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省得说我占用版面。。。。
我发布的信息都是来自互联网 仅供大家参考 ! 不代表个人意见 国内焦炭价格稳中上涨：市场需求较旺 生产成本增加虽然国内钢价维持震荡整理格局，钢铁上游原材料价格却在暗暗上涨。钢铁业成本压力的不断强化及其释放方式，令市场密切关注。据国内知名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线”的监测，随着焦煤价格的上涨和市场需求的好转，国内焦炭市场价格稳中趋涨。 据介绍，目前上海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在每吨１７５０元左右，江苏地区的价格在每吨１８００元左右，山东地区的价格为每吨１７００元左右，累计吨价上涨幅度达到５０元至１００元。 焦煤价格上涨，意味着焦炭的生产成本上升。冬季一向是传统的煤炭需求旺季，目前山西地区中小煤矿整合整顿工作尚未结束，北方市场可供资源紧张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而且由于雨雪，加上年底运力逐渐出现紧张，近期北方地区钢厂和焦化企业焦煤到货量有所减少。目前，山西地区９级主焦煤市场价格已经涨至每吨１３００元，较１１月初上涨了５０元。河北地区的价格更是涨至每吨１５２０元，较１１月初上涨了２６０元。 “西本新干线”分析师称，由于国内钢铁产量持续保持高位，焦炭的市场需求较为旺盛。据中钢协统计，今年１１月中旬钢协会员企业的日均粗钢产量为１２４．７万吨；预估１１月中旬日均产量为１５９．９５万吨。山西、河北等地的焦化企业均表示，目前钢厂焦炭库存不高，纷纷加大焦炭的采购力度，最近焦炭出货情况良好。山东、河南的焦化企业也反映，市场需求旺盛，焦化企业目前都是满负荷生产，厂内基本没有库存，出货顺畅。 据了解，随着焦炭需求的好转，焦炭企业上调价格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本月初，河北省焦化行业协会发布公告，称近期受频频发生的煤矿事故以及运力紧张的影响，煤炭价格一路攀升，协会提出１２月份焦炭价格每吨上调５０元至８０元。此前，河南地区焦化企业已经将焦炭出厂价上调。 与此同时，国际焦炭市场也出现了回暖迹象。据国际钢协统计，到今年１０月份，除中国以外国家的生铁产量已连续６个月呈回升态势，其中美国、德国、日本、乌克兰产量增长明显。截至１１月下旬，全球因金融危机关闭的７４座高炉，已经有４０座恢复生产。目前国外钢厂焦炭库存的总体水平不高，年底前都有补库存的需要，预计后期焦炭需求将继续回暖。 兴业银行将向铁道部提供1000亿元授信额度
兴业银行近日与铁道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将向铁道部提供１０００亿元授信额度，支持铁道部响应国家拉动内需、力保经济增长的各项举措，为中国铁路建设尤其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铁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据兴业银行介绍，在这一战略合作框架下，兴业银行将积极参与和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铁路网建设，尤其是重点参与合福线、福厦线、厦深线等铁路客运专线项目的建设，其中在合福铁路客运专线项目上，兴业银行已承诺将向铁道部提供总额为１２０亿元的贷款，并专门建立内部“绿色通道”机制，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福建省铁路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兴业银行成为支持福建省铁路建设、改变省内铁路行车慢、旅程长现状的先锋。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以来，兴业银行已向福建省铁路项目（包括赣龙铁路、向莆铁路、东南沿海铁路、漳泉铁路、湄港铁路等）提供了１２亿元信贷支持。 兴业银行表示，通过此次与铁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该行将持续加大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新一轮铁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并努力通过创新的金融产品、优质的金融服务促进福建省铁路又好又快发展。 对哥本哈根会议期待不能太高
为期两周之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遭遇到的问题远比此前人们想象的要多。尽管全球各国在节能减排的大方向上保持了一致，但在具体的减排方案上，却是各打各算盘，达成一个具备重大法律效率的全球协议，从目前看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大会前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减排承诺，令人对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信心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消除。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所做出的承诺远未能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自封为旗手的欧盟提出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减排20%，日本则为25%，而奥巴马政府则是4%，这一目标相较发展中国家所认为的发达国家应中期减排25%-40%的水平相距甚远。 目前看，发达国家进一步的让步十分困难，要达到发达国家目前承诺的目标，已经需要巨大投资，而被视为有助于达成减排目标的碳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巨大。据估计，碳税如果按照每吨45欧元进行收取，世界的GDP将大幅降低约12.9%。在当前情况下，大规模的碳税征收将会令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可能造成二次衰退。因此，发达国家能够达到自己承诺的目标已属不易，要想增加承诺，恐怕是力有不逮。 从理论上说，碳税的征收和转移支付，可以令节能环保企业受益，但政府参与其间又会导致效率问题，特别是当这种转移支付可能发生于国与国之间时，问题就更多。发展中国家坚持不做具体量化减排承诺，则为发达国家反碳税者提供了新的攻击标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让步，发达国家自然也更难以说服本国民众。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考虑，要达成“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要面临着严格的国际监督，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是难以接受的，而此前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承诺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但实质行动不够，令发展中国家抱怨颇多。如今发达国家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即便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许诺，其结果恐怕也仍以空头支票为多，发展中国家自然也更难以同意抛弃《京都议定书》中的双轨制。 达成全球性的气候方面的框架协议，是保护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所必需的，《2012》这部灾难片中的场景虽然目前只是在电影中展现，但如果各国不能着手应对气候危机，难保这种想象不会变成现实。但现实地看，要想在本次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就能达成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并付诸实施，的确难度颇大。这次会议交织了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的多重博弈，相互之间可谓是环环相扣，要想解开这种纠结，必须要全球各国齐心协力，做出共同的大幅度让步方能达到，而这种情况目前看似乎尚难成为现实。当然，即便气候大会真的难成“气候”，但只要全球各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共识能够更进一步，也未尝不能算是一个成就，或许我们不应把气候大会看成一个终点，而更应该把它看作是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一个新起点，以求在未来最终达成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这一终极目标。 明年金融调控在矛盾中前行
令市场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明年的货币政策目标：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也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此外，中央还重提了“管理通胀预期”说法，表明调控部门对目前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普遍预期已经加强了警觉。 不过，如果细读货币政策的表述，颇让人感觉“一头雾水”——货币政策怎样才能既保证持续稳定，又能够灵活调整？调控部门又会通过何种渠道在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能够管理通胀预期？可以说，货币政策的表述虽然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但却把“能说的都说了”，让市场感觉没什么重点、主次，对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预期颇有些混乱。安邦对2010年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明年将是调控政策复杂矛盾的一年。 首先，信贷指标可能会突破。虽然不少专家的内部消息是6万亿－8万亿，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地下经济环境，信贷与存款之间有一个交互作用关系，很多信贷会立即转换为存款，这样就有助于压制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显现和爆发。据《中国日报》8日援引中国银行一位未具名高管的话报道，政府已下令将2010年银行贷款增速控制在17%左右。按照这个框架，以今年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0万亿（截至今年10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9.29万亿元）来计算，明年增长率17%对应的新增贷款规模为6.8万亿，这仍然是一个较高的规模。 从目前情况看，明年国内投资的高速增长将继续创造巨大规模的贷款需求，7万亿的新增贷款很可能是控制不住的。即使在今年三四季度新增贷款出现了明显下滑，但目前各家银行的项目营销也已经为明年初的贷款投放做足准备，一旦政策确定即可着手实施，这意味着明年上半年企业部门流动性将重新变得宽裕。 其次，在银行资本金这一块，银行也会通过再融资、利润存留等渠道继续补充资本金，因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近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撰文指出，目前银监会对中小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对大型银行要求则为11%。而中央汇金的副董事长李剑阁7日表示，中央汇金倾向用市场化的方法去帮助中国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无意通过减收股息以改善银行的资本水平。选择适当的融资渠道，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银行融资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第三，政府虽然对通货膨胀有所忌惮，毕竟需要经济增长有“热度”，这样经济表面上就好看。现在经济管理层中，很少有人经过90年代的宏观调控时期，缺乏应对经验，所以估计政策操作中，最后还是以维持热度为重点。这种情况与引爆1990年代末国内经济危机的原因，几乎完全一样，最后肯定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第四，明年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会上扬，加息可能出现，但这几乎是象征性的。一般而言，政府对通胀和资产价格风险的最初反应先会是适度收紧市场的流动性，其次才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并进而加息。鉴于目前通胀风险不断积蓄的情况，明年年中的某个时点央行很可能将加息。当然，前几次加息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很大，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效果；只有急速连续的加息才能对价格上涨起到实效，但这已经是2011年以后的事情了。 第五，今后最大的问题恐怕就在于矛盾冲突，因为政策着眼点出现偏差，应该着眼的是经济发展，而实际着眼的是社会形象，必然导致形势发展超越政策，朝令夕改恐怕是难免的。 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释放的政策基调上来看，决策部门对目前的货币政策取向不是很明确，表述上也颇多矛盾。我们认为，不仅明年的贷款投放很可能将超过预定目标，而且从政策取向上来看，2010年恐怕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面上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年。 2010年宏观经济复苏之势将延续
在昨日召开的广发证券2010年投资策略报告会上，广发证券总裁李建勇表示，明年宏观经济将延续复苏，并进入相对平稳的增长时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来自消费增长。 李建勇指出，2009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作用下，投资快速增长，消费需求稳步上升。纵观2008年以来季度GDP增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V型走势。 李建勇认为，2010年V型右段可以延续，可称之为非对称V型走势。民间投资在国家投资带动下，将渐趋活跃，在消费继续稳健增长，出口逐步好转因素的推动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10%。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迟滞，出口难以强劲表现，明年将进入相对平稳的增长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仍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投资增长仍有很大空间，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持续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 李建勇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来自消费增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各国经济转折点。消费增长为GDP贡献度不断提高，消费及消费品工业快速增长，也是工业化中后期主要特点。此次经济危机冲击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必须转向内需，这是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动力。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把调结构、增加消费需求作为明年工作重点，因此应对中国消费增长前景充满信心。从政策面来看，美国由于受制于高失业率，刺激政策短期难以退出。即便如此，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日益明朗，世界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退出的概率仍在不断上升。美国刺激政策退出不仅影响全球流动性格局，还将影响主要风险资产价格。政策退出时机及方式，将是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所在。 夯实地方财政实力 “城镇化”才有着落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来控制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我国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正面临着空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城镇化，是对既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发展取向的扬弃，符合当前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向。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极有可能意味着，城镇化将接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笔者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体制转型的顺利推进，城镇化的构想要从纸面走向现实，尚需全面优化财政体制的运行模式。而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先得缓解地方财政资金困境，进而使之成为助推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主角。 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能源利用率低、生态污染严重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代价是高昂的，并不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气候、环境问题，我国政府也以大国的姿态主动提出“将在2020年前碳减排40%至45%”。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因此必然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而工业化急需被取代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则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却面临着消费无力承接的尴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国内的储蓄率由-2%一跃达到7%，信用消费需求大减。原有“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消费滞后一直是困扰经济有效增长的短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将大笔劳动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到农村老家，而并不在当地消费，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难以在国内得到消化。 中央此次强调城镇化发展，将有望适时解决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国内，城镇户口并不只是身份标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的享有权。一旦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大量进城打工农民的家庭将可以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当地教育、医疗、商贸、餐饮、金融等方面的需求随之激增，进而有效地消化前期工业化模式下的供给沉淀。届时，消费将会接过投资的“接力棒”，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很显然，中小城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增量投入，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吃紧。这在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显：许多投资项目却因地方政府财力所限无法正常开工。由此，面对城镇化过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中小城镇的财政实力都将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河南郑州曾在2003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当地财政的压力骤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为突出。2001年11月至2005年４月，在郑州市转户的38万多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学龄前儿童就达10万多人。一时间，当地中小学班级爆满，部分学校操场甚至站不下全体学生。而入城农民也发觉，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最终，该地敞开的户籍大门悄然关闭。 导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财税分权体制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从全国总体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的困境倒逼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预算外收入，“卖地生财”也因此而来。所以，在城镇化发展思路大规模付诸实施之前，当先行夯实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实力。以笔者之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改革税收分配结构，财政分配体制要设法平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其二则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前者在短期内实现体制性变革的概率不大，但是笔者认为，为切实推进城镇化步伐，扩大中央财政到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似乎应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伴随着前期地方政府债融资模式的开闸，让人们看到了财政融资体制改革推进的曙光，这也有可能促使基层地方财政为推进城镇化提供金融市场支持。只是，地方债市场普遍遭冷遇，说明此类金融产品制度设计仍有待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推进。 民生与增长两者并举解开头号宏观难题
在经济处于并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下，将改善民生作为明年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把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统筹考虑的结果。而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正切中了要害。这让我们对明年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在关键时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国宏观政策走向的猜测和误会，将明年工作的主基调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改善民生两者并举。 2009年，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靠着4万亿的刺激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逐月上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表现上佳。但是，在经济回升的同时，CPI和PPI也跟随上涨，不出意外，11月CPI将回到正值，而沪深股市表现更是抢眼，股指翻了一番还多。有关资产价格上涨，将引起实体经济通胀的担心和议论，不绝于耳。 因此，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宏观决策者的头号难题，就是确定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哪个为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际上，是把保增长当作了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是经济结构面临的深层次调整，还是就业的空前压力，都必须、也只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解决。至于通货膨胀，此前中央提出要管理好通胀预期，这已足够。如果把防控通胀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势必掣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核心目标。 就通胀发生的现实基础来说，也不宜把通胀看得过于严重。现在多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亟须压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多已企稳，像去年那样的大幅度波动再次重演几率不大；而食品等在CPI中权重最大的商品，虽有短期的扰动，但是增加供应不会困难。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增加比较缓慢。种种因素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包括CPI在内的商品价格指数的过度上涨缺乏依据。即使CPI转正了，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涨幅必将十分有限。而央行控制通胀的手段和能力，也是足够的。对于通缩持续一年有余，目前还处通缩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通胀仅仅是芥藓之疾，何况适度的通胀，对于保持总需求的增加，还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即强劲的内需还不具备，明年的增长，还得遵循投资拉动的路径。因此，明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当然在具体执行上，将有适度微调和弹性空间，而这仅是“技术问题”，而非“大政”，这就回应了各方对于明年政策是否变动的疑虑，给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果说，通过刺激性政策保经济增长是短期任务，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则是经济的长治久安之计。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下获得的最大共识。 内需的核心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非企业、更非政府的投资。所以，扩大内需，就是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靠的是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加，这除了需要经济的增长，更需要有重大的制度变革。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切中要害。最近几年，国民收入过度向非居民倾斜了。 先是农村居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人群，但消费能力最低。这既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更有制度性的约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对几千万已在中小城市经商、实际居住多年的农民工的福利，对于他们的子女，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样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非但是重大的公平举措，也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全社会每个角落的实际行动，为解决这部分本来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也为更多的农民进城，扫清了制度瓶颈。“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传统思路是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而允许农民进城，消弭他们的农民身份，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更根本的途径。有人担心，农民进了城，没有工作怎么办？其实，这是误会。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里的工作机会更多。 其次，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投入。此前，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公平医疗服务的思路，而教育部也表示将就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做出决定。 住房，是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心腹大患”。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报告说，85%的城市家庭买不起房。人们希望房价回归正常，可是房价是开发商、众多央企、地方政府、银行以及热钱等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也与现行财政体制有关，单是那剩余的15%的富裕家庭，就有足够的能力把房价拉高。但是，解决住房难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况房价的高低，也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决策最重大问题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可能就存在争议的房价本身给出说法。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政府在其中的任务，也就是“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这说明，让“居者有其屋”，同样是政府的责任和愿望，而且政府一直在行动。 在经济处于并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下，将改善民生作为明年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把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统筹考虑的结果。这让我们对明年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我国“三驾马车”结构性矛盾有多大
我国消费一直存在两个反差：一是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消费率持续走低，使我国大量过剩产能需要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的体制矛盾，为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转型奠定制度基础。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近日，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的投资率高，所以显得消费率低，其实，中国的消费率并不低。还有分析认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并不高，所以中国经济并不是出口主导型的。有感于这种奇特的比较方式，笔者就当前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方式为什么要转型，谈几点看法。 1、消费实在低，投资实在高 我国消费一直存在两个反差：一是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年至今已下降13.7个百分点；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35.3%，跌至历史最低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消费率过低导致我们不得不长期依靠外需 消费率的持续走低，迫使我国大量过剩产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以此来保证增长，促进就业，从而导致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38.47%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66.82%。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必将带来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型企业大量裁减农民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跟不上，老百姓花钱有顾虑 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相关。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削弱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由1996年的最高点53.4%下降到2007年39.74%，十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余份额增长了31.29%。和国际相比较，美国劳动报酬占净收入比重达到75%左右，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 虽然最近几年为落实民生政策采取了各种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收入流动性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规模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带有“逆向调节”特征。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效应，难于形成有效的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比例。公共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的问题迅速凸显。 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教育方面，2008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0%，而发达国家在4%-6%之间，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在3%以上。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2.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德国和法国，政府用于失业救济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24%，美国和英国约为12%，日本为18%。在医疗卫生方面，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为4.52%，而发达国家在6%-9%之间。 消费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直接相关。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为未来可能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提前准备，降低了即期消费水平。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构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是“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一个亮点。但总的来看，尽管“十一五”时期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居民的目标尚未达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破题。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仍在拉大。由于基层财政的困难，现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状态。在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还面临着十分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4、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的体制矛盾，为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转型奠定制度基础 国际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循环机制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结构性失衡，也掩盖了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外部环境下，减少产能投资、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转变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中长期改革发展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任务。 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内，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改革的配套，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如果没有社会体制改革的跟进，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多数人，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大家都期望分配正义，希望政府能够在再分配上做得更好，但同时也发现，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相当多不合理的因素，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相关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制度结构整体演进的动态过程，单项的体制改革推进的时机条件、以及对整个制度结构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 新阶段应更加重视通过新型城市化释放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城市化是我国中长期扩大内需的主要出路。传统的城市化模式有诸多体制性弊病，如城乡分割等。新阶段的改革应当采取多项制度创新，为新型城市化提供制度保障。 为减排施连环“计” 能源、高耗能行业“大考”逼近
全球气候大会正在哥本哈根紧张地举行，其结果尚未可知。但既然宣布了自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管哥会最终结果怎样，中国都已经踏上了大力节能减排的征程。这会是一个令诸多行业痛苦的过程，但凤凰涅槃，经过痛苦的调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 正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讨价还价之时，我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也一阵紧似一阵。就在昨日，工信部出台了《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加快钢铁企业联合重组指导意见》也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不日出台。 表面看似两桩不相干的事，背后却是紧密相关。事实上，从以山西为首的煤炭资源整合，能源新产品价格改革相继落地且步伐加快，再到国务院“重拳”出击钢铁、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落后产能，环环相扣的一系列动作，背后都围绕着“减排”这一个主题。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宣布的减排计划，已经预示着我国能源等相关产业链上的每个板块都不能逃脱被“调整”的命运。而现在，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 煤炭资源大整合 供需结构调整“一箭双雕” “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仅仅是全国煤炭资源整合的先锋。”国土部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在山西取得经验基础上，其他煤炭资源大省也将陆续推进整合。 早在10月底，国土部等中央十二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计划在2010年进一步推进煤炭等矿产资源整合。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山西推行的整合小煤矿模式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复制。而据记者了解，目前河南、河北、内蒙，以及黑龙江等煤炭资源大省，都或多或少的为资源整合做前期准备。 光大证券煤炭分析师陈亮认为，“正是由于山西展开了大规模的资源整合，缩减供给，使煤价保持稳定，而没有像其他商品那样大幅下跌。” 可以说，煤炭资源的整合，既为调整能源供应结构做了铺垫，又为增强了国家对整个能源价格的控制力，可谓“一箭双雕”。其中，前者与“减排”目标的实现直接相关。 实际上，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长远来看终将减少煤炭消耗量，为此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加以控制。 “200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2.47亿吨标准煤，GDP为18.32万亿元人民币，万元GDP能耗为1.23吨标准煤，要在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万元GDP能耗将降至0.68-0.74吨标准煤。”太平洋证券高级研究员张学说。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煤炭消费占总体能源消费的69%。根据承诺，我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200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7.1%，因此，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将上升7.9个百分点，煤炭的比重可能会降至60%左右。按此计算，从2010年至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增长每年要控制在4.6%——5.3%。”张学说。 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煤炭供给和消费增长情况来看，远远超过这一数值（今年前10个月我国全国原煤产量24.18亿吨，同比增长11.4%），为此进行调控势在必行，煤炭资源整合会进一步加速。 然而，短期内非化石能源如水电、核电投资周期较长，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成本高，还无法大规模替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的因素，需要进口，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因此，短期内煤炭仍是满足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主力，煤炭消费需求增速不可能快速降低。 减排“倒逼”淘汰过剩落后产能 一方面控制供给，另一方面还要控制需求，中国政府正在为“减排”全方位做“减法”，淘汰钢铁、水泥、玻璃等“两资一高”产业的过剩落后产能便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棋。 记者注意到，中国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已远远超出了“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显示了中国力促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的认真而负责的态度。 “落后产能不尽快退出市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就不能有效解决，节能减排和产业调整振兴目标就难以完成，经济发展方式也难以转变。”但是，面对新的减排目标，“越往后减越难度越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直言。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则直言，我国更高的减排目标承诺，对于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而言，其任务非常艰巨，“所以我们才提出来加大淘汰落后，以及加快结构调整。”熊必琳说。 记者注意到，就在本月初，工信部最新发布了《分解落实2009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通知》，不但将任务分解到各省市地区，还大幅调高了今年我国淘汰落后产能量，有些产业落后产能淘汰量甚至翻番。 其中，炼钢2113万吨（原定1000万）、炼钢1691万吨（原定600万）、焦炭1809.1万吨（原定600万）、铁合金162.1万吨（原定70万）、水泥7416万吨（原定5000万）。 并且，通知还增加和明确了淘汰其他落后产能量，包括电石46.68万吨、电解铝31.35万吨、玻璃600万吨、造纸50.7万吨、酒精35.5万吨、味精3.5万吨、柠檬酸0.8万吨。 记者了解到，虽然淘汰上述落后产能对减排目标贡献率尚不明晰，但政府推进的决心和手段却很“强硬”。 以水泥为例，足见政府出拳之重。 一位接近中国水泥协会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这次政府所选择的方案是“最激进”的一套。即对今年9月末之前所有未开工项目全面停建清理，平板玻璃亦是如此。 “作为行业管理部门，我们感觉压力很大，必须积极应对，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信部原材料司巡视员贾银松表示，加大淘汰落后执行力是一个难度很大问题，为此要发挥和运用经济和市场的办法，如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差别的排污费等 而据记者了解，除上述“重拳”外，工信部还在制定非常严格的《水泥行业准入条件》和2010——2012三年内彻底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能源等要求的落后水泥、平板玻璃时间表等。下一个会是谁呢，电解铝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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