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老师{:7_326:}{:7_309:} 老师，21号是不是一个时间点啊，如果5号开始变盘往下，那21号是不是止跌往上？ :loveliness赞同 {:7_317:} 主宰的时间因子不能被滥用。你们只能自己使用主宰时间因子并且仅仅用于实现有益的目标。如果你滥用任何有用的方法，那么你传播了什么，那么你也将会把自己陷入麻烦的漩涡中，这就是自然法则。我建议你们仅仅利用主宰的时间因子去看看未来将呈现的趋势，这对你们交易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必须要首先主宰你们自己，然后所有其他有帮助的东西才能变得对你们是有用的。
12.4日也是重要的变盘时间窗口{:7_317:} {:7_316:}
《我爱这土地》——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是现代诗人艾青于1938年写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以“假如”领起，用“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形象，直抒胸臆，托出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为何对陕北文安驿如此着迷，因为这绝不是一块平凡的土地。近代陕北两次闹红，影响中国百年，第一次是红军时的延安，第二次是知青下乡插队，延安的窑洞了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由此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知青下乡是 城市青年和偏远农村的又一次结合，经过农村历练的那一代人成为中国现在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都是知青出身，其中习近平、王岐山曾在延安插队。
陕北是一块福地，过去人们只知道延安有个杨家岭，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今天应该关注一下文安驿，因为这个小小的古驿站升起了两颗巨星——习近平和路遥，而且都是知青，青春在这里交集，曾住过一个窑洞，秉烛夜谈，交谈得很深，这至少说明里两个人有共同的志趣，惺惺相惜，至于谈的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未来？当事人不说，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是延安、延川、文安驿把他们连在了一起，而且他们人生的起点，世界观的形成，品格的确立都源自这一方黄土地，在这 里留下了他们青春岁月的汗水和泪水。
文安驿镇地处210国道，西距延安70公里，东距路遥的村郭家沟3公里，南距梁家河5公里。据史载，从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始筑城设文安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并入延川县，明清时期是陕北地区规模较大的驿站和繁华的贸易集镇。至今还遗留古县城墙、文州书院、古道驿站、烽火台等众多文化遗址。
文安驿名字起的好，文可激励斗志，安可安邦治国，路遥从文字，习近平从安字，今天就从这两人的人生履历说起。
命运在文安驿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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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清涧王家堡，1957年八岁时过继给延川文安驿郭家沟的伯父，1963年考入延川县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当造反派领袖，后结合进县革委会任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一个月后遭隔离审查遣返回乡，成为返乡知青，1969年担任村民办教员，同年11月入党，1971年在县办文艺小报《山花》发表诗歌50多首，1973年推荐上延安大学，1976年毕业，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奠定了在中国文坛的地位，1988年发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于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在西安逝世，享年42岁。
习近平，1953年6月15日生于北京，1969年1月，因父亲问题受牵连主动要求下乡插队，1974年初入党，同年担任梁家河大队支书，1975年10月推荐上清华大学化工系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毕业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秘书，1982年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83年担任正定县委书记，1985年任厦门市副市长，1988年任宁德地委书记，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进省委常委，1995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1999年任福建省长，2002年任浙江省长，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2008年任国家副主席，2012年担任总书记。
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交集，但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最终的结局也不同，都是精英，都是巨星，但路遥是璀璨耀眼的流星，习近平是指路定航的北斗星，比较两人的成长和人生阅历的异同对我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很大启示。
相同之处：出生于同时代，相差三岁半，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都有知青经历，都吃过苦受过罪不屈不挠；都有黄土地的生活经历，深爱这一片黄土地；都熟知农民 同情农民，都有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强烈责任感；都是有思想有个性有上进心的知识青年；都具有雄心壮志有领袖潜质，在逆境中不甘沉沦；都是几经周折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酷爱读书，知识渊博，悟性很高；都热心政治具有家国情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不同之处：一个出身草根，一个出身高干；一个说土话，一个撇“洋腔”；一个偏激，一个大气；一个自卑，一个自信；一个好邋遢，一个爱整洁；一个是山丹丹， 给点阳光就灿烂，一个是红牡丹，雍容华贵质不凡；一个孤傲自负难合群，一个平易近人善团结；一个个性张扬，一个低调行事；一个是烟花爆竹，聚一生能量来一 次绽放；一个是汽车引擎，装满油箱稳步前行；一个是造反派司令，一个是黑五类子弟；原本；一个是返乡知青，一个是插队知青，结果，一个成为文坛霸主，一个成为国家领袖。
文革十年是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不可避免的受到运动冲击，命运跌宕起伏， 1968年——1975年两个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优秀青年，命运驱使来到文安驿，书写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华章。
故事就从文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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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正赶上文革，10月份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参加了北京大串联，受到主席的接见，此时的习近平受父亲牵连，命运堪忧。那年冬天，由于出众的组织能力，路遥被推举为延川“红四野军”军长，成了造反派的头头，1968年9月15日，是路遥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不满19岁即以群众代表推选为刚成立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县长），与申易一起共事。
我小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个砍柴的穷娃让一个路过的算命先生看相，说他18岁能当县长，他妈听了以后说县长不能不识字，就凑钱让他上学，结果48岁都没有走出农村，因为识几个字，没长别的本事倒是沉迷小说，家里烂包光景不管不顾，成天幻想着林黛玉薛宝钗找上门来与他幽会，58岁得脑血栓一命呜呼，这事被村人传为笑话。18岁当县长是穷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遇到这样的算卦先生再穷都要多给块卦资的，路遥没有算过命，却实现了别人的县长梦，对于这段经历，多年以后路遥指着山下的延川县城对贾平凹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
可是好景不长，10月份，风光了一个月的王县长即被停职审查，11月被遣回老家郭家沟务农，直到1969年才在干爸的央求下谋的马家店小学民办教师一职，短短一年光景，天堂地狱大起大落，算是文革对路遥最刻骨铭心的洗礼，而且造反派头头成了他人生的“污点”，时不时被人当成把柄拿出来说事，对日后的求学晋职带来很多麻烦，正因了那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但是路遥是沙漠里的小草，给点雨露就疯长，他的好友高建群说路遥很有智慧，有很强的洞察力，同时雄心勃勃，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物，曾有人回 忆说，路遥当年在陕西作协院内出出进进，像头威风凛凛的狮子，他的“政敌”闻风而逃。路遥酷爱鲁迅的作品，也像鲁迅的斗士性格，鲁迅活了五十多岁，他只活 了四十出头，我不敢想象他们活到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1966年文革开始，习近平就因父亲是“黑帮”受到牵连，停学进学习班，1968年12月，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他主动报名意外获得批准，别人是哭着下去的，满火车的人只有他是笑着离开北京，他说：“不下去连命都可能保不住”，带着避风头的心态把梁家河当成栖身之地，起初，别人劳动他自由散漫，上山干活爬到山顶就气喘吁吁，不大干活，觉得这就已经接受再教育了，没有融入村民之中，三个月后只身逃回北京，被当成反流人员强制进学习班，这无异于坐牢，半年后不得不又回到梁家河，这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他的插队生活了，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 就是把身心融入到社员当中，这才能生存下去，这一干就是七年，凤凰涅般浴火重生。
梁家河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白天风里雨里劳作，晚上窑洞读书到深夜，切身感受中国农民的辛苦和向往，切身感受农民的忍耐和宽厚，切身感受到农民的朴素和务实，认真思索中国的问题和命运；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变成一个有思想有奋斗目标沉稳老成的村支书。
一个是返乡知青，一个是插队知青，1968年底，一个在延川县最辉煌时另一个在北京却最昏暗，最终挫折使他们殊途同归，来到文安驿的窑洞疗伤，路遥是1968年11月返回郭家沟，习近平是1969年1月来到梁家河，前后只相差两个月，那一年，一个19岁，一个不满16岁，在延川文安驿这块黄土地上，因为爱学习爱思考，机缘把他们的心交集在一起，路遥与习近平何时认识不得而知，但1971年前后曹谷溪和路遥几个人合编的《延安山花》诗集肯定受到酷爱读书的习近平关注，因《山花》在全国的出名变成县办诗刊的名字，《山花》麾下的20几个年轻人弄得风生水起，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自成一派--山丹丹派，与山西的山药蛋派秦晋两省遥相呼应，向世人展现了黄土文化的深厚实力。
习近平对这样一个产生于身边的文学杂志是很关注的，以至于40年后的2015年3月6日两会期间，他对上海代表团说起路遥：“路遥我很熟，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交谈得很深，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延川的两个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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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遥和习近平的延川岁月里，得到曹谷溪和申易扶助，改变了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
曹谷溪对路遥和习近平的友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是路遥的恩人，与路遥亦师亦友，1971年路遥人生低谷时期，是他把路遥借调到县委通讯组，主办《山花》诗集和诗刊，为路遥的创作和发表提供重要平台，是路遥人生崛起的引路人。
曹谷溪和习近平的关系也是通过文学建立起来的，在他印象中，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读书范围广泛，十分好学。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习近平40多年前当知青时的模样，他随身军包内装的全是书和厚厚的笔记。两年前，新华网发表了一幅“习近平在延川”的照片，是习近平1973年与3位青年好友的合影，这正是谷溪自己用延川县仅有一台“上海牌”相机，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前那道矮墙旁拍摄的。
曹谷溪说，1975年7月， 他给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延安报刊上写过长篇通讯《取火记》。他清楚地记得，进村采访时，因路陡不平，他乘坐的吉普车因打滑无法上坡，是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才将车推进了知青们居住的大院里。在《取火记》中，他记录了习近平为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延川山区设法用沼气进行煮饭、点灯的生 动事迹。他说，建沼气池需要沙子，是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到七八公里外的前马沟去挖的；建池时水泥运不进山沟，是习近平带头从文安驿把沉重水泥给背了回来； 当发现沼气池漏气时，也是习近平为紧急抢修，和技术员刘春合跳入了沾满粪浆、又脏又臭的沼气池中清洗池壁，那炎热的夏天把人烤得喘不过气来……习近平为民 办实事不辞辛劳，当年是他在梁家河点燃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池。
延安是个养人的地方，不管你遇到多大的挫折，在这里都能遇到贵人扶助，曹谷溪便是两人在延川遇到的第一个贵人。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和路遥同住一个窑洞时，曹谷溪说，路遥是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后才离开延川县的。由此推算，他俩在延川同住一个窑洞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作为北京知青，习近平当年来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路遥则是当地的回乡知青，他很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他俩那时成了朋友。后来，路遥还与来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林达（笔名程远）相识、恋爱并结婚。
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离延川县城约有20多公里山路，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他就会找路遥长谈。曹谷溪当时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路遥则是通讯组学员，他们都住在县革委会的窑洞中，窑洞既办公又住人。谷溪回忆道，当年习近平和路遥进行彻夜长谈的窑洞是“三间房”，这是专门供来客住的客房。谷溪说习总书记当年也爱文学、爱读书，他和路遥等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话题非常广泛，充满家国情怀。
在曹谷溪的眼里，路遥虽然只度过42年的短暂人生，但他有大情怀，他和习近平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1992年，路遥病逝前曾嘱托谷溪，他死后要埋葬在延安的黄土山上，要与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融为一体。1986年，习近平在厦门写信给他说：“离开延安，非常怀念，常常想回来看看。”1993年8月，习近平和他在延安久别重逢，还留下很多珍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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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延川遇到的第二个贵人便是申易，而且都是为了升学问题，路遥是1973年上的延安大学，习近平是1975年上的清华大学，当年推荐大学的最重要一关是政审，路遥的问题是造反派头头，习近平的问题是“黑帮”子女，申易为两个青年上大学亲自出马到处游说，最终两人如愿以偿，没有申易便没有两人未来的成就，一个文坛霸主，一个政坛领袖，在这个意义上，申易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果说习总书记最崇敬的两个县委书记， 一个是焦裕禄，另一个便是申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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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易（原本叫昜，网上以讹传讹写成易，对于陌生人名字只是个符号，关键是符号后面的人品令人敬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3月出生，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塞县委副书记、志丹县委书记、延安县县长、延安县县委书记、富县县委书记，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1991年1月离职休养。2011年6月16日在延安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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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走出了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为此，时任县委书记申易出力最大。
当时的知青出路有三条，一是招工，二是参军，三是上大学，路遥曾托人弄过一个招工指标，让给了恋人林红（也有叫虹的），为爱做出了牺牲，却被爱抛弃，差点 自杀，路遥的大学之路也是充满坎坷，先是被推荐到北师大，拒收，后来推荐到陕师大也拒收，最后通过申易的私人关系落脚到延安大学；习近平则不同，一不招工 二不参军，就是要上大学，而且指名要上清华，让上就上不让拉倒，这一等就是七年，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
无疑，即便在那个年代，上大学也是知青们最大的梦想。但工农兵大学考试为辅主要靠推荐。路遥政审卡了壳，按说路遥出自贫寒人家，祖宗十八代都是“受苦 人”，家庭成份介于贫农和雇农之间，可谓根正苗红，对此，面上的说词是因为路遥当过“造反派头头”，其实不然。文革中“造反派头头”不算问题，上海的“造 反派的头头”王洪文还能当上党的副主席，怎么偏偏到路遥就不行了呢？
那么，阻力究竟来自何处呢？其实就是有人告状，这都是路遥的张扬个性惹的祸，有人向招生单位反映说路遥在文革初期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本来不会吓住招 生单位，因为上面有明确政策：对文革初学生犯的错误“高中生以上的记入档案，初中以下的既往不咎”；至于其它问题，有当地政府的推荐，招生单位怕什么呢？ 其实，招生单位有不便明说的隐情，那就是不希望招一个不安分的学生回去。要说清这一点，必须了解当时的招生背景。那时招的学生叫“工农兵学员”，上面给这 些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各大学都有由学生组成的“上、管、改”领导小组，直接参与学校管理。招生人员以为路遥是喜欢闹事的人， 由此推想，县上极力推荐推荐意在甩掉这个“包袱”。于是就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县上越是推荐，他们越是拒收。
县上先把他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对方明明不愿接收，嘴里却说：“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才了，建议另谋高就”；后来又推荐给陕西师范大学，他们更“个 性”，当面说自己是“培养教师的，路遥应该上综合大学的中文系”，私下却抱怨说：“延川县奇怪了，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头上放。”眼看着招生到了尾 声，路遥仍没有着落。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申易亲自出马了，找他的堂弟——时任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申沛昌，详细介绍了路遥情况，希望延安大学能收下路 遥。在他们的努力下，路遥最终上了延安大学。
那么申易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帮助路遥呢？要说清这一点，就得说说这位可敬的老人了。申易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干部，也是一位能办成大事的干部，他对待知青就像 父母对待孩子一样，除了生活上关照，还善于发现培养苗子成为一方面专才，他主政延川期间办了三件大事在全国颇有影响：一是大办沼气，二是扶持“赤脚医 生”，三是支持文艺小报《山花》。北京知青孙立哲赤脚医生当得好，他就千方百计支持他、推荐他，最后孙立哲成了全国赤脚医生的榜样；北京知青习近平在村里 当大队支书，为了解决村民的烧柴问题，为保护当地已经稀少的植被，自费到四川学习建沼气的经验，并在村里推行成功，他就大张旗鼓支持他，在全县推广他的经 验，并冒着风险推荐他上大学；因为路遥帮谷溪办《山花》出了成绩，就亲自出面推荐他上大学。他就是想让做出成绩的人得到好处，受到重视，进而使全县人懂得 “只要有作为，才可能有地位”。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伯乐，而是一个有远见的基层政治家。他这样做，不但提携了人才，引导了社会风气，还使自己的工作做 得有声有色有名气。无论当时人怎么看待他，无论现在的人站在什么角度理解他，受过他扶持的人日后都用事实证明了他的不凡。
在习近平入党及上大学的问题上两次受到其父“黑帮”成分的牵连，关键时刻申易总是顶着压力力排众议：“谁的问题属于谁，我们延川不埋没人才。”在人生最困难时，是延川的百姓和干部接纳了他；在人生仕途出现机遇时，是延川的百姓和各级干部力荐了他；延川有恩于他。走的前一天晚上申易为他饯行，他说：“小习，不要急于回北京，先到洛阳看看你爸，也代表我。你们父子都在陕北这地土地上奋斗过。1931年，你爸习仲勋被党任命为陕甘边特委书记，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组织起了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1934年你爸被选为陕甘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他与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群众拥护……”申书记又说：“你要继承前辈的革命事业。你爸在志丹南梁闹红时，把命都扑上了。他被打倒时，我正任志丹县委书记，志丹人不认为你爸有问题。”
回报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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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父母官的扶持下，路遥和习近平张开理想的翅膀，向更高处飞去，但是，延川文安驿是他们的根基，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地，他们把魂留在了那里。
路遥人生短，近平志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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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热爱黄土地上的人民，却不愿做伺候黄土的营生，他强烈渴望离开农村，但即便是后来生活在故都西安，他也没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了半土不洋的人，终生在城 乡二元结构的鸿沟里苦熬苦打，但却为世人提供了不朽的文学作品。路遥是一位悲剧人物，在路遥的身后，其家族因为同样的肝病生计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三个弟弟英年早逝，两个妹妹病魔缠身，2007年6月，一生贫寒，老实巴交的父亲王玉宽静静地离开人世，2011年含辛茹苦的母亲因脑溢血辞世，如今，只有硷畔上那眼破窑洞仍屹立在黄土塬上，人去窑空，故物依旧，春风秋雨酷暑严寒，向慕名而来的每一位游客诉说着一段心酸的历史。路遥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用生命书写的不朽作品仍然激励着人们为人生梦想为奋斗。
习近平回到了首都，七年后依然主动下基层锻炼，先后在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又回到北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村支书锻造出来的总书记，除了乡镇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干过，一步一个脚印，如今成为中国这艘巨轮的舵手。黄土地是出人才的地方。延安出了个毛泽东，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政权；延川走来了习近平，给中国的政坛带来一阵清新之气，根基、人民，这两个古老而又朴实的词汇，你读懂了吗？
1987习近平在厦门曾深情地说：“文安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太亲切了。在我身边逆境之时，是文安驿这片土地培养、锻炼了我，也是这片土地保护、支持了我。今后不管过多久，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习近平对梁家河的回报也是赤子之心真情感人。插队时带领大家挖井打坝办沼气，成立鉄业社、缝纫组、磨面房，搞菜篮子工程；远在福建任职时还帮助拉电线、修道路、建小学，就连延川中学也是他多方奔走修建一新；至于乡亲们的生活，大到吕候生生病住院寻医问药，小到孤寡老人生活困难出资帮扶；当了总书记仍和乡亲 们书信往来，新年之前带着给每一户的礼物各家各户看望相亲，乡亲们交口称赞黄土地培养出来的这位好汉子。
多年以后，总结梁家河的七年经历他有两点收获：一是知道什么叫实际；二是增加了人生自信，清醒务实和大气自信，这两点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必备的素质。所为实 际就是对基层有着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知民情、体民忧、解民怨、想民愿，七年的农村历练不仅是劳动，更多的是对群众的感情，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经济总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问题说到底仍然是落后农民的出路问题，算上农民工中国的农民人口仍占六成以上，选一个和基层群众有血肉感情的村书记执政， 这便是最大的民意，也是百姓之福。
近两年，人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品格，与领航人青年时代在“梁家河学校”锤炼而成的意志品格交相辉映。革故鼎新，体察民情；重塑执政伦理，整饬官风；吹响改革号角，夙夜在公；永远目光坚毅，时刻笑容可掬；讲话胸有成竹，思考深邃磅礴……这就是“梁家河”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