讨，配合监管机构的检查，并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大股东琼花集团迅速筹集资金，承担国债投资的所有损失。
曾在国企做过多年管理的琼花公司总经理敖吟梅说，企业经营层长期埋头于产品经营，但在向资本经营转变过程中，专业知识空白，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金融产品风险评估不足，这些不是两三次上市辅导就能解决的。
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士坦陈，在琼花这样一个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的企业，敏感的投资业务，让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来执掌，技术层面是必要的。但就像没有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一样，过度信赖的授权，如果没有健全的内控和制衡机制，一个微小的差错就会给企业酿成灾难。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两家公司承诺的年回报率变成9.5%、9%，这么高的收益率会不会是诱饵？为什么不向董事会汇报？”面对记者的提问，财务总监施建欣有些无奈：“当时就想着能给公司增加投资收益，又有董事会的授权和充分信赖，再说协议中规定是自设账户，我认为券商动不了公司账上资产，是安全的。”
郭昕炜分析说，中小型上市企业对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薄弱，迫切需要管理层及时而必要的风险警示，一些企业就是受到不良机构高利率的误导和引诱，缺乏鉴别能力。
交易和监管制度存在漏洞
琼花在对这一事件的整改措施中，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准备建立募集资金存放的集中专户存储制度、审批制度、定期披露制度、监督制度等五项制度。明确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直接、间接或变相的委托理财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这些本来应当是上市公司的基本制度，上市之前就应完备，这折射出上市公司管理制度的漏洞。正是上市相关审批环节把关不严，监管失控，给证券市场埋下了隐患。
保荐制度如何“到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说，我国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的出台，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把好资本市场准入关，防范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现在保荐人及保荐机构存在着一种通病，他们拿着高额的保荐费，有些该核查的却成了走过场。
监管部门如何“监管”？网上路演对融资双方而言本来是一件好事，证监会推出它的目的，也是建立投资者与新股发行公司的直接沟通渠道。实际上很多投资者在琼花的网上路演时就看到了国债投资问题的严重性，并一再向公司有关人员询问。但由于网上路演不属于公开信息监管场所，有问题不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法的相关条文规定中，也没有将网上路演包括在监管范围之内。
记者调查发现，在琼花与券商、德隆所签的各式协议中，对方连个基本的签字、电话、法人代表名字都没有，只是一个图章，反倒是琼花填的一应俱全。业内人士认为，监管部门对问题庄股的资金来源、问题券商超过净资产值若干倍、无限放大的国债回购风险控制和财务监控缺失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发审制度如何“审查”？金融专家认为，作为上市公司的最后一道通行障碍，发审委应该在琼花上市之初就提出一些疑问，责成保荐人及上市公司做出回答，而在这一事件中，委托理财的“细节”却被忽略了。(记者陈芳) 证券赔偿第一案"大庆联谊案"股民有望胜诉
2004年08月12日15:35 北京青年报
据有关方面透露，大庆联谊证券民事赔偿案即将在近日由法院正式宣判，股民有望胜诉获得一定赔偿，但具体赔偿数额还无法确定，需要等到最后的宣判书给出答案。据了解，此次法院宣判将针对个人诉讼和共同诉讼两批进行，个人诉讼的投资者有望在本周先期获得法院的判决结果。
大庆联谊案是高法对证券赔偿官司“解禁”后最早走进法院大门的案件，早在2002年1月，京沪两地三名股民的起诉就得到哈尔滨中院的受理。而到了2003年9月，380多名股民组成的集体诉讼在哈尔滨中院正式开庭审理，开启了证券案件首次采用共同诉讼方式审理的先河。由此，大庆联谊证券赔偿案件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所有投资者的神经，大庆联谊案也成为所有证券赔偿案件的风向标。
前一段时间，ST嘉宝等案件以庭外和解方式给予了股民赔偿，ST渤海(资讯行情论坛)案件则刚刚以股民败诉结束了首例判决，投资者的索赔之路可谓举步维艰。大庆联谊案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审理举证过程才迎来现在的宣判结果。各方面反馈的信息表明，原告股民胜诉的把握很大，若果真如此，这样的结果无疑给其他苦苦等待索赔的投资者以新的希望。
人民大学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郭锋认为，大庆联谊案充分说明了法院在不断提高对证券案件的重视，也逐步提升了对类似案件的司法介入力度和办案效率，这会推动其他证券赔偿案件的进程，其积极意义非常明显。 交易所债市:加息预期重回 市场受压告跌
2004年08月12日12:07 上海证券报
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央行以间接手段为主的金融调控体系已基本建立,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汇率等现代金融调控手段已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美联储加息谜底的再次揭露、能源问题的困扰,使得国内加息再次回到台前,给债市带来很大压力。昨沪市国债现券市场高开低走,上证国债指数受制于120日均线收在95.16
点,下跌0.06%,全日总计成交金额8.75亿元。由于卖压明显,成交较前日增加0.63万元,两只7年期债03国债(1)和04国债(4)同时大幅下跌0.20%,其余各品种也都有较大跌幅,25只国债现券品种17跌6涨2平。
深市转债全面下跌,伴随股市跌幅的加大,成交开始活跃,阳光跌幅1.64%。由于国债主动卖盘增加,沪市国债回购利率尾市开始回落,R007也回到上周水平。 拓宽券商融资渠道的一系列政策可望陆续推出
据中国证券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九条明确提出要“拓宽券商合法融资渠道”，这一精神何时才能落到实处，对于当前身处困境的券商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事关生死的重大命题。
有关信息表明，等待或许不会太久——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牵头、中国证监会参加的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专题工作小组早已展开工作，一系列政策措施可望陆续推出。
央行银监会决定政策进程
作为落实国九条的六个专题工作小组中的一个，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专题小组的任务是重点研究证券公司质押贷款、收购兼并贷款、证券承销贷款等业务，证券公司作为一般贷款客户的政策措施，以及完善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的政策措施。由于以上每项业务都将涉及商业银行和银行间市场，所以央行和银监会拥有最终的发言权。据记者多方了解，具体负责专题小组工作的，是央行金融市场司的一位副司长和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的一位副主任，而最终决策拍板的，则是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和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
在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三部门紧锣密鼓地推动下，专题小组的工作已初见成效：
早在今年3月召开的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上，吴晓灵就要求央行各分支机构积极研究《证券公司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5月下旬，央行又召集工、农、中、建、兴业、浦发等6家银行对《证券公司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草案进行讨论。如今该管理办法已基本成形，出台只是时间问题。
银监会方面，则将“银行向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融资及其风险控制”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展及行动方案”等重大问题一起，列入了6月29—30日在京召开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议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副主席史纪良、李伟、唐双宁共同听取了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主席沈联涛、前英格兰银行行长爱德华·乔治爵士、高盛公司执行董事杰拉尔德·科里根、前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浩德先生、前英国金融服务局局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前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简达恒等委员的有关建议。
以配角身份参与专题小组的证监会，承担了证券公司收购兼并贷款业务的研究工作，目前正就此征求证券公司的意见，并将在此基础上拿出方案。就在上个月，证监会还就“证券公司在同业拆借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问题，召集数家证券公司进行了讨论。据悉，券商发行短期融资券这一思路已得到了央行方面的认可，央行金融市场司甚至考虑以此为主来完善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
此外，证券公司证券承销业务贷款的审核标准正在制定之中，而将证券公司作为一般贷款客户开展信用贷款的政策措施也有望逐步得到落实……
质押贷款可望改进
在可能推出的各项措施中，有望最先出台的无疑是《证券公司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2000年2月，央行和证监会曾联合发布过《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综合类券商经批准，以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然而，4年多来，这项业务逐步萎缩，目前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贷款总额不过200亿元。
专家分析，股票质押贷款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主要是，申请质押贷款的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资金运用渠道限制极为严格，质押对象范围较窄，资金成本较高，参与主体受限较多等。针对上述问题，新起草的《证券公司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性上将有明显改进：
——借贷主体范围放宽。借款人范围由综合类证券公司扩大到经纪类券商。而贷款人可望为经人民银行批准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及其授权分行、其他商业银行总行等。
——质押范围扩大。具体而言，质押物的范围不再限于A股和证券投资基金券，而将扩大到企业债、可转债、开放式基金，以及一些高信用等级的公开发行但未上市的企业债券等其他有价证券，甚至是公司固定资产、存单。
——质押贷款总额放大。将券商质押贷款的总规模由现行不超过资本金的15%的规定，改为控制在公司总资产的20%以内。
——质押贷款期限延长。根据不同类别有价证券的不同特性和券商的不同信用状况，设计不同期限的质押贷款。对于价格比较稳定、风险较小的有价证券，允许其质押贷款最长期限达到1年；对于风险较大类别的有价证券，则适当限制其贷款期限。
——融资成本降低。对质押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和下浮幅度作相同比率的规定，统一为20%，而非现行的最高上浮30%，最低下浮10%。
同业拆借将有两大创新
证券公司是目前同业拆借市场上最大的资金融入方，其拆入交易量占市场单边交易量的50%以上。与券商巨量的资金融入需求相比，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门槛还是太高。自1999年8月人民银行首次批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以来，目前能够通过这一市场获得短期融资的证券公司只有十来家。因此，让更多的证券公司通过不同途径参与到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来，就日显急迫。
对此，专题工作小组提出了两大创新之举：
一是打开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国债回购的通道。国债回购是当前券商融资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只能通过沪深证交所进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又不得进入证券交易所进行国债回购，再加上从1997年起，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后果便是证券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的资金供应受到限制，国债回购利率波动较大，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利率高企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一旦券商可以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国债回购，既有助于稳定国债回购利率，又能降低券商的融资成本。(中国证券报) 走在业内前列 深圳券商"领跑"保证金独立存管
8月12日据证券时报：昨日，国信证券宣布与工商银行合作启动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法人存管，加上此前南方证券已于6月启动保证金银行存管，深圳券商在探索客户保证金存管方式中已走到了业内前列。记者了解到，目前招商证券等多家深圳券商也在积极探索对现有交易模式影响较小的保证金存管新模式。
在证券营业部颇为密集的深圳，券商在加强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客户资产管理体系方面表现出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招商证券清算中心总经理邓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经做好了保证金独立存管的准备。”据悉，招商证券所属的31家营业部目前已全面实行了集中交易，这为成立独立的保证金存管部门奠定了基础。该公司还专门成立了清算中心，负责保障客户资产的安全，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自有资金的管理，使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管理完全分离。
据悉，深圳多家券商还参与了业内广为关注的保证金独立存管的原则与标准的讨论，且目前已有多家券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风险控制能力选择了因地制宜的保证金存管模式。在保证金独立存管标准确立后，这些券商将向监管机构提出申请，争取获得独立存管资格，从而建立客户资产独立存管体系，为客户资金安全提供充分保障。 曾多次引发债务危机 美利率上调威胁亚洲经济
8月12日据中华工商时报：由于历史上美国上调利率曾经引发了多次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因此，在美国联邦储备署于6月底上调利率后，美国已经打算连续多次上调利率之际，人们不禁要问，这将对亚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帕克在一份题为《在更高的利率下生活：亚洲准备好了吗？》的报告中模拟和分析了利率升高对亚洲经济体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最小化其负面影响的对策。
该报告认为，由于美国资产回报率的上升，国际资本将游离亚洲新兴市场，转投美国。
帕克女士认为，“这种转投，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使得投资者对亚洲的信心大受打击，并将对仍然依赖外国资本进行重大投资的亚洲各经济体的增长造成严重影响。”
利率上升亦将抑制全球支出，使得国际市场对亚洲出口的需求减少。历史上的低利率曾经导致了大量的全球消费者债务，包括美国在内。由于美国市场占了亚洲出口大约20％的份额，因此美国消费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将强烈影响到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亚洲经济体还倾向于导入美国的紧缩政策，而无视其在经济周期中的实际位置。由于全球利率普遍上升，亚洲国家稳定其货币汇率的努力可能导致其国内利率上扬，从而使得国内投资和消费双双减少。鉴于亚洲去年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出口和强劲的国内消费，这可能会是不祥之兆。
帕克女士指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已经普遍减轻了它们对短缺外债的依赖程度，这样它们受美国利率上升的影响就相对较轻。尽管如此，由于投资复苏缓慢，而消费又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左右，亚洲国家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帕克女士还表示，基于同样的原因，增大汇率的灵活性能够让亚洲各国政府更加专注于稳定其国内经济状况。
在利率上升的背景下，亚洲国家继续进行结构改革，培育积极的投资环境也将是至关重要的。
“亚洲作为投资对象的吸引力将取决于亚洲国家进行改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经济改革的持续进展。”帕克女士指出。 ７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５.３％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上涨5.3%，高于6月份的5.0%, 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
国家统计局称，但食品价格逐月回落，7月份食品价格按月下降0.2%。
7月份, 中国城镇CPI按年上涨4.9%, 农村CPI按年上涨5.9%, 高于6月份涨幅分别为4.6%和5.6%。
今年1-7个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8%, 高于今年上半年的3.6%和去年同期的0.6%。该数据符合国家统计局和其它官方机构的预期，他们预测中国全年CPI涨幅在3%-4%之间。 退出变现仍是创投机构头等大事
8月12日消息：据深圳特区报报道，尽管不久前推出的中小企业板给深圳创投行业增强了信心，但多数创投机构的负责人仍表示，在中小企业板退出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深圳的创投机构应该在有限的空间千方百计寻求退出变现的途径。
据悉，有的创投机构与具有产业集团背景的创投机构联合投资，然后将股权转让给合作者。高特佳投资的一个新材料项目就与业内某机构联合投资，并将股权转让给该机构，最终实现了双赢。另外，深圳的一些创投机构涉足并购国内多家主板上市公司，以期通过其控制的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资金转让所投项目，如舟仁创投控股亚华种业，清华创投受让粤华电股权等，其中天富锦已经成功将其投资天音通讯的部分股权转让给由其大股东收购的上市公司赣南果业。此外，管理层回购也开始出现，深圳有的创投机构通过开展股权竞标，转让投资项目的股份，也获得了丰厚回报；有的深圳创投机构还采取了海外上市、大股东回购等方式作为退出渠道。 市场缺陷阻碍发展 部分基金公司生存已困难
2004年08月13日09:01 国际金融报
市场容量狭小，基金经理矮子里面拔将军
缺乏做空机制，羊群效应引发墙倒众人推
“事实上，中国基金业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的现象，一些基金公司甚至已有生存危机。这其中既有市场层面、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基金公司本身的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公司高管对记者说。
专家指出，如果没有做空机制反而会导致单边市的暴涨暴跌，在单边市中，投资者往往利用政策放松的空档拼命炒作，都是多头，而一旦政策收紧，又都变成空头，只有一种力量或向上或向下，而双向交易，任何时间段都是两种力量，多空对垒，可以制约单边市的暴涨暴跌。
立秋过后的上海依然持续高温，然而对于各大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们来说，他们感爱到投资者们期待的目光远比炙热的阳光更为热灼。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综指三个月内暴跌了342点，跌幅达19.6%。在市场猛烈的下跌过程中，基金重仓股未能幸免，各大基金公司辖下的基金净值也跟随下跌。顷刻之间，基金经理受到众多责难，与短短几个月前市场所寄予的高度希望形成鲜明反差。
“事实上，中国基金业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的现象，一些基金公司甚至已有生存危机。这其中既有市场层面、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基金公司本身的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公司高管对记者说。
交叉持股严重
“目前基金业最大的困难是交叉持股严重，这在大盘上涨时还没什么问题，但一旦股市下跌，就会暴露出潜藏的风险和问题。”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多位业内资深人士对基金公司重仓股过于集中的现象表示出深深的忧虑。
海通证券研究所的袁克认为，今年以来开放式基金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基金总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占股票流通市值的25%以上。然而，市场容量的增长与基金发行速度却呈现出不协调。“现在沪深两市1300多只股票，有投资价值的最多占二成至三成，适合基金投资的比较少。”袁克说。
在今年一季度末之前，基金重仓股基本上从行业角度进行配置，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股方法，股票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石化、钢铁、金融、电力等行业。而到今年二季度，行业特征已开始淡化，基金的股票配置方法更多采用自下而上的选股思路，例如在石化行业，基金在中国石化(600028)上增仓，同时在扬子石化(000866)上减仓，表现出一种在行业中注重精选个股的特征。
然而这种策略的调整并不能改变交叉持股严重的局面。对于基金扎堆于长江电力(600900)、中国石化(600028)、中国联通(600050)、宝钢股份(600019)等核心蓝筹股，业内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如果基金间大量交叉持股，就会引发羊群效应，导致一家基金抛售，其他基金被迫跟着抛售，出现多杀多的现象。
针对基金规模与市场容量不相称的矛盾，专家认为适当控制基金发行速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目前基金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管理层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基金业的发展也确实正在改变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仅靠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盈利能力亟待提高。因此，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情是必须有效解决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进一步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
做空机制缺位
除了绩优上市公司偏少外，制约基金操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沪深股市没有对冲工具进行风险控制。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在境外成熟市场，有股指期货、股指期权、股票期货、股票期权等大量衍生产品，无论是在市场上涨还是在市场下跌时，投资者都可以赚钱。但在沪深股市，迟迟没有股指期货这样的产品推出，当市场下跌时，机构由于持仓较重，一旦错过在第一时间出货的机会，就难以实现减仓。
一位期货界人士认为，国内对股指期货的态度可能过于谨慎，以至显得有点保守。其实，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现在境外一些期货交易所对推出沪深股指期货很感兴趣，如果我们自己不尽早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完全有可能让海外交易所抢先。一旦国外具有实力的交易所真的推出了沪深股指期货，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面临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因为对于QFII机构来说，他们就可以在市场下跌时在海外做空沪深股指，而境内的机构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使得中资机构在与外资机构的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海内外各大机构已在指数设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为股指期货的推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中信指数、新华指数、上证50指数、上证180指数、深证40指数、深证100指数、中小企业板指数等各类指数的诞生，加上ETF等交易所指数基金的推出，已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创造了市场环境。特别是ETF对市场配套环境的要求很高，有专家认为推出EFT的意义就在于形成对股指期货的倒逼机制，促使股指期货出笼。
其实，机构投资者对于股指期货需要的迫切程度已首先在券商身上体现出来。今年券商出现大面积亏损，业界探讨内在症结时就发现股指期货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单一的先买后卖交易制度下，证券公司、基金等各类投资者的处境都一样，只能是涨了才能赚钱，就像是农民种庄稼，靠天吃饭。一位专家指出，如果没有做空机制反而会导致单边市的暴涨暴跌。在单边市中，投资者往往利用政策放松的空档拼命炒作，都是多头，而一旦政策收紧，又都变成空头，只有一种力量或向上或向下。而双向交易，任何时间段都是两种力量，多空对垒，可以制约单边市的暴涨暴跌。
考评指标有待完善
如果说市场环境、制度环境是导致基金业出现困难的外部原因，那么基金考评体系方面的不完善则是导致基金业出现困难的内部原因。现在基金考评主要是看净值增长率排名，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基金操作的羊群效应或所谓的基金业的“人盯人”现象。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使用的基金评价标准，还是偏重于单一的业绩指标，不能反映基金全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基金经理单独追求投资回报，忽视风险的存在。对基金的考核应该是多方面的，除投资业绩外，还应该包括证券组合风险、未来成长力等，因此，应尽快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建立由多个指标构成的基金评价体系。由于指标体系不完善，在二季度大盘下跌过程中，一些基金决定是否抛售股票不是从股票业绩本身出发，而是看其他基金的动向，羊群效应导致墙倒众人推。
国泰君安证券的资深分析师吴坚雄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他表示现在的基金风格趋于雷同，由于交叉持股严重，在大盘下跌时，一家基金抛售重仓股，其他基金就会跟着抛，因为如果不跟风，基金的业绩排名就可能往后移，从而被置于不利地位。
袁克认为，对于基金业绩考评的标准应进行改进，例如不应只是在基金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应注重各基金与其业绩基准相比较。今年二季度大盘下跌了近20%，大部分基金净值下跌了约10%，整体上跑赢了大盘，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专家理财的优势。（记者祁和忠） 宝钢股份：怕稀释国有股 枪毙"1配3"方案
2004年08月13日08:34 华西都市报
聚焦宝钢内幕消息
前日，宝钢股份公布增发方案前，记者就从有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名为《宝钢整体上市及2004上半年业绩路演》的方案，方案由中金公司所作，内容就是目前公布的定向增发方案。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为了抢到宝钢这个大客户，各大券商争得很凶，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等券商都在做方案，熟悉国情、经验老到的中金公司最后胜出。
该人士介绍，宝钢的增发方案有三套。此前市场流传的1：3配股就是方案之一。从募集资金量看，1：3配股宝钢可募集170-200亿（配股价3元多），比增发可募集的140亿元还多.
宝钢为何选中少的呢？据介绍，如果采用配股方式，宝钢集团持有106亿国家股将获配318亿股，动用现金或资产将高达950亿至1100亿元，因此，做方案的券商建议宝钢集团放弃配股权。这意味着，宝钢的流通股将达75亿股，而国家股仍为106亿股。由于宝钢集团高层担心国有股权被大幅度稀释，因此该方案夭折。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方案对流通股股东太有利（配股价只有3元多）。
此外，另一套以3元的价格增发60亿流通股的方案，也是因为同样原因未获通过。
知情人士表示，中金公司提出的定向增发方案虽无新意，基本上是克隆武钢股份，但却是最合乎国情的。这个方案的妙处有三：首先，从表面看，流通股和国家股实现了同股同价，大股东也出了14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流通股东的不满情绪；其次，大股东并未真正出钱，宝钢集团所出的140亿元只是在宝钢股份的账上“走走过场”，就又以收购款的名义，回到了集团，因此，事实上出钱的仍是流通股东；第三，由于50%增发给流通股东，50%增发给国家股东，股本虽然扩大了50亿股，但股权比例却无变化，大股东的控制权并未受到威胁。（记者杨波）(华西都市报) 证监会发布《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优质证券公司可先行创新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了《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这一《通知》,证券公司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可以按程序提出申请并经评审通过,被确定为试点证券公司。试点证券公司可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实际,进行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明确限制的、市场条件具备的业务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盈利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做优做强,推进证券行业的整体发展。
《通知》强调,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试点证券公司的评审办法,负责组织评审工作。试点证券公司应具备公司治理和内部风险控制较好、资本充足水平较高、经营管理较规范等条件,试点证券公司的各项创新活动应在其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进行。
《通知》规定,试点证券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和业务发展需要提出的具体创新方案,应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专业评审后实施。创新方案应包含风险评估、内控措施、风险承担准备的预案以及接受行政监管的可行性安排等内容。
《通知》说,推进证券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推进证券机构监管的改革措施将在试点证券公司中试行,对其有关申请事项,优先受理,简化相关程序。支持试点证券公司在业务拓展、组织管理等方面主动提出试点方案,积极开展证券业务创新,探索证券业务创新发展的经验。经试点证明成熟的业务做法、产品创新方案和经营管理改革措施将在证券业内推广实施。
《通知》还确定,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对试点证券公司进行持续评价。
今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关于从事相关创新活动证券公司评审暂行办法》。(记者 林坚)
点评：这是证监会落实“国九条”重大举措之一，虽然对证券市场的基础没有根本改变，但在大跌之际也可以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宝钢仅是预演热身六家央企正筹划整体上市
中央企业积极推进以整体上市为目标的董事会改革
宝钢仅是预演热身，除宝钢外，六家央企正筹划整体上市
据央视报道，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李毅中昨日表示，宝钢之所以能够实施整体上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宝钢集团此前已经完成了董事会的组建。他证实：除宝钢外，还有６家中央企业目前也正在进行以实现集团整体上市为目标的董事会改革。
??李毅中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国有独资企业很难建立董事会，我们今年已经确定了七家中央企业进行试点，现在正在搞。
??他透露，除宝钢外，还有６家中央企业目前也正在建立各自的董事会，从而为整个集团的整体上市扫平道路。
??据了解，神化集团、中国铁通、中国医药、中国高新投资等６家中央企业目前正在集团层面上建立自己的董事会，随着此轮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改革试点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战略投资者正在进入到国有资产的重组活动之中，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国有资产的总量和比重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全球油价欲冲50美元 国内油价上涨不可避免
油价“高烧”的阴影正笼罩着世界经济，这还将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钱包可能因此“消瘦”。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师陶冬最新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将是国际高油价最大的承受者。
昨天，记者采访了几位长期关注能源股的证券分析师，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不久将上调。已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因为进口油数量的攀升，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油价“漩涡”。
８月３日，受尤科斯“冲击波”及恐怖威胁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涨至每桶４４．２４美元，这是该期货交易所创立２１年来的最高纪录。
８月９日，因受伊拉克出口原油中断的威胁及市场重新燃起的对俄罗斯原油供应的担忧，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曾触摸到了每桶４５美元的历史高点。
８月１１日，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也是目前惟一还有能力多打出一点油的沙特承诺，通过准备“立即”会将日产量再提高１３０万桶，但这番苦心并未安抚市场。
昨天，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依然“高高在上”——每桶４４．７１美元。全球原油市场已是积重难返。
原油交易商们的神经是如此脆弱而敏感：
昨天，也有分析师对记者说，全球油价短期内就有可能达到每桶５０美元的历史新高。但更多的分析师认为，“这不太可能，如果５０美元成为现实，那对全球经济将是一场灾难。”
“美元升息、中国经济放缓与原油价格波动，这是２００４年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三个风险因素。目前，美联储已经调高联邦基金利率，中国宏观调控也初见成效，笼罩着世界经济的阴影就只剩下油价了。”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说。(记者 李隽琼) 美国加息掀起波澜—债券市场风险再度积聚
在经历了持续多时的平静期后，受美国再度调高利率的影响，周三、周四债券市场出现了连续下跌走势。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是否跟随加息，债券市场后市如何演变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我国是否加息再受关注
8月10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25％提高到1.5％，同时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三次公开市场会议中再次加息。二十二家和美联储直接交易的债券交易商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年底前把联邦基金利率调高至2％。
美国的加息立刻引来联动效应，香港金管局随后宣布将基本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以便同美联储的加息举动取得一致。澳洲财长科斯泰洛表示，各国将掀起升息浪潮。
原本已经归于平静的关于我国是否加息的讨论在美联储的第二次加息后又一次引起了关注。不过央行在周二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已提前对美国加息可能产生的影响、利率政策的宏观环境以及未来的政策取向，特别是对价格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说明：
1.首先在国内环境上，总体判断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但在物价方面，煤电油运瓶颈制约尚未根本缓解，电力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2.对于外部环境，央行明确提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势头加强”、“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抬头”、“部分央行货币政策重点转向防止通货膨胀”。
3.综合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央行针对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趋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令人关注的是再次提出“价格工具的优势在于赋予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整行为的权利，运用利率等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对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可以产生渐进式影响”。而且还明确指出，“协调本外币利率政策，促进资本有序流动”。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后美元利率的不断上升，造成人民币和美元利率的利差逐步缩小甚至反转的时候，可能会加大资本的流出。而抑制资本流出就需要提高利率水平。据悉国务院已经对资本流出产生警觉，并责令四部门展开调查。
市场仍处不稳定之中
1.短期债券收益率水平持续上升
从发行利率上看，近两期央行票据的利率水平虽然较前期略有回落，但从整体看，央行票据继续维持了高利率发行。本周发行的三个月期票据和一年期票据的收益率分别达到了2.816％和3.455％。在市场资金面已经出现宽松迹象、回购利率已经明显下降的情况下，票据的高利率发行，显示出市场对未来加息的预期仍未解除。左图显示了近三个月来一年期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呈现上升趋势。
2.中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水平持续下降
从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看，从5月开始，债券市场出现了持续三个月的稳步上涨行情，中长期债券收益率水平明显下降。另外，04国债04的发行和04国债03的成功增发，在市场中积聚了大量的获利盘。
央行票据作为短期品种，其利率水平持续高企，而中长期债券品种的收益率水平却出现大幅下降，这中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因素。同时我们注意到多数债券品种的成交量在这三个月的上升行情中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显示出了市场仍处于不稳定的氛围中，观望的气氛仍然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市场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影响债券市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均存在一定的压力。全球利率上升的预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我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关联的国际社会环境中，今后感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重。从国内环境看，宏观调控已经见效，但瓶颈制约未见根本好转，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应对市场报以谨慎的态度，发现市场中存在的不协调因素，及时调整操作思路。 亨利·保尔森：借船出海试水中国A股股市
亨利.保尔森出身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农业小镇，至今还在那里保留了一间居所。现年54岁的他身高6英尺，仪表整洁，言辞朴实。他在中学时代学习勤奋，曾于加拿大的Dartmouth获得英语语言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MBA学位。在从事了两年的人事工作后，保尔森于1974年加入高盛，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1982年成为高盛的合伙人之一，1988年他获委任成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伙人，1993年升任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投资银行地区主管合伙人，5年后亨利.保尔森最终成为高盛公司联席董事长兼CEO。
中国作为高盛非常看好的一个市场，因为种种原因，亨利.保尔森一直没有进入，但是市场中关于美国投行巨头高盛将落地中国的种种传言却不时传出。日前，关于高盛在中国设投资银行一事又有新的进展。高盛方面已同意出资5.1亿元人民币，帮助海南证券走出财务困境。高盛将采用捐款形式支付给海南证券，这笔捐款将捐赠给一个基金，而这个基金将帮助海南证券偿还欠债。
据了解，海南证券欠债原因主要是当年将大量的国债回购款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项目而无法收回，所欠国债回购款的总额达数亿元，目前海南证券已经被金元证券公司托管。金元证券成立于2002年1月14日，是在对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海口市信托投资公司下属证券营业部进行剥离重组后，吸收首都机场集团等公司出资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危机四伏的海南证券得到高盛青睐似乎有些意外，但实际上，它只是高盛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通道。去年底曾有传言，高盛可能拿出1亿美元参与重组海南证券，并在新的合资投行中持有33%的股份。据投行界资深人士分析，高盛在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将会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新公司相当于高盛专做A股承销的一个部门。现在看来只要进展顺利，中国将出现第一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资银行合资公司———在中国国内经营股票和债券交易。
很显然，亨利.保尔森率领高盛进入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而关于亨利.保尔森将如何规划他的中国战略，大家都在拭目以待。(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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