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黑名单”的寥寥无几——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追踪
2014年11月17日 17:31:33 来源： 新华网新华网重庆１１月１７日电（记者 张琴 牟旭）根据国家卫计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重庆市近日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并公布了第一家行贿的医药企业信息，首个上榜“黑名单”的企业是重庆唯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从葛兰素史克中国籍高管被抓到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多名官员落马，有关部门对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查处力度不断加大，诚信建设措施也陆续启动。然而，迄今为止公布“黑名单”的企业或单位寥寥无几。
行贿只是结果，寻租才是根源
据了解，此次重庆公布的医药领域的“黑名单”，不仅有行贿者名单，而且有受贿者名单以及行贿受贿的金额。
例如，重庆唯信公司总经理刘凯在医疗设备销售过程中给予市十三院原设备科科长王毅好处费合计１３．５万元。
记者试图通过公开信息联系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发现其办公地址已人去楼空。
据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共查处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问题３９０７件，２９８４人被追究责任；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３７７件，６９０人被追究责任，其中２１４人受到刑事处罚。
例如，福建漳州药品回扣案件表明，全市二级以上医院“无一幸免”；又如，赛诺菲事件显示，该公司通过研究经费、现金报销、礼品赠送等方式，向７０多家医院的５００余名医生行贿，最为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均赫然在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一些药品十多元成本可以卖到２００多元，不仅有药品制造和销售企业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和监管部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行贿只是结果，寻租才是根源。
据分析，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其原因在于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斩不断理还乱，不从体制机制方面查找和解决问题，商业贿赂只会“抓了一批人，又有人前赴后继”。
规定公布名单，一些地方观望
为了遏制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从今年３月１日开始实施。
作为回应，一些地方也出台了配套措施，如广东省东莞市卫生局规定将１３种情形列入“黑名单”，涉及医疗机构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一年内被投诉并经查实违法行为两次或以上、因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被上级有关部门及媒体曝光或造成社会重大影响等。
据了解，虽然中央卫生部门一再要求公布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当事人名单，地方卫生部门也公布了若干规范性文件，但是真正披露商业贿赂当事人名单的寥寥无几。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６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展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要求公布一批行贿企业“黑名单”，各地表示积极响应，陆续公布了实施办法，曝光了一批受罚企业。
公布“黑名单”能否遏制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一位重庆公立医院院长对记者说：“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要药品价格虚高，医药企业就依然会有行贿的空间；只要不解决以药养医，商业贿赂就斩而不绝。”
解决行业顽疾，推动医改进程
多名专家对记者表示，解决医药领域商业贿赂这一行业顽疾，必须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医疗投入不足、以药养医和药品定价机制不透明等源头问题。
李玲认为，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是解决商业贿赂顽疾的重中之重，斩断医院、医生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形成的灰色利益链，使医院和医生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职，使药品回归治病的功能。
李玲说，新医改以来，政府支出增加，但由于过度医疗和药价虚高，患者的负担并未显著降低，“这说明改革的红利没有真正惠及百姓，也为商业贿赂提供了空间”。
专家建议，要建立透明的药品定价机制和采购机制，杜绝药品回扣，体现医生职业的高风险和高技术的价值。
李玲表示，药品价格虚高，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间环节较多，不合理的加价较多”。解决这一顽疾，首先要调整政府管理价格的范围，并配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合理制定基本药物价格；其次是要加强流通环节药品差价率的管理，压缩中间环节加价水平；三是逐步降低医疗机构销售药品的加价率，鼓励推行零差率的试点等。
专家还建议，要加大监管处罚力度，建立包括“黑名单”在内的综合监管措施，提高违法成本，以震慑行贿受贿者。如香港医生一旦收受贿赂或红包，可吊销行医执照且“终身禁医”。 意大利12名医生因推销配方奶受贿入狱
2014年11月23日 07:00:00 来源： 新华网
众所周知，母乳喂养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喂养方式。而１２名意大利医生因涉嫌为获取商家回扣、向孕产妇推荐配方奶而被捕。此外，还有５名商家销售代表也受到软禁。
意大利警方２１日说，这些医生收取一些企业手机、电视、邮轮旅行和海外度假等贿赂，竟然在处方中开具配方奶。意大利卫生部长贝亚特丽切·洛伦津说，调查中披露的这种行为“严重性难以言表”，难以相信儿科医生会“如此背离职业道德、违反无争议的科学意见、违反卫生部推荐方式”。
警方说，被捕医生中有两名医院儿科主任。（庄北宁） 西班牙84名医生通过签署死亡证明收取贿赂
2014年05月28日 14:37:39 来源： 环球网
国际在线专稿：据西班牙《世界报》5月26日报道，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阿尔赫斯拉斯市的84名医生因涉嫌受贿，被警方逮捕。这些医生通过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向他人收取30欧到50欧不等的费用，而这项费用其实已被包含在其他费用中，不应重复收取。
当地警方称，数月前，他们接到举报称，当地多家医院的医生向死者家属收取费用后才肯在死亡证明上签字。警方收到报案后，潜入医院展开秘密调查。在经历数个月的侦查后，警方锁定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并搜集到了与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至于涉案的金额，警方称，“还没有明确数据，但这笔数目应该会很惊人”。
当地检察院调查发现，涉案的医生们甚至可以修改死亡证明上的时间和日期，以达到收取更高受贿金额的目的。
目前，这84名医生已全部在警局接受完询问，并被释放。省政府发布官方通告称，他们将展开内部调查，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并追究卫生部门相关人员的责任。 南方医大珠江医院通知：
近期卫计委对我院进行了暗访，要求我院处理暗访片中与药代有接触的医生（仅仅只是被拍摄到有接触的情况，并未涉及钱、物），今天医院已经通报处理意见，开除了涉事医生，请大家了解这些情况通报，并保持高度警惕意识，大家在临床工作中务必远离药代，保护好自己，勿为一时蝇头小利坏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卫计委接下来还会不间断不通知的暗访，如再有发现，将不通知医院，直接现场执法。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2015届医药类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基层医院和各类药企进人“急吼吼”，医药类人才需求旺盛。和往年“医药代表”岗位满天飞不同，今年“学术专员”开始盛行。 连云港正大天晴药业这次却大张旗鼓地招聘600个医药代表，派往全国各地。招聘人员吴先生说，他们目前有4000多医药代表，现在还在进人，并未感到受太多影响。之所以很多企业不打“医药代表”的岗位，是因为听上去不太好，学生不愿来。现在不少民企、外企都招“学术专员”、“学术推广”或“医学信息沟通专员”，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以前走的是情感营销，现在则走学术路线，本质是一样。 价格体制改革：中国新医改的破冰之举
2014年11月22日 00:03经济观察报
顾昕
即便从2009年算起，中国新医改已经行之多年了。除了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有一些进展之外，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始终进展不大。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秋天一声雷。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推进药品定价制度改革，基本的方向是解除药品价格管制。这样的改革会在明年的春天出台吗？
幸而，国务院再次就新医改领域的“痼疾”发力。在11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点名“医疗服务价格”过低，他认为，目前公立医院医事服务费价格确实太低，但药价虚高现象仍然存在，因此，要通过改革逐步理顺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机制。
药品价格体制的改革雷声，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并不在于季节性。事实上，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医改领域长期受到漠视或忽视。笔者对此在各种场合进行呼吁，但势单力薄，和声寡淡。
政府主导派的专家自不待言，他们主张政府对医疗服务从筹资、运营、评估进行全方位、全环节、全天候的管理，把卫生行政部门的从业人员想象为拥有多科目医学博士学位、永不疲倦、一心公益（以普度众生为念）的观世音。由此，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方方面面，包括药品价格，进行严格的管制，自是政府主导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主导派的很多专家也不重视价格改革，因为他们把心思放在公立医院民营化以及纯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之上。在他们看来，中国医疗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于公立医院的垄断，因此只要放开准入，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笔者也常被不少媒体界朋友称为医改市场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实，“领军”根本无从谈起，“光杆司令”都不是，实则光棍一条。之所以是光棍，主要在于笔者有所偏离医改市场派的主流。我虽然赞成民营医疗服务的发展，但并不视之为医改的核心和重点。在我看来，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去行政化。具体而言，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行政管制，很多完全没有必要，应该彻底解除；即便确有必要的政府管制，也应该改革管制的制度和措施。简言之，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应该成为中国新医改的主要抓手。 这其中，价格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
一、公立医院“行政型市场化”中的行政定价体制
要说明白这一点，还需要从公立医院的改革说起。事实上，公立医院在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约75%的床位、约80%的卫生技术人员，提供83%强的门急诊服务和84%强的住院服务，收取了90%弱的医疗费用。因此，公立医院改革必定是中国医改的中心。
中国公立医院的问题，被很多人士，包括政府主管官员和资深学者在内，诊断为“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从而导致所谓的“社会公益性淡化”。依照这一诊断，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就是“恢复公益性”，路径就是“去市场化”。这种诊断和处方都大错而特错，建基于此的种种政府主导派的医改之举，带来的新问题很多，解决的旧问题基本没有。
笔者在其他地方多次论证，中国公立医院的运行特征可以用“行政型市场化”来概括。一方面，公立医院的运营高度依赖收费，这似乎具有了某种“市场化”的特征；但公立医院运营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各种行政力量的强力左右。可以说，行政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在公立医院的运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对于民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也同样适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民办营利性医院的运营。不搞明白这一点，从而未能具有针对性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必然会劳而无功。 公立医院的行政型市场化，具体来说，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1.在组织上，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2.在财务上，资本投入必须由卫生、财政和发改委等多部门审批。
3.在人事上，人员录用需要卫生、人事、编办等部门审批，管理层任命由医院所属全盘掌控。
4.在物流上，药品以及一些医疗器械要由政府进行集中招标采购。
5.在价格上，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的价格，由发改委物价部门决定。“行政型市场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实施行政定价制度。这项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四万多种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由省发改委物价局制定，市物价局有5%的调整权；
第二，绝大多数非独家性药品，由国家发改委物价司确定最高零售限价（俗称“天花板价”），然后再由各省的药品集中招标机构确立中标企业和中标价，所有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只能使用中标企业的中标药品，并在采购环节必须执行中标价；
第三，对于独家药品（专利药或其他类型的独家生产品种），由国家发改委执行单独定价，不再经过各省的集中招标程序；
第四，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药品加价率确定为15%，而在药品零差率政策下确定为0%，各地物价局负责对此进行检查。
很显然，这是计划体制的遗产，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二、行政定价的特征：价格永远定不准、计划赶不上变化
行政定价体制的特征有二：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二是价格永远定不准。目前在全国各地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基本上是在1999-2000年间制定的，尽管在2004年前后有小幅调整，但根本赶不上全国的通货膨胀。2013年末我在北京一家医院调研时拍下一份《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它由北京市物价局和卫生局在1999年制定颁布，由于使用多年，都已经被翻烂了。
如果政府定价机构能把上万种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都准确地定在市场均衡价上下，那么行政定价制度就会无敌于天下了。要知道，政府对粮食、杯子、肥皂之类的东西定价，远比为医疗服务和药品定价简单。既然政府能正确地制定出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为什么不能对其他日用品定价呢？如果政府能为众多日用品定价，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为什么要在三十多年前放弃计划体制而走向市场经济呢？
具体到医疗领域，行政定价定不准的规律也很简单，即行政定价人员（或政府官员）以前见过的东西都定价偏低甚至畸低，而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定价偏高。
因此，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服务价格畸低。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最不值钱。挂号费、手术费、护理费都畸低，药事服务费为零。新的药品、新的耗材、新的检查、新的医疗服务，定价自然偏高。
经济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会详解，价格管制必定带来扭曲。定价低者会导致短缺；定价高者会导致过剩。中国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以极为狗血的剧情演绎着经济学的原理，而中国媒体、百姓、官员和“砖家”的种种反市场言论以极为愚笨的方式展示着他们对人性的无知。
在这种行政定价体制下，随着医疗服务中人力成本的提高，公立医院中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以弥补医疗服务提供中的亏空就势属必然了，这就是中国医疗界人尽皆知的“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格局。另外一个弥补亏空的途径就是高价耗材、高价检查的使用率偏高。
在全国各地，一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在9～12元/天，这远远低于足浴的收费标准。所有医院，每聘请一位护士，单靠护理费收费，会远远低于医院支付给护士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医院只有过度与短缺并行：一是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过度医疗盛行；二是干脆少雇护士。中国每万人拥有的护士人数（所谓“护士密度”），2012年仅为18人，而2009年的全球平均护士密度就达到了28人。中国在2011年之后进入了世界银行[微博]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些国家的护士密度，在2009年就达到了40人。中国护士人少，医疗服务的质量就不会提升。笔者在台湾地区游玩时听到有名嘴在电视上夸耀台湾的护士如何“亲切无敌”，而“不到大陆就不知道医院的服务有多么糟糕”，云云，虽然不无偏见，却也反映出一部分观感。
除了“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服务糟糕”之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均同行政定价体制有关。例如，由于与人力相关的服务收费标准一般都很低，于是传统中医技术（例如望闻问切、推拿之类）可以说日趋衰落，各种高科技检查（如CT）和各类新产品中药（如中药注射液）成为中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 三、行政定价的恶果：毁人不倦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称为“撒马利坦人”。政府时常要做“好心人”，但是专门研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学派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论文“撒马利坦人的两难”，分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各种情形，引人深思。
承继着计划体制的遗产，政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进行行政定价，应该是出于“好心”。要防止看病贵嘛！但是，医疗和药品价格的“撒马利坦”制度，却为各类不同的人群带来恶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由于医疗服务定价畸低，医生们只好卖药；由于政府进一步规定药品加价率，那么医院也就只好多使用进货价偏高的药品，否则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就会没有着落。
即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抵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诱惑。每次刮骨疗毒之后，即便患者像关羽一样愿意奉上金子，华佗也不敢收，因为这违反物价政策，而在政府确定的价格下，华佗只能收铜板。华佗老先生医者仁心，只好在患者伤处敷上捣烂的药草，但由于进货价太低，加价率政府管制，用草药也收不来银子。华佗老先生养不活家人，徒弟也饿着肚子离去了，中华非物质遗产眼看就没有传人了，怎么办？有医药界咨询人士向华佗支招：用进口药啊！推荐一味：黑玉断续膏。此药乃赵敏（即敏敏·特穆尔郡主）从西域进口，为断骨疗伤圣品。华佗摇头说：刮骨疗毒的患者并未断骨，鄙人怎可过度医疗呢？再说，这年代也不对啊。咨询人士大叹：这位老先生，端得固执。
仁医华佗只能退隐，而所有正在行医的中国医生，必定身背过度医疗的骂名。不仅网友拍砖，媒体刁难，甚至连拿刀子捅向医生的罪犯也在庄严的法庭上振振有词：医生们该杀，因为他们过度医疗。
其次，行政定价毁掉了医药产业，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业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愿意使用价格偏高的药品，而低价药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内外各路药企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把药品价格弄高，然后再在虚高价格的基础上设法儿让利给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一大堆为友邦人士惊诧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医药(13.27, 0.02, 0.15%)产业之中。
由于新药定价高，于是中国药企的新药研发速度以及中国政府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第一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创新能力如此之强，且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之强世所公认，但中国仿制药产业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医药物流企业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同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很多企业规模小得惊人，其秘密在于，它们的业务无非是“倒票”，把流通环节人为增多，以便把现金弄出来，供药品生产企业和供应企业让利于医疗机构。有些药企的相关人员一时愚笨，竟然让旅行社帮忙“倒票”，并由于内讧因素而东窗事发。这就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的情节梗概。
第三，毁了老百姓。过度医疗行为，尤其是过度用药行为，实际上对维护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定价制度并没有产生抑制药费以及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效果。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占 GDP的比重约为2%，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5%。在中国，相当于0.5%GDP的药费占药品费用总额的比重大约为30%。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受刑人在中央电视台上说，其公司药费的30%打点了“各路神仙”。
最后，也是最为奇葩也是最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价毁了政府官员。很多独家药品本身都是高价药品，在行政定价体制中也是所有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因此只要定价时价格小幅上浮，药企的盈利空间和营销空间将会大增。这样药企只要将极小份额的利益增幅拿出来“打点”负责定价的“神仙”。
若干年前，各路药企为了让自家品种定高价，纷纷向国家药监局申报“创新”，而为了让“创新”通过或早日得到批准，就铤而走险。2014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包括前任和现任司长、多位副司长和司级官员，被带走调查了。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新闻猜测，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的“存废”，已经成为了改革议程上的话题之一。
毫无疑问，行政定价制度让政府之手变成了“九阴白骨抓”，不仅把医疗机构、百姓和医药企业抓得遍体鳞伤，而且政府自身也内伤累累。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医疗体系必定走火入魔。要让走火入魔的中国医疗体系重新恢复正常，政府必须改革，修炼九阴真经或九阳真经。九阴真经就是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而九阳真经就是让市场机制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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